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本书是《随想录》第3集。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六一 三谈骗子

六二 我和读者

六三 悼念茅盾同志

六四 现代文学资料馆

六五 怀念方令孺大姐

六六 《序跋集》序

六七 怀念丰先生

六八 《序跋集》再序

六九 十年一梦

七〇 致《十月》

七一 《序跋集》跋

七二 怀念鲁迅先生

七三 “鹰的歌”

七四 《怀念集》序

七五 小端端

七六 怀念马宗融大哥

七七 《随想录》日译本序

七八 《小街》

七九 三论讲真话

八〇 《靳以选集》序

八一 怀念满涛同志

八二 说真话之四

八三 未来(说真话之五)

八四 解剖自己

八五 西湖

八六 思路

八七 “人言可畏”

八八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八九 三访巴黎

九〇 知识分子

后记

我写完《序跋集》序，意犹未尽，于是写《再序》。

说老实话，我过去写“前言”、“后记”有两种想法：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作朋友和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见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所以头几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费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变。我因为自己读书不喜欢看“前言”、“后记”，便开始怀疑别人是不是会讨厌我的唠叨。这样怀疑之后，我的热情就逐渐消减。我仍然在写序跋之类的东西，但不再像写《爱情三部曲·总序》时那样地哕嗦了：一写就是两三万字。我越写越短，尽可能少说废话，少跑野马。五十几年来，我一直记住一句“格言”：你实在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吧。翻看几十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些长长短短的序跋，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说了真话的。

我把能找到的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集在一起出版，并不认为那些“真话”都很正确。完全不是。所谓“真话”，只是说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真是这样见闻、这样感受的。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错。一九五七年编辑我的《文集》的时候，我删去了《死去的太阳·序》中的最后两行文字。那两行是：

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

“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这说明我的思想有变化。一九三。年我还认为我的思想永远正确，永不改变。后来自己收回了这句大话。我的思想明明在改变。谁又能说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年轻时候的“胆大妄为”。今天翻看旧作，我还感到愧悚。留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洗刷不掉的。在“文革”期间它们是我的罪证。现在它们又是我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上的脚印。要批判我，论断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们。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我把自己有的东西陈列出来，让读者们讲话。一定还有遗漏，但绝不是我有意为之。不过我并没有搜集为非文艺译著写的序跋，心想编一本集子总得有个范围。其实这也是一种框框。可见解放思想并不是容易的事。我近两年常常说要认真地解剖自己，谈何容易!我真有这样的勇气?

我想起来了。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里讲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讲话结束，我在门厅中等候车子，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对我说：“您批评了自己，我是头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却使我头上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马上又掉转身子，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

P43-44

《随想录》第三集编成，收“随想”三十篇，我也给这一集起了一个名字：《真话》。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大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

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然而我绝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读者有读者的看法。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刚刚相反，七、八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不用说，我讲过假话。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讲什么?还是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巴 金

1982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