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以亲身经历解读日本，发人所未发，所持论点独树一帜、新意叠出。在总体上对日本持批判态度，目光冷峻而客观，笔触直指日本人文化心理的深层。其开阔的文化视野，使本书左右逢源，揭示了中日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对于我们更加清晰认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的文化，以及中日之间的差别等等，都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前言/1

第一章桃太郎精神/1

第二章小日本与大日本/15

第三章岛国情结/29

第四章“神国”的自醉/43

第五童日本在沉没?/59

第六章台风的性格/75

第七章无常之美/89

第八章“技”与“道”/103

第九章东瀛工蜂族/119

第十章洁癖之邦/131

第十一章装饰的世界/149

第十二章飘散的樱花/167

第十三章狗的象征/179

第十四章服从之道/191

第十五章名片的国度/205

第十六章“和”：日本的生存之本/215

第十七章“和魂”的威力/229

第十八章“以和为贵”的内部性/249

第十九章菊与刀：日本的绝活/269

第二十章外语低能的背后/283

第二十一章外来语防线/299

第二十二章恶魔的语言/315

第二十三章汉字的圈套/335

第二十四章礼仪森严的语言共同体/351

一、活着的桃太郎

日本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名叫桃太郎。

桃太郎名气之大，全日本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不仅活在现在，也活在过去，很久很久的过去；桃太郎今年高寿几何．谁也说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也只有一个朦胧的猜测。总之，对于日本来说，他是一个超越具体时空的存在。

桃太郎的出生很奇特，他是从一只又大又好的桃子里跳到这个世界上的，成了一对贫苦老夫妇的掌上明珠，所以就把他叫做桃太郎。小家伙也真奇怪，吃一碗长一寸，吃两碗长两寸，很快就长成了一个又健壮又聪明的小伙子。

人小志大，桃太郎还是个小不点时就要去鬼岛讨伐恶鬼，老头老太拗不过他，只好为他准备了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缝制了袍褂，买了朴刀送他上路，还给他做了一面“日本第一桃太郎”的旗帜让他打着。一路上，桃太郎收罗了狗、山鸡、猴子作为随从，自己成了小将军。

到了鬼岛，一开始对方根本不把这帮小毛头放在眼里．可是真的一交手，恶鬼们就招架不住了，很快成为手下败将，桃太郎他们因为吃了全日本最好的黄米团子，打起仗来格外有劲。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鬼头是个黑脸的家伙，跪在地上向桃太郎求饶。从那大眼珠里巴达巴达往下落着大颗大颗泪珠。说：“真打不过您哪!请饶我一命。今后决不敢再做坏事了!”桃太郎说：“记住。从今以后不准你们为非作歹，倘不老实，决不再宽容!”黑鬼连忙说“不敢．不敢!”又叫小鬼崽们把金银财宝抬了出来，奉送给桃太郎，表示今后决不违命，这次是真诚投降。 (引自《日本民间故事选》)

桃太郎就把财宝装上车，让狗、猴、山鸡拉着，凯旋归来，老头老太看见小子带回这么多财富，高兴得合不拢嘴，天子听到了这个消息，深感欣慰，还嘉奖了他们。

——这就是古老的民间故事《桃太郎》里讲述的故事。日本人，从小就在这样的故事熏陶下长大成人。

如果说，流传深远的民间神话故事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暗示某种稳定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桃太郎意味着什么呢?

现实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日本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尤其这一百多年来在世界上不寻常的表现，是对这个故事最好的诠释。人们都记得，在日本军国主义泛滥的年代，日本的小学里，老师是这样教育孩子的：老师举着又红又大的苹果，问孩子们，想吃这么好的苹果吗?孩子们说想，老师说，那么就到中国大陆去吧，那儿遍地都是。

正如内山完造在《中国人生活风景》一书里指出的那样：所谓的桃太郎征伐鬼岛，带回金银财宝，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强盗行径。他还将《桃太郎》和《西游记》的故事作了比较：玄奘法师带着猴、猪、龙三种动物去西天，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取经，发展精神文化，而桃太郎带着猴、山鸡和狗去鬼岛征伐，则是为了掠夺财富；而且，《西游记》里唐僧一行去西天取经，行程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交代得清清楚楚，玄装法师本人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桃太郎》里的故事纯属凭空想象，鬼岛更是子虚乌有，这表明日本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企图教化、统治其他民族的意识。P2-3

这是一本剖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书。

书名取“嗳昧的日本人”，是受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启发。大江是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其中这样讲到——

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公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指获得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作者注)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下面一段话很要紧——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对近代以降日本的所作所为和由此导致的尴尬处境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揭示，可谓目光如炬。在它的启发下，长期以来我对日本文化的思索和困惑也豁然开朗。我觉得“暧昧”这种说法，至少在现象上，精到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特征，是我们认识日本的一条有意味的门径。

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罕见。就日本而言，“暧昧”绝不是近代催生的新生事物，而是由来已久的性格，大江所揭示的日本在近代的“暧昧”表现，其实不过是日本固有的民族性在近代的延伸和发展罢了。换句话说，当日本土著的世界观(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现世主义)与先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到一起时，便产生大江所指出的上述种种“暧昧”现象。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在描绘过西方人对日本人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作者这样概括——

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冥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作为一位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对东瀛生活缺乏切身感受的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西方的理论模式，对“琢磨不透”的日本人进行了解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发现了日本文化“菊与刀”的二重性，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李光耀有详细的讲述，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的、无以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

在我看来，日本人的“暧昧”，恰好表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明确；日本人纵然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时而入亚；时而入欧，时而脱欧……一切都是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其实是清晰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这一切，如果还原东瀛岛国特殊的地理风土，事情就更清楚了。

可以说，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包围在辽阔的海洋中，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宗主国与藩国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天灾，培养出他们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幅似是而非、自相矛盾而有内在联系的图景。展示日本人“暧昧”的表象，揭示这种“暧昧”的文化心理机制，正是这本书的写作志向。

应当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

我写《暧昧的日本人》，是受几种动力的驱使，首先是有感于中国人对于日本隔膜，大而化之、自以为是的想象中藏着种种错觉和无知，尽管中国与日本已有近两千年的交往历史，而且，近代以降屡屡吃日本的大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无知是很难原谅的。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到日本，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打过各种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大学里做过客座研究，对日本学界有所了解。实际的生活体验，纠正了我对日本的想象和认识。在以往的中国人关于日本的叙述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如小说《烈火金刚》里的“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撅着屁股鞠躬的礼仪的符号，两者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特殊的历史和一度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我曾梳理过这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大体上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总是隔一层，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当然这本身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这实际上也暴露了中国人认识上的巨大盲点。四年的留日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莫过于认识上的拔乱反正，同时也养成了一种“日本情结”。

这种日本情结，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89年赴日之前，我对日本的知识可以说近于零，连日语都是到了那儿以后才学的。奇妙的是，一到日本，我就很有感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记忆被激活的感觉，当时就萌生要写一写日本的念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种感觉有地缘文化学的根据。如果问：幅员辽阔的中国哪一部分与日本的地理风土最接近?那一定是江浙，难怪中国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丰子恺、陶晶孙、缪崇群……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单来。其中丰子恺在日本仅作过十个月的游学，对日本的感觉如此之准，收获又是如此之大：徐志摩是留学欧美的，与日本本来没有太多交涉，满脑子都是“康桥”、“翡冷翠”，然而一曲烩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却将东瀛女子的温柔妩媚，刻划得栩栩如生。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这种地缘文化的联系。作为他们的同乡，我当然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这种对日本的感觉，却是可以共同的。正是这种感觉，引导我进入日本文化的堂奥。

我以为中国人看日本，常常受三种不良心态左右：一日“大中华”，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日本的一切都是从中国照搬过去的，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也是汉代的，那也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错．但是仅仅只看到这些。我觉得就很危险。由这种“大中华”的心态．必然派生对“小日本”的蔑视，当年，昏聩的清朝官员将日本称作“蕞尔岛国”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日本的确切地理位置．结果是．“小日本”打败了“大中华”；二日“受害者”心态，近代以降，日本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仅仅记住这些，而不知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不知反省自己的弱点与劣根性，就很危险，谁也不敢担保类似的受害从此不再发生；三日简单社会学心态．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相信，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日本统治者。只要对日本的社会历史稍有了解，就可发现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和占绝对多数的同仇敌忾的宣誓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连日本共产党都投了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

1998年，我出版了《暧昧的日本人》(广东人民出版社)，有幸得到读者厚爱。八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本书，尽管有许多让人汗颜的地方，其中对日本生活的观察，对日本文化的感悟，依然不失新鲜之感，使我深感欣喜。由此，我深深体会到感性、直觉的价值．其中所包含的穿透力，不是那种学院式的抽象思辩所能代替的，尤其是对于日本这个一个暧昧的、感性的民族来说，更其如此。

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在深刻转折关头之际，应友人艾绍东的建议和支持，我对《暧昧的日本人》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保留精华，去其枝蔓，注入新知，增加了书的内涵与深度。希望能为读者了解日本、认识日本提供有益的参考。

2005年7月大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