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朗佩特试图全面把握施特劳斯的思想，也得到了一些施特劳斯弟子的称赞。郎佩特按施特劳斯所教诲的如何理解思想史上的大思想家的方式来理解施特劳斯，对一篇幅短小的文本作精细的品读和理解——通过理解施特劳斯对尼采的理解，把握施特劳斯思想的基本特征，并对施特劳斯一生中发表的主要论著作出解释。作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施特劳斯的哲学立场，但他强调，无论如何首先得理解施特劳斯，像他理解自己那样理解他。

施特劳斯评述的尼采是最真实的尼采。这个尼采与几乎还藏匿在尼采的那些大作中的尼采最为接近。笔者认为，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所有已经发表的研究尼采的著述中。施特劳斯的这篇论文包容面最广，见解也最深刻这篇17页的论文耗费了施特劳斯很多心血，篇幅不算太长，内容却十分紧凑。每一个段落都关联到大量的知识，可以回答读者提出的它们蕴含什么意义和产生什么结果之类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篇论文堪称范例，代表了由施特劳斯本人重新发现的写作艺术，也就是由柏拉图著述里的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的写作艺术。在《斐德若》(Phaedrus)里，苏格拉底对写作可能招来的危险提出种种警告，从而向听者表明了应该有什么样的写作艺术。

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导言

第一章 施特劳斯的尼采研究

第二章 施特劳斯如何读《善恶的彼岸》

第三章 尼采在柏拉图政治哲学史上的位置

第四章 施特劳斯在柏拉图政治哲学史上的地位

第五章 尼采的启蒙

附录

 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施特劳斯)

 尼采主要著作缩名表

 施特劳斯主要著作缩名表

 参考文献

“偷偷摸摸地读”。施特劳斯用这几个字来形容他起初如何开始读尼采的书：在本世纪初期德国的一个正统犹太教家庭里，一个男孩偷偷摸摸读起尼采的书来。要偷偷摸摸，是因为尼采的书无论对犹太人还是对德国人而言都是禁书。①偷偷读书产生了神奇的效果：施特劳斯在写给洛维特(Karl Lowith)的私人信件中这样说：“从22岁到30岁，尼采让我魂牵梦绕，完全主宰了我的思想。毫不夸张地说，对他思想中我能弄懂的东西我都深信不移”。②

在公开场合，施特劳斯宁愿只字不提自己受到尼采巨大影响的情况，不过，这种影响或许还是让其他偷偷摸摸读尼采书的读者揣摩出来。他们在施特劳斯脱离尼采影响之后的六年时写的《哲学与律法》(德语原著，1935年)里面，仍然感受到尼采【对施特劳斯】的潜在影响。虽然尼采的名字只出现在该书的几处注释中，导言中却到处都有尼采的身影；由于尼采进入了现代哲学，现代哲学比过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诚实”和“思想的良心”，敢于蔑视如上帝一类抚慰心灵之物的新的勇敢。需要由这样的勇敢促成的已经有了根本变化的启蒙思想。所有这些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回到旧式的启蒙思想并由此回到迈蒙尼德，然后回到柏拉图是否可能、是否可取?凭借回归，尼采为我们提供了复兴柏拉图思想的机会。在《哲学与律法》里面，施特劳斯利用了尼采，但又不张扬他所起的作用；一个偷偷摸摸读尼采书的读者现在成了偷偷摸摸的作者，他心中装着尼采，又不在笔端显露尼采。

施特劳斯在1962年写的一个自传性质的前言也清楚表明，尼采对施特劳斯这个年轻后生所发挥的重大影响。这是施特劳斯为1928年写成的《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一书——也是为自己的第一部英译作品写的前言。自成书之时到写英译前言，已时隔34年。施特劳斯说道，尼采在他与“新的思想”①的对话中处在中心位置，这样的对话引导施特劳斯返回到斯宾诺莎，然后再返回到前现代的理性思想。在这篇前言的倒数第二段里，潜伏着的尼采成了施特劳斯思想之旅的转折点，成了让他能够向过往时代展望、摆脱现代思想偏见的解放者。在文章的最后一个段落里，我们可以见到施特劳斯熟练地处理莱辛问题的一个典型做法：施特劳斯对现代哲学及其后果的猛烈抨击虽然也包括了尼采，却没有尽力抨击尼采。这个段落收回或者说修改了如下断言：新的思想的基础纯粹是“危及哲学命运”的意志行为。因为，施特劳斯承认，尼采的哲学声言本身基于一个事实——权力意志的基本事实。

P1-2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竞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lO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