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蒙特罗以纪实风格创作的十六篇西方杰出女性的传奇，蒙特罗用笔来揭示女性的内心世界，描写或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或为得到社会承认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女性命运；重新审视旧的禁忌和神话，颠覆男性对待性别角色和性生活的传统立场。西班牙评论界认为罗莎·蒙特罗代表了一种持久的、尤其是捍卫女性地位的义务。是一部触摸人灵魂的女性精神传记。

　　本书收录了蒙特罗以纪实风格创作的十六篇西方杰出女性的传奇：阿加落·克里斯蒂，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国女作家，以为妇女争取平等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而闻名；塞诺维亚·坎普鲁维，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妻子；西蒙娜·德·波伏瓦，法国女作家及女权主义者；奥托兰·莫雷尔夫人，英国文艺事业赞助者和支持者；阿尔玛·马勒，奥地利指挥家兼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妻子；玛丽亚·莱哈拉加，西班牙现代主义戏剧的奠基者兼作家；劳拉·赖丁，美国女诗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美国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前卫派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乔治·桑，法国浪漫主义女小说家，以乡村小说和风流韵事而名闻遐迩；伊莎贝尔·埃伯哈特，瑞士女作家，皈依伊斯兰教，女扮男装游历北非；弗里达·卡洛，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著名壁画家里维拉的妻子；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西班牙天才少女，进步活动家兼作家；玛格丽特·米德，美国女人类学家，以研究大洋洲无文字民族而知名；卡密尔·克洛岱尔，法国雕刻家，罗丹的学生、合作者、模特和情妇；勃朗特三姐妹，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三剑客。

她们大都是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都因自己的超凡才能而付出巨大代价，都面临共同的生存困境：精神折磨、贫困、对抗常规、受教育权被剥夺、为世人指责或唾弃、早逝或被送入疯人院。

作者没有采用通常的传记手法，而是将传主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片断放入当时深远的时代背景中，以探索的笔触深入到这些女性的灵魂深处，反映出她们在几个世纪中为争取女性自身权利与地位所付出的努力、挣扎和牺牲。这是一部触摸人灵魂的女性精神传记。

前言 无形的生活

阿加莎·克里斯蒂 永远的逃亡者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热情的孤独

塞诺维亚·坎普鲁维 致命的生活

西蒙娜·德·波伏瓦 生命的意志

奥托兰·莫雷尔夫人 奢华与伟大

阿尔玛·马勒 带着钢爪

玛丽亚·莱哈拉加 沉默

劳拉·赖丁 最邪恶的女人

乔治·桑 圆满

伊莎贝尔·埃伯哈特 殉教的渴望

弗里达·卡洛 世界是一张床

奥罗拉·罗德里格斯和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 死神母亲

玛格丽特·米德 在风中筑巢

卡密尔·克洛岱尔 梦想与梦魇

勃朗特姐妹 勇敢而自由

结语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照片中几乎从未张嘴笑过：她的牙齿不好，而她又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说实话，她关心所有事物的外表：她需要世界是一个平静而确切、和睦而有序的地方。但现实是眼花缭乱的，趋于混乱，不管我们如何设法使它服从我们的要求；这样，从四十岁起阿加莎胖了许多，变成了一位丰胸肥臀的壮妇。她过去一直很苗条(她自己负责在所有的自传里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就像某^提及一件几乎奇迹般的事情，一件对他人来说不可置信的奇事，或许连她自己都不会相信)，因而这种突然和决定性的发福，自己将要被禁闭在一个巨大的躯体里度过后半辈子，这大概加剧了她内心的灾难意识。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存变成一场长期的逃避黑暗，一场与混乱的秘密斗争。

她出生于1890年；因此她属于那代不得不超越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还要直面帝国最初衰败的不列颠人。维多利亚主义已经树立了像一只铅桶那么坚定和明确的世界观：一切事物各居其位，一切都有存在的理由，现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丽与法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种精确的梦想在十九末摔得粉碎。达尔文解释说神的预言没有按照我们的模样来创造人和动物，而我们的进化打上了偶然和任意的跳跃烙印。人们发现了具有流动习惯的有害无形分子细菌，因而疾病不再是上帝的一种惩罚或检验，它变成了一个坏运气问题。更有甚者，在所有这些不安和如此多的变化当中，爱因斯坦于1905年抛出了他的相对论，声称连时间和空间都不可靠。二十世纪带着它所有的恐惧、无序和战争慌忙来临。维多利亚主义静止的巨大架构伴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海上临终喘息倒塌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继承人急忙证实这场海难：“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利顿·斯特雷奇①等)接受生存的无序和破裂来建构他们的作品，于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了二十世纪。相反，阿加莎虽然属于同一代人(她比弗吉尼亚小八岁)，但她一生都在同混乱作斗争。她想蔑视这种混乱，试图恢复先前那个有秩序有规则的世界，那个她童年时代完美无缺的世界。所以她的侦探作品(七十九部小说，十九部剧本)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环形世界，是不只舒心而且健脑的数学游戏，那是可预见的世界，在那里，好与坏占据着预定的位置。

为何有那种堵住漏水洞的渴望?为何无法忍受深渊的稍微显露?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性格的遗传，早年的变故。阿加莎是一位花花公子的小女儿，他那么高兴地挥霍掉自己的年金，以至于死时没给家人留下一分钱，那时阿加莎年仅十一岁。于是，这个未来的女作家小小年纪就认识到孤儿的处境、破产和一个占有欲强、抑郁的母亲那种令人窒息的爱，从此她不得不照顾母亲。这一切都仿佛是黑暗中伸出魔爪的怪物。

阿加莎很了解那个内心的怪物，那个她一生逃避的迫害者。在她的自传中，阿加莎准确地讲述了一个童年时代的可怕记忆：那时她只有五六岁，在法国度假，夏天的一次散步中，一位十分和蔼的导游为了送给阿加莎一个礼物，捉到一只漂亮的蝴蝶，用一只别针穿过它。导游把那只蝴蝶别在女孩的草帽上。几个小时里，在童年那段静止和没有终结的时间里，这群人在田野散步，而蝴蝶绝望地振翼，在草帽沿上奄奄一息。阿加莎被恐惧吓呆了，她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来：只能因他人痛苦的疯狂而十分难过。那种无言，那种无法面对可怕之事，数年后在她一生中最出名、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中——她的失踪——再次吞噬了她。

P15-16

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

——为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而作

                 陈众议

◎缘起

这套丛书是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的一个分号。它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一次学术访问。那是2000年9月，大江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来到北京。这是1949年以来应邀来华访问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用作家徐坤的话说，“他的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彰显”。这显然是参照二十世纪初泰戈尔访华所留下的无形遗产而言的。大江先生在北京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莫言，并与王蒙、铁凝、余华、阎连科、徐坤等中国同行及社科院的学者和领导进行了亲切交谈并有感而发，提出了在中国举办“世界文学论坛”的动议。

这套丛书便是这一动议的见证。

◎意义

人类以并不乐观的状态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政治利益引发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然而，相信正义、博爱与和平的人们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热忱进行着消解冲突的努力。本丛书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明证。

丛书为世界著名作家和中国读者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友好交流的平台。他们的著述将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而载人史册。

众所周知，文化不同于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它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某种共同的习性；这种习性，可以抽象为世界观，也可以具体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嗜好。总之，它是以有别于他人为前提的一部分人的共性。正因为这种特殊性，而且又是后天的，所以才有了不同文化间交流互补的必要和可能。实际上，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交流是为了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而非倾轧或取代。

事实上，世界文化正是在相互了解、求同存异中不断演化、进步并形成今天这种大自然般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多彩局面的。无论情愿与否，这种局面已经形成。我们希望它的未来没有血腥，而是不同文化友好交流、健康演化、取长补短、自我完善的过程。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又注定要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如何保护和发展人类文化生态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耀眼明珠，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形象反映，是各民族历史与现实、情感与意志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而恩格斯则认为，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人不可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却可以通过文学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文学历来并将永远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理解的桥梁。

作为编译者，我们将努力使丛书成为文学的盛宴、和平的盛宴。盛宴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近二十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它将使我国读者感同身受地了解一批世界著名作家、文化名人及其斑斓的世界和关怀，而且对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将不无裨益。

◎基数：为了拿来的甄别

话说有个印第安人居住在深山老林。一天，他有幸来到遥远的海边，看到集市上到处都在买卖舢板。于是，他也掏钱买了一条。他历尽千辛万苦把舢板带回家中，并学着海边人家的样儿把它供在房屋顶上；只不过别人屋顶上的舢板都是底儿朝天的，而他的舢板却仰面躺着。不久，天降大雨，盛满雨水的舢板压坍了房屋……这是一则古老的寓言，意思是别人的宝贝对自己未必有用，稍有不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面对多元的花花世界，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

难说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编译眼前这样一套体现多元文化的丛书有助于我们处理认知和估价、传承与创新、借鉴与自主、向背与审美的复杂关系。马克思关于席勒化的说法众所周知。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席勒的依据。马克思除了尊称席勒为“市民天性”的权威裁判，还援引席勒名言，谓“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事实上，认识观和价值观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同样，进步和审美或者革命和美感，也是不可以划等号的。以马克思为例，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价值观而影响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之，也不因为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知而动摇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而且为推翻资本主义这种剥削制度尽心竭力，但是他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他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人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全球化”吗?然而，马克思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趋势而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则进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意识对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与此同时，文学观念和形式的演变也为我们提供了复杂的课题。以二十世纪而论，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的主题走向了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了哲学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批评的繁荣和各种“后”宏大理论的自话自说顺应了这种潮流。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的《眺房子》，西方小说基本上把可能的技巧玩了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的符号学与其说是应运而生的，毋宁说是推波助澜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小说的形式主义倾向)。于是，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借袁可嘉先生的话说，那便是(现代派)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玩弄技巧的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小说变成了江湖艺人的把势。于是，人们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的关键只不过是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然而，古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小说的起源是轻松自如的故事情节(或谓“稗官野史”)，而事实上《左传》及《左传》以降的诸多史书也是中国小说的策源地(是谓“文史一家”)。其中如《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触龙说赵太后》、《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及《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等众多美妙的段子，其实都可以视作最初的小说，具有小说的基本因子：故事情节。诚然，由于道统对小说的轻忽，中国小说及小说史研究起步甚晚。一如鲁迅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且必得到二十世纪)，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在西方，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及小说史研究也是后来的事，但古希腊人对“类小说”的重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然露出端倪。比如亚里士多德对文学(史诗、悲剧)的态度，其实已经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小说(情节)的重视。亚里士多德视情节为文学的首要问题，认为它是一切悲剧的根本和“灵魂”。他还说“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因此，《诗学》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章节是有关情节的。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情节列第一位，依次是性格、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过去的文学原理大都拿国王和王后的例子来说明故事和情节的关系，称“国王死了，两年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深爱着他的王后便无法独自存活在这个世上，于是郁郁寡欢，最终成疾而终”则是情节。这就是说，情节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诠释。倘使以《红楼梦》为例。两者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因为，我们或可视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故事，而家族没落与爱情悲剧则是其情节。诸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等等，在情节中逐渐演化并凸现出来。或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故事是两个世仇家族子女的爱情悲剧，而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这样，在浪漫主义之前，情节对于文学，尤其对于戏剧、小说甚至史诗一直是精华要素，因而地位十分稳固。相形之下，主题却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和凸现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之前的文学中，主题是自然显露甚至深藏不露的。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作品，其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是那样的淡然，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归属问题上煞费脑筋。而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还是帕里斯，个个都是英雄。是非、善恶等价值取向尚不在诗人(或行吟诗人们)考虑的要素之中。古希腊悲剧也是如此。我们的先人却不然。他们处理文史的方式似乎比较老到。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原因，固然在其修史记事的抱负，但《艺文类聚》中《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和褒贬印证了他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倒确是“早熟的民族”。如今，当主题愈来愈成为诗人、作家首先考虑或急于张扬的要素时，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崇尚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首先，浪漫主义文学是比较典型的观念文学。浪漫主义把情节降格为小说内容的某个轮廓，认为这种轮摩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转换，可以因具体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或其他因素的发展而获得生命。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了某些故事套路甚至于俗套的地步。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小说仍然没有抛弃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表现意志、宣扬观念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席勒时，就曾称其作品为时代的“传声筒”。相对于“席勒式”，马克思自然更推崇情节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完美融合的“莎士比亚化”。马克思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立场和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他关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思考是对人类社会，也是对肉体与灵魂这对冤家矛盾的昭示。灵与肉、“道”与“器”，人类缺其一便不成其为人类。曲为比附，文学中的主题和情节也有点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二者不可或缺。然而，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扫荡，情节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情节、轻视情节，把情节当做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大行其道。于是，二十世纪的许多小说仿佛专为评论家而写，成了脱离广大读者的迷宫与璇玑。虽然从文学创新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存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西方，最早关注和凸现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并没有因为强调主题而忽视情节。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莎土比亚还是在塞万提斯那里，情节依然是文学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受众的欢迎，他们一度受到经院作家的轻视，被冠以“通俗”。马克思从活生生的存在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存在本身。他像一位双脚踏入河床的巨人，在感受河水鲜活翻腾的同时，俯瞰人类文明之流从远古奔向未来。而他所选择的莎士比亚恰好是我假定的这个X(两条曲线)的交汇点。在这里，情节和主题是那么和谐、那么水乳交融。新鲜的人文思想和来自欧洲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和北欧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生成为美妙的情节。但这种和谐的、水乳交融的状态迅速被日益高亢的个人主义所扬弃。先是浪漫主义，后有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富有力度，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革命派)的界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高扬的批判意识和价值取向(或谓主题思想)背后，则是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现代建筑师般的精确图景。用昆德拉的话说，这些精确的图景、过细的谋划使原本相对自由的小说创作形式改变了方向。再后来是以“科学主义”自诩的自然主义或把主题(包括人的几乎一切内涵和外延)和形式(包括技的一切可能与界限)推向极致的现代主义以及反过来否定(颠覆)和怀疑(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赤裸裸的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也是创作主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鲜明表征，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新自由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没有能力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盖因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于一国或几国的资源。它们当然要消解各国主权，以致其剥夺在全世界畅通无阻。总之，比起我们过去总结的现代主义成因种种(如科技进步对形式变化或技巧翻新、世界大战对文学宣言或先锋思潮，等等)，跨国公司所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更具有说服力吗?无论接受美学如何重视读者(其实这里的读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个人)，无论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毫无时代意义(借镜作用)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以金庸、琼瑶作品为代表)如何受到欢迎，无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审美、认知、现实意义的所谓“通俗文学”(如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怎样顽强地存活于我们这个世界，似乎都不能改变情节+主题——两条曲线所组成的这一个X。

然而，一如马克思，我们不该因为文学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呈现出这样那样的规律而放弃人文应有的作用与反作用。何况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复杂社会中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要缘由：为了拿来的甄别、为了借鉴的认知，即给读者一个基数，一个几经筛选的基数，一个尽量多元、多维的空间，既有西方和东方，也有新交和故人(如笔耕正健的大江先生和刚刚仙逝的桑塔格)；既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赓续，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复归。

总之，我们以最简捷、也最深刻的方法请来了这十余位作家。希望读者在这一文学的盛宴中得到最大的欢愉和启迪。

好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女性传记系列的结尾。不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传记可讲，正相反：你越深入女性渺茫的大海，你会遇到越多的女性：强硬或细腻的女性，辉煌或无法让人忍受的女性，她们都很耐人寻味。历史之河的遗忘之水充满了女性遇难者，我们只需登上船，就能够看见她们。

如果我在此时此处结束，那是因为我自身的疲惫，因为我与她们一起生活了太长时间，以至到了对我的女人产生一种祖传的痴迷地步，比如要是我看到一部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傻电影，片中扮演女作家的女演员范内莎·雷德格雷夫，在一个场景中说她不会游泳，就会令我气愤——克里斯蒂那么喜欢游泳，游得那么好——这真是粗制滥造，我很生气地对自己说。所以这本书到此结束纯粹是一种随意，就像其他任何章节一样任意：选题，顺序。还有许多迷人的女性可讲。例如可以谈女作家简·鲍尔斯，她的一切都是如此神秘，甚至有人怀疑她是被自己的摩洛哥女仆兼情人毒死的；可以讲不可思议的亚历山德拉·大卫一奈耳，第一位于1923年进入西藏首府拉萨的西方女性，她最终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佛教神秘主义者；或者谈不可抗拒的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她自由、强大而又淫荡(只要读读她精美而热烈的小说《中暑》就可以察觉堂娜埃米莉亚是一个激情荡漾到何种程度的女人)。可以讲述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我尚未提到的女性，甚至别的许多我还不认识的女性。但那将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

显然，我也没有讲述这本书里出现的女性的全部。虽然我扩展了一点传记(当它们出现在《国家报》星期天副刊时，受到版面强制性的限制)，但不可能把十五个生命的所有丰富和不同的内容全都塞进一卷书里，因此大量的细节我都没有说。比如我没说弗里达·卡洛有一个镶着钻石的金牙套，总是在盛装场合戴上它(很奇怪我从未见过一张她微笑的照片)。也没提到埃米莉·勃朗特拒绝死亡；她试图在自己面前装作没有生病(去世那天她起床的时间同往常一样，下楼到客厅，开始缝纫)，绝望地奋斗到最后。没有说玛格丽特·米德六十岁时外表已很邋遢，又胖又丑，可是旅行时总带着一个小茶壶，用它烧水获取蒸汽，来卷头发：这个不可思议的卖俏细节，我觉得很感人。而且在所有我不曾提及的关于这些女性的事情中，还得加上其他许多我所不知的有关她们的内容。因为每帧小传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涵盖一个完整的生命：所有传记都不过是现实的一个版本，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的叙述中，它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版本。

在《国家报》上发表的这十六篇文章带来了奇怪的反响。比如登出玛丽亚·莱哈拉加那篇文章后，与她侄女结婚的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埃兰斯热情地寄给我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写给玛丽亚的一叠信件的复印件，在这些信中再次证实是玛丽亚创作了那些作品，之后由马丁内斯·谢拉署名。信件的内容很丰富，比如1926年的这封：“胡利奥将交给你一本梅塞德斯·萨阿韦德拉的诗集。我已经答应给它写序了：你马上给它写序，把它给我寄到哈瓦那(原文如此)。”最令人无法置信的是证实了马丁内斯·谢拉患有一种那喀索斯式的错觉，因为在向妻子索求稿件的同一段里，他为自己的成功而荒唐地洋洋自得。例如在通过邮局收到玛丽亚刚完成的一个作品后，格雷戈里奥对她说：“直到昨天才交给我《应该幸福》。写得好极了。有新的忧虑，洞察心理，对话优美。所以我们的作品现在流行，并将继续流传。我们已经是有地位的国际作家了。”

这个系列里的另一些章节曾引起某些争议。最受争议的是献给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维的那篇文章，由于受牵涉者的地位和地理上的邻近所致，这是可预见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家人和某位研究胡安·拉蒙的学者感到有责任捍卫诗人。格拉谢拉·帕劳·德·内梅斯教授，研究胡安·拉蒙的专家及塞诺维亚日记的出版者(刚出了第二卷，也是在阿利安萨出版社出版的)，寄来了一长篇优美的文章，因其篇幅而没有发表，她的论点可以用她的一句话加以概括：“胡安·拉蒙没有抹杀塞诺维亚，她也没有为他而毁了自己。”在此要表明她的看法(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多种观点)。

更有意思的是献给美国女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情人劳拉·赖丁的那篇文章发生的事。没几天《国家报》就发表了格雷夫斯的遗孀贝丽尔(他的第二任妻子)的一封短信，说赖丁不是坏人(“她不比其他人更好也不更坏”)，在她周围没有形成任何宗派。但奇怪的是我同时收到了一个很接近赖丁一格雷夫斯圈子的人的一封长信。此人请求我不要公布他的名字(“出于显然的理由”)，并且很高兴终于有人“敢”写那篇文章中所谈的事。他补充说：“(赖丁)大概是个巫婆，虽然是一个有显要能量和智慧的巫婆。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的影响效果是长远的，贯穿了几代人。有些人在离开她五十年后还不敢谈论劳拉，另一些人提到她名字时的反应是击木驱邪……但也还有一些捍卫她的人……我不知道是因为遭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还是因为害怕在来世会发生什么事。的确，尽管她的作品不多，但留下了十二个由她正式任命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因此要当心!”不用说这两封信增加了我对劳拉·赖丁阴暗和令人不安的人格的迷惑。

这个系列的发表还产生了一举两得的效果。结果，一些女研究员、女记者、女朋友和女档案管理员开始慷慨地寄给我大量有关女性的资料。我只举几个事例：女作曲家马里萨·曼查多向我讲述了她的前辈们无畏的不幸(如十七世纪的芭芭拉·斯绰兹，历史上为数极少的女作曲家之一，她的流氓父亲兼经纪人为宣传女儿的职业强迫她在一张肖像里摆出裸露乳房的姿势)；墨西哥的“见证”协会寄来一张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的照片：她套在一件衣裤相连的工作服里，看上去瘦极了(请记住她是厌食症患者)；一个名叫“艾达·拜伦”促进男女在数学方面同校教育的机构，它提供了女科学家的一系列肖像。

那个艾达确实是拜伦男爵的女儿，她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开拓者：ADA程序设计语言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程序设计语言的创造者中许多是女性，如COBOL这个例子)。说到女科学家，在此我不禁要讲述亚历山大城的伊帕迪娅(370—415)的残酷经历，因为它特别有启示性。伊帕迪娅是一位重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她著有几何数学专著和对托勒密规则的评注；发明了一个星盘和一个地球平面球形图等仪器。她是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捍卫理性，拒绝皈依基督教。由于所有这一切，主教西里洛，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徒，鼓动百姓反对她，并叫人暗杀了她：把她从车上揪下来，脱光她的衣服，把她折磨致死。伊帕迪娅享年四十五岁。我不知道是造成她死亡的报复性虐待，还是她的著作、她的发明一样也没幸存下来这个事实更令我恐惧。沉默也吞噬了她。

如此吸引我们的他人生活有何魅力?现在流行传记。专家断言，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文学专业，始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詹姆斯·博斯韦尔的《萨穆埃尔‘约翰逊的生平》。盎格鲁一撒克逊的作家无疑是这个体裁的权威人士，他们把传记变成一个艺术品。奇怪的是，在西班牙，除了显著的特例外，几乎还没有人从事传记创作：也许我们过于看重自己的隐私，也许我们接受的是顽固私密的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阿拉伯传统)。

前些时候，女作家贝伦·戈佩吉曾对我说，她不喜欢传记，她觉得这个体裁纯粹是搬弄是非。相反，我很喜欢；不是因为能从嚼舌头中得到什么，而是因为它镜子般的特性。我认为阅读他人的生平时，我们在试图向他们学习：传记人物是在生活那片未知领地进行侦察的探险者。我们研究他们的历险和不幸，渴望推断出等待我们的那些是什么东西——一个人在胜利和失败面前，在衰老、敌意或损害面前，在他人和自我的死亡面前，如何应对。既然世界的偶然性实质越来越明显，混乱缺乏治标之药(婚姻不会永远长久，等待我们的既无天堂也无地狱，已经没有能适宜安排我们日子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我们需要一张在这么多的空白中指路的应急地图。于是当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时，我们逐步绘制自己的私人地图：珊瑚礁在哪里，外海和浅滩在哪里，可以撞碎你的岩石在哪里。

生命是一个时间历程；在这路上，岁月逐渐塑造我们，也毁灭我们。或许那是生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明天我会是什么，我会把自己变成什么?这个系列的女性表明，时间的确起作用；生存本身的航行充满风险。有些女人彻底遇难了，像埃伯哈特或卡密尔·克洛岱尔。其他人陷入一种巨大的毁坏中，但令人尊敬地战斗到底，像弗里达·卡洛和奥托兰·莫雷尔。有一些女性她们的个人发展不能说服我：可以说她们以某种方式内在僵化了，如玛格丽特·米德或西蒙娜·德·波伏瓦。还有其他少数女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命得以改善，使她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成功，优秀的乔治·桑或喜人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这样的例子。

总之，做这个系列，我得以证实自己所描写的这些女性都完全生活在常规之外。例如我在前言中指出的，她们一般都拥有许多比她们年轻好多的情人，也经常有痛苦、沮丧和痴迷，她们中间很多人已接近被社会称之为疯狂的那片无人之地。但这并非是说那些著名的女性必然都是一些疯癫的人，也不是说这十五章的女主人公与她们同时代的妇女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她们的忧虑正是她们自身时代的一种反映。我们不要忘记，在很多世纪里，那些不适应女性狭隘角色的女人被判为精神错乱。疯狂到底是什么?不就是你内心的世界观不被社会所接受吗?

例如，1852年1月，当夏洛特·勃朗特经受一次巨大消沉时，医生禁止她写作：认为从事脑力工作在女人身上是不正常的，会引发她们的精神危机。许多年之后，已进入二十世纪，医生们对弗吉尼亚·伍尔芙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从未意识到，在那两种情况下，写作或创作是惟一能够宽慰她们的东西)。几个世纪里，社会把妇女禁闭起来，剥夺她们的自由和感觉，已经使她们发疯。这个毁灭过程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例子①。吉尔曼是一位美国妇女，具有艺术志向，已婚，有一个女儿，1880年她经受了“一场精神危机”。她去看那时美国最有名的专家米切尔大夫，对他说，当她旅行的时候，远离丈夫和女儿，她的病症就消失了，而一回来跟他们在一起，病情就加重。但是米切尔大夫看来根本没有关注她。

埃伦赖希和英格莱虚的著作《为了她们自己的幸福》收录了珀金斯·吉尔曼的话，她这样解释医生给她开的药方：“您要过一种尽可能家庭式的生活。始终与您的女儿在一起(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给女儿穿衣服这一简单的事都令我发抖，让我哭泣)。每顿饭后睡一小时觉。每天只能有两个小时的脑力活动。在您的余生永远别再碰一支钢笔、一支画笔或一支铅笔。”几个月里吉尔曼试图乖顺地听从所有这些建议，但这几乎要了她的命：“我危险地接近失去理智。头脑的垂死变得这样无法忍受，以至于我目光空洞地坐着，把头从一边摇到另一边。”最后，在“一个清醒的时刻”，吉尔曼明白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想当作家，无法再忍受做妻子的被动命运。于是她离了婚，带着女儿去了美国的另一端，变成一位女权行动主义的先驱，写了一本书，在书中讲述她的经历，她因明智而幸福，不再有精神危机。

这些女性当然不是正常的，当然不是。当你稍微了解了那些具体生活，那种隐蔽和缄默的日常工作，你会发现现实与官方的年鉴，与社会的正统观点，与权力告诉我们的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不光指的是妇女，也涉及到许许多多敢于在习俗惯例之外感知、要求和行动的男人。做这个系列，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发现每个生命都是一次历险，是一种对正确事物之局限性的偏离。总之，那或许才是我学到的最重要一点——正常性是不存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