把新青年社当作文学社团进行系统研究，指出《新青年》的作者群与编辑集体形成了文学社团，是本书的立足点。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将当时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还原到日常生活的逻辑上加以考察，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材料来探寻新青年社团的形成，披露、考证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它们为深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中的一册，“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本丛书共有七种，分别是关于《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佘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

001／总序陈思和

00l／绪论

001／第一节 课题来源及《新青年》研究现状

005／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上篇 新青年社团的孕育

003／第一章 陈独秀和《青年杂志》

003／第一节 陈独秀和《青年杂志》的创办

014／第二节 《青年杂志》的办刊思路

025／第三节 《青年杂志》的“修身治国之道”

038／第二章 《新青年》标“新”招兵

038／第一节 《新青年》吸引新作者

044／第二节 新青年加入《新青年》

055／第三章 胡适与文学革命

056／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源起

060／第二节 钱玄同投身文学革命

中篇 新青年社团的形成

073／第四章 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

073／第一节 蔡元培长北京大学

078／第二节 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假履历

102／第三节 新青年社团的形成

123／第五章 核心社员聚结北京大学

123／第一节 刘半农入北京大学

129／第二节 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

137／第三节 刘文典入北京大学文科

140／第四节 陈独秀提携李大钊人北大

153／第六章 《新青年》吸纳周氏兄弟

153／第一节 周作人与《新青年》

162／第二节 《新青年》推出鲁迅

185／第七章 新青年社团的文学革命主张

185／第一节 白话文学主张

190／第二节 国语文学主张

195／第三节 人的文学主张

200／第四节 平民文学主张

下篇 新青年社团的分裂

213／第八章 新青年社团的思想分裂

213／第一节 谈与不谈政治的思想分歧

235／第二节 新青年社团与国故党论争

256／第九章 新青年社团的解体

257／第一节 蔡元培抛弃陈独秀

271／第二节 《新青年》编辑权之争

277／第三节 新青年社团的最终决裂

287／参考文献

298／后记

章士钊在《甲寅》提出吾人今后“惟一的觉悟”是“政治的觉悟”，高度重视“政治根本之精神”。《青年杂志》继承了《甲寅》的这种注重政治根本精神的做法，表面强调“不谈政治”，不直接评论时政，而是冀图通过学理的灌输，更具体地把政治根本精神落实到青年身上，向青年宣传个人主义等西方新思潮、新思想，辅导青年学习“修身治国之道”，从根本上提高公民的自觉。《青年杂志》创刊时，袁世凯正做皇帝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社告的第一条中就明确宣告：“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陈独秀在创刊号上紧接着社告，发表《敬告青年》，论述国家兴亡取决于国民的觉悟和智能的“自觉心”，而希望则寄于青年身上：“予所欲涕陈泣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并找出了衡量这种“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的六条标准，表明创办《青年杂志》志在造就“新青年”：新型的国民，从根本上探求拯救中国的道路。陈独秀这时心目中的“新青年”“以个人为本位”，还没有超越梁启超的“新民”论。陈独秀同时还论述了“新青年”的六条“修身治国之道”：“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并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强调科学和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陈独秀强调的这些“修身治国之道”，就是在政治形态方面具有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权平等观，在社会和历史观方面具有进化信念，在人生观方面具有进取精神，在民族观方面具有与世界联系的观念，在伦理观方面具有实利主义观念，在信仰观方面具有科学的理念；其实质上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彻底掘挖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思想文化基础，初步揭起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旗帜。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则更直接在痛陈公民素质的根本要求之时，明确宣告：“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高一涵的这番话肯定是有所指而发，是在痛批袁世凯的帝制逆流。陈独秀还以“通信”和国内大事记的形式，驳斥帝制谬论。所以说，《青年杂志》实质没有回避政治。

《青年杂志》立足“改造青年之思想”，向青年宣传西方的民主政治，西方的新思想、新思潮，以提高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在培养一代具有现代的民主政治意识的青年的同时，进一步把《甲寅》的“政治的觉悟”具体化为青年的“伦理的觉悟”。陈独秀承接着章 士钊的政治理念，指出即使多数国民达到“政治的觉悟”，还仅仅是具备共和的“真精神”的第一步，而要多数国民达到共和的“真精神”的最重要的最后的一步是“伦理的觉悟”。因为只有“政治的觉悟”，没有“伦理的觉悟”，“共和立宪”就不会“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陈独秀最后进一步强调指出：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承继章 士钊的思想，提出辛亥革命后国民的政治已觉悟了，共和之所以还“在惝恍迷离之境”，全因为国民的伦理还没有觉悟，并更进一步把“政治的觉悟”具体化为青年“伦理的觉悟”。因此，《青年杂志》把青年的修养放在首位，辅导青年进行治国修身，自觉进行伦理思想的革命。《青年杂志》的这种办刊宗旨是《甲寅》办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P016-017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由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负责策划招标、并要求我去承担。其实我当时手头正在做自己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项目，无意再去承担这么一项任务，只是碍于南京大学董健教授、丁帆教授等朋友的情面，也出于本人担任了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一向无所贡献的惭愧，才勉强答应与丁帆教授一起来担当这项工作。但是一沾上这个项目，就觉得是湿手遭了面粉，事情越来越麻烦。其原因之一，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资料积累不多，不足以在此基础上作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文革”结束于今差不多有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意义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全国有上百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获得学位，走上专业岗位。但奇怪的是，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的成果却甚少。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列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1035条，文学流派的47条，其中不少流派也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应属社团范围，如以胡风为核心的“七月一希望派”。而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成书出版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不满十种社团资料集，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要社团也付之阙如；在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策划一套颇有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资料两种，但好像也只出版了关于《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狮吼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研究方面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论著，其他似都不了了之。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的工具书，除范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和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等少数几种外，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关于创造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成果较多外，大多数文学社团都缺少专门的论述研究。倒是在相关作家研究中有一些涉及社团的资料积累，如周氏兄弟的传记研究中有语丝社的资料，徐志摩、胡适的传记研究中有新月社的资料，茅盾、郑振铎的传记研究中有文学研究会的资料，陈独秀的传记研究中有《新青年》的编辑情况等；此外在有关社团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资料和观点大多是局部的、零星的，并不是整体、系统的社团研究。这与当前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显然是不相称的。其原因之二，是项目内涵的扩大，现代文学不能仅仅理解为新文学，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准确理解应该是“中国一现代一文学社团”。既然是“中国”，就不能仅以大陆地区为限，自1895年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地区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地区，在文学领域都曾经产生许多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大小古典诗社多达三百余个，可说是每一小村落就有一个诗社，这样一种壮观的诗社现象，如果不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真是谈不上研究中国的现代文学社团史；而且，既然“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就应该包括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社团现象，如南社，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文人社团，但由于它不属于新文学，在以往研究中便被摒弃在现代文学视野以外。这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做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目前确实还没有具备成熟的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所进行的项目课题就有必要再作论证，从实际出发，完成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作为第一步，就是逐个地对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社团进行资料搜集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系列个案的研究。或者说，整体上的现代文学社团史暂时无法完成，但我们可以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文学社团的“史”的梳理和书写，来综合成一套内容多样、各自独立的现代文学社团的个案史。这就是目前我们编辑这套系列研究丛书的目的。在第一辑中，有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南社、栎社以及以施蛰存等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团体。这七个社团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传统文人社团的模式，如南社和栎社，其成员主要是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诗会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情怀、交流心声，诗文创作似乎是他们从事社会活动之佘的一种高雅消遣。第二种模式是依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他们利用结社活动来聚集力量，向社会发出改革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是浑然一体的，文学如同生活。第三种模式是以同人刊物为核心聚集起来的一个作者阵营，因为是“同人”，作者队伍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社团。如新青年社与语丝社，这个“社”本身意指“单位”(杂志社)，但也可以转喻为社团。它的标志是刊物，刊物在社团在，刊物停办，社团也就不存在了。第四种模式是文人的小团体，虽无明确的结社意识，但因为经常聚集在一起而含有了社团意义。如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聚集经历了多种形式，但始终代表了某种审美倾向，因此也可以算作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社团。现代文学社团的模式远不止以上四种，如以政党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组织，还有纯粹的演剧组织，如剧社，暂时不在本系列研究之中。我们挑选了比较重要的文学社团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其发展过程中再连带出其他一些相关小社团，如语丝社带出了莽原社、未名社和狂飙社，等等。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团与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这次我们组织人力撰写社团史书系，重点在人事，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强调社团是如何形成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社团与社团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展开的，人物的行状、言论、个性都作为我们描述的对象，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到现代文学最原初的起点：个人的文学活动。有一位专家在审读本丛书中的一本创造社研究论著时指出：“这本著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寻绎创造社这一风格独异的文学社团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历史，体现出一种精彩而务实的社团研究学术自觉。文学社团是由人构成的，其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特质和各种复杂性都与人员构成密切相关。以前的创造社研究，主要从大致的理念和情感取向着手，对于创造社的内部人员结构、权力结构常常取模糊姿态，致使许多问题只能流于语焉不详，如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创造社小伙计与元老派的实际关系到底如何，这本著作从创造社人员构成及其权力构成的角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创造社研究而言的，但也说出了我们研究每一个社团所希求的努力方向。

每一个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征，每部研究著作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在这里不再一一评说。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本书系坚持从资料整理着手，在确定写作要求和体例时，曾要求每本著作控制在二十万字以内，其中三分之二篇幅为社团史内容，另三分之一篇幅选载有关社团资料和编撰大事记，但最后的成果完成时，除了文学研究会一本在字数和体例上达到了要求，其他各部著作在字数上都超过了原来规定的要求，迫于出版社的篇幅限制，我们只好将各社团的大事记都删除，以保持篇幅上的统一。这些大事记将来再找适当的机会发表。二，目前所出版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书系的第一辑，第二辑的选题，如新月社、浅草社和沉钟社、大风诗社、七月一希望派作家群体等，也都在撰写的过程中，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把这些成果再次结集发表，使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陈万雄先生的著作《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先生的著作《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先生的论文《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都从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上给予本书系指导性的启发，在此谨表衷心的鸣谢。

2006年3月27日于黑水斋

2003年8月底，阳光明媚的上午，复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我从顾美娟老师手中接过进站材料、公寓的钥匙，正式成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后，跟随陈师思和先生研究新青年社团。

《新青年》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但真正触摸真面目却颇不容易。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藏书颇丰，在全国堪称数一数二，但也只有原版的《青年杂志》。复旦大学图书馆虽藏齐各卷《新青年》，但却是1935年的影印本，各期杂志均没有封面封底。为看到原版《新青年》，我在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流连，不但触摸《新青年》的真面目，而且从《新青年》的封面封底发现了颇多隐藏的历史事实。

阅读《新青年》非常愉悦，但研究却枯燥乏味。但我甘坐冷板凳。我曾为还算成功的商人，在生意一帆风顺时又回校园先是苦读博士，后又做一个又一个博士后，支持我的信念是父亲的期望。

父亲是一位非常苦命的乡村小学校长。还在2岁时，我爷爷，一位土财主，就因病而逝。在父亲的记忆中，没有一丁点父亲的痕迹，更没有父爱。我奶奶，方圆数百里最漂亮的寡妇，这年还没满20岁。父亲是家族中惟一的男丁，奶奶是惟一的大人。寡母孤儿，无依无靠；孤儿寡母，生活艰辛。寡母守护着日益破落的家，守护着日益长大的幼儿，守护着日逐增长的希望。为呵护孤儿，寡母求助佛祖。除了照顾幼儿，就是念经吃斋。乐善好施，恩泽乡人。逐渐长大的孤儿，因寡母的熏陶优柔寡断，没有遗传祖辈的血气方刚。但天资聪慧，多才多艺，善良孝顺，一心向学。从私塾到小学，从初中进高中，成绩总是或一或二。寡母深感欣慰。寡母孤儿相依为命，日子虽平平淡淡，却也其乐融融。突然有一天，乡人全疯狂起来，说是翻身解放了。漂亮的寡妇成了地主婆，因不甘受侮，一根绳子，永远离开了疯狂的乡邻。放心不下孤儿，眼睛永远没有闭上。疯狂的邻居认定：慈母肯定给孤儿留下金银财宝。他们瓜分了寡母孤儿遮风挡雨的房屋，他们割分了寡母孤儿赖以生存的田地，他们搜刮了寡母孤儿赖以生活的财产。但他们还不心足，梦想不劳而一天暴富，希望寄托于寡母孤儿，渴望有金山银山。孤儿刚上高中，奔丧回乡，被疯狂的乡邻关押，拷打追问：金山银山在何方?善良的中学生，从教室掉进私牢，从天堂掉进地狱。失去了慈母，失去了家财，失去了亲情，失去了自由。没有了家，没有了钱，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希望。但乡人已财迷心窍，丧失天良，仇恨填满心头。善良孝顺的中学生，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知否，在暗无天日的私牢，多少个日夜没有吃，不能睡。知否，还没发育成熟的膝盖，碎玻璃上跪了数天，鲜血流了一地。知否，穿在身上的衣服，被乡人强迫脱了。知否，知否……数十天后，孤儿离开村子，少爷变成了乞丐。全部财产，只有一身破烂衣衫。他因此告别少年，告别学校，告别幸福，承负着政治欺视，承担着生存重压，开始流落。大学成了永远的梦。

我终于考上省城的大学时，父亲脸上才又绽开笑容。那夜，在车站旁很脏很吵的旅社，父亲一夜无眠。凌晨，父亲送我上长途汽车，一忍再忍也忍不止的泪水，汹涌而流。那是圆梦的泪水，希望的泪水，幸福的泪水。汽车慢慢前行，父亲渐渐模糊。剁那间，我泪水汹涌，满脸泪水。突然远离父亲，我茫然恐惧。仅读过8年中小学的我，面对将要开始的大学生活，不知道路有多远多难走。我害怕我会从此远离父亲，我害怕我不能尽孝父亲，我害怕我父亲未能幸福。父亲，我是那么爱你!

大学毕业后，在家乡美丽的港城，在一间所谓的部属大学，我成了一老师。数年后，父亲也提早退休进城，和儿女住在一起，一家欢乐无穷!儿女们都让父亲自豪!我在大学教书，哥哥是一家跨国企业的翻译，漂亮的妹妹在军工企业上班，小弟在小城最好的中学上学。父亲苦尽甘来，享受幸福。20世纪90年代初，我突然下海，哥哥、妹妹为支持我，也毅然辞职。曾一贫如洗的家，逐渐富足起来，小楼名车。斯时选定一生从商的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企业管理专业，希望成为企业家。

家庭虽然富足了，但父亲却缺少笑容。父亲的梦不是儿子成为小老板，而是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专家，最好是能够成为作家，创作出洛阳纸责的小说。为了父亲的梦，也为了自己不灭的文学梦，从新西兰归国的我，又走进考场。从此，我逐渐远离商场，先在百年名校随范师培松先生攻读文学博士，又有幸入复旦随陈师思和先生做文学博士后，又再入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随黄瑚教授研究传播媒介。为我自己，为父亲!

在复旦的日子里，陈老师的学问人品，让我受益匪浅!我追随陈老师做学问，跟随陈老师学做事。感谢陈老师，没有他的栽培，就没有这个课题；没有他的教诲，就没有这本书!更感谢师母，她永远是那么大方、那么慈祥、那么美丽，那样关心我们!在陈老师家，能够感受春天般的温暖幸福!

我要感谢钱谷融先生，在我对从事学术迷茫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没有钱先生的鼓励，我可能不会选择学术的道路；没有钱先生的扶持，我可能不会走上学术的道路；没有钱先生的热心推荐，我可能不会被陈老师接受为博士后。更要特别感谢范先生和师母。范先生不仅引导我从商场回到课堂，而且言传身教，不但让我的学问长进，更让我懂得很多人生的道理。范先生和师母对我的呵护就像慈父慈母!我将一生感激他们!

章 培恒先生和陈思和先生从我的课题开题，就一直给予指导与鼓励。以章 先生为首的专家组，评价我的研究报告“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以及《新青年》社团的形成，均有不少鲜见。他的研究思路将当时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还原到日常生活逻辑上来加以考察，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材料来探寻《新青年》集团形成之因，并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很有创意，有助于进一步梳理与研究新文化运动，深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并给予优等的评价。”感谢章 先生的鼓励与肯定，也感谢专家组其他专家的批评、教诲。他们是：黄霖教授、龚群虎教授、朱立元教授、周斌教授、吴金华教授、陈正宏教授。感谢流动站秘书李玉珍老师。尤其感谢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的顾美娟老师。她是那么尽心尽力，为我及所有的博士后创造良好的生活及学习环境。

关于这本书，我只想说明一点：因为顾及丛书的体例，删去了研究新青年社团文学思想的内容。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中，这部分的篇幅有十多万字。

在攻读博士及做博士后的五年中，严慧硕士给了我很多很多无私帮助。我不但和她讨论我写的每一篇论文的观点，而且和她商讨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的研究和写作。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这么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我尤为感激!

在攻读博士及做博士后的五年期间，我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学术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社会科学战线》、《江淮论坛》、《内蒙古社会科学》、《安徽史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台湾《传记文学》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感谢发表这些论文的责任编辑王保生先生、徐中玉先生、陶原珂先生、林建法先生、尚永琪先生、张忠平先生、冯军胜先生、汪谦干先生、林利藩先生以及简金生先生。

在攻读博士及做博士后的五年中，很多同学朋友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这些人能列出很长的名单。他们是卢建和先生、王尧教授、栾梅健教授、鲁枢元教授、曹惠民教授、方汉文教授、刘锋杰教授、王光东教授、殷国明教授、陈龙教授、季进博士、黄水源博士、丁晓原博士、徐国源博士、杨新博士、江勇博士、张涛虎博士、化振红博士、王馗博士、吴敏博士、周立民博士、金理博士、李娜硕士、朱红梅硕士、朱琴硕士、陈进华硕士。非常感谢这些人以及很多没有列出姓名的同学、朋友。

最应感谢，还是李丹梦博士和俞亚赞硕士，正是由于她俩的聪颖和认真，才确保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庄森

2005年6月于复旦中心村

2005年除夕改定于怡翠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