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位以传教士自居的留学生，又是一位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批判精神、改革运动、调和文化、革命武器和解放作用，正像一个个关键词，在在反映出他的意愿——他想要改变祖国的现状，为中国再造文明。这，就是他的梦想。本书即是对1891-1929年间的胡适的解读。

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乐山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1995）、《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1998）、《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99）、《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001）、《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2003）、《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2003）、《经典淡出之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2013）、《近代中国史学述论》（2015）、《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2019）、《斯文关天意：近代新旧之间的士人与学人》（2020）、《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2021）等。

新序
第一章 引言：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第二章 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一 西潮
二 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
三 西学为用
四 中学不能为体
第三章 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
一 上庄：做人的训练
二 上海：眼界很小的商埠
三 成了“新人物”
第四章 留学：再造文明的准备
一 美国：吾所自造之乡
二 为国人导师之预备
第五章 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一 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二 世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三 祖国：你如何爱他
第六章 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一 被人误解的文学革命
二 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三 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第七章 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
一 初到北大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三 思想与方法
第八章 议政：有计划的政治
一 并非不得已
二 问题与主义
三 国际的中国
四 好政府主义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一 暴得大名不祥
二 我称他皇上
三 礼教与少年心
第十章 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二 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四 体验新俄
五 苏俄走的是美国路？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一 走向政治解决的文艺复兴
二 主动呼应国民革命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四 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第十二章 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
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的有
三位，分别是曾国藩
（1811-1872）、梁启超（
1873-1929）和胡适（1891
-1962）。能有幸写其中一
人的传记，是非常荣幸的事
。而其缘起，却非常偶然。
一 写作缘起
那是1994年，我回母校
四川大学任教不久，在一次
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
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
，正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
书。
出版社方面，是想以这
套丛书去争取获奖，希望主
编和作者的层次能比别的通
俗读物高一些。基于这样的
设想，策划者先确定了十位
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中青
年作者，然后敦请隗老师担
任主编。那时隗老师正主持
着一个重点项目的研究，本
无余力他顾。但出版社促请
甚殷，而隗老师更多出于支
持年轻人之意（相当一部分
丛书的作者或直接出自隗老
师门下，或长期追随请教，
有些人或也盼望有书出版可
有助于升等），终于同意出
山。
据我后来所知，出版社
的立意是本着学术为现实服
务的精神，想以这套书去争
取“五个一工程”奖，故定位
为普及性的“通俗读物”。策
划者原计划在“强国之梦”之
后续出一套“强国之路”丛书
，以两套书来共同表述“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才
能强国”这一主题，以弘扬
主旋律。据此设想，前一套
书的撰写对象即“做梦”者，
而后者则为“走路”者（以中
共革命家为主）。前者包括
一些不那么“先进”的人物，
借以凸显后来“走路”者的高
明。
这一设想后来证明有些
书生气，至少两套书没有一
起推出，使策划者的想法未
能清晰地表露出来。其后正
因丛书包括了像胡适这样不
“先进”的人物，而又未对其
做出有力的批判，引起一些
社科奖评委的强烈反对，直
接影响了全套书获任何奖的
可能性。对此我个人负有直
接的责任，因为胡适其人的
“人选”，就是我提议的。
那时丛书似已“启动”，
隗老师把策划者拟定的十位
研究对象告诉我，并征询我
的看法。记得其中包括洪秀
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
和胡适。我因少小失学，修
养差而性鲁直，即冒昧提出
：论历史作用，太平天国诚
不可谓不大；但就对当时人
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还不
如曾国藩（暂不论其“革命”
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
响其同时代人的，还有梁启
超和胡适，这几人最适合古
人“知人”以“论世”的取径，
应列入研究对象。
我原不过顺便说说而已
，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
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
被删去，虽未曾加入曾国藩
，却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
隗老师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
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
书的撰者。我虽读过与胡适
相关的多数材料，却从无为
其写传的思想准备，自然不
敢受命。但隗老师以胡适的
“尝试”精神勉励我一试，并
指出胡适列入这套书本由我
提出，因此我也有“义务”担
任此书的写作。就这样，我
成了该丛书作者队伍中唯一
由隗老师“提名”的作者（现
在回想，原已约定的十位作
者，有一两位或只能转写他
书，是有些遗憾的）。
隗老师既出任丛书主编
，立刻强调丛书的学术性（
实际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
学人也只有写出“学术著作”
才有用）。但新的问题很快
就产生出来了：一方面丛书
主编与一些作者希望强调丛
书的学术性，我自己便深知
写“通俗读物”需要特定的才
能，并非人人能做（中年学
人特别忙是今日的共相，我
不仅不具备写普及作品的能
力，也确实没有这么多时间
；若非学术丛书，自然不敢
参加）。但在另一方面，学
术水准似非“五个一工程”的
首要要求，若以获奖为目的
，显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的
方面。编撰方的一部分人与
出版方对此丛书的认知，其
实已有较大的不同，而这一
点不幸始终未予正式澄清。
我是后加入者，所以只
出席了最后一次编作者与出
版方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
隗老师仍强调这是一套学术
丛书，而出版社则再次提出
希望尽量“通俗”的意见；部
分作者则以为，学术著作写
得好，也未必就影响销路。
对这套丛书的定位，各方其
实都在各自表述，不过都比
较婉转。对各书“体例”（包
括是否使用注释及使用多少
注释）是否要一致，也出现
了不同意见。后经主编裁定
，研究取向和“体例”由各书
作者自定。
这是一个颇具今日中国
文化特色的妥协结局：各方
都觉得自己的观点已说明白
，并据此操作。结果是主编
者按其所理解的编（包括写
序言），作者按其各自的理
解写，而出版社也按其所设
想的那样出。后来其中某书
曾引起一些争议，大概即因
不同的作者依其自己对丛书
的认知和定位去撰写，有的
可能是在提高与普及之间走
钢丝，有的也许根本就按“
通俗读物”的方式在写。实
际的情形是，这既非一套学
术丛书，也不是一套通俗读
物（拙作即尚未达到通俗读
物应有的一些要求），大概
也只能就各书论各书。
因为出版社以通俗读物
的要求操作，所以给各书撰
写的时间相当短（出版社对
学术研究所需的时间当然了
解，若全无积累和前期研究
，通常也只有通俗读物才可
能在他

本书在讨论胡适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有时代在，是真正将“文本”放在“语境”中。
这是一部关于胡适研究的代表作，用一篇书评的话说，作者以独到的见识和洞察力，成就了这一经典之作。可以说任何想认识胡适，认识胡适的时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本书还新添了一章“《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书写胡适在台湾的最后一段时光。

1919年6月的北京，五十二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太炎以长者的立场，针对青少年的弱点做了几点告诫。二十八岁的归国留学生胡适接着登台演讲。他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然婉转，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是明显的。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胡适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上面这句话，胡适早几年在自己的日记中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后来他心态渐趋平和，乃将此语更浅白也更谦和地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他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如今在这个场合念出来，既是对听众讲，恐怕也是说给太炎先生听的。而且他特别用章太炎不长的英文念出，刻意体现新回来的“我们”与既存之“你们”的区别。
这位青年留学生胡适，就是本书的传主。他的归国，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们先看看胡适自己的定位和认知。在考虑归国问题时，胡适对自己将要在祖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他在留学时写的《非留学篇》中曾说：“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也”。”则作为留学生的胡适，此一“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这样看来，胡适要扮演的角色是颇具宗教使命感。他在论述传教士在华机会时曾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胡适后来也曾把儒家描绘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一这是孔子的新儒教”。他自己解释说，“吾从周”的“周”，就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而“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这看起来更像胡适自己，而不那么像先秦的儒家，这里的使命感当然也更多是胡适自己的。
胡适的另一次夫子自道，仍是个“传教士”，就是他眼中的禅宗七祖：“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作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胡适曾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有“绝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这样干革命求解放的，实在不像是不争的佛家弟子，所以更名仍是胡适投射进去的自己。 这位以传教士自居的留学生，又是一位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批判精神、改革运动、调和文化、革命武器和解放作用，正像一个个关键词，在在反映出他的意愿一一他想要改变祖国的现状，为中国再造文明。这，就是他的梦想。
一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所谓梦想，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西哲和中国先秦诸子的长处，就在敢于作乌托邦式的理想。实际上，“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很多人早年的乌托邦式理想，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对于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胡适来说，他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他也的确做到了。
至少从留学时代开始，胡适梦寐以求的就是为祖国造新文明，后来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表述为“再造文明”（包括物质与精神），此即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志业。胡适希望“折衷新旧，贯通东西”，对内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问题，达到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将中国建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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