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选录了47篇文章，是作者20多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他在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调查研究、观察分析、探索思考的结果，反映了他对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的认识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特别是农村社会这场伟大的变革的历史转变过程。

自序………………………………………………………………1

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1

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10

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

——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17

关于棉花政策的若干问题………………………………………48

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和联产承包责任制……………………62

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90

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及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102

我国农村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130

社会主义道路与我国农业的发展………………………………147

社会学要重视研究当今农民问题………………………………157

关于解决农业徘徊问题的几点意见……………………………183

社会学研究所要继续做好“补课”工作………………………190

农业丰收后要注意保护农民利益………………………………195

40年来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教训……………………………201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212

对我国现阶段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再认识…………………224

农业要警惕再走扭秧歌的老路…………………………………233

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新思路

——反弹琵琶和加快城市化进程…………………………249

社会学要加强应用研究…………………………………………272

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

——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275

要为形成新的粮食增长高峰准备条件…………………………293

建立城镇住房新体制的基本思路………………………………298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310

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实现三项历史任务…………………………334

20年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 343

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决策

——学习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的体会………………359

农村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关于开展以发展小城镇为中心的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运动的建议…………………………………………368

要加快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二十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388

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392

《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丛书》总序…………………………401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410

加快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417

为农村基层行政干部说几句话…………………………………421

调整城乡结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430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435

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

 的束缚……·…………………………………………………441

中国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产生、发展的实践和理论

 演变……………………………………………………………455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发展和前景………………………169

关于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几点意见 ………… 497

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506

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517

对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几点意见……………………………53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538

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555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导言……………………………………572

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开幕式上的欢迎词……………………596

调整城乡关系，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599

主要著作目录……………………………………………………615

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

一、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4亿多劳动力，3亿多人在搞农业。但粮食、副食品供应仍很紧张，每年需要进1=1一部分粮食、棉花、食糖和豆油。1977．年全国生产5 750亿斤粮食，平均每个农业劳力才生产1 917斤，每年以300个劳动日计，每天才生产6．39斤粮食。与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如，1975年美国一个农业劳力平均生产136 535斤粮食，比我国高71倍。1976年我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只有614斤，与1956年一样多。我们现在1个农业劳力只能供养2．1人，需要4．8个农业人口才能供养1个城市人口。

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没有很好落实。前些年，林彪 “四人帮”搞极“左”，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破坏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弄得集体经济削弱，社员劳动情绪低落，生产停滞徘徊，社员收入减少，生活困难，有的甚至被迫逃荒要饭，流离颠沛，苦不堪言。据统计，1977年全国农民收入平均每人65元，每月才5．4元。那些收入在平均值以下的农民，生活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就全国农村而言，1976年比1974年，农民平均口粮每人降低了3斤多，平均分配收人减少了3元多。

我国的农业，现在基本上还是靠“两个肩膀一双手”，离开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肯定是搞不好的。实现机械化，如果农民没有积极性，同样也不能增产，苏联的农业就是前车之鉴。所以，要加速发展农业，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舍此，没有其他任何出路。靠什么调动呢?靠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靠正确的发展农业的方针和政策。P1-2

本书选录了我从1978--2004年撰写的学术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二是关于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文章，特别是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全书共47篇文章，是按写作和发表的时序编排的。

我1933年8月出生在江苏无锡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46年10月到上海一个袜厂当学徒(类似今日的农民工)。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文化教员。1954年10月到无锡公益中学高二班学习，1956年9月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学习，1957年9月转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年毕业，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师从容肇祖教授学习中国哲学史。那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没有成立研究生院，研究生入学后，就随导师在研究室学习、工作，同时也就成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始，专心一致地念了两年书，1964年就和全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一起到湖北襄阳农村搞四清，随后又到河北徐水农村搞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我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原来我是哲学研究工作者。出身农家，在高中读书的时候，对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情有独钟，最后一篇作文，写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农业经济学家。但当时学校党组织要我带头报考国防军工院校，我服从了。第二年转考入北大。1960年三年经济困难，粮食供给出了大问题。从此，如何解决农业问题，成了我经常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在大学里，我研读了不少经济学的著作和资料，利用寒暑假到各地农村作调查、访问。四清期间，我先后在一个区政府、两个生产大队任工作队员、小组长，对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积累了对农村基层的知识。“文化大革命”中，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有关文献资料，在理论上作了准备①。

1978年夏，当我得知中央要讨论研究农村工作时，我日夜兼程，在8月份写出了《关于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共12条，4万多字，把我多年研究思考的想法写了出来。但当时没有发表这类文章的园地，几经周折，后来被时任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南振中同志发现了，经他推荐，于1978年10月初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摘了7条，9 00 0多字，标题改为《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同月，在《内部参考》转载。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宋一平同志看到了此文，专门和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孙耕夫同志商量后，亲自找我谈话：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国家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要我以后专门从事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不再担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工作。这正合我的心意，从此，调查研究农业、农村问题成为我的专业，这是我学术生涯的一次大的转折。

培养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基本条件是个人要有一定的学术修养，有事业心，勤奋努力，持之以恒；另一个基本条件是要有好的学术环境。宋一平副院长同我谈话时，还指示我以后要经常到各地农村去实地调查研究，我出差的费用，院和所会保证提供。我可以到院里的机要室阅读司局级干部可以读的文件和资料(我当时还没有职称)。谈话结束，他亲自领我上机要室交代给工作人员。从此，我有了阅读机要文件的资格。开始几年，读这些文件资料，对我的研究确有很大的帮助。

从1978年冬天以后，我每年有几个月到全国各地农村去调查研究，除了西藏、青海、宁夏三个省区外，各省、市、区的农村，我都作过调查。1978年至1983年那一段，主要是调查研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性质、兴起的原因以及将来的发展前景。这是农村改革的开场锣鼓，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争论很大。我在1979年6月，到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实地考察了由安徽省委、万里同志特批的包产到户试点，回京后向有关领导汇报了试点很成功的实况，并写了《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一文，论述了包产到户也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文章于11月初在《未定稿》上发表。1980年8月，我和王小强同志到甘肃省农村调查，那时甘肃已有多个包产到户的试点，我们作了考察，并写出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包产到户今后不必再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老路，而可以通过包产到户一兼业户一专业户～新的联合形式，走出一条新路来。在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包产到户只是权宜之计。这是一种新的主张，文章在《未定稿》上发表后，受到杜润生等同志的支持，但也遭到不少人的非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后来改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就在全国实行，农村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农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求上层建筑也要有与之相应的变革，要求县和乡的政治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革。考虑到这种新发展的需要，我和院科研局的同志开始酝酿要搞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这个想法得到了院长马洪同志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的支持。1983年10 El组成了研究小组，到山东陵县开展县级体制综合改革的调查研究，我担任农村发展研究小组组长，兼任县委副书记。

从1983年10月到1986年12月，我在陵县住了三年。先是我和研究小组一起对县直61个部、委、局、办中的31个主要机构作了调研，以后又到袁桥、土桥等乡镇对乡、村、组、户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县级机构是我国整个政治经济体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环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对它进行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很大。陵县的县级体制改革试点，在山东省委、省政府和德州地委、行署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因这项改革涉及整个上层建筑，牵动各方面、各部门的利益关系，需要由国家通盘考虑和统一部署，才能进行，试点研究组的工作，主要是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摸清了情况，开了几次研讨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可惜此项重要的改革至今还未真正实施。

我在陵县3年，主要是和研究组同志一起调查研究，也参与一部分县里的工作，与基层干部和群众朝夕相处，使我学到了、懂得了许多知识，这是在北京、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县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它既是执行机构，同时也是一级决策机构，代表国家、政府管辖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参与进去工作才能真正了解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是怎样进行的?有哪些运行机制在起作用?国家干部、农村干部、农村群众的真实生活怎样?他们各自的心态如何?所有这些，单靠从旁观察、靠访谈是了解不来的，必须要靠深入下去，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逐渐体知的。在陵县工作3年，实在是学了3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以及对农村问题的判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至今，我对“三农”问题有一点发言权，也是靠着在陵县打下的基础。

在陵县3年，我写了多篇关于农村农业形势和农村第二步改革的文章。1984年农业获得了农村改革后的第一个特大丰收，粮食超过800 0亿斤，棉花超过1．2亿担，农村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这时，由于改革后出现的农业好形势而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思想占了上风，认为农业靠政策就行了。当年就改了粮食超购加价的政策，减少了对农业水利建设的投资，取消了给农业的一些优惠政策，直接打击了农民种粮、棉的积极性。1985年粮食减产7％o，棉花减产33％。大减产之后，有关方面还认为这是计划安排的结果，认为不必过虑。我那时就在陵县，同基层干部一起感受到这次大减产是改变了惠农政策的恶果。所以我写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于1986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上发表。这在当时，对农村农业形势一片叫好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是比较特殊的，在决策层引起了注意，但反映不一，有批评的，认为是散布农业悲观论的代表。6月10 EI，邓小平同志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业上如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有位专家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②小平同志讲话后，农研中心、农业部、水利部等5个单位做出了解决农业问题8条措施，对以后农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陵县期间，我还写过几篇关于讨论农业、农村形势的文章，如《关于棉花政策的若干问题》、《农村改革的若干基本经验》、《我国农村发展的新阶段、新任务和新对策》，其时，正是决策部门和学界讨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目标、政策和步骤的时候，气氛很好，争论也很热烈。后来，因为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和其他政治原因，到80年代后期，连农村第二步改革这个主题，也都不提了。但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有些至今还在影响农村的健康发展。

1985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我为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但因陵县的体制改革研究工作还在进行，所以我还是主要蹲在陵县。1986年冬，我回到北京，带回来一大批实地调查的资料，准备对陵县三年的实践作个总结，对农村、农民问题作一个系统研究，写点东西。但时隔不久，在1987年2月院领导就调我到社会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从此，我进入了中国社会学界，开始了新的工作，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第二次大的转折。

从1987年到社会学研究所至今已整整18个年头。大致可分为1987—1998年和1999年以后两个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派我到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专门同我谈了一次话，曾提出：你到社会学研究所，协助所长做好研究所的工作，至于你自己的专业研究，可以发挥你的特长，还可以继续研究农村问题。到任以后，我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大量的科研组织和行政工作(1988年6月任命我为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是198()年才新建的研究所，社会学又是恢复重建的学科，经过费孝通教授和何建章研究员两位前任所长开拓努力，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基础。但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研究所的建设任务还很重，要做很多引进人才、科研组织和行政管理的工作。二是进行社会学理论和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我仍比较关注农村发展方面的问题，有机会还是常常到各地农村去调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农民、农村问题。

1987—1998年，我的研究领域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二是关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是两者结合的研究，如1989年发表的《社会学要重视研究当今农民问题》，提出了农村改革以后，农民已分为8个阶层的看法，以后还发表了多篇关于农民分化和农村社会变迁的论文。

80年代后期以后，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农村第二阶段改革的呼声逐渐弱化，实际是停滞了。可喜的是，在这一阶段，农村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异军突起，一时成为农村发展新的亮点。但在农业上，因为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未变，诸如户口、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未改。常常是当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紧张了，国家就采取一些惠农政策，一旦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等工业原料的供给问题有了缓解，就改变惠农政策，使农业生产陷入新的徘徊。1984年、1990年、1996年三次获得特大丰收后，无一例外的都在第二年就减产，出现周期性的反复。我在这一阶段写过《关于解决农业徘徊的几点意见》、《农业要警惕再扭秧歌的老路》、《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新思路》、《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搞好小城镇建设》等论文，呼吁农村进一步改革。

我到了社会学研究所以后，先是对社会学研究所，同时也对社会学学科作了深入的研究，社会学是在改革以后重建的一门学科，但对我国工业化、城_市化、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现阶段，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要发挥社会学的记述功能，把当代正在发生着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和事实用各种形式记录下来，这不仅对社会学发展有意义，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有意义，因为在现阶段，中国还不可能形成宏观社会学理论体系。二是要为国家的决策部门出谋划策，提供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咨询和政策建议，直接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社会服务。三是要加强社会学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我在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工作近12年，基本上做了这三方面的工作，在这期间，我写了《社会学研究所要继续做好“补课”工作》、《社会学要加强应用研究》、《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当代中国社会学家要实现三项历史任务》等论文。

1998年秋，我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第二届将满的时候，院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组建一个课题组，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从此以后，我和课题组的同志在一起，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方面，至今已6年多了。2001年冬，课题组完成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社会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初出版。2004年夏天，课题组完成了第二个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文献出版社在2004年7月于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前夕出版。现在课题组正在进行第三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研究”。这些成果皆是我们课题组的集体创作，从主题确定、框架分析、问卷设计、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到分工写作，都是集体讨论确定的。两本书的前言是由我为主执笔写成的。此外，在这一阶段，我还就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问题在好几个学术会议上讲过，本书收录的有在北京大学讲坛上讲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社会上近几年比较关注这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但因种种原因，至今还未取得共识。

1999年以后，农业又陷入新的徘徊周期，连续5年减产，且粮食价格长期低迷，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种粮、棉农民的收入实际下降，而负担屡减不下，农村社会矛盾凸显，农村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这期间我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做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但仍然在关注着农村、农民方面的发展和问题。常常为农村的发展和进步而喜悦，也常常为农村遇到天灾人祸、农业周期反复而忧虑，免不了总想发表些意见；另外是我在农村工作部门、教学研究单位和各地有一批朋友，他们一如既往，每当开“三农”问题的研讨会，还是特邀我参加，应约了就要写文章、讲话，还有是报刊的约稿，所以每年还要写几篇“三农”问题的文章。主要有：《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制”的困境》、《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关于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几点意见》、《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调整城乡关系，解决农村、农民问题》。

1996年农业获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丰收后，政界和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转变。当时，我对于“三农”问题有个基本判断，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实践又教训了我们，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1999年以后，粮食连续5年减产，2003年粮食总产量8614亿斤，比1998年减少了1632亿斤。2003年秋，市场粮价上涨，粮食供给问题再次惊动中央，成为经济安全问题。改革开放26年来，农业经历了四次周期性反复，说明了一个问题：“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核心是农民问题，因为农业是一种产业，是农民从事的职业，农村是农民聚居生产生活的社区。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J司题解决好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可是过去我们总是把解决农业问题放在第一位，粮食、农产品供给有问题了，才想到要调整农村政策，给农民以优惠政策，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旦供给好转了，政策就变了。农业的周期反复，说到底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反应，是国家农民政策反复的表现。我们应该总结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再走就农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的老路，而应该执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遇上我们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期。经历了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逐渐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社会转变，经历了由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又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些转变发生在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之中，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波澜壮阔，错综复杂，这是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我国的前代学人没有遇到过，就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只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现在中期阶段的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

本书选录的47篇文章，是我20多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我在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调查研究、观察分析、探索思考的结果，反映了我个人对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的认识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特别是农村社会这场伟大的变革的历史转变过程。

陆学艺

2005年2月18日注释： ①关于这些背景情况，吴怀连同志著的《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作了叙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