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与20世纪中国文坛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过交往，本书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这些文坛轶事无疑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份珍贵资料。

胡适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导师，对于这一迈动是有利的，因为他一直诉之于理性，而不诉之于激越的情感的。……和胡适一样，诉之于冷静理性的，则有鲁迅。鲁迅在丈艺上的造诣，比胡适高，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比胡适广，但鲁迅的文体，比胡适不容易学，周、胡两人，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水火不相容，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前驱战士，而且在学问上是彼此相推重的。

《文坛五十年》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和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相仿佛。我以四周师友的生活为中心，只是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的一角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己。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序

上  篇

引言

 年轻时代的上海

 一个刘姥姥的话

 桐城派义法

 启蒙

 报章文学

 江西诗派

 新体诗

 《人境庐诗草》

 译诗与诗境

 新小说

 新戏曲

 梁启超

 晚清

 民初

 “五四”的前夜

 《新青年》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新文学运动

 真假王敬轩

 《尝试集》

 新诗

 小说的兴起

 小品散文

 《觉悟》与《学灯》

 《北晨》与《京报》

 《语丝》与《现代评论》

 文学研究会

 创造社

 胡适与鲁迅

 王国维与郭沫若

 章太炎与周作人

 杜威与泰戈尔

下  篇

前记：我在上海的日子

 革命的浪花

 《学衡》与后《甲寅》

 鲁迅在上海

 话剧之成长

 新诗的进步

 写实主义的小说(上)

 写实主义的小说(下)

 言志派的兴起

 《人间世》与《太白》·《芒种》

 “大众语”运动

 报告文学

 戏剧的新阶段

 战争来了

 战场上的文学

 抗战与诗歌

 几个诗人与作品

 离乱中的小说

 抗战戏剧与新歌剧(上)

 抗战戏剧与新歌剧(下)

 小品散文的新气息

 文艺批评之新光

 史料述评

1922年，我这个毛头小伙子，从武昌回到了上海，就那么定居下来了。那时候，我很年轻，卜海也很年轻。年轻的人，不知道天之高，地之厚，不考虑上海居不易的问题；也想不到一脚踹进去便是一个文坛。茫茫人海中，我这样一个乡下人，当然渺不足道的了!

当时，上海有三个半大好佬(上海土语，便是滑头码子)。一个是中法药房大老板黄楚九。他那家药房，出了一种无铁质良药，“艾罗补脑汁”。因为用脑朱“思维”是外来的新道理，上海人已经知道补脑的重要了。外来的自来血这一类补品，都是挂着铁质招牌，和东方文化是不十分合脾胃的；他特地标出了无铁的特征。这张药方是黄楚几的一位老朋友留德的医生开的，含有一般性安神健胃的作用，而且加点糖浆，颇为可口。“艾罗”便是“黄”字的英译，看起来像个洋人：瓶上印的是一位犹人人的照片。这样补脑汁瘟虻行销一时，黄老板的财就这么发起来的。他的最后杰作，便是有意想不到之妙的“百龄机”，他自已却等不及造百岁坊便死去了!

第二位人好佬便足冼冠生。他的母亲，当时只是替中法药房P6的职员缝洗衣服，兼做点小生意。那时，中法药房已经开始制造牛肉汁了，他就包下了那大量的牛肉渣，加点酱油、“味之素”重煮一回，用花花绿绿的方纸包起来，这就开始“结汁牛肉”的大买卖了。(有人看着他们发了大财。也仿着用牛肉来做结汁牛肉，结果成本重，味儿轻，反而亏了本了。)从结汁牛肉到大规大模的“冠生园”，雄视南京路，先后不过十多年的事，也真不容易。

第三位大好佬，是一个犹人人哈同。他只是替人看门起家的，娶了一个“咸水妹”(国际性的阻街女郎)。到了清未，已经是地皮大王，静安寺东的哈同花园，豪华奢侈与皇宫相埒。他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叫学生们见他下跪。养了许多遗老，印了许多古文字的专册，附庸风雅，名声大得很。那位咸水妹，也在西湖上造一所私家花呀园，叫做罗苑(今国立艺术院)。哈同花园养了许多清室的太监，关起大门来，他俩是过着帝王的生活的。算起来，他该有八九千万财产，坐上那时富翁的首席。(那时孔祥熙、宋子文都还未露面呢!)

还有半个大好佬，就是住在南京路虹庙对面的吴鉴光，一个瞎子。他老先生闭眼睛替人谈财气，每天总有沦盯做投机的朋友向他问财爻。他是逢单叫他们买进，逢双就叫他们实出的(所渭“多头”、“空头”)，百人之中，每天总有一半灵验的。输了财钱的，自认晦气；赢了钱的，便替他做宣传，因此，他的瞎运一直亨通，有如对面的虹庙。P7

曹聚仁先生是位著名的记者和编辑，曾首次报道过台儿庄大捷，主编过文学刊物《涛声》、《芒种》，并任《太白》编委；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对中国历史和哲学、文学都有深邃的研究，记录整理过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作为鲁迅的挚友，仅已收集到的重要通信就有20余封。他一生勤于著述，达4000余万字，收入集子问世的有70余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又是社会活动家，1950年移居香港后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因此，在探望大陆期间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非同寻常的接见。他生于1900年，逝世于1972年，活动于20世纪的大部分时空，关于他的生平，夏衍在《怀曹聚仁》一文中，说他“在香港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他能三十多年不改其志地坚持爱国，是不容易的事，是当得上晚节可风的赞誉的。”(《随笔》1992年4期)他的文化业绩，将与他的遗文同在。

《文坛五十年》一书，曾由香港新文化出版社于1954年问世。作者在《前词》中说：

《文坛五十年》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和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相仿佛，也可以说是由于他那部回忆录所触发的。所不同的是，梅氏之书，以他个人生活为叙述的中心，

我则以四围师友的生活为中心。我非文人，只是以史人的地  位，在文坛的一角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重点引者所加)中国现代文学自从建立了这门学科以后，文学史的出版已不下数十种，但大都是学者所编撰，其中还不乏形式逻辑资料排比的高头讲章，因此，曹聚仁先生这部书，以其独特的构架，独特的审视眼光，更贴近当时文坛生活的感受，更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显示其独特的光彩。

例如，在本书上篇第一章：《年轻时代的上海》，作者便以切身的观感烘托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学所由以产生的时代氛围。下篇的《前记》，作者开宗明义，迳以第一人称《我在上海的日子》作标题，展开了他带有个人色彩的叙述，变峨冠博带式的宏论为促膝谈心式的闲话，这是任何别的文学史所没有的。他说：“1927年以后，笔者和中国文坛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不仅是由于‘左联’和‘中华文艺界救亡协会’俨然成为中国文坛的核心，笔者也是当时一分子，而且笔者有机会和文坛的重要作家，虽不是全部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十分之八九以上，都有过往还；今日写入现心文学史中去的作者，很多是当时的年轻朋友。因此，笔者回忆这些师友的动态，那鲜活的印象，都在眼底，或许和那些道听途说的人的想法，大不相同。”

正由于作者是当事人，对现代文坛上的作家的评价不必仰视或俯瞰，即使对鲁迅这样的作家也是如此，他说：“鲁迅，可以既是现代中国文坛的彗星，他的眼光远大，头脑清晰，那是我们下可及的，但他决不是圣人。要把他想象为‘十全十美’‘无所不知一无所不能’的神，那是错误的。”这段话写于1954年，对嗣后中国大陆的造神运动，可说是一种先知式的针砭。任何历史人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应该给予理性的判断，即所谓“实事求是”这才是唯物主义的要义所在。

曹聚仁先生说本书用的是史家的笔墨，因为作者以史人的地位。他说：“笔者个人的兴趣，一向在史学方面，对于文学，只能说是业余兼职；而由于国文教学上的利便，自然而然，成为课室哮的文艺批评者。”这就是说，本书的褒贬完全从历史的眼光出发；又由于作者所持的“课室中的文艺批评者”的方法，从而使本书的陈述和描述获得了不拘一格取便发挥的特色。作者取得了摆脱学术论文般拘谨的思想自由度，使读者也获得了不必正襟危坐接受灌输的阅读心理，增加了心灵感印的阅读效果。当然，任何方式的学术著作都难以两全，可能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即懈怠了严格的逻辑程序、严密的思想构架，但作者意不在此，因此，本书之作，至少是诸子百家争鸣中之一家；满园群芳中之一花。

作者说：“我们治史的，并没有抹消个人主义在文艺上的成就。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书中分析周作人的思想变迁，充分表现作者的史才、史德、史识，是最具代表性的章节：“他最初也是守着尊王攘夷的思想，后来一变而为排满与复古，持民族主义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元以后，他又惶惑起来。五四时代他又趋向于世界主义，后来修改为亚洲主义。到了1925年，又觉得民国还未稳固，还得从民族主义做起(他曾介绍了一些弱小民族文学作品)。五四高潮过去了之后。宣布了他个人主义趣味主义，便从此贯串下去，成为他的思想的本质。”这一番话，曾获得周作人的认同，周说：“我的心态看来被你了解得透彻无遗。”像这样与作家对话式的描述，也是为别的文学史所不可能具有的。《知堂回想录》，正由于曹聚仁先生的鼎力，得以问世，成为周作人遗书中最具史料价值和民俗学价值的文献。

本书正因为是史家笔墨，作者论述每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要追溯它的根由和渊源，如由于现代化都市生活环境，促进了报章文学的兴起，“这种文体，从过去士大夫看来，未免粗糙刺眼，没有雍容尔雅的气度。但是面对着小市民阶级，恰正是粗糙的好，是一块砖头，不是一块玉石，砖头正好合上了用处。”又如解释梁启超新民体的报章文学，所形成的“笔锋常带感情”的风格，作者也是从社会环境、读者心理找到它的渊源，报章文学要有煽动力，要制造轰动效应，因此梁氏常常好“偏激”之论，以“天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相骇，因此，“笔锋常带感情”。对梁氏文风的体认，曹氏可谓得其神髓。

丹麦著名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说：任何文学现象，“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既然是其中的一小块，那就必然与周围的其他块相联系，与无边无际的网相联结。本书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描述，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写出了感性的唤之欲出的印象，如《年轻时代的上海》，作者以三个半大亨起家的畸形风习，烘托了海派诞生地的文化氛围。对文化氛围的烘托作者常常举重若轻，要言不颊，以感性的事象代之理性的剖析，例如书中对“洋务”的考察，又从中引出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介入。

作者不仅在书中引进了“关系”的范畴，从纵轴和横断面来论列文学现象，使之成为立体交错的感受。书中将时代、思潮对文学的关系，作为文学获得自身存在价值和品格的对应物，论之颇详，卓见层出。

作者又引进了“比较”的范畴。比较，从本质上说，是“关系”的衍生物，基于客体世界各别事物所呈现的有形无形的联系，存在于文化本源一体化的网状结构。书中标举了《章太炎与周作人》、《王国维与郭沫若》、《杜威与泰戈尔》、《胡适与鲁迅》等比较课题。在《胡适与鲁迅》一章中说：

胡适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导师，对于这一运动是有利的，因为他一直诉之于理性，而不诉之于激越的情感的。……和胡适一样，诉之于冷静理性的，则有鲁迅。鲁迅在文艺上的造诣，比胡适高，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比胡适广，但鲁迅的文体，比胡适不容易学，周、胡两人，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水火不相容，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前驱战士，而且在学问上是彼此相推重的。

后面这几句话更见出史家的卓识。

本书不仅因为作者曾是驰骋文坛的老战士，是历史的见证人，而且又因为作者具备学者和教授的品格，因此，在浅表层次上虽然有着感性的具象性，使人读来通俗易懂，趣味盎然；但隐伏在其中的仍是通过知性分析所达到的理性思维高度。高屋建瓴而不失于空，谈言微中又不坠其实。加以娓娓道来如述掌故的那种绝无学究气的文风，保证了对读者的可接受性和亲和力。相信本书之重版，必将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读者的欢迎，并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1996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