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农业史主要是科学史或技术史方面的专业史，着重在分析阐述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过程。本书则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意蕴与文明价值，为过去同类著作中所少见，具有创新意义与重要学术价值。作者长期浸润于农业文明史领域，日积月累，涉猎广泛，善于归纳条理、汇会综通。全书文字叙述风格类近通史，然每一知识点的判断均有相关资料作实证铺垫，用力非小。第二、三章多吸收考古成果，与时俱进，颇多改进。全书视野开阔，内容充实，文字生动，视角独特，颇多创新，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文明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一部中国农业文明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但是至今尚没有一部中国农业文明史问世，本书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从而为中国农业文明史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书以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材料，以宏观的历史视角，重点阐述农业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及其演变进化的历程，包括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祭祀、农事节日、饮食文化、农事诗、耕织图、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各个方面，勾画出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图卷。

作者在概论中对具有明显差异的中西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本质区别进行深入的探讨，首次指出中西文明的明显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即中华文明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西方文明是游牧文化的产物，因此无论是在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打上深刻的烙印，视野开阔，内容充实，视角独特，颊多创新，显示作者内在的智慧和灵气。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项时专家们给予很高的评价(见本书附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文化、文明和农业文明

 一、文化

 二、文明

 三、农业文明

第二节农业文明与地理、历史环境

第三节中国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一、衣食住行

二、文化艺术

三、家族、家庭与婚姻

四、价值体系

第二章农业文明的萌芽——新石器时代

第一节农业起源的神话传说

 一、发明农业者的神话传说

 二、五谷六畜来源的传说

第二节中国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一、农业的发明

 二、作物的栽培

 三、家畜的驯化

 四、农具的创造

第三节饮食文化的萌芽

 一、烹饪方式

 二、进食方式

 三、饮食结构

第四节自然崇拜、祭祀和宗教萌芽

 一、自然崇拜

 二、农神崇拜

第五节文化艺术的萌芽

 一、语言

 二、记号

 三、文字

 四、绘画

 五、雕塑

 六、音乐

 七、舞蹈

第六节科学技术的萌芽

 一、天文历法

 二、数学

 三、动植物学

 四、物理、化学

 五、医药卫生

 六、建筑技术

第三章农业文明的产生——夏周、西周

第一节商周时期的农业

第二节物候、历法和农业气象

 一、物候

 二、历法

 三、农业气象

第三节饮食文化的产生

 一、饮食结构

 二、烹饪技术

 三、进食方式和饮食器具

 四、专业厨师和烹调理论

 五、饮食礼仪

第四节商周时期的农事占卜、祭祀和籍田

第五节商周文字所反映的农事

第六节《诗经》中所反映的商周农事

第四章农业文明的成熟——春夏战国、秦汉

第一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农业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

 二、秦汉时期的农业

第二节中外农作物的交流及二十四节气的形成

 一、中外农业的交流

 二、二十四节气的形成

第三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饮食文化

 一、饮食结构

 二、烹饪技术

 三、进食方式和饮食器具

 四、饮食风尚

第四节农业哲学思想的形成

 一、元气论

 二、阴阳说

 三、五行说

 四、循环观

 五、中庸观

 六、天人观

第五节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反映的农事

 一、诗歌

 二、绘画

 三、雕塑

第五章农业文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农业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业

 二、隋唐时期的农业

第二节农谚的收集和农事节日

 一、农谚

 二、农事节日

第三节饮食文化的成熟

 一、饮食结构

 二、烹饪技术与饮食方式

第四节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一、饮茶成风

 二、品茶技艺

 三、品茶之道

 四、饮茶器具

第五节田园诗的产生和发展

第六节绘画中所反映的农事

第六章农业文明的发达——宋元、明清

第一节宋元、明清时期的农业

 一、宋元时期的农业

 二、明清时期的农业

第二节海外农作物的引进

第三节花卉种植业的发达

第四节蔚为大观的农谚

第五节农事诗的繁荣

第六节《耕织图》的产生和流传

 一、宋元时期的《耕织图》

 二、明清时期的《耕织图》

 三、《耕织图》的外传

第七节丰富多彩的农事节日

第八节高度发达的饮食文化

 一、食经著作的大量增加

 二、饮食行业的发达

 三、宫廷贵族饮食的豪华

 四、烹饪技艺的提高

 五、主副食品种的丰富

 六、饮料的兴盛

 七、修身养生的饮食观念

第九节鼎盛时期的茶文化

 一、宋元时期的茶文化

 二、明清时期的茶文化

后记

附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专家鉴定意见(摘要)

农耕民族则相反，他们的生产对象是静止的植物，生长的速度很慢，从种到收要经过几个季节，急也没用。他们过着长期的定居生活，有的甚至几辈子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不管是租来的还是自己的，一家人就只种那么几亩地，年年重复种那么几种谷物和蔬菜，虽然也会饲养牲畜，但除了脾气温顺的牛是作为耕田的动力外，一般饲养的是猪狗鸡鸭等小动物，而且都是副业。每年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干旱，什么时候起风下雪，都有一定规律，只要顺着天时播种耕耘，总会有收成。他们所熟悉的环境就是村庄附近的那些青山绿水，不会有什么变化，也用不着去操心。村子里住的都是自己家族的成员和亲朋好友，彼此都熟悉。若有外来的人口，只要大家各尽其力，勤于耕耘，总能养活自己，也就相安无事。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他们几乎足不出村，有的人甚至终身也没有到过县城，和邻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对外部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并不关心。在这种宁静的环境中生活的民族，其体质自然比较文弱，性格比较内向、温顺，生活节奏必是舒缓、松弛的。中国的农民就喜欢听那些慢条斯理从容细说的故事，观赏节奏缓慢有头有尾并以“大团圆”收场的戏曲。这些欣赏习惯也就决定了中国小说必然具有与西欧明显不同的特点。

即以悲剧性来说，也能从民族心理特征方面得到解释。西欧的文学深受古希腊戏剧的影响，悲剧一直被视为正宗，总喜欢“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野蛮残暴的黑暗统治，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在人们的心头积淀了浓重的阴影，是西方悲剧长期盛行的社会原因。但西欧民众对悲剧的承受力特别强，恐怕与其民族性格有关。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放牧、射猎和从事掠夺战争，一场暴风雪，一场瘟疫，或者一场战争，都可能使他们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也与流血、屠杀相联系(如射杀野兽、屠宰牛羊，都是在毁灭有生命的东西)，因而极其勇猛剽悍，坚毅刚烈。他们特别赞赏、崇拜那些视死如归壮烈献身、能够震撼人心的悲剧性英雄人物。就连日常的体育游戏，也喜欢那些激烈的厮杀搏斗，如古代的斗兽、近代的斗牛和现代的拳击，都充满浓烈的悲剧性。而中国农民正相反，他们在固定的小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歌》)，周而复始，没有任何奇迹出现，因而也就没有强烈的创新和开拓的欲望。虽然也会遭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但是只要对土地辛勤耕耘，总还是会有所收获的，人们对生活对未来总是抱有希望相当乐观的。他们吃的是谷物、蔬菜等植物性食物，偶尔吃点猪肉也是由专业屠夫宰杀好，自己几乎是手不血刃的(以致至今还有很多中国人连鸡都不敢杀)。与西方的斗兽、斗牛、拳击等形成强烈的对比，中国人则只是玩玩斗鸡、斗狗、斗蟋蟀等小把戏。中国也有武术，但只用来健身防身，比武时也只“点到为止”，至今在中国最为流行的还是柔和缓慢平心静气的太极拳。总之，宁静的田园生活方式，赋于中国人以仁慈、平和、温顺的禀性。他们的神经难以承受强烈的血的刺激，即使苦难深重，他们也会期望有美好的结局来自我安慰。因此中国的民众不喜欢以悲剧性结局的作品，不愿意让主角轻易死去，总是要编造一个“大团圆”的结尾来宽慰自己。

戏剧 与小说相似，中国的戏剧也是到宋元时期才得以发展成熟的。中国戏曲的题材大都来源于小说，因而在反映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的性格方面，都县其同的。中国戏曲的唱词是一首首优美的诗词，使得中国戏曲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戏曲是中国农民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他们对中国古代的历史知识大半来自戏曲舞台，以致当年林语堂先生感叹自幼受教会教育的他，“直到近三十岁，才知道孟姜女哭夫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像这样的浅陋无知在非知识阶级中倒不容易找得出。”

中国戏曲在表演形式上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高亢的唱腔、特殊的念白和喧闹的锣鼓。它的形成是和古代戏曲的演出环境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林语堂先生曾有过解释：“中国剧场的流行式样，大多用木板布篷架搭于旷场之上……戏台系用临时木架搭成，台面离地甚高，而又露天，有时则适搭于大道上面，盖演唱完毕，便于撤卸。剧场既属露天，伶人的声浪得与合场小贩的嘈杂叫卖声竞争——卖饴糖的小锣声，理发匠轧刀声，男女小孩的呼喊号哭声，以至犬的叫吠声。处乎这样喧哗哄闹声上面，只有逼紧声带，提高喉咙，才能勉强传达其歌唱声于观众。这样情形，人人都可以去实地体验。锣鼓的作用，也在所以吸引注意力，它们都是演剧前先行敲击，所谓闹场，其声浪可远传之一里以外，这就代替了影戏广告之街头招贴。”戏曲的念白和人物出场时的“自报家门”等形式，也都是为了让农村或城市的观众听得清楚，容易了解剧中的人物关系。所以，不管是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川剧的高腔还是作为国粹的京剧，其声调高亢激越，响遏行云，锣鼓喧天，震耳欲聋，为西方观众所难以接受，但中国农村或城里的观众却觉得悦耳动听。有些人进剧场，干脆闭起眼睛只欣赏唱腔，所以北方人就把看戏叫做听戏，这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欣赏习惯。西方人是不容易理解的。

至于中国戏曲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更是反映了中国农耕民族的心理特征，如著名的悲剧《窦娥冤》，主人公窦娥蒙冤屈死，尽管用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等异常现象，表达了强烈的悲痛和愤慨，但还是编写了窦娥父亲后来为官，为她平反昭雪的结尾来收场。据此改编的明代传奇《金锁记》，则干脆改为窦娥临刑得救的结局，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P.21-22

中国农史研究萌芽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直至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农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其中以万国鼎主持的456册、3700万字的《中国农史资料》为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末，中国农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农书的整理和研究，其中以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农学史》为代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其中以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为代表。大约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业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如我所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开始辟有“农业文化研究”专栏，10多年来陆续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文章。

我是从上述的第三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介入农史研究的。1978年，我在江西省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20来年，当时受组织委托主持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受到国家科委和农委的重视，该展览于1980年被国家农委调到北京展出，获得广泛好评。当时的农委主任(后来的农业部长)何康同志主动拨款资助我创办《农业考古》杂志，从此我就正式走上专业研究农史的道路。因为我是考古出身，又在博物馆工作，所以我的重点是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来研究农史，配合当时的科技热，我的研究重点也是放在农业科技史的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明图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论农业考古》、《中国稻作的起源》等著作。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学术界界掀起一股文化热，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甚至是烟文化都非常活跃，这无疑开阔了农史研究的新视野，《农业考古》也经常收到研究农业文化的文章，在编辑的过程中自然会受到教益和启示，使我将目光转移到农业文化问题上来。

就在这时候，我读到西北农业大学邹德秀教授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农业文化》一书，虽然是本只有十几万字的小册子，很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述，但却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中国农业文化史的发展轮廓，并涉及了农业文化的一些理论问题。更为不易的是该书还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文化”进行尝试性的总结，对“未来的工农业综合文化”进行大胆的预测。在当时来说颇有新意，对我很有启发，觉得自己也应该在这方面做一点研究。也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组织“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写工作，丛书的编委金冲及先生来信，推荐我承当《中国农业文化史》的编写任务。于是我就开始留心资料的收集和全书体例的构思。同时以《中国农业文明史》的名称作为199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并且荣幸地获得批准，很快就收到了科研基金。

1995年春天，农史界在杭州开会，我特地将全书的目录草稿带到会上，召开专门会议，征求与会专家们的意见，获得了大家很多帮助，有的专家回去后还写了很长的意见书寄来，提出许多很中肯的意见，供我参考。同时，我还用通信方式征求了其他专家的意见。这些，对本书的编撰工作都有很大帮助，至今我还深深地感激他们。

最初的计划是全书30万字，用两年的时间写完。但是当我正式动手写作时，才发现我原来想得太简单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内涵是何等的深厚，不管是哪一章节，只要投入进去，便会发现是一座座蕴藏无限的宝山，很难收住在键盘上跳舞的手指，看来区区30万字是很难包容得下的。而且要在两年内写完它也是不可能的。再加上编辑事务、社会活动、出国访问以及一些临时突击任务的冲击，时写时停，结果一直拖到2003年底还未完稿，此时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知，如果半年之内再不能完稿的话，将取消课题。于是我下狠心，放下一切工作，在2004年春节期间，一个人躲到故乡厦门，闭门撰写40多天，每天夜以继日，在键盘上敲打到深夜三四点钟，居然一El气敲出了20多万字，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工作，在规定的期限内上交。剩下的就是等待专家们的鉴定意见。承蒙专家们的错爱，鉴定的结果，被评为“良好”，总算获得通过(我将专家们的鉴定意见摘要附录于书后，供读者们参考，也顺便向这些匿名的专家们表示谢意)。

本书的撰写从申报项目到结项再到出版居然历经10年，是当初意料不到的。在如释重负之后，自然感慨万端。作为第一部全面描述中国农业文明史的专著，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意蕴与文明价值，所涵盖的内容实在太深太广，它既包括诸子百家、文人雅士、宫廷贵族等精英文化，又涵盖大众文化的民间风俗、信仰、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等，真是包罗万象，千头万绪，要爬梳出一个头绪来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同时，中国古籍汗牛充栋，考古材料也多如繁星，如何搜集、整理并加以消化，也须下一番工夫。如今，十年磨一剑，也许还是一把钝剑，但多少还是揭开一!点古老文明的面纱，终于认识到中华文明实际上就是农业文明；早期的科技、文艺、宗教、哲学等，都与农业生产有关，或因其需要而产生，或来源于农业劳动，或从中汲取营养，或从中提炼升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性格特征，具有典型的农耕社会特点。因此与源于游牧社会的西方文明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至今仍然存在)，从而为中西人文传统的差异找到了真正的源头。

本书原定的书名是《中国农业文明史》，原计划是一直写到当代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文明，但是最后决定改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一来是写到明清时期字数已经超过60万字，如果要把当代的农业文明写完，全书恐怕要超过100万字，这与申报课题时所预定的30万字相去太远。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农业文明到底应该怎么写，心中实在没有把握。因为现实的变化实在太快，新事物层出不穷，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历史沉淀，有许多问题是难以认识清楚的。不要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以“破四旧”名义，破掉了多少传统文化遗产，即以农业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事节日”来说，过去有一些地方政府以“移风易俗”为名，轻易地将一些祭祀祖先的民间习俗视为封建迷信的“陋俗”而强行废除，并没有认识到民间风俗是历史遗传下来的文化行为，只能是因势利导，而不能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更何况，这种禁止的理论根据并不怎么正确。最典型的例子要算是鞭炮的禁放问题。燃放鞭炮本是一种健康的中华民俗，它起源于远古时期农民燃烧竹筒以爆裂的响声来吓唬糟蹋庄稼的野兽，后来演变为燃放鞭炮，以表达人们对祖先、神明的怀念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但是有一段时期，许多地方政府却纷纷立法禁止，燃放者即为违法。这是违背民心的做法，实际上是禁而不止。本人曾经在八届、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连续写了4篇书面发言，批驳禁放鞭炮的种种不足为据的理由，呼吁开禁。许多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在会议期间呼吁开禁。结果在浙江省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努力下，杭州市首先开禁，获得普遍赞扬。其他地方也陆续改行政禁止为疏导，作出不同程度的调整。又如这些年来，在类似情况的误导下，许多青年已经淡忘了祖国的传统节日而热衷过西方的洋节。传统的春节年味越来越淡，圣诞节却热闹非凡；不知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却陶醉于西方的情人节。这样的现象已经引起文化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纷纷起来呼吁对中国传统节日应该给以正确的评价，甚至建议将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作为法定的节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农业文明应该如何建设，对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应该如何正确地界定，还需有个认识和实践过程。想要对它作出准确的描述，就得等它相对成熟之后才有可能，勉为其难，就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被淘汰。因此我决定本书只写到清代末年为止，而将当代农业文明史的撰写工作寄望于有志于此的后来者。

由于农业文明涵盖面之广泛，在写作过程中就必须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幸运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热兴起以来，涌现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尤其是民俗、饮食文化方面的成果特别突出，如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12卷本《中国风俗通史》等，都对本书的撰写有很大的帮助。凡被引用的论著，我都在书中一一注出，以表示谢意。实际上，本书应视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只不过做了一点综合加工而已。功劳应该归于大家。

因为写作的时间拖得太久，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已结束“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出版工作，虽然他们表示有价值的著作还是愿意出版，我最后还是将它交给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因为在本书尚未写完之际他们就决定要出版，这对我是个莫大的鼓励。该社在11年前曾经出版过我的《中国农业考古图录》一书，还获得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如今又将拙著作为重点图书出版，使我深受感动。责任编辑涂水香编审，学农出身，又在博物馆搞过考古，对中国农业文明史颇为熟悉，在编审本书时仔细认真，纠正不少笔误，严把质量关，为此付出很大的心血，才能使本书以现在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为此，我要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文华于南昌青山湖畔

2005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