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俞平伯、艾青、辛笛、何其芳、冯至……本书所记载的都是我国部分当代文学界、文化界著名人士的轶事，这些人士大多会青史留名。有的轶事是鲜为人知的。从这些轶事中，人们可以走进他们，更为真切地了解他们的道德文章，以及脾气秉性。同时，这也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生命的烈火——忆何其芳、他喷涌着青春活力——记老作家张天翼、他有一双满溢爱的眼睛——记老诗人辛笛……本书所记载的都是我国部分当代文学界、文化界著名人士的轶事，这些人士大多会青史留名。有的轶事是鲜为人知的。从这些轶事中，人们可以走进他们，更为真切地了解他们的道德文章，以及脾气秉性。同时，这也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留下真实鲜活的历史面影——《文化名人：访谈与回忆》序孙玉石

生命的烈火——忆何其芳

他喷涌着青春活力——记老作家张天翼

诗人冯至

他有一双满溢爱的眼睛——记老诗人辛笛

回忆辛笛老师的两件往事

“我希望做人民的喉舌”——记女作家黄宗英

作家，最好也是学者——记蒋和森

银碗盛雪冰心玉壶——记台湾诗人林耀德

冯至先生访问记

我思·我信·我感觉——访老诗人辛笛先生

他的诗：兼美中西臻为化境——访九叶诗人辛笛先生

从受伤的心里流出创造的欢乐——访诗人罗洛先生

木樨地，他的窗口还亮着灯——忆荒煤

幸福的回忆终生的财富——忆钱钟书先生

把痛苦的灾难升华为诗——记九叶诗人唐浞

祖国和人民的真诚歌者——回忆其芳同志

俞平伯先生印象记——纪念俞平伯先生百年诞辰

身为将军夫人的副所长——回忆唐棣华同志

诗歌与哲学是近邻——访九叶诗人郑敏

从浪漫主义走向现代主义——访九叶诗人袁可嘉先生

为了新品种的健康茁长，我认为需要杂交——访九叶诗人杜运燮先生

始也红楼终也红楼——忆蒋和森先生

诗坛的常青树——访著名诗人李瑛先生

不屈的意志不懈的追求——访老诗人绿原先生

中西合璧儒雅温厚——访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

呼唤中国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访老诗人蔡其矫先生

追求生命自由的不羁诗魂——访老诗人牛汉先生

澳门行——艾青追思录

后记

张天翼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文学导师鲁迅先生对他的亲切关怀和教诲，而他自己也力图像鲁迅先生当年对他那样，亲切地关怀和教育文学青年。在他的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著名作家，邓友梅就是其中之一。邓友梅曾这样回忆他的老师：“1953年我在文学研究所学习。组织上安排天翼同志作我的辅导老师。30年来他就一直不曾卸这副担子。我这一生如果在作文和做人上终于有一点长进，和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培养我作文是从培养做人开始的。”还有一位业余作者名叫李惠薪，30年前还是一个小姑娘，她对老作家张天翼倾慕已久，就带了自己的创作，冒昧登门拜访。张天翼热情地接待了她。她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是我第一次向我的老师交上了自己的课余文学作业，他呢，从此也就自愿地承担了批改我的拙劣作文的义务。其实他何止是教导我如何作文章，对我整个的一生如何做人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确实是这样，张天翼对文学青年的关怀、爱护、培养，不仅表现在他如何教他们搞文学创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根上培育他们，教导他们如何做人。张天翼曾对邓友梅说：“你做过这种工作没有?检查一下在没有人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坐在屋内遐想的时候，都想了些什么。所想的，所爱的，符合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党性标准。要无情地解剖自己，只有解剖自己深，写出的作品感人力量才强。一个作家的思想改造，不能只满足在认识的转变上，要做到感情的转变。”他对文学青年要求很严格，从不轻易下赞语。当他们在创作上获得成功并被随之而来的荣誉包围时，他就及时提醒他们：“切不要因此骄傲自满，以‘作家’自命。发表的文章愈多，读者愈多，就愈要警惕自己的自满情绪，愈要感到自己对读者的责任。”张天翼牢记鲁迅先生的教导：“要创作革命文学，先作革命人。”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着，并也以此要求文学后辈。他曾说：“要引导读者向上，要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平，作家自己先要有个高尚的灵魂。”张天翼以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平为己任，无论从他的人品为人和创作实践来看，他都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堪称文学青年的楷模。

张天翼深知，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道德水平，必须从小做起。因此，他一贯重视并亲身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解放前，除了上面所说的《大林和小林》外，尚有童话《秃秃大王》《金鸭帝国》(未完)。解放后，他写了《罗文应的故事》《不动脑筋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蓉生在家里》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少年儿童中影响很大。由于张天翼“深深感到写东西给孩子们看，确实是关系到教育少年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大事”，所以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为了写好作品，他广泛地和孩子们接触，和孩子们交朋友。早在50年代初期，经过团中央少年部的同志和《中国少年报》的编辑介绍，张天翼认识了一些上初中和高小的孩子们，经常参加他们的队日活动。孩子们也常到张天翼家里玩，张天翼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们知道他被朋友你为“老天”，他们就都碱他“老天叔叔”，动不动就和他“咬耳朵”，甚至连自己爸爸妈妈都不说的心里话，都跟“老天叔叔”说了。正因为张天翼与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忘年之交”，所以他能真切地观察、了解到孩子们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生活趣味、习惯爱好和语言。动作等等充分显示儿童本色的东西，并准确地表现出来。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很大的艺术魅力，乃至影响了几代的小读者，其原因也就在这里。P12-14

留下真实鲜活的历史面影——《文化名人：访谈与回忆》序

孙玉石

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进入文坛的近三代的许多作家和诗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灿烂的星空中最辉煌的一个星群。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实绩和生命闪光，为文学史的书写留下了不可泯灭的记忆，也拥有自己充满追求与梦想，艰辛与磨难，快乐与苦涩的生命体验。在多种文学史文本带有理论规范性的评骘论析之外，如何以一种亲切平等的姿态，走进这些作家诗人内在的精神世界，记叙他们的一些生平史迹，创作思考，美学追求，道德文章，脾气秉性，生活情趣，乃至细微琐事，儿女情长……，在与他们心与心的对话中，用许多充满时代印痕的历史的细部，给人们一一展示他们生命的蕴藏、人性的魅力和心灵的光亮，则是后来者对于文学历史想象的更多更高的渴求。刘士杰先生历经多年撰写而成的《文化名人：访谈与回忆》这本书，我相信，多少可以满足人们超越常规文学史书写之外的阅读渴望。

诚如作者自己所说：“本书所记载的都是我国部分当代文学界、文化界著名人士的轶事，这些人士大多会青史留名。有些轶事是鲜为人知的。从这些轶事中，人们可以走近他们，更为真切地了解他们的道德文章，以及脾气禀性。同时，这也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资料。”本书包括文化名人的访谈和回忆28篇，涉及22人，除个别为晚出者或台湾的青年人外，多是我们所尊敬和熟悉的老一辈的作家和诗人，自世纪性学术大师钱钟书、俞平伯，二三十年代蜚声文坛的诗人作家艾青、冯至、张天翼、何其芳，到40年代走上创作之路的袁可嘉、郑敏、杜运燮、绿原、李瑛等人。有的诗人或作家，还不止一次访问，如“中国新诗”诗人群体中身居上海的辛笛，因为作者借或回乡或开会之便，就先后作了三篇访谈记。作者是个有心人，细心人，性情中人，又能充分利用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和自己学术研究的多种机会，于访问和被叙述的对象，有较深了解，有充分准备，遂所忆所述，均能于丰厚中见真实，在朴实中带感情，使得这些或回忆，或怀念，或访谈的文字，无意中在学术上拥有了一种历史性的品格和意义：提供了另一类形式的文学资料，留下了真实鲜活的历史面影。

读这些访问记，感到访谈、回忆性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作家和诗人的许多文学的和诗学的珍贵见解。就诗歌方面而言，如诗人绿原、蔡其矫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中国新诗还需要寻找借鉴材料，应该更多吸收国外超现实主义的观点：“中国新诗的历史，不过一百来年，已经有了相当优秀的积累；但是，要写好新诗，要寻找借鉴资料，还不能单单依靠那点积累，还须通过外语扩大自己的眼界，与西方现代诗人交流经验。诗和它的构成语言有密切关系，以西方现代派而论，不通过有关外语去直接了解，仅靠若干译作来琢磨或仿效，那是难以知其所以然的。我懂一点外语，所以在这方面占了便宜。”(绿原)“现在应该是超现实主义。问题是现在大家对超现实主义还没有很好的研究。咱们中国还没有超现实主义诗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像聂鲁达、埃利蒂斯都是超现实主义诗人。”(蔡其矫)如杜运燮先生谈新诗如何通过中外传统的“杂交”，形成自己传统的看法时说：“诗歌要反映现实，但手法可以借鉴现代主义。外国的东西可以引进，但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他借用生物学“杂交”这一术语，说中国新诗应该成为一棵杂交品种的植株，是古典诗词传统与新诗传统，中国诗与外国诗，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杂交。“为了使新品种健康茁长，我认为需要继续杂交。中国新诗应在吸取古今中外优秀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形成新的风格，新的传统。”因为访问者将学术界最关心，也是自己最渴望获得更多回答的话题，提给诗人作家，虽然是个人分别的诉说，综合起来，就可以成为一种多向思维构成的深思熟虑的探讨，读起来给人一种进一步深化思考的启迪。类似关于诗歌理论和美学的真知灼见，还很多。读了这部书，我获得的可以细细咀嚼和照亮自己思维空间的思想火花和理论营养，主要就在这里。

刘士杰的这份努力的果实，为我们提供了或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就一个方面来看，它确实没有像一些理论完整的论述那样深刻、系统、周延；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又有系统理论研究著作所不能代替的优势：零星片断的感悟与思考中隐含着许多作家诗人思想的闪光。在许多或完整或零碎的答问与谈话里，保留了一些诗人关于新诗理论思考与探索的闪光的思想。这些思想的珍贵价值和对于新诗发展的启示意义，不下于那些著述严整的长篇大论。中国古代一些诗话、笔记、谈录，就是这个传统资源的源头。近读美国艾朗诺的《(管锥编)英文选译本导言》(陆文虎译，载2005年第4期《文艺研究》)，其中就这样认为，钱钟书提醒研究者，要注意那些没有包容在诸如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之类“大著作”之内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许多语句和微妙之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但在主流的论著中都找不到。其实任何完备的中国文学批评必须考虑这些材料。《导言》还引录了钱钟书《读(拉奥孔)》(1962)里面的话：“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钱钟书这些十分肯綮的阐述与批评，他的《谈艺录》《管锥编》的恢弘实践，都提醒我们应该警惕当今学界仍然十分流行的那种“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的治学陋习。

这本书是学术访谈和回忆，也是学术人物影像的素描。这样访谈、回忆性的记述与素描，对最重要的生命，不仅是要所有录入的史实、叙述与谈话，都能力求做到真实、可信、新鲜，还要尽量给人以某些细部书写的鲜活生动，让人读了，不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也能看到他与别人不同的独特秉性与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本书中有的篇章里，我就读到了这种文字传达的境界，如写俞平伯先生“文革”中挨斗时的一个场景，是这样的：

游街完了，接着示众。红卫兵小将挨个审问“牛鬼蛇神”。轮到俞平伯先生，红卫兵厉声喝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冤有头，债有主，小将们总算找到罪魁祸首了。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红楼梦》不是我写的!”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是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套用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看着这一切，真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红卫兵把他当猴耍，然而他何尝不是在观看红卫兵的表演呢?读到这里，看到一个国宝级的国学大师当时所遭受的非人的凌辱，猜想他以冷眼观事的态度接受一切的心境，我不禁眼里含着泪水。这时候，我“忽然想到”，记不起来曾经在哪里读到过的一段文字：那是俞平伯先生在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之后，他大约是于怀仁堂参加一次昆曲演出的时候，在台上忽然不慎跌了一跤。他爬将起来，对观众幽默地说了一句念白：“此乃天下之第一大跌也!”众人大笑。作者将这一偶然细节的捕捉，写入回忆文字，读后叫我至今怎么也忘不了。这就是俞平伯!这就是访谈和回忆文字所需要的魅力!

刘士杰为新诗研究的同道，我们在许多学术会上见过，是熟人。他一些回忆访谈的文字，也零星拜读过。今年5月中旬，在首都师大举行的绿原诗歌创作研讨会上，他邀我为即将付梓的这部书稿，写一序，我答应了，但却拖延至今。现拉杂写了这些，且多言不及义，算是序吗?

2005年7月3日于京郊蓝旗营

我所供职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我们这个单位被称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学府，所以名人、专家云集是很自然的。当我在大学里读到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等名人的著作时，对他们真是高山仰止，从心底里崇敬他们。及至196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得以亲眼见到他们，我兴奋欣喜的心情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颇似今天的追星族，见到自己狂热崇拜的明星一样。时间长了，在他们身上的神秘感逐渐消失，在我的心目中，他们虽然还是我的偶像，但是也是我的师长，我的同事。直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名人成为他们的罪名，被一个个揪出打倒。此时，他们又成为另一种“名人”，即有名的“黑帮” “牛鬼蛇神”。记得那时在开他们所谓的“批斗会”时，常有许多外单位的人，名为“支援革命”，“壮大声势”，实为参观，为的是一睹昔为名学者，今作阶下囚的“风采”。因为若不是“文革”，一般的平民百姓哪有机缘见到这么多名人呢?特别是在当时所谓的“牛鬼蛇神”游街示众时，他们各自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排队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学界泰斗、知识精英，竟落得被人当猴耍的可悲境地。在那时，我虽然扼腕不平，但也无司奈何。直至“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了，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这些名人们也重新焕发出光辉。这样说来，文化名人命运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时代的历史变迁。

现在想来，我真感到后悔，身处名家荟萃之地，和大师们共事多年，竞没有想到为他们写传记，甚至连访问记都没有想到写。究其原因，我想，大概是他们就在我身边，既是大师，也是我的同事，使我对他们多少减少些神秘感和好奇心。还有，就是我的一种错觉：他们既在我身边，好像永远会在我身边一样。直至他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这才跌足痛惜，后悔没有在他们生前进行采访。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有些非常重要的轶事、体验、感受和见解等宝贵资料，都随他们去了!于是，后来我就决定抓紧时间“抢救”国宝级的精神财富。这种抢救，有时只在几天之间。我采访九叶派诗人杜运燮先生时，他正卧病在床。我写完访问记，把文稿寄给他审阅，他很快就把修改稿寄还。因为他右手颤抖，我看不清他写的字，就打电话问。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说杜运燮先生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要我往医院打电话。我和杜运燮先生在电话中订正了文字。没想到仅仅过了几天，杜运燮先生就去世了!

对于有些名家，既然在他们生前没有写访问记，于是只好写回忆录作为弥补。我记得1977年，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先生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写了一篇悼念、回忆性文章《生命的烈火》，发表在1978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上。《文学评论》是文学理论刊物，从来不发散文，为了纪念老所长，破天荒用一期的版面发表纪念文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再也没有发表过散文。

有些访问记和回忆录是应报刊、出版社之约而写的。如《诗人冯至》《作家，最好也是学者——记蒋和森》是应《文艺报》之约写的，发表后，香港《新晚报》还转载了《诗人冯至》一文。老诗人辛笛先生和罗洛先生的访谈都是应《诗探索》杂志之约而写的。钱钟书先生逝世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郭亮女士访问我，要我谈谈钱钟书先生的轶事。后来，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对我的访谈。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培元和李明生两位先生找到我，约我写一篇缅怀钱钟书先生的文章，说是要出一本怀念钱钟书先生的论文集，书名为《文化昆仑》。我就写了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幸福的回忆终生的财富——忆钱钟书先生》。《文化昆仑》出版后，连出两版都售罄。此文还为《报刊文摘》等多种报纸摘要转载。

如果说，开始是应约而写，那么后来我是有意识地写访谈和回忆录了。我是研究当代诗歌的，所以写诗人也就多些。当代对于未来来说，也就成为历史。我写的这些文化名人大多会青史留名。我觉得趁现在大师、名家健在时，访问他们，获得第一手资料(包括照片、讲话录音)，对于后世的人们更感性地认识他们，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以为写访问记有不同的写法，有深浅之分，雅俗之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充斥在各种报刊上的娱乐记者所写的明星访问记，有相当部分流于浅薄、低俗、媚俗，表现为追逐名人隐私的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当然，更离不开商业上的炒作。我不敢说，我写的访问记和回忆录如何高雅深刻，但是，有两点可以保证我的文章与低俗绝缘：一是我自认为我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除了写回忆录，无法请逝者审阅文稿外，凡是访问记，我都要请访问对象审阅、修改文稿。这样就避免了不应有的舛误，这不仅是对访问对象负责，而且更是对读者负责。二是我的访问对象都是大师、著名的诗人和学者，访问对象的大家风范、道德文章和高尚人品，决定了访问记内容的严肃性和高品位，不可能出现低俗化的倾向。当然，还可以再加上一点，那就是阅读期待的高档次。我写的名人的文章与娱乐记者写的明星的文章，在阅读期待上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阅读期待，是获得走红明星的近况甚至生活隐私的信息；而我写的名人文章的阅读期待，则是获得名家对艺术和学术的见解，以及再现他们的风采和人格魅力。如我写的九叶派诗人郑敏先生的访谈《哲学与诗歌是近邻》，郑敏先生对哲学与诗歌的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简直就是一篇学术访谈录。在这里，我无意贬低娱乐记者写的明星访谈，人们的兴趣是多种多样的，明星访谈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是因为通俗文化更能满足大多数群体的精神消费需求。只要不流于低级趣味，明星访谈还是相当受读者欢迎的。事实上，我本人也喜欢读这样的文章。此类文章在点缀消闲生活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

写文化名人，也是向他们学习的最好机会。虽然他们的渊博的知识、艺术和学术的成就，我永远不能望其项背，但是，他们高尚的道德人品却永远是我做人的楷模。记得当年我们的所长何其芳先生，曾谆谆告诫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几十年了，至今我铭记他老人家的教导。至于老所长的人品和工作作风，在所里更是有口皆碑。当我写老所长的回忆录时，他老人家提携包括我在内的晚辈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至今还感到他对我关怀的温暖，如沐春风。

纵然有生花妙笔，也很难惟妙睢肖、形神兼备地再现文化名人的风采，何况我才力不逮，文笔粗陋?倘若读者能从我这质木无文的描述(为求真实，不敢堆砌藻饰，穿凿附会)中，窥见大师、名家的个性丰采于万一，则我可以聊以自慰了。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著名文学评论家、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先生，承蒙他慨然俯允为拙著写序，难为他冒着酷暑写了一篇多么精彩的序言!

作于2005年6月10日北京芳城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