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采访,开列了18位长征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罗迈、邓发、项英、徐海东、陈云、林彪、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萧克。在这个长征“人才榜”中,也列进了过去反对过毛泽东,并已被长征的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以及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在当时中国革命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如果摄取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中长征这一特定时期的辉煌巨卷,那么,毛泽东开列的18位风云人物(还应加上刘少奇、任弼时等),无疑都占据着辉煌巨卷中的特写镜头,缺了哪一位镜头都不会是完整的。他们在长征这一特定的历史舞台上,共同表演了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而占据舞台中心的,当然应该是毛泽东以及他最亲密的战友。
本书全景式地再现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辛,取得万里长征胜利的这一伟大壮举。
经过700多天生与死、血与火、正确与错误的考验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富于献身精神的杰出领导人真正地成熟起来。长征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本书借助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细节描写,浓墨重笔地记述了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红军领袖与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进行斗争的过程,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等一系列决定红军命运的重大事件;讴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领袖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夺取长征胜利的丰功伟绩。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可是无数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血溅湘江,长眠于湘江两岸,再也不能和战友们共同前进了。惨重的代价引起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悲痛,也引发了他们的无数个疑问。中央红军像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行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能实现吗?广大指战员在思索,毛泽东在思索,周恩来也在思索。
长期以来,因为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人们认为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被迫转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周恩来对李德和博古的指示一般是执行的,但是,周恩来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6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的坚持,毛泽东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没过多久,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与处在前线的周、毛、朱、王在如何威胁南昌的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对立的看法。周、毛、朱、王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敌人,不同意分散与持久硬打。这样一来,前方和后方的矛盾迅速激化,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
宁都会议上,对立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当多数人把矛头突出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的总责时,周恩来略加思索起身说:
“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在座的“左”派领导人满意地点点头。
谁知周恩来话锋一转说:“但我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P46-47
向21世纪进行新的伟大“长征”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序言
刘华清
再过四年多时间,人类就进入21世纪了。我们正处在从20世纪到21世纪、公元1000年到公元2000年的百年、千年之交时期。历尽沧桑的中国人民,都在回顾神州大地的历史巨变,瞻望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中国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蹂躏,人民受着深重的苦难。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她就带领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千百万人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曲折的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社会主义红旗在东方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高高飘扬。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进了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特别是20世纪末的20年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和各项社会建设的高速全面发展,引起世人的敬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为此感到自豪。
在20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发生了一件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西方一家周刊评论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今年,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在1934年的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撤出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接着,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也分别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踏上了艰苦的征途。在长征中,工农红军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抗击几十万追兵的拦截,克服自然界和物资匮乏所带来的人间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靠着人们的双腿纵横十几个省,长驱数万华里,红二十五军先期抵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于1936年lO月在西北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打破了反革命的剿杀,开辟了一条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光明之路。50年之后,即1986年,美国的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沿着长征的路走了一遍,写了一本《长征一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书。他在该书开篇中赞叹地说:“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了。”
作为一名老红军战士,我有幸亲身经历了这次伟大的征程。现在,红军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了,她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一页光彩夺目的历史篇章,而且有许多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继承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能在如此艰苦的长征中,战不垮,苦不倒,打不败,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和这个伟大理想所凝聚的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理想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凡是正确的理想,都是符合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革命战士有了共同的理想,就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有明确的行动指南,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这是红军战士英勇善战、勇往直前的内在的强大动力。
在长征中,红军战士表现了他们对党的一片赤胆忠心,他们把人民寄托的期望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他们奋不顾身、顽强战斗、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是红军成为无坚不可摧、无往而不胜的战斗集体的最重要的特征。无论是斩关夺隘,还是战险排阻,红军战士前仆后继,常常使征途中的战斗形势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由败而胜。
红军在长征途中,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像红军战士一昼夜行军120公里争夺泸定桥,穿着夏装单衣翻越雪山,靠常吃野菜野草走过草地等等,都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在最艰苦的岁月,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红军战士用自己血肉之躯所铸造的艰苦奋斗、敢于战胜困难的光荣传统作风,是排忧解难,克敌制胜,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同志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对长征胜利的意义、作用和历史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向全世界宣告了红军是英雄好汉,红军所走的道路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长征所播下的革命种子,是会有收获的。他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证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60年前长征擎起的熊熊的革命火炬,没有随着长征结束而熄灭,它一直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炽烈地燃烧着,随着历史的发展将会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中国人民,特别是一代又一代青年,要珍惜这段举世无双的使我们子孙万代引以骄傲的光辉历史。我们要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向21世纪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是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世纪,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激烈的竞争。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团结一致,努力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规划,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人民翻身解放、走上胜利发展道路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新的伟大振兴、繁荣富强的世纪。我国人民,特别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代,一定会把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无数革命先辈梦寐以求的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变成辉煌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