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日本对中国进行的访书活动的详细记录。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访书活动，从一个具体的侧面，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关注的兴趣点所在，同时展示了中国学发展的实际态势，及其与中国学术界、与中国文献典籍、与中国书业界的相互关系。

　　近代日本人来华访书，在学术上，又是以日本中国学的建立为背景和原动力的。中国学作为近代文化学术中的新生一支，与传统汉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解析。他们把中国当作一个客体，一个相对于本国文化的“他者”来对待，十分注重对于研究对象的实地踏查：包括通过修学旅行感受中国；派留学生到中国进行语言和专业的进修；以及专家的文献调查、地理及考古考察等，还包括与中国学术界、书业界的实际交流等等。这种本质性的转变，滥觞于明治维新以后欧化风潮的80年代，实现于甲午战争后的90年代中后期。这后来华访书的展开在时间上也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访书活动，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侧面，了解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关注的兴趣点所在，同时展示中国学发展的实际态势，及其与中国学术界、与中国文献典籍、与中国书业界的相互关系。

绪论

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钱婉约

内藤湖南篇

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考察报告

奉天访书谈

奉天访书日记

附录一宁波、杭州访书

附录二1905年的奉天宫殿调查

田中庆太郎篇

书蠹忆往

回忆与文求堂主人的交往

荷兰大使倡议编撰文求堂主人追忆文集

回忆田中氏的一些往事

回忆田中先生

“文求堂”和它的主人

武内义雄篇

易州一瞥

焦山残幢

房山纪

神田喜一郎篇

中国访书谈(一)

中国访书谈(二)

中国访书谈(三)

中国书籍记事

长泽规矩也篇

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

收书遍历(节选)

吉川幸次郎篇

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

琉璃厂后记

高邮旧梦

购书怀旧绝句

原文出处一览

后记

综合考察上述三种类型的来华访书购书情形，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日本的来华访书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所关注的书籍，从内容种类上说，具有学术上的领先性。注重文献搜集和考辨的实证主义治学方法；注重实地踏查的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的兴起；重视古代小说、戏曲类研究等学术新动向，是东亚学术告别传统，进入近代的标志。而这一转折是与东亚结束闭关锁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步伐相同步的。在这方面，日本大约早于中国20年。以1877年日本第一所近代性高等学府——东京大学成立，大量聘用欧美外籍教员为标志，日本开始了近代学术的步履；而在中国，文化风气的扭转要迟至90年代末的戊戌时期，而学术上的与西方沟通，输入新学理和新方法，则更晚至五四时期。因此，日本中国学教授和年轻的教员、留学生们，在中国学术调查、访书过程中，就体现了这种领先于中国人意识的学术眼光。如对于敦煌文献、内阁大库档案、甲骨文、金石碑铭文的追踪调查和捕猎；如对于小说、戏曲类书籍的搜购，以及对于北京、洛阳、满洲、内蒙等地的考古勘察等就是例子。

第二，访书所体现的学术关注，反映了日本时代的政治信息。任何时代，学术与政治都是一对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充满张力的范畴。甲午战争后，日本沿着亚细亚主义的思想路线，逐渐走上国权扩张的大陆政策实施阶段。在中国学研究领域，关注中国更主要落实到研究满蒙史地、研究中国历代边疆史地变迁，以及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外交关系等领域。内藤湖南几番奉天访书，对清朝前期满蒙文档案文献的极力搜求，便是这方面的例子。他在内阁大库，观赏和赞叹了康熙朝的精美地图后，拍照带回日本的也是兴安岭地区、喀尔喀地区、哈密地区等东北、西北的分图。至于1907年成立于大连的满铁调查部，对中国东北的史地考察和资料收集甚至掠夺，则与其说是学术对政治的折射，不如说是侵略政治的直接辅助。

第三，访书购书以强国的经济实力为坚实后盾。无论是个人购书还是机构输入，实际执行者都勇于追踪珍贵的宋元秘籍善本乃至价值连城的古代名人字画。这一方面是相关人员精到的学识提供了准确的鉴赏力；更主要是以中日国力消长更替为前提、以强大起来的日本人的购买实力为后盾的。

P26-27

想起来，本书从2003年初完稿到现在，已近三年时间过去了。能够以今天的面目与读者见面，在此首先向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先生和马燕女士表示深切的感谢。是他们的信任和鼎力相助，使书稿走出待字闺中的冷境，得以很快出版。

先是老校友、时在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徐雁教授，约请我翻译长泽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当时他承担的“中国古旧书业研究”的国家项目正在进行中，我也想借此机会较为深入地接触、了解长泽这位文献学家。所以，就一口答应了徐雁的要求，并马上开始在北京寻找这本昭和初年版的日文老书。不久，徐雁说，想把这本书放人他正在主持、在南京出版的“六朝松书香文丛”中。但他或许并不知道，长泽此书加上续编，才不到三万字篇幅，何以独立成书出版?

为此，我萌发了寻找、搜集相关内容，将它们合在一起，凑成一本书的计划。翻阅查找的过程，如大海捞针、深山寻宝，往往是你本知道许多学人来过中国，但翻检之下，发现他只有一些观感游记，而没有相关的访书回忆，有的人甚至没有只言片字留下。于是，只好回头再普查其他中国学家的传记，希冀在那些来过中国的学人中，在他们的文集或合集中有所发现。那时，我常常在北大图书馆、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寻寻觅觅。这个过程促使我了解更为广泛的中日学者的活动，了解日人近代来华访书的过程，往往是突然找到一篇相关的文章，喜不自胜。结果，就渐渐凑齐了现在书中的六位人物。当然，以仅在北京一地一时的局限，难免挂一漏万。

在资料方面，在此要特别感谢北外日研中心，不仅因为它拥有相对集中的日文书籍资源，为我提供了主要的资料来源，更因为他们服务学术、对外借阅的理念和热情周到的态度。那学期我正在上“中日近代文化学术关系专题”的研究生课程，课上的宋炎同学积极响应，主动承担部分翻译和绝大部分的注释任务。一学期的课程上完，此书的资料查找和翻译注释也几近完成。

但是，“六朝松书香文丛”不久就停止了丛书出版计划。此后，这本书稿曾在多个出版社间辗转“兜售”，谋求问世，但均因种种原因，或付梓在即，功亏一篑；或对方有意出版，却不知为何长期延拖。直到今年夏天，在一个会议上，与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先生们偶然谈起此事，竟是他们主动要求把书稿转交给他们出版，无须任何出版资助，且保证尽快发排。他们的果断和热情，让我敬佩，也让我再次感悟中华书局扶植学术的传统风范。

            钱婉约 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于畅春园

　　如今，无论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眼前有宋无本，就会忘得无影无踪；看到善本，就再也感受不到一己的孤独了。

            ——长泽规矩也《中华民国书林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