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浮出,已非某种简单的方法论转换,而是树立一个崭新学科形象的根本性问题。本文拟从理论上为“文化的华文文学”争取学科地位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中的“法权”。具体来讲,就是从“文化研究”定义入手,从理论上确立“文化的华文文学”的学科合法性,然后就其可实践性确立学术“法权”,并从唯物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人道主义、反还原主义等方面,对“文化的华文文学”可能遭遇的某些理论质疑,进行一些可能的辩护,以使“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理论阵脚扎得更严密一些。

2002年2月26日，由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四位学者联合署名的一篇近一万字的论文《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上刊出，掀起国内华文文学研究界20年来的首个论争。总共13万字的《文化的华文文学》收入了与这个论争相关的20来篇重要论文，作者包括刘登翰、彭志恒、古远清、陈贤茂、公仲、陈辽、钱虹、刘小新、赵顺宏、朱立立、萧成、郑国庆、高鸿、吴奕錡、刘俊峰等专家学者，对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在学术层面上作了阶段性的记录和总结。

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

都是“语种”惹的祸?

《存在》是直面现实的良知所致

——反思的焦虑与理论的困惑

“文化的华文文学”论待商量

评《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

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

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

——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华人学的知识视野与华文文学研究

民族主义与华文文学研究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

海外华人汉语写作的族属性问题

浮出地表的“文化的华文文学”

——关于《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的回应

“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质疑

华文文学研究该有开放、宽容的意识

从“语种”到“文化”

——对华文文学的几点思考

摸索中的道路

——文化视角的前景

通往敞开和宽容的研究之途

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界

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

文化的华文文学

——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的思考

新儒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思想背景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

《存在》对“语种的华文文学”另一个最尖锐的指责是“文化民族主义”，甚至认为所谓“语种的华文文学”，是“语言之种类与民族主义合谋的结果”。这大概是因为“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追求，而它的外延则是一个被幻想出来的广大无边的汉语言世界。这个世界既是华文文学的外在形象，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一种唾手可得的民族主义辉煌。”这种未加论证的判断，使我们想起几年前引起外国文学界热烈争论的“外国文学研究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观点。二者的逻辑推论方法几无二致：因为是外国的，所以是殖民的；因为是语种的，所以是民族主义的。其感觉和演绎的成分，显然多于理性与实证的分析。

民族主义是晚近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表明华文文学研究已经产生与学术思想界对话的意识。民族主义是二战后出现的一股世界性的思潮，是对殖民时代西方霸权主义的反拨。它与民族性、民族意识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和区别。对民族主义，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关键是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不能借口反对民族主义，就把民族性和民族意识一概否定。在前些年的华文文学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部分研究过度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继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向度，这种倾向与部分海外华文作家大量的乡愁书写和研究者过度泛滥的乡愁诠释同步同构。但这一不足，与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自大病，排外的文化纯洁化的自恋症不可等同。何况这一倾向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今日的华文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共存的历史趋势中，更多地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独特的性质和价值。对“世界华文文学”的重新命名，便包含着摆脱以往研究中部分存在的过分浓厚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一种努力。因为“语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概括，而非意识形态的想像，更与文化民族主义无涉。在这个基础上，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整合化和客观化，提供了可能。

当然对于那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我们仍须保持警惕。因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反映出一种认为本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导致人们“自我满足于追寻失落的本源、血缘、性别、肤色、母语等不具选择性权力的文化因子，遂成为民族主义者排外／惧外，以及打压内部异己的方便借口。” (庄坤良《想像／国家》)这种偏至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是极其有害的。问题是我们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并不存在这种排外／惧外以及打击内部异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对乡愁主题及其诠释的过度依赖和偏爱，也不能推出这样极端的结论。

但必须指出，警惕和反对华文文学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否定华文文学的民族性向度，更不能把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身份的追认，等同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分辨十分重要。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中华文化因素，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美学特色，是形成居住国文学文化多元构成与发展的元素之一。过度强调传统是不恰当的，那种文化原教旨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把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汉语美学传统视作文化民族主义而加以否定同样不妥当。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拒绝狭隘的、排外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族群主义，但却不能彻底否定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开放的族群意识。海外华人移民社会或华人族群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意识既是这种存在事实的反映，它的生成又具有维系“想像的社群”的功能。华文文学以其特有的想像与叙述形式参与了族群意识或族群认同的建构，显然具有形塑少数或弱势族群自我的意义。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很少讨论这一问题，而拘囿在纯粹文学或审美领域的批评，不可能真正从社会学和历史的真实层面理解华人的文化、现实和历史处境，在清除了一厢情愿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看作中华文学的海外支流的理念之后，许多研究者还把研究的重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在寻绎、证实与注解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薪传关系上，这只是前期研究的遗韵，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另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重要的维度，是要把海外华文文学放诸居住国的历史脉络，探讨“在客居国家意识与认同形成中，华人族群意识与认同又面临如何的回应与调整”(萧新煌语)。对此问题的回避、忽视，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幼稚、虚弱的表现。因此若说“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存在着某些缺陷，主要是指它的平面化，未能深刻地进入这种纵向的结构关系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横向整合的研究层面。那种仅仅停留于对语言、意象、意境乃至各种技巧鉴赏分析的所谓“花边化”的操作，不能真正抵达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面世界，也难以真切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在这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远远落后于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华人学研究。华文文学研究有必要向华人学学习。华人学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将有助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一臂之力，改变这一领域研究缺乏理性的弊端。近来，热衷于谈论华文文学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华文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研究华侨华人的著名学者王赓武的有关华人认同问题的精辟论述，其成果本是华文文学研究可以信赖的理论支援，因为从中可以在海外华人生存与发展的整体联系中，更准确地寻找到海外华文文学的位置与意义，以及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P23-25

“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在今天谈论起来，已经是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了。但是从它诞生到被关注到受争议到被接受，其实背后有过一段不平常的波折呢。而这些到今天似乎依然只能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八个字才能更确切地表达。我在这里并不想披露其中的一些人事纠纷，只想给它做个学术层面上的记录和总结。不管怎么说，作为华文文学界20年来的首个论争，在此之后，学术界开始在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上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成果。这是更重要的收获，也是我主编这个论题的意义和初衷所在。

2002年2月26日，由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四位学者(吴奕铸、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联合署名的一篇近1万字的论文《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在《文艺报》上专门刊发华文文学的版面——华馨版上发表，编辑是李维永女士。《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份有悠久传统和良好美誉的文艺类报刊。该文的发表因此备受关注。接着，除了《文艺报》本身一连两期刊登了相关的争鸣5篇文章外，还有三家学术刊物就此作出积极的响应，一个当然就是始作俑者的所在刊物——汕头大学的《华文文学》(7篇)，另外两家则是《福建论坛》(5篇)和《世界华文文学论坛》(3篇)。刊登的相关文章总共有16篇(重复转载的除外)，写作者包括华文文学界的研究专家陈贤茂、古远清、刘登翰、陈辽、公仲、钱虹、刘小新、朱立立以及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等。其中比较有分量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修文学博士的萧成写的《浮出地表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关于(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的回应》，文章约有1.3万字，发表于《华文文学》2002年第二期；另外就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登翰组织了5篇总共约3万字的评论文章，这组由华文文学专业的学者写作的文章在《福建论坛》上一推出，便形成了繁荣与集中的局面，也显示了有效的争鸣效果。之后又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在国内重量级文艺评论杂志上刊出：其一是刘登翰和刘小新写的近万字的论文《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处理》刊于《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其二是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联合署名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4年第4期。

本书除了选编以上关于“文化的华文文学”论争过程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十几万字外，还重点选编了两篇2万多字的论文——(仗化的华文文学——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现状的思考》和《新儒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思想背景》，这两篇论文出自彭志恒一本已经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个人专著《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学》(2005年9月)。前者由于参照他的前同事赵顺宏写的一篇4000的论文提纲，彭志恒特意要求在本书刊发时与赵顺宏联合署名。

也许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在编排这些文章时主要根据发表时间的先后并适度考虑到文章的分量来进行，并在文末注明文章出处。作为一名华文文学研究的新晋学者，我的主编工作难免考虑不周或出现一些错漏，请看家们海涵了。

庄园

2005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