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余展和高文斌主编的《我认识的杜润生》的文章，主要记述的是杜老在农村改革中的往事。文章作者大多长期与杜老共事，或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相识已久，相知较深。他们深深怀念那段思想活跃、风气民主、讲求实际、开拓进取的岁月，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工作经历。

余展和高文斌主编的《我认识的杜润生》内容介绍：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名誉主任。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英文版）、《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日文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日文版）、《杜润润生改革论文》、《杜润生文集（1980—2008）》等著作。一起来翻阅《我认识的杜润生》吧！

中国农民的忠诚代言人，农村改革的积极推动者

祝贺杜润生同志百年诞辰有感

杜老吾友亦吾师

对杜老我是既关心又操心

杜润生是位思想家

在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论坛上的发言

农村改革的动力和领导

在农村改革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为农口树起“非常民主、非常活跃”的传统

在农村改革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感受农村改革三十年

高人点拨总在关键处

杜润生与引黄入晋工程

我了解的杜润生

和杜老相处几十年

在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论坛上的发言刘堪

杜老对我的熏陶和感染

智慧老人杜润生

杜老是我由衷敬佩的睿智长者

回忆杜润生同志难忘的几件事

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严谨民主的学风吴镕

为起草中央农村工作文件“打工”

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赵文欣

农村改革初期的调查与论证卢文

从土地包干到户谈起

在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论坛上的发言

杜老是农村改革的元勋，农村改革是中国崛起的起点

庆贺农村改革30周年暨杜老95华诞

祝杜老九九生日快乐

从“老九不能走”说起

五个一号文件起草过程中思想方法思维方式若干问题断想

回忆改革家和思想家杜润生姚监复

杜老往事点滴翁永曦

高山仰止景行景止

我心中的杜润生及其对我生命的影响何道峰

杜润生是一位乐于、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领导

杜老给予我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农村问题研究组到农村发展所杜鹰

在杜老的晚辈学生中我是幸运的

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假如你是毛主席”

第一次见杜润生王小强

可敬的一位精神导师

杜老印象

阅读杜老朱玲

记杜润生的三次谈话张北英

和杜老在一起的日子

应当组织起农民协会

从杜润生同志在病榻的题字说起余展

临江仙

记杜老95寿辰座谈会，调寄《临江仙》

杜老指导我做农村调查

恩师杜润生

杜润生先生在农业外交战线上的点点滴滴

抹不去的记忆

记西黄城根南街九号

杜润生与百村调查朱宏达

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一体化转变的伟大事业

学习杜老支持农民转移就业取得国民待遇的精神

杜润生同志1995年山西之行杨力明

一位勤奋耕耘的智慧老人

仰望杜主任郭平壮

我给杜老文章当编辑

“一片冰心在玉壶”

记杜老在1989年7月14日下午的那一刻刘伯庸

回忆杜老三事

给杜老的贺信李海涛

不避不讳历史真相的力作

杜润生与农村改革

信息成本与制度变革

读《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中国改革要过好“市场关”与“民主关”

读《杜润生文集（1980—2008）》

提高农产品综合生产力促进“三农”快速发展

春风秋雨二十年

杜润生访谈录

永做农民代言人

实践是一个大学校

杜润生国内外的大事都关注

九十一岁的杜老与“三农”

杜润生烈士暮年，情牵“三农”

杜润生包产到户一锤定音

95岁杜润生仍心系“三农”土地承包政策要长期不变

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访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杜润生

农村面貌大变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访谈

倾听来自土地和农民的声音

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山西张庄一个美国“农民”与杜润生的争论

杜润生济世之魅

杜润生一生心系农民

后记

我是在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后才认识杜润生的。当时我在安徽滁县地委丁作，所以我只能结合安徽省的实际，对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说起。

一、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有功的。

1977年6月，因“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捂了8个月的盖子，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他到安徽后，一方面领导全省人民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一方面恢复生产，把安徽的农业搞上去。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已经解放30年了，安徽农村还是那样穷，农民生活还是那样苦时，他流了泪。他在调查研究中总结各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开始起草了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省委六条”）。万里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只要政策对了头……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会上得快。”他提出：“我们是一条方针——以生产为中心，一个规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省委六条”，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正式公布后，全省广大干部热烈拥护，拍手称快，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为此，《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加编者按：“中共安徽省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边破边立，把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动手，省委负责同志深入实际，就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经过三个多月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调查、酝酿讨论，产生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安徽省委这样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安徽“省委六条”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清除“四人帮”极左流毒、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信号。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向有关省的领导讲到安徽的六条。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从农村突破的序幕。

在贯彻“省委六条”的过程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情况下，安徽省广大农民冲破了“两个凡是”和各种“左”的禁锢，创造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万里冒着巨大风险和种种压力，对农民的创造满腔热情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1980年1月3日，安徽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开始时万里说：“邓副主席讲了，80年代是关键的年代。今年一开始我们就研究农业，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问题主要讨论三条：第一条是政策，核心是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第二条是规划，要因地制宜。第三条是普及科学种田，大力培养干部。”他号召大家解放思想，认真研究一下政策问题，提高对责任制的认识。P2-3

杜润生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中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他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相连，是时代的缩影。

杜润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人。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谷阳邑村。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5年，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加入学联，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部长，华北各界救国会常委。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区打游击，建设抗日根据地，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行行署副主任，太原军调小组一二九师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领导所在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期间一度兼任中共淮西区党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四地区党委书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主张，批示指出：“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并以中央名义转发。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

1952年年底，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从事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他支持邓子恢的稳步前进的主张，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因而受到点名批评，被解除上述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明确了是非，此案得以平反。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先是参与中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提出“以任务为经，学科为纬”的思路，把科学规划工作组织起来，完成了规划的制定，为奠定我国科学现代化的基础作出了贡献。1961年，主持《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十四条”）的草拟工作。坚持党的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方针和“双百方针”，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纠正那种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和浮夸的作风，保护了科学家，明确了党和政府科学政策和当前任务。“十四条”在中央批转试行后，成为了中央的政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停职检查，受到冲击迫害。1970年，到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其后问题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1982年，国家农业委员会撤销。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继续负责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发展战略的研究，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有关决策咨询。期间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的工作。1980年即提出在贫困地区可以倡导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1981年冬，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并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结束了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这个文件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并于1981年12月21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经建议，文件在1982年元旦发出，成为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此后，多次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特别是此后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杜润生被公认是有深刻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离职后，他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工作，为改革开放事业进言献策，为农村、农业、农民谋利代言。时至今日，仍坚持不懈。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名誉主任。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英文版）、《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日文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日文版）、《杜润生改革论文集》、《杜润生文集（1980—2008）》等著作。

编者

2008年，当《杜润生文集（1980—2008）》三卷集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后，我们与该社负责人商量，鉴于杜老已将此文集作为封笔之作，为此考虑在适当时候将他人撰写的回忆杜老的文章汇编成册，仍由该社出版。2009年5月，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杜老。告之准备编辑上述一书的打算，获老人认可。此后，2011年着手收集相关资料。在多方努力下，《我认识的杜润生》一书，在老人百岁生日之际与读者见面，为杜老祝寿！

收入本书的文章，主要记述的是杜老在农村改革中的往事。文章作者大多长期与杜老共事，或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相识已久，相知较深。他们深深怀念那段思想活跃、风气民主、讲求实际、开拓进取的岁月，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工作经历。为使读者从更广泛的角度了解杜老，本书还收录了部分媒体的报道。但由于收集的资料有限，遗漏和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参加本书资料收集和编辑工作的还有：曹力群、陈兆枫、李剑、杨劲筠、王梅等同志，特此致谢！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