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年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袁崇焕屡破清兵，但却为不辨忠奸的昏君崇祯所杀。焕之子袁承志为忠臣所救，长大后被送上华山习武，期间无意中发现金蛇郎君之秘笈，武功大进，志学成下山，结识了李岩，时闯王率兵起义，两人合之助之。

　　志遇上温青青，因此被卷入温家的纠纷中，其后两人闯荡江湖，建立了真挚爱情，后志与祯之女阿九相遇，九被志深深吸引，一段三角关系由此而生…… 闯王进占京城后，闯军军纪败坏，奸淫摅掠无所不为，闯王亦沉迷酒色，甚至听谗言而杀害虫忠心耿耿的岩，志痛心疾首，逐隐居不问世事。

　　《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鲜明。不过袁崇焕也没有写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作为补充。《碧血剑》曾作了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数量十分有限。

第一回　危邦行蜀道　乱世坏长城

第二回　恩仇同患难　死生见交情

第三回　经年亲剑铗　长日对楸枰

第四回　矫矫金蛇剑　翩翩美少年

第五回　山幽花寂寂　水秀草青青

第六回　逾墙搂处子　结阵困郎君

第七回　破阵缘秘笈　藏珍有遗图

第八回　易寒强敌胆　难解女儿心

第九回　双姝拼巨赌　一使解深怨

第十回　不传传百变　无敌敌千招

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间关百战时

第十二回　王母桃中药　头陀席上珍

第十三回　挥椎师博浪　毁炮挫哥舒

第十四回　剑光崇政殿　烛影昭阳宫

第十五回　妖娆施铁手　曼衍舞金蛇

第十六回　茺冈凝冷月　纤手拂晓风

第十七回　青衿心上意　彩笔画中人

第十八回　朱颜罹宝剑　黑甲入名都

第十九回　嗟乎兴圣主　变复苦生民

第二十回　空负安邦志　遂吟去国行

袁崇焕评传

后记

李岩拊掌大喜道：“要偏劳兄弟立此大功。”袁承志沉吟道：“洋兵火器挺厉害，兄弟已见识过，要夺大炮，须另出计谋，能否成事，实在难说。不过这事有关天下气运，小弟必当尽力，若能仰仗闯王神威，一举成功，那是万民之福。”

众人又谈了一会军旅之事，袁承志问起李岩的夫人。李岩道：“她在河南，平时也常常说起你。”安大娘插口道：“李将军的夫人真是女中英豪。喂，孩子，你有了意中人吗?”袁承志想起青青，脸上一红，微笑不答。安大娘叹道：“似你这般人才，不知谁家姑娘有福气，唉!，’忽然想起小慧：“小慧跟他小时是患难旧侣。他如能做我女婿，小慧真终身有托。但她偏跟那傻里傻气的崔希敏好，那也是各有各的缘法了。” 

田、刘、侯三人听他们谈到私事，插不进口，就站起告辞。侯飞文道：“盟主，明儿一早，我带领手下兄弟前来听令。”袁承志道：“好!”侯飞文问了相会地点，三人辞出。

李岩与袁承志坐了下来，剪烛长谈天下大势，越说越情投意合。袁承志于国事兴衰，世局变幻，所知甚浅，听着李岩的谈论；每一句话都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直到东方大白，金鸡三嘱，两人兴犹未已。回顾安大娘，只见她以手支头，兀自瞧着躺在地下的丈夫默默出神。

李岩低声叫道：“安大娘!”安大娘抬起了头。李岩道：“这人怎么处置?”安大娘心乱如麻，摇头不答。李岩知她难以决断，也就不再理会，对袁承志道：“兄弟，你我就此别过。”袁承志道：“我送哥一程。”

两人和安大娘别过，携手出屋，并肩而行。李岩的卫士远远跟随。两人一路说话，走出了七八里路。李岩道：“兄弟，你回去吧。”袁承志和他意气相投，恋恋不舍。李岩道：“兄弟，闯王大事告成之后，我和你隐居山林，饮酒为乐，今后的日子长着呢。”袁承志喜道：“若能如此，实慰生平之愿。”二人洒泪而别。

袁承志眼望义兄上马绝尘而去，这才回归客店。见侯飞文已带了数十名精壮汉子在店中等候，把大厅和几个院子都挤得满满的。青青、哑巴、洪胜海等人却已不见。阿九和一众从人见了这许多粗豪大汉，竞不动声色，耽在房中不出。袁承志对侯飞文道：“侯大哥，你带领几位弟兄向西南查探，看那队西洋兵带的大炮是向北来呢，还是折向西方。查明之后，请速回报。”侯飞文应了，挑了三名同伴，出店上马而去。

侯飞文刚走，沙天广和程青竹两人奔进店来，见了袁承志，喜道：“啊，袁相公回来了。”袁承志未及答话，又见青青、哑巴、洪胜海闯进厅来。青青一头秀发给风吹得散乱，脸颊晕红，见了袁承志，登时喜上眉梢，道：“怎么这时候才回来?”袁承志才知大家不放心，分头出去接应自己，当下说了昨晚之事。

青青低下了头，一语不发。承志见她神色不对，把她拉在一旁，轻声道：“是我让你担心了。”青青一扭身子，别开了头。承志知她生气，搭讪道：“可惜你没有见到我那位李大哥。青弟，他也算是你哥哥啊。”青青虽是女子，但承志叫顺了口，一直仍叫她青弟。青青道：“哥哥没良心，要哥哥来做什么?”承志道：“真是对不起，下次一定不再让你担心啦。”青青道：“下次自有别人来给你担心，要我担心干吗?”承志奇道：“咦，谁啊?”青青嘟起嘴道：“那个阿九啊，她不住问你哪里去了，关心得不得了。”一顿足，回自己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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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

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鲁滨逊飘流记》，才只写一个人，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写到后来，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星期五”。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有些小说写动物、神仙、鬼怪、妖魔，但也把他们当做人来写。

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人物、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任阿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与人物，《三国演义》与《水浒》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

小说是艺术的一种，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主要形式是美，广义的、美学上的美。在小说，那是语言文笔之美、安排结构之美，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什么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地表达。

读者阅读一部小说，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同样一部小说，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读者的个性与感情，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产生了“化学反应”。

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

好或者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判断美的标准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当然，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所谓文艺复兴，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描写，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

中国人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是“文以载道”，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标准来衡量文艺。《诗经》中的情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陶渊明的“闲情赋”，司马光、欧阳修、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

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治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够成熟，描写殊不深刻，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我不想载什么道。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也写政治评论，也写与历史、哲学、宗教有关的文字，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诉诸读者理智的，对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断，读者或许同意，或许只部分同意，或许完全反对。

对于小说，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受到感动或觉得厌烦。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种感情，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想创造人物、以及人的内心世界。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记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记录、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以大众化、娱乐性强为重点，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白日梦”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想像自己是个好人，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想像自己要爱国家、爱社会、帮助别人得到幸福，由于做了好事、作出积极贡献，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

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不少批评家认定，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除此之外，全应否定。这等于是说：少林派武功好得很，除此之外，什么武当派、崆峒派、太极拳、八卦掌、弹腿、自鹤派、空手道、跆拳道、柔道、西洋拳、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我们主张多元主义，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它们或许并不比少林派更好，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爱好广东菜的人，不必主张禁止京菜、川菜、鲁菜、徽菜、湘菜、维扬菜、杭州菜等等派别，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也。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份，也不必一笔抹杀。什么东西都恰如其分，也就是了。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版”的版权合同到二oo一年年底期满，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主因是地区邻近，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

翻版本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除冯其庸、严家炎、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我深为拜嘉之外，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好在现已停止出版，纠纷已告结束。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短篇《越女剑》不包括在内，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越女剑》。)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连天”不能对“神侠”，“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人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中国内地、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音乐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我不能说哪一部最好，但可以说：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最蔑视作者和读者。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划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父女两地书》(共悟人间)中，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李先生说，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言，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读书不够多就不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从不间断，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这些年来，学问、知识、见解虽有长进，才气却长不了，因此，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如果天分不够，永远做不了萧邦、李斯特、拉赫曼尼诺夫、巴德鲁斯基，连鲁宾斯坦、霍洛维兹、阿胥肯那吉、刘诗昆、傅聪也做不成。

这次第三次修改，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限于作者的才力，那是无可如何的了。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写信告诉我。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二oo二年·四月 于香港

《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书末所附的《袁崇焕评传》，写作时间稍迟。

《碧血剑》以前曾作过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四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这一次修订，改动及增删的地方仍很多。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初版与目前的三版，简直是面目全非。

小说中写李自成于大胜后杀曹操罗汝才、李岩，排挤张献忠、“左革五营”及其他同伴，正史中有载，亦有参考野史、杂书者。王春瑜先生关于李白成的作风，有文多作指教，我的看法虽颇不同，对他的评论仍表感谢。对复旦章培恒教授及北大严家炎教授两位的指教与鼓励，特别心有铭感。

第三次改写，除了设法改动原来小说中若干过分不自然的处所(如五毒教、玉真子的部分)外，还加重了袁承志对阿九的矛盾心理，这是人生中一个永恒的常见主题：“爱情可能因其中一方变心而受到损害。”中国的传统小说一般多写爱情的坚贞，除唐人传奇(如崔莺莺、霍小玉)、明人小说(如杜十娘、珍珠衫)外，少写“爱情中的变心”。这次试写了“伦理道德”与“无可奈何的变心”之间的矛盾这个人生题目，企图在《碧血剑》全书强烈的政治气氛中加入一些平常人的生命与感情。

内地有一篇评论《碧血剑》的文章十分强调地说，《碧血剑》受了英国女小说家杜·玛丽安(Du Maurier)小说《蝴蝶梦》(Rebecca)的重大影响。文学作品受到过去中外文学名著的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但《蝴蝶梦》这部小说并没有太大价值，我并不觉得很好，只因希治阁据此拍过一部好看的奇情电影，因电影在中国流行而为许多中国观众所知(单以杜·玛丽安的小说而论，我更喜欢她的另一部小说My Cousin Rachel，但此书未拍电影，无中文译本，故较少人知)。文学评论如不以改编后的流行电影为依据(正如根据电影“罗生门”而评《雪山飞狐》一样)，而根据原作，则格调较高。杜·玛丽安作为一位作家，《蝴蝶梦》作为一部小说，在英国文学中都没有什么极重要地位。如想谈论英国女小说家在作品中以次要人物述说一个露面极少的人物作为报仇主角而展开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如引述爱米莱·勃朗黛(Emily Bronte)的《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这才是英国女小说家中的第一流人物，小说也是第一流的优秀作品，只有谈论这部小说，研究英国文学者方人人皆知，不必去引述只流行一时的惊险电影。(虽然，《咆哮山庄》也拍成了一部很好的电影，但在中国较少为人知。)

《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风格比较统一，希望较易阅读，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问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以及崇祯的不正常心理。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是小说作者通常的重视点。历史家则更重视时代背景、物质因素、制度、文化等等)。另一原因，是专制独裁制度的祸害。

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客居香港，数量十分有限。出自《太宗实录》、《崇祯长编》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或许会有谬误。这篇文字如果有什么意义，或许是在于它的“可读性”。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此文可说是我正式修习历史的起点与习作。

《袁崇焕评传》一文发表后，得史家指教甚多，甚感，大史家向达先生曾来函赐以教言，颇引以为荣，已据以改正。现第三版再作修订，以往错误处多加校正，其中参考杨宝霖先生《袁崇焕杂考》一文及《袁崇焕资料集录》(阎崇年、俞三东两先生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书甚多，颇得教益，谨志以表谢意。作者历史素养不足，文中谬误仍恐难免，盼大雅正之。  二OO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