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当代日本著名中国学学者小野和子的代表作。它以明代万历年间到清初晚明政权覆灭的政治史为背景，围绕这期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比较具体地考察了被称为东林派或东林党以及其后继者复社的形成过程，主要成员、主要见解，组织和人际关系。虽说题名为“党社考”，但本书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考证”之作，而是夹叙夹议，可谓一部从党争角度描述的晚明史。

本书是当代日本著名中国学学者小野和子的代表作。它以明代万历年间到清初晚明政权覆灭的政治史为背景，围绕这期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比较具体地考察了被称为东林派或东林党以及其后继者复社的形成过程，主要成员、主要见解，组织和人际关系。虽说题名为“党社考”，但本书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考证”之作，而是夹叙夹议，可谓一部从党争角度描述的晚明史。

中译本前言

序

序章 东林党研究史

第一章 东林党和张居正——以考成法为中心

 第一节 张居正的考成法

 第二节 学生、书院、历史编纂

 第三节 中央和地方

第二章 万历前期的对外问题

 第一节 张居正和山西商人——以隆庆和议为中心

(一)隆庆和议的经过

(二)王崇古、张四维的周围

(三)山西官僚和张居正政权

(四)再论隆庆和议

 第二节 围绕着明、日和平交涉的政争

(一)洮河之变

(二)明、日和平交涉的经过

(三)封贡还是战守

第三章 东林党的形成过程

 第一节 《万历邸钞》和《万历疏钞》

(一)《万历邸钞》

(二)《万历疏钞》

 第二节 形成过程

(一)何为“言路”?

(二)官守和言责…

(三)监察权的独立性

(四)对申时行批判的展开

(五)国是和众论

(六)“朝廷公党”

第四章 东林书院和党

 第一节 顾宪成和高攀龙

 第二节 东林书院的成立

 第三节 书院的网络——江南

(一)志矩堂(金坛)

(二)明道书院(宜兴)

(三)虞山书院(常熟)

(四)崇实会馆(桐城)

 第四节 书院的网络——四大书院

(一)江右书院(仁文学院)

(二)徽州书院(紫阳书院)

(三)关中书院

 第五节 书院和党

第五章 东林党和李三才

 第一节 李三才和矿税之祸

 第二节 君主论

 第三节 矿税问题之后

 第四节 党争

第六章 天启的政局

 第一节 三案的发生

 第二节 辽东问题和首善书院

 第三节 急转——杨涟的《二十四大罪疏》

 第四节 弹压

第七章 复社运动

 第一节 应社的成立

 第二节 复社的成立

 第三节 理念和组织

 第四节 “古学复兴”

 第五节 围绕着复社的政治形势

 第六节 南都防乱公揭

 第七节 周延儒内阁的诞生

 第八节 明的灭亡和复社人

第八章 南京福王政权下的党争

 第一节 围绕拥立福王的情况

 第二节 逆案和顺案

 第三节 文和武

 第四节 《蝗蝻录》

第九章 复社人士的抵抗运动

 第一节 太湖周围

 第二节 浙东

终章

东林党关系者一览

后记

附录：英文版扉页与目录

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仍听其长择而进之，不得专达。(《明通鉴》六八，万历十四年三月癸卯)

这被称为“百官出位越职之禁”。就是要使言论的范围限定在其执掌之内，而且必须经过选择方可达上闻。也就是说，即使被迫容忍以言论为职务的言官进行政治批判，也不允许职务范围以外的一般官僚的政治批判。就以这次姜应麟等的批判来说，作为言官的姜应麟姑且不论，并非言官的李懋桧等的批判，明显是越其职权。这样的越权行为，不被允许。这是要封杀国本论——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言论，在众人眼下，一目了然。考成法夭折了，这次却以这样的形式来封杀言论。

但是，有关国本的批判，不仅出自言官和言官以外的官僚，甚至还未具官僚身份的考生也在议论。如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正好这年受殿试，在其对策中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对策中认为，皇太子为国本，请立太子的李懋桧等的发言是国辅，都是天下之公。郑贵妃即使得到神宗的宠爱，那也只能说是一己之私。现在以私掩公，以一己掩天下。作为天子，当以天下及其好为公好，以天下及其恶为公恶。不可以一己之私掩天下之公。他提出，君主权的继承问题，并非天子的私事，而是天下之公的机制性问题。允许神宗恣意而行，必然否定君主权的公的性质。阅其对策的王锡爵担心这会引起神宗的不快，不给神宗过目，将此对策落于第三甲的二一三位Ⅲ。前面的申时行也好，这次的王锡爵也好，很明显，都是汲汲地想要迎合神宗之意。

顾允成这次虽说殿试合格，成了办事进士(即研修生)，然而在第二年发生了当时以清官闻名的海瑞受部下御史弹劾的事件，和同年的办事进士一起，采取了拥护海瑞的行动。也就是和诸寿贤、彭遵古等一起上了《邪险宪臣扫灭公论疏》(《万历疏钞》十九)，他在其中说到，拥护海瑞，自己的言论乃是“天下公论”，模仿古代，“击鼓上书”的太学生，我们这些办事进士才敢于采取上书这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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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被说成是由于党争而亡的。当然，满族的入侵、农民的起义是最大的原因，这很清楚。而作为政权本身的问题来说，因不断的权力斗争，失去了应付时代变化的能力这一点也是不可否定的。这党争的一方，不言而喻是天子、内阁、宦官握有权力的一派，另一方则是竭尽死力斗争的东林党以及作为其后继者的复社成员们。东林、复社一般被称为东林派。小野和子这本书无疑对明朝末年政局中心的东林派思想、政治的党争——不仅仅局限在所谓官界、政界——进行了极其仔细、生动的追寻。

在本书之前，我本人特别关心的是东林派的党争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产生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明夷待访录》在中国政治史上，或在儒教政治史上，不用说是屈指可数的最高杰作之一。所谓的儒教政治理论，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开。如果引用小野过去说过的话，那就是，这是“对父亲参加的东林党和黄宗羲自己参加的(复社、抵抗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的总结算”(小野和子《黄宗羲》)。他父亲黄尊素早就是东林派的领袖，因此而遭受到拷问凌辱，是死于狱中的“烈士”。《待访录》以后，整个清代，在政治理论方面，几乎就没有可看之作了。明末好不容易形成的“言论界”，也完全沉滞，就是说它消亡了也言不为过。

到了清末，受到欧洲民主主义、立宪主义的刺激，在试图发展儒教思想的同时，出现了改革的声音。此后呼唤起孙文革命论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论，考虑其产生的形态，如果除去欧洲起源的诸要素，主要就是根据《明夷待访录》所明确表示或暗示的政治哲学和公羊派的历史哲学，也就是说，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教思想的发展，看作是它的骨架，那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那就像除去所有佛教、道教的要素，就有可能把宋明哲学看作是儒教哲学的展开那样。

清末的改革运动，以“学会”和报界的网络包围了宫廷、官界、政界，控制了天子，将其卷入，光绪帝在其身边，不断地起用改革派。改革政治在中央落下帷幕的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7月御史文悌提出了严厉弹劾改革派巨头康有为政治蠢动的上奏文，其中有如下的一段，那首先是披沥自己对天子的忠诚之心，说：

  忆昔乙酉之年在户部郎中任时，京察一等，蒙皇上召

见干养心殿，亲闻圣训，命奴才谨慎当差，破除情面。奴才

退，即以此八字镌刻图章，终身膺佩。是以奴才蒙恩外简河

南知府，三年不受一人私书，京中故旧亦皆未尝以一字通

问。服官京外三十余年，从不敢沾染陋习，与人结盟换帖，

除幼年受业同学六人外，亦绝无拜上官举主为师，颇以此

取怨招尤，不以为悔。盖深懔皇上破除情面训辞，亦由奴才

四世祖鄂伯诺费扬武，在康熙年间见族人鳌拜乱政伏罪，

因著有清文家训，令后世子孙首重寡交，永诫植党，赤心报

国，勒石祠堂，奴才等世世守之弗敢违也。(《翼教丛编》二)

在这文悌的上奏文中，无疑可以看到作为少数民族君临中国的满族所关注的东西，而其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独裁统治权力下臣民的横向动态、平面结合是如何必须忌讳的这一点。

著者在论述东林派的党争时，时时指出，平等式的思考、志向，这是被所谓的党人自觉地、热情地追求的东西，而这种情况，是由明代独特的学问阳明学所带来的，或者说由其进一步激发起来的新风。在年轻时曾论说过阳明学左派历史展开的著者，确实是想到这些事实的吧。

正如著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张居正独裁的高压政治，言官这一中国独特的制度(设置有这样的官职：其所职掌的，如果要说的话也可以说就是点燃言论之火的职务)开始了抵抗，这是明末党争的开端，这党争被广泛看作是正义的，对我来说，这是特别应该重视之处。

也正如作者时时所指出的那样，言论自由(相对于权力的自由)在儒教里，至少在中国的儒教里，带有本质的意义。这一点是必须首先认识的。正如现在在中国史上已成为常识那样，张居正决不是无能或者邪恶的当政者。也可以说，作为当政者来，他是最有能力、爱国的、进步的政治家。只是他对于政策的实行，特别讨厌松懈散漫，效率低下，在这一点上，不受当时倾向于空疏的观念论，消极主义的官僚欢迎吧。这个问题不如说是所谓的政治手法问题。但是把这政治手法作为问题、攻击其刚愎自用时，涉及到儒教政治哲学根本的问题自然就不得不浮现出来。这就是：政治为了什么，政权是为了谁，极端地说君主是为谁而存在的，是为人民才有君主呢，还是为君主才有人民，是不是像东林党的李三才所说“民为君之主”呢?自然而然地就发展成为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离开了有效率实行政策这一最初的问题，成为了原则性的议论。而如果站在这样立场来考虑的话，君主这一地位的继承，就不是根据儒教二大原理中“亲亲”原理来继承，即传子，子再传给其子；而是应根据“贤贤”的原理来继承，即是传贤，必须传给贤者也就是很明确的了吧。血统主义是应该否定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当然并没有公开把皇位的血统主义作为问题。也没有触及到此，只是在政治的根本部分，强凋了传贤，不可失去由贤者到贤者这一精神。即使不得不把立足于“亲亲”主义的皇位继承作为现实问题时，在那样的场合，也仍设法不丧失传贤的实质，试图想以某种方式来弥补血统主义的不合理，这正是宰相被设置的意义和使命。为了强固安泰皇帝的独裁，明太祖废除经常对皇帝可能产生危险的宰相(也可说丞相)制度一事，对于儒教的政治制度来说，是无法挽救的失败。对于这一点，比什么都确实的证据，不正是那些宫奴(宦官)如何完全地夺取了实权，不得不甘心地受其颐使今日的(明末的)中央政府的现状吗?这样，追究到根本之处，只能是不可忘记政治必须为人民这个大原则。大体上，臣和君两者之名不同，但实质是同一之物，臣是政治的分担者，在这一点上必须说那是与君主同格的存在。为了养士而设置的，是学校。但是古代圣王设置学校制度的宗旨，决不是仅仅为了养士。总的来说“治天下之具(根本性、具体性的各种方策)皆自学校出”。然而三代以降，天子一个人的是和非被强说成为公的是和非，而公天下的是和非都出自于朝廷，士则迎合朝廷所下达的是和非。于是学校成了为科举的预备校，士真正到了“有学术才能者到了与学校无关系而从草野间崛起的地步”。“要之，学校连养士这一功能也丧失了。这其问，学校变化了，成为书院。”书院认为非者，朝廷必以为是而赞扬，而书院认为是者，必定被作为非来加以侮辱。到了最后宣告其为伪学加以排斥，或采取废除书院的措施。所谓学校，是首都、各府各县所必须设置的(官立大学、公立大学)，书院则是地方绅士们的凑资金而建的私立学校，或说是讲学机构。学校也罢，书院也罢，都不是设置教育大纲并据此进行教学的地方。学生或者书院的全体成员是作为高等古典学、儒教哲学学识的所有者而被确认，几乎所有的人，是有妻子，有时连孙子也有的有家庭之人。学校是学籍保管、教官训示和讲演等等的场所，书院则经常提出哲学、政治、社会上的问题，以与其他书院联合的形式，定期、非定期地举行演讲会(但是清代书院则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像这样书院的，或与书院同样的讲演会、学会林立，在东林派兴起前一个时代，伴随着阳明学的盛行已经风靡江南各地。于是每月一天，天子带着宰相、六部尚书(各省府的大臣)、御史等去太学(首都的大学)，随弟子的行列听讲，接受指摘等等，地方也模仿起来，这种《待访录·学校》篇的构想就产生了。当然，书院，讲会的议论，是否像《待访录·原君》篇所说的：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

之大公。……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  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

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

自利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

问，……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那样露骨，也许不无疑问。但是，对这一点，正如本书深刻追寻，明瞭分析的那样，书院里的自由讲学风气，确确实实是以东林、复社为了言论自由的斗争为背景而酿成的。清朝末期，不管是地方规模，还是国家规模，在提起要求议会时，首先让人想起的，正是《待访录》的这一条。

在论说明朝末年之事时跳到了清末，话或许说得有点没有边际了，但请允许我再扯开一点，淡谈关于幕府末期日本的话题。那就是，断然否定黄宗羲最终未敢明目张胆否定的血统主义的，是日本的横井小楠这一事实。他被暗杀据说就是因为这一点。小楠本人以朱子学者自任，崇拜朝鲜李朝的朱子学大学者李退溪。但是他并不鼓吹“空疏的观念论”；热心于发展生产、贸易的政策制定，并让学校这一形态带有政治上独特的意义；称赞“废君臣之义，完全以公共和平为己”的乔治·华盛顿的政治，符合三代圣人之治的也是他。有人指出，他的主张与他恐怕连看都不曾看到过的《明夷待访录》的主张不谋而合。(《季刊日本思想史》37号，1991年，源了圆《关于横井小楠的学问·教育·政治一讲学和公议·公议思想的形成问题》。源氏明确地表示他自己对横井这一侧面的注意，是受到小野氏的东林一黄宗羲研究的启发。)

就《待访录》来说不能遗漏的还有一点，就是《原法》(法究竞是什么)这一章。那是作为《原臣》、《原君》后面的第三章而设立的。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法律这样东西，而要之，那是“三代以下之法”，并不是为天下所设之法。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法”所说那样，那是为王朝利己主义而设的法。后世的法把天下看成是君主一家的私有财产，无非是要把天下藏在自家的筐篓里而已。古来所谓的“有人治而无法治”(原是《荀子》的话)，也许被视为在单纯形式的、表面的法律之上，好像还基于什么深远的道理，但自己不如想反过来说是“有治法有治人”。现在是“非法之法”桎梏着天下人民手足的时代，这种状态也许还没有被注意到。但决不是那么放置就是好的。他所说的“三代之法”的详细形象我尚未很清楚，总之是主张即使天子、宰相也不能逃脱的法律应该存在，这大概是肯定的。小野氏没有触及到这一方面，与其这样说，不如说过去几乎没有人谈到这个方面，而我则相信，这一点也是从明末党争中黄宗羲由体验取得的观点。

战后五十年在中国史的学术界里，明代是特别活跃的部分，但是研究几乎集中在社会经济史方面，而政治史领域，在日本几乎可说完全被闲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一个人，一贯地在政治史，或者更应当说是在与政治史密切有关的言论史、知识人史等领域不断进行开拓，那就是小野和子氏。这里汇集了其成果的一部分，不能不说是填补研究史空白的一大快举。从这些汇集成的东西来看，不是可使人认识到中国是个怎样的言论之国吗——试与交战的日本相对比来看一下吧——东林派的主张，归纳起来，不就是可归结到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政治这一点吗?我们对于那些言论，又照例投以那只是空疏的空头议论这种千篇一律的嘲笑便了事，是否就好了呢?对于坚韧不拔地解明了在我国完全被闲置了的中国史的很大一个方面的著者的这些努力，我表示由衷的谢意。

岛田虔次

1996年2月

我向京都大学文学部提交《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的毕业论文，是1954年的事。当时被岛田虔次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的挫折》(筑摩书房，1949年)所感动，才以黄宗羲为题目。没有想到，那年春天，我被录用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助手，得以在先生手下学习。在现已过世的安部健夫、小野川秀美两先生，还有岛田虔次之下，作为研究者开始工作，对于我这个时代的女性来说，无疑是稀有的幸运。

岛田虔次先生非常健康，不久就将临伞寿之年(译者案：日本关于人寿的说法，八十八岁)。先生特地仔细通读了本书的全部章节，并赐以序文，同时教示了当注意到的地方。然而，当时本书已经基本校完，难以大幅度更改，因此未能充分利用先生的教示，这是非常令人懊恼的，就像一个忘记了做作业的小学生感到难为情。在以作为先生的学生感到幸运的同时，再一次对长年以来先生的学恩表示由衷的谢意。

还有，谢国桢先生，虽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但对于我来说，是学问上的老师。我手边有印着“瓜蒂庵”朱印的《晚明史籍考》。所谓“瓜蒂”，是先生谦逊的室号，意思是，善本很难买到，只是“瓜蒂”那样的东西。三十年代，先生着手党社研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感中，想从明末的党社中发现“民族的不挠精神”。对于作为过去侵略一方的日本的研究者，先生亲手盖上印章赠送书籍，是对我的鼓励。未能将本书送给泉下的先生，是我的遗憾。

毕业论文结束以后，我从黄宗羲出发，在对产生他那样思想家的明末清初时代加以关注中，产生了想对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东林党进行研究，这一现在看来是过于庞大的愿望。这样，在1958年写了《东林派及其政治思想》，那是我发表的最初的论文。还有，对黄宗羲自己也参加的复社运动的研究也在进行。但是，当时人文科学研究所中，明本很少，连影印本都难以得手。即使允许我到内阁文库等处去看书，也只是在东京待二三天，把几页书抄下来都得费很大的力气。

此后，有一个时期，我着手女性史的研究，研究的中心离开了明末清初，但那其间京都对于明代文集和地方志影印本的收集在进行，可以看到很多关联史料了。以一边读这些史料，一点一点地写成的有关东林党和复社的几篇文章为中心，补充了若干章，汇集而成的，就是这本《明季党社考》。我虽然知道，为了保持作为专著的一贯性，也许应当全面地改写，然而，毕竟难以舍弃原先写的文章。本书改正了脱误，补充了史料，部分地对原文加以修正，而文章整体的风貌则未改变。还有若干重复，因前后关系无法省略，就此保留下来了，这样的地方也不少。第四章、第六章、第八章，是新加写的部分。第九章第二节，本来是为其他论文集写的，因考虑到本书中也以谈到弃繻社为好，就收录了其中一部分。

作为写作本书基础的、已经发表的文章如下：

第一章 东林党和张居正——以考成法为中心(《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

第二章 万历前期的对外问题

第一节 张居正和山西商人——以隆庆和议为中心(原题《山西商人和张居正——以隆庆和议为中心》，《东方学报》五八册，1986年)

第二节 围绕明日和平交涉的政争(《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0年)

第三章 东林党的形成过程

第一节 《万历邸钞》和《万历疏钞》(《东洋史研究》三九卷四号，1981年)

第二节 形成过程(原题《东林党考(二)——形成过程》(《东方学报》五五册，1983年)

第四章 东林书院和党(原稿)  第五章 东林党和李三才(原题《东林党考(一)——关于淮抚李三才》，《东方学报》五二册，1980年)

第六章 天启政局(原稿)

第七章 复社运动(原题《关于明末结社的考察——以复社为重点》上、下，《史林》四五卷二号、三号，1962年)增订

第八章 南京福王政权下的党争(原稿)

第九章 复社人士的抵抗

第二节 浙东部分(《浙东的抵抗运动》，[《明末清初的社会和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中，所收比较详细)

鉴于篇幅，本书叙述了前述《东林派及其政治思想》(《东方学报》28册)中的一部分，但是未收录其原文。

毕业论文结束以来，一直挂念着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同时进行有关东林党、复社的研究。写完了浙东的抵抗运动，有一种终于到达了我的出发点《明夷待访录》的感慨。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文部省1995年度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本来，是预定在我按规定年龄退休时出版的，但是，由于世间的杂事，遇到了作为女性研究者无法躲避的事件，大幅度推迟了原稿的提交，给同朋舍出版的木村京子和大隈真实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还有，井上进、岩井茂树、谷井阳子等各位，不仅帮助校正，而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帮助电脑输入、做成索引的是立命馆大学的研究生远藤祜子(现在姓鹫尾)、同大学院的学生山田崇仁两位。记于最后，表示感谢之意。

小野和子

1995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