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是捷克著名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当代最有影响力和想象力的作家之一。《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玩笑》、《生活在别处》等就是其代表作品。本书介绍的就是这位伟大作家的人生经历，尽管有关他的资料较少，但作者还是尽可能地贴近其生活，并大致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

01 第一章 姿态：躲在作品背后

13 第二章 布尔诺：学音乐的孩子

23 第三章 铁蹄下的祖国

31 第四章 布拉格：在艺术中寻找

49 第五章 《可笑的爱》：找到自己的方向

73 第六章 《玩笑》：成名后的尴尬

85 第七章 布拉格之春

103 第八章 争论：昆德拉与哈韦尔

113 第九章 “永远退到一旁”

133 第十章 流亡：来到精神故乡

141 第十一章 《笑忘录》：重新拿起笔

157 第十二章 《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

175 第十三章 翻译：惟一的出口

185 第十四章 天鹅绒革命

191 第十五章 《不朽》：舞台的转换

205 第十六章 告别母语

219 主要参考书目

221 米兰·昆德拉年谱

写《米兰·昆德拉传》，是件艰难而又冒险的事，甚至是件不太可能的事。这涉及到昆德拉的基本姿态：把自己的私生活划为谁也不能闯入的禁区，始终顽固地躲在作品背后。

已经不仅仅是低调的问题了。世上低调的作家其实很多。原因也各不相同。比如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比如罗马尼亚作家埃米尔·齐奥朗。比如南非小说家约翰·马克思韦尔·库切。

希姆博尔斯卡从不参加任何文学聚会和诗歌朗诵会。她回避正式场合，却很乐意和不多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吃着鲱鱼，喝着伏特加，谈论一些日常话题。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只接受过一两次采访。平时，除了钓鱼和收集旧明信片，就是写诗，不慌不忙地写，一年也就写十来首。作品虽然不多，但用有关评论家的话说，“几乎每首都是精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只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见面会，就又销声匿迹了。她是个把宁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诗人。在宁静中生活，在宁静中写作。诗作也有一种宁静的力量。外在的宁静和内心的宁静，你在她的诗歌中都能感受到。宁静成为她诗歌的源泉和力量，也成为她个人空间的保障和乐趣。P3

昆德拉曾写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诗歌，曾热烈讴歌和追随过新制度，曾画过画，研究过音乐，曾在艺术领域四处摸索、东奔西突，终于在而立之年写下第一个短篇小说，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走上小说创作道路。他断断续续写的《可笑的爱》中的十来个短篇属于那种极为机智又十分好读的小说，表面上看都是些情爱故事或干脆就是情爱游戏，实际上却有着对人生、对世界的精细的思考。还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一个好笑但更可悲的爱情故事，“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有着绝妙的构思和相当的深度，算得上他所有小说中最像小说的小说。小说中有关世界是个罗网的思考成功地反映出了人类的某种基本境况。卢德维克和露茜娅那两个人物也饱满，立体，神秘，有吸引力。按理说，昆德拉的艺术价值在他的这两部处女作中已经清楚显现。

然而，“布拉格之春”偏偏就在那时发生，俄国人的坦克偏偏就在那时驶入了捷克的土地，而昆德拉偏偏又是“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锋。在此背景下，昆德拉的小说很快被译成许多西方文字，他本人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只不过这声名建立在一种误解和代价之上：他被当做了“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愤而执笔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他的小说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被简单地划入政治小说一类。作为一个真正有文学野心和艺术追求的小说家，昆德拉感到了其中的危险和尴尬。记得多年前我在美国访问时，曾看过根据他的小说《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改编的电影，重心几乎都放在了对入侵者的抗议上，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原作中许多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成分所剩无几。这典型地反映出西方某些读者对昆德拉的一种狭隘理解。

这实际上也是小说面临的一种尴尬。这种尴尬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作家都已经遭遇或正在遭遇。这涉及到读者的习惯性思维、对文学的理解以及社会和时代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大多数作家态度坦然，相信作品自会说明一切，照样埋头写自己的东西。但昆德拉却显然把这种尴尬提升到了事关作家尊严和地位的严重程度。

一场捍卫自己艺术性的战役终于在他移居法国后打响。昆德拉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发表文章，接受采访，花费大量时间亲自校订自己作品的译本，并利用各种机会千方百计地表明自己的艺术功底和艺术渊源。他反反复复强调，他的祖国属于中欧而非人们所说的东欧。他强调这一点，起码有两个基本意图：首先，尽可能地躲避政治阴影，因为“东欧”这一概念确实是世界政治的产物，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的不少作家也都断然否定“东欧”这一概念。其次，表明他的文学渊源。这样，他便把自己纳入了欧洲小说传统。他在不厌其烦地谈论穆齐尔、布罗赫、卡夫卡、贡布罗维奇等伟大的中欧文学大师时，也就在暗示读者，他和他们处于同一片星空下。他给幽默明确定义：“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发现了世界，它在它无法评判他人的无能中发现了人；幽默是对人世之事相对性的自觉的迷醉，是来自于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的奇妙的欢悦。”他甚至认为幽默是他和读者之间产生误会的最常见的原因。幽默不被领会，玩笑却被当真，误解由此出现。他极为推崇拉伯雷、塞万提斯、狄德罗、斯特恩等小说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幽默。最后，当这一切努力似乎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索性抛弃母语，改用法语写作，试图彻底摆脱捷克背景并树立法国作家昆德拉的崭新形象，而这时他已临近古稀之年。

世上大概没有第二个作家像昆德拉这样对自己的作品作如此多的解释和表白的了，而且是花了差不多一辈子的工夫。有一段时间，我都有点可怜昆德拉了，觉得他很不幸，很委屈，甚至还专门写文章替他辩护。

然而，这样的解释和表白听得多了或看得多了，就不由得产生了警惕。细细想来，昆德拉的不断解释和表白实在没有必要，有时还有些作秀和矫情的味道。一个没有多少实力、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家这么做，我们可以理解。可一个写出了《玩笑》、《不朽》等杰作的小说家这么做，就有可能弄巧成拙，就容易让人想到一些艺术之外的东西。昆德拉本应懂得适度的沉默对一个艺术家是必要的。捷克小说家克里玛在其随笔集《布拉格精神》中曾婉转地指出，昆德拉所传达的经验同他作为当时制度的一名十分投入和受到嘉奖的追随者的身份很不协调。这兴许正是昆德拉的隐痛和顾虑。在同一本书中，克里玛还不留情面地谈到了布拉格人的随机应变。当然也包括那些准布拉格人。我想，当读者进入昆德拉的小说世界时，是不太可能理会这些小说之外的细节的。严格说来，这些细节同小说艺术本身也无多大直接关联。倒是昆德拉本人的过分敏感和过多表白最终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这些细节，也引向了他的人生经历。不管怎样，了解他的这些背景对于更好地理解他还是颇有益处的。毕竟，他是个有独特价值的优秀的小说家。毕竟，在这个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他的作品曾给人们带来了这么多的阅读乐趣和严肃思考。

但由于他对个人生活的严密封锁，要正面获取有关他人生经历的资料实在太难。这对昆德拉传的书写构成了很大的困难。笔者水平有限，只能凭借自己的一些积累、通过种种迂回的路径尽可能地贴近他的生活，并大致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肤浅和粗糙在所难免。幸好，创作是他人生最最主要的部分。而他的作品就在那里摆着呢。

终于要交稿了，心中不禁涌起无限感激的情愫。首先要感激杨乐云老师和刘恪先生。杨乐云老师是东欧文学专家，正是她把我引上了世界文学之路。她平时的指点，她提供的不少资料，对我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她年事已高，生活在大洋彼岸，仍在做着翻译和研究。这是一位无法停下手中的笔的可敬可爱的学者和前辈。我在此遥祝她老人家身体健康。刘恪先生是我佩服的著名小说家，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和兄长。我们曾一同写过昆德拉作品鉴赏。他对昆德拉的深刻理解给了我许多启发。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他不变的文学姿态也令我感动。另外，我还要感谢陈众议、余中先、树才、周晓苹等学长和朋友的不断支持和鼓励。他们让我相信，世上确实还有一些温暖的东西。

二00五年三月十八日

于劲松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