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是贯穿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的价值追求，可以说，英雄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始终未曾中断的一条线索，我们借助它触摸历史。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历史，催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的英雄叙事最强大的叙事动力当然是民族求生存的欲望。抗战时期的英雄叙事的叙事视角更为广阔，叙事频率进一步加快，叙事模式走向多元，最具现代性的叙事模式与传统的叙事模式同时并存，各具风采。英雄形象的多样性和叙事模式的多元化的结合，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的进一步繁荣和成熟。

序……………………………………………………………1

绪论…………………………………………………………1

上编总论篇

第一章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综论……………………29

 第一节 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文化语境………29

 第二节 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嬗变轨迹………41

 第三节 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审美特征………51

第二章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形态类型……………76

 第一节 表现阶级对立与革命斗争的英雄叙事形态…76

 第二节 展现民族战争画卷的英雄叙事形态…………92

 第三节 立足现实反思历史的英雄叙事形态…………110

下编个案篇

第三章左翼时期文学英雄叙事的个案剖析………………124

 第一节 鲁迅的英雄理念及其历史小说中的

   英雄叙事………………………………………125

 第二节 蒋光慈普罗小说英雄叙事的当代阐释………143

 第三节 英雄的“群化”与“群化”的英雄

   ——萧红、萧军救亡小说英雄叙事论………158

 第四节 英雄隐喻与良知形态

   ——以郑振铎的英雄叙事为例………………170

第四章抗战时期文学英雄叙事的个案剖析………………187

 第一节 植根大地的雄心与原始活力

   ——端木蕻良小说英雄叙事论………………187

 第二节 堂·吉诃德的“雄心”和“铁腕”

   ——解读宋霖长篇小说《滩》………………203

 第三节 “女兵”：女性自觉与英雄主义的合体

   ——《女兵自传》的当代阐释………………210

 第四节 “土匪”与“英雄”的距离

   ——解读姚雪垠的《长夜》…………………217

结论…………………………………………………………227

参考文献……………………………………………………242

后记…………………………………………………………249

英雄叙事的两种形态：在现代人类社会英雄叙事中，存在两种既有深刻联系，又有深刻区别的叙事形态，即历史中的英雄叙事和文学中的英雄叙事。这是两种互相渗透、却不完全等值的英雄叙事形态。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常常借助历史叙事的资源来阐释当代的价值追求，推演当代的历史(如历史小说、历史剧)。按新叙事学的观点，历史叙事也具有文学叙事的虚构性，因此历史中的英雄叙事同文学中的英雄叙事一样，也具有虚构性特点。在此，我们暂不讨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相通性，在本文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将涉及此问题。我们更关注的是历史中的英雄叙事与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的差异性。历史的记忆法则常常有选择性地把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对历史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作为英雄载人史册，此时的“英雄人物”只是一个历史学、社会学概念，它不具备审美的功能和审美的价值。历史叙事具有甄别历史人物的功能，却难以承担创造象征性“英雄形象”的任务。文学叙事也参与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人物”进行颂赞的大合唱，但它更善于为时代精神创设堪称“英雄形象”的象征符号，此时的“英雄形象”是不同于“英雄人物”的一个美学概念，它的功能不在于刻意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在于唤起接受者或崇高、或悲壮、或焦虑、或亢奋的审美情感。文学常利用象征或隐喻等手法把被历史叙事所舍弃掉的“零余者”置换为虚拟的“英雄形象”。历史叙事所创设的英雄谱系与文学叙事所创设的英雄谱系既有相重叠的部分，又有不相重叠的部分，还有相抵牾的部分。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是历史事件的创造者和亲历者，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则更多的是时代精神与普遍人性相结合的象征物。历史叙事只能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进行“英雄”的命名，文学叙事则是不断地为英雄主义精神创造着虚拟的“英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叙事可以自由地切入到“英雄”(人)精神世界的最深层面，探查“英雄”(人)灵魂深处的奥秘，揭示“英雄”的行为与生命本能的关系，而历史叙事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是历史中的英雄叙事的审美性、虚拟性、隐喻性艺术化形态。文学英雄叙事比历史英雄叙事拥有更为自由、广阔的叙事时空。

审美范畴的英雄理念是历史范畴的英雄理念在文学文本中的延伸和拓展，前者比后者更为复杂，更具有不确定性。当历史性英雄理念进入文学文本而成为审美性的英雄理念时，此时的英雄理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异。本来历史性“英雄，，的确立就不具备绝对的价值尺度，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系统中都为“英雄”的加冕创设了不尽相同的价值标准。审美性的英雄理念在历史性英雄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英雄”的内涵，扩大了“英雄”的外延，甚至重塑了“英雄理念”。当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进入审美领域时，他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象征性话语系统，他的象征性会超越、压倒其历史性，如三十年代鲁迅笔下的大禹、墨翟即是如此。历史英雄进入文学文本，实际上是文化系统中的构成要素(英雄崇拜)经过镜像式的放大，变成象征系统中的构成要素(英雄形象)。历史英雄进入文学文本常常以丧失其历史性为特征，这是因为叙事者的叙事指向不在于挖掘英雄人物的历史性，而在于借用历史英雄的名号来艺术地推演当代的历史。

P10-11

往年每逢审读博士论文，我的情感总是波动很大，也想保持正常心态，却难以调节平衡。时而拍案叫绝，兴奋不已；时而有失所望，恨铁不成钢；时而心生无名之火，不知喷向何方。不过近年阅读博士论文，我再也没有勃生激情了，心态安静，思绪稳定，即使对待粗糙平庸的论文也激不起忧怨的思情，我会精心地辅导，冷静地教诲，耐心地指点，宽容地对待；也许独有王寰鹏的博士论文《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当代阐释》 (以下简称《文学英雄叙事》)，令我读后颇激动了一番。这是因为从审阅的体验和感悟中，我真切地发觉论文实现了寰鹏预想的“学术追求和价值期待”：即“以文本重读新解为基础，在新的理论视野下，对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探索，旨在把握英雄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确立英雄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地位，研究英雄叙事的形态类型、叙事特征和叙事模式，找出隐含在文本中的叙事结构以及叙事结构所包含的最本质的意义，从而发现英雄主义在文本显现中的内在逻辑，揭示英雄叙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规律。”(引自“中文摘要”)从左翼到抗战文学的英雄叙事虽然在不少的文学史著述或学术论集论文中多有精到的论述，但是以新的学术视野对这一历史区段各种形态文学英雄叙事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与探析，并达到再解读、再认识、再反思的学术境界的却不多，本专著所彰显的创新成果是弥足珍贵的。作为一个导师，阅读这样的论著怎能无动于衷呢?诚然，任何学术著作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是值得挑剔的；但决不能以此障目而漠视或否认其理论创新点和学术增值点，更不能因为有点瑕疵而消解审阅主体对其肯定赞佩的激情。

《文学英雄叙事》既是寰鹏在学术上孜孜以求所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标志，又是他遵循博士培养目标奋发图强刻苦攻读所取得的喜人果实，也是他向关心他的亲朋师友交出的一份合格的答卷。根据博士生培养目标的要求，这些年与博士生面谈时，我总是在对话中启示他们应自觉地把自己培养成“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务实型”的高级人文科学人才。大多数博士生心领神会，按照“四型”人才设计自己、塑造自己，抓住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分秒必争地去完成学业，高标准地去攻克科研难关；也有个别博士生自流放任，我行我素，胸无大志，仅仅为了混个博士文凭，并不想在学业上出大力下苦功夫。寰鹏是属于前一类型的博士生，他雄心勃勃，志向高远，使命感强，劲头十足，具有现代青年学者的思想风貌和智慧风貌。三年前他一考取博士生，便按照“学习型”人才的要求制订了系统而详细的学习计划。他深知系统地阅读钻研现代中国文学的作家作品的重要性，于是就把现代作家作品的精研细读作为学习的重点和切入口，利用自己所有的工作之余和所有的节假日突进书海。“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的永不满足的学习追求，驱使他在书海里越游越深、越游越远，弥补了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学习时间少，读书不足”的缺欠，使他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朝着“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离娄下》)的治学境界奋进。也就是说，做学问如果根底深厚，就能取之不尽，得心应手；如果没有广博深厚的知识积累，那就不可能创立新说，即使有了创见新意也没有丰富的资料供其左右逢源地使用。我并不是说寰鹏通过发奋读书所积累的知识，己达到了“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的程度，而是说他的刻苦学习已为其做学问储备了较深厚的知识，若是持之以恒地学习、学习、再学习，那就有可能达到孟子所期待的治学境界。《文学英雄叙事》足以证明其知识背景与学习视野已突破了论题的范围，若是没有系统厚实的现代文学知识来支撑，那论文的框架建构、新说创立就不可能获得左右逢源的文本资料和扎实可靠的根据。

博览或精读群书以充实知识结构，这仅是将自己塑造成研究型人才的良好前提，若是就此止步不前那只能成为一个“知识箩筐”，不可能转变为研究型学者。只有通过研究实践把所学的知识激活，使凝冻的知识成为活的知识，从学与用的有机结合中，发现问题并形成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全身心地进入研究状态，用已掌握的知识解决问题、阐释问题，又在解决和阐释问题的过程中更新知识充实知识，使获取知识与研究实践得以良性循环，并从循环中深化知识结构增强研究自觉，这样才有可能把知识不断地转化为“学问”。寰鹏积极探索学习与研究的互动规律，他考取博士生的第一学年的下半学期曾多次谈到在系统读书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试图运用所学的新理论新知识来分析阐发这些问题，流露出不少新见解新史识，于是我便鼓励他不适时机地抓住新想法形成新思路草拟成文，他的这些文章随后被陆续刊登在。一些学术核心期刊上。后来不久，寰鹏带着已有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欲望，积极投入了《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的写作。该书由导师选题并主编，多次组织博士生进行集思广益的研讨，这既可视为博士生的选修课又是引导博士生进入研究状态的重要举措。寰鹏在本课题所承担并撰写的任务，与其博士论文选题相关，虽然不是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全部，但却是它的核心。这种把研究课题与博士论文相结合的做法，可以获得一举双赢的学术效果。一方面围绕研究课题的完成既能开拓深化参编者的知识结构，调动自身所有知识为课题探究服务，又能在研究实践中增进智慧才干，提高用得上过得硬的研究能力，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做好坚实的知识与技能准备；另一方面博士论文写作是源于课题研究又高于课题研究，它以严格的学术规范与较高的质量标准，要求博士生精益求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使其充分意识到学术追求无止境，研究发掘永远不会止于一个水平。这也许就是鞭策寰鹏在完成研究课题的基础上把博士论文打造得更好的内在思想动力。当博士论文进入攻关阶段时，听说寰鹏达到了一种废寝忘我的研究状态，即使头脑发胀、眼睛冒花也要坚持一字一字地写下去，偶而睡梦中有个新观点迅速爬起来奋笔疾书。有了这种忘我的研究状态，就能获得趋优的研究成果。记得寰鹏在一个春夏之交的早晨，匆匆地把博士论文草稿送到我的书房，他眼睛布满了血丝，非常谦恭地对我说：“老师，请多提意见，哪怕掉几斤肉也要把论文改好!”我阅完初稿后，油然生出一种欣慰感，尽管论文存有诸多不足，但是初稿能达到如此好的学术水平，这对于一个在职博士生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

自觉的研究意识，忘我的研究状态，固然是一个研究型人才必备的主观条件，但仅止于此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创新型’，人才。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所在，更是学术生命所在。对于一个有出息的学者来说，终生在探索，终生在创新，这样才能葆有学术青春。但是科研上的创新极其艰难，除了要有忘我的拼搏精神外，至少研究主体应具有三种素质：一是发现的逻辑机制，二是睿智的问题意识，三是创造性的建构能力。这三者形成相辅相成的创新逻辑链条，运作于对研究对象的探索、开发、攫取、升华、重构的全过程，创新出别开生面的学术话语系统。由于寰鹏能主动地以“创新型”人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既在科研实践中开发自身的创新素质又善于通过实践吸纳众人所长来优化主体创新素质，竭尽才智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发挥创造潜能，故而改写了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已有研究格局和学术成果，从结构框架到理论观点、从资料发现到逻辑演绎、从文本细读到个案剖析，都体现出强烈的求新意识和鲜明的创新印记。左翼至抗战文学的英雄叙事在学界的研究著述中少有以新英雄主义观对其进行系统的整体的探讨的，而《文学英雄叙事》一书则从文化语境、嬗变轨迹、形态类型对其作了纵横交错的三大维度的深入探察与总体把握，从整体上给人以新颖感。例如，说“抗战初期文学英雄叙事的纪实性要素增多；抗战中后期的英雄叙事文本游移于写实性与传奇性之间；抗战后期英雄叙事的象征性、隐喻性增强”，这种从纵向上对抗战文学英雄叙事总体审美特点的考析与概述是有见地的，也是慧眼独具的；对左翼至抗战文学三大形态类型的概括和左翼文学英雄叙事的“伦理／革命英雄”置换模式与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匪类／民族英雄”转化模式的论述，都有创新之见蕴含其中。至于选取鲁迅、蒋光慈、萧红、萧军、郑振铎、端木蕻良、宋霖、谢冰莹、姚雪垠等的文学英雄叙事所作的“个案剖析”，不论是对鲁迅历史小说塑造的神灵英雄、君王英雄、文人英雄和侠客英雄的解读，还是对二萧英雄走向“群化”倾向的阐述，还是对郑振铎历史小说英雄叙事与左翼作家具有相同良知形态的探讨，或者是对端木蕻良小说中的英雄自然化、自然英雄化的叙事模式的概括，或者是对谢冰莹《女兵自传》的女性主义与英雄主义相结合等思想特质的分析，都有思想闪光点与学术创新点，给人以新的理性启迪；尤其“结论”部分从七个角度对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作了总结与升华，展示出一些具有相当高度与深度的规律性认识，这应是研究主体力求在探讨中创新的聚焦点。博士论文的写作实践，初步显示出寰鹏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以及发现逻辑机制的强劲、问题意识的强烈和建构能力的增强。

学术研究的创新既不是无根无据的异想天开又不是主观随意的奇思玄想，与其相伴随的应是须臾离不开的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因而真正优秀的学术著作，不只是具有独到的创新品格，也要具有坚实的科学品格；同样，作为一个创新型入方，必，殒具备务契钓斜学品质，鹕苴坚定不移蜘雯毒求是的科学观，只有这样的务实求新的学者创造出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与时间的检验，放射出真理的光辉。寰鹏做学问能坐得住稳下心，既不浮躁又不张扬，有一种扎扎实实的一丝不苟的科学务实精神，不只是为新观点的确立寻求过硬的实证根据，即使每个概念的运用、语意的表述、逻辑的推演也要在准确精到上下细功夫与苦功夫。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在其博士论文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一是广而细地搜求资料，这是进入创新性研究的先导，而这种资料的求索并非止于从左翼到抗战文学的英雄叙事文本，也包括中外学人对这段文学史的研究评述的资料以及最新的英雄主义史观的论述，虽然不能说寰鹏对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原创文本或原始资料的搜集所下的功夫已经既深且细了，但是至少他发掘出一些新的英雄叙事文本，拓展了现代文学英雄叙事探索的领地；二是精读细研左翼至抗战文学的英雄叙事文本，尽力阅读那些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原始文本或出版社最初出版的文学作品，并且潜入文学文本的多层审美世界，与书中人物进行心对心面对面的对话，细致入微地去体察发现各种人性密码和隐蕴文化密码，然后以相应的理论范式给予较为准确的破译和富有新意的阐释；三是并非所有的左翼文学或抗战文学都是英雄叙事文本，也不是所有文本的英雄叙事都是有价值的，这里需要通过认真的梳理和细心的辨识后进行科学的归类，并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或典范性的英雄叙事文本重点解读。对于文本的辨识，《文学英雄叙事》是严肃的，毫不含糊的，如作者发现孙席珍的战争小说具有非英雄化倾向，立即把写成的万字书稿全部删掉。上述三点，足见作者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

寰鹏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厄，攻下一个个科研难关。由于他的努力有方向，奋斗有目标．故而在攻关攀登的征途上减少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一步一个脚印地逼近了“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务实型”高级人才的塔基，博士论文《文学英雄叙事》则是最有力的见证。对于寰鹏来说，刚刚踏进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就开了个好头，难能可贵；但在今后的学术旅途上要保持住这个好势头，却比开头更难。这里录几句古人的名言以警示且与之共勉：“为学必须先立志天下事。”(清代陈宝箴《论学必先立志》)“为学大病在好名。”(明代王守仁《传习录》上)“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是为序。

                草于2005年7月20日

三年前，我有幸考上了著名学者朱德发先生的博士生，开始了一段紧张、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三年的学习，使我深深体味到了学术生涯的甘苦。

过去的三年是疲惫与坚守的三年。每当读书有所收获时，则兴奋不已，可书读得越多，觉得还需要读的书也就越多。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我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多读作品，并将其精髓理解透彻，变成恒久的记忆。我研读那些最新的理论著作并尽量使其与研究对象有机地结合；我在那已经被研究了无数遍的文学历史中穿行，找寻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我努力使自己的话语既符合学术规范、展示理性的光彩又不至于晦涩难懂……为了能使自己基本满意，我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在疲惫与坚守中，我研读了数十种最新的中外理论书籍，阅读了几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做了十七大本至少九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在我的论文中，凡提到的作品我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通读，即使是仅提到题目的作品我也没有放过。三年的时间就在这样的读书、写作中一晃而过。论文提交并被送往校外盲评，虽然心里有些忐忑，但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我知道，写论文就像种地一样，自己浇了多少水，施了多少肥，锄了几遍草，只有自己心中有数，人哄不了庄稼，庄稼也不会哄人。而且参加论文盲评的都是学界名家，只须读上几页，就能看出论文的成色，绝不会走眼。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素昧平生的盲评专家们对我的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随后的论文答辩中，我的论文又得到了答辩委员们的好评，得以顺利地通过。

此书保持了本人博士论文答辩时的原貌，仅仅根据答辩委员们的意见改动了几百字。我不想再做改动的原因是：目前，我对此论题已经没有进一步改写的欲望了，这已经是论文的第四稿了，该说的东西在论文中都已经说完。如果再改的话，可能有两种改法：一是在新的理论视野和新的认识基础上重新安排材料；二是在现有基础上扩充篇幅。前者等于重写，已经不是学位论文，且短期内无法完成；后者等于画蛇添足，又有点像抻拉面，故意使自己的论文显得厚重。我还有一点认识，即文学研究最令人困惑的是价值判断问题。文学史有无数种写法，每一种文学研究都像是把文学事件或作家作品拿来过筛子，筛子眼有粗有细，有方有圆，留在筛子里的未必都是有价值的东西，被筛掉的也未必都没有价值。我的论文可以说是在一个较新的视角下进行的文学断代史研究，几代学者所建构的本学科的基本知识积累是不能不顾及的，却又不能因循守旧。但，当你在挖掘、提升某些文学史现象时，又必然会遮蔽掉一些东西，你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和逻辑框架剪裁出的东西，绝对是“有懈可击”，只具有相对真理性的东西。四平八稳的研究不可能创新，创新的研究就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偏颇。怕被挑出毛病而一味求全求稳，等于画地为牢；毫无牵挂地花样翻新，又可能走火人魔。这其中的“度”很难拿捏，有时叫人颇感困惑。最为真诚的文学研究或许是在研讨课堂上，或许是藏在研究者的心里，写到纸上的东西往往是顾虑重重的东西。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现阶段我的认识就是这样，那就暂且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吧。基于上述原因，我便保持了论文的原貌交付出版。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触摸”历史是一种重要学术理想，我在论文中也想尽量做到这一点，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所进行的是侧重文本的研究，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似乎是一种永远不能收场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祭奠的英灵没有变化，但祭奠者所祈求的内容却在变化。“触摸历史”是一个永远值得追求但永远难以百分之百实现的理想。我的研究必然带上“当下”立场，更准确地说是个人化的当下立场。对英雄叙事的认识还将继续，我的认识不能代表任何别人，只能是处在当下的“我”对此论题的认识，带有当下的“我”的立场。概括来说：就是尽可能把“英雄”问题看成是一种人的“公性情”的体现，把英雄叙事看成表现“公性情”的话语实践，尽量还原英雄叙事在那段历史中的原生态面貌；不回避英雄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曾有过的密切联系，但重点关注这种叙事中的基本叙事模式及叙事模式中所体现的伦理意义和文化喻义。从普遍意义的叙事形态和叙事模式中，我着力发掘的是文本如何相互影响、相互阐释，文本如何受制于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的探讨应当是有价值的。叙事学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任何文学的研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与其回避意识形态问题，不如剖开意识形态与叙事形态、叙事模式之间的关系，来认识这种关系。在非英雄的时代研究英雄叙事问题似乎是荒唐、可笑的事，但我坚信文学离不开对“英雄”的书写，不过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英雄”罢了。此论文的部分内容经修改后以《英雄主义的叙事模式和喻义阐释》为题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上，编辑老师在该期杂志的《编后记》中给予了这样的点评：“王寰鹏论文对抗战时期小说中英雄主义的叙事模式的分类不失为一种梳理，其喻义阐释也自有其独到之处。”面对这样的评点，我感到欣慰，我有一种被认同的感动。

本论题可以算作我学术探索的第一块磨刀石，磨得很辛苦，很笨拙，却没有磨出多少锋芒来，很是惭愧。

本论文从选题、搜集资料到完成历时一年半多。论文撰写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了我的导师朱德发先生的精心指导和严格审定。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论文的第一稿完成后，大到逻辑框架，小到每一个错字、每一个标点，朱先生都给予了认真的审阅，并为论文撰出“审读印象”，提出了详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知道朱先生是在眼疾未愈的情况下为我审读论文的，我复制了一份“审读印象”，对照着它修改完了我的论文，那份清晰的凝聚着先生的学术眼光和学术人格的“审读印象”原件，将为我所永久保存。我与朱德发先生的师生缘开始于我的大学时代，十多年后，我终于成了先生的入门弟子。能在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跨人神圣的学术殿堂，开始一种更高境界的学术人生，我感到十分荣幸!三年的博士学习，使我充分感受到了朱先生开放的文化品格、谨严的学术风范、崇高的人格魅力、深邃的思想、宽大的胸怀，这一切都时时鞭策着我努力前行。先生教书育人的艺术亦令我折服，他能用无形的力量塑造学生的主体精神，他能让学生既感到压力又产生动力，既感到严格又充满温暖。如果说在这三年的学习中，我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进步的话，那么，在这点点滴滴中，无不浸透着朱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我深知自己距离先生的要求和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每念及此，甚感愧疚。我别无选择，只能以不断的努力来回报先生寄予的厚望。我从先生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学问，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如何做人的道理。能师从朱德发先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本书即将出版之即，正是济南最热时候，我请先生为此书作序，他欣然应允，我怕天气太热，有损先生的健康，就对他说：时间来得及，立秋以后再写吧。没有想到，不到一周的时间，先生就把近五千字的序言写毕。从序言中，我看到了先生对我的热情鼓励和殷切期望，看到了先生奖掖后人、诲人不倦的精神，看到了先生对如何培养博士生的理性思考，看到了先生对如何做一个真正学者的精辟阐述。在此，我要真诚地对先生说一声：谢谢!

在论文的开题过程中，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吴义勤先生、王万森先生、魏建先生，青岛大学文学院的姜振昌先生，聊城大学文学院的宋益乔先生都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在论文的答辩过程中，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丁帆先生，苏州大学文学院的范伯群先生，山东大学文学院的孔范今先生、牛运清先生、解洪祥先生，青岛大学文学院的姜振昌先生，以及替代王万森先生参加我的论文答辩的宋益乔先生，都对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同时提出了非常中肯、切中要害的意见，我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料室的王克安老师、现代文学重点学科资料室的胡建玲老师，在资料查阅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在三年的学习中，我与同门师兄弟李宗刚、张伟忠以及其他诸位同学互相切磋，互相激励，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此我也要对他们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谢意。

我要特别感谢齐鲁书社的赵发国先生，感谢他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了我写作的动力，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这篇论文是无法按期完成的。妻子给了我一个自由、温馨、安宁的生活空间，使我得以安心学业，她用自己对家庭的付出，督促激励我完成学业；儿子以他特有的自觉和自制，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使人格外省心，最可喜的是，他与家长进行的那些幽默、温馨、时尚、趣味昂然的交流，不经意间扫荡了我身心的疲惫，他的成长使我增添了前进的力量。

论文的出版对我自己是一个纪念，对师长亲朋是一个交代，也是我学术生涯上一个小小的休止符号。我希望自己今后能写出比这本书更好的东西，我期待着专家、学者们对本书的批评指正!

                王寰鹏

                2005年7月30日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