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0年以后的中国创造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经济，涉及在建立新的、甚至更大、且通常更强网络的过程中较为古老网络的瓦解。在西方帝国主义的背景之中，中国新的网络及其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指向新的目标。本书探索了清末民初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采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认为一些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其他地区系统的不发展。并且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深入分析了不同阶级、地区和性别的因果关系。

导 言…………………………………………………………l

 区域…………………………………………………………5

 时限…………………………………………………………13

 国家、市场及其在黄运的融合……………………………14

 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发展……………………………………19

 治水与国家的构建：理论透析……………………………22

第一章 地方利益阐述：信贷和货币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

 地方模式……………………………………………………1

 山东的地区性信贷市场……………………………………6

 根深蒂固的地方经济差异…………………………………12

 信用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界线……………………………13

 区域性的货币市场…………………………………………16

 经济地理的政治：当地的公共财政………………………22

 经济地理的政治：超地方的权威和政治自卫……………25

 经济地理的政治：私人利益………………………………28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强大的势力………………………30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普通百姓…………………………36

 割裂的市场和区域经济形态………………………………39

 结语：割裂的市场与国家构建……………………………48

第二章 社区、强制和棉花：农业改良和社会分层………52

 新的农作物品种……………………………………………56

 拾荒与生存…………………………………………………68

 看青活动与“棉业公会”…………………………………76

 区域变化与地方领袖………………………………………92

 渗透性、开放性和社会经济的变迁………………………109

第三章 生态危机和“自强”逻辑…………………………116

 市场、国家和生态…………………………………………116

 封闭、燃料短缺和森林砍伐………………………………120

 燃料短缺与“自强”逻辑…………………………………138

 当地的努力：植树造林及其不满…………………………143

 生态、交通和边缘化………………………………………149

第四章 任其自便?…………………………………………161

 中央政府的退出……………………………………………162

 中央政府的退出：新的侧重、新的紧缩与

 错失的机会…………………………………………………175

 轻视的加剧：地方瘫痪的社会和政治基础………………180

 草秸与石头：落后技术的循环……………………………193

 黄运的黄河治理……………………………………………212

 水患的重新分布……………………………………………221

第五章 灾害的应对…………………………………………233

 水利衰败的经济成本………………………………………234

 士绅与外国人………………………………………………244

 国家的分裂与水利治理：军阀时代………………………261

 官府、乡村头面人物与地方反抗…………………………265

 工程师与士兵………………………………………………284

 结论黄运、中国与世界……………………………………299

附一鲁西北和鲁西南各县名称………………………………320

附二水利衰退造成的农业损失………………………………322

附三黄运水利失修所导致的额外交通成本…………………330

征引文献………………………………………………………334

译名对照表……………………………………………………365

译后记…………………………………………………………368

  经济地理的政治：超地方的

  权威和政治自卫

滥铸钱币或滥印钞票、或人为的兑换比价中的潜在利润，给县——有时是省——政府以强烈的刺激，来限制越出其边界的货币流动。尽管如此，当地和省试图把它们的地盘封锁起来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并非是愤激的行为。实际上，关于山东20世纪早期经济发展的著述，几乎全部是重商主义的语调。人们热衷于增长，这是因为它将有助于保护中国的独立，而不是因为它将促进个人的福利。尽管按照相对的优势，许多政府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激励项目收到了效果，但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从外国人那里再次要求让步或是获得其他“自强的”目标——这个目标将肯定不会与同沿海经济完全成形的融合相协调——以作为逃避亏欠的方法。

这种对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目标的强调，在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运动中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即使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通常也把个人本能的解放视为中国在其独立斗争中的强国之路，而不是从本质上把它视为一种结果。自利与干预货币流动的真正动机的混合物，在省政府阻止铜币输出山东的企图中得到了展示。

即使在清末，作为金属的铜币有时也比作为钱币更有价值，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均大量购买铜币并将其熔化掉。从1904年开始，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稍微降低其铜币的成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当省和地方的铸币厂照此铸制的时候，形势很快失去了控制。在鲁东胶济铁路沿线，德国银币很快成为标准货币，而俄国银币在山东北部沿海成为一种通用的货币；政府担心外国会控制其资金供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的铜价(作为金属)急剧攀升。作为此时在山东的外国人群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商人，更加踊跃地大量购买铜币以用于输出和熔化。由于此时日本人控制着青岛，因而，他们发现规避省府的限制比以前更加容易，而这项贸易很快在胶济铁路的沿线盛行起来。据驻济南的美国领事说，1915～1919年之间，山东“几乎掠光了所有的铜币”，价值2200万美元的铜币被输出到了国外。这些从山东出口的钱币约等于所有中国铜币铸造厂年铸造量的12％或是在1899年的货币恐慌中全国漏损的总数。外国对铜币的需求，把它们的价值进一步提升到了许多地方当局设置的标准之上，对县财政来说，使得限制变得极其重要。

省和中央政府既越来越担心这项贸易的象征意义——这些铜的某些部分被用来制造日本的子弹壳——也担心它会造成日本对这条铁路沿线资金供应的控制(失去对资金供应的控制，不仅有损于省政府的影响，而且也有损于它的收入——铸币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事，而印纸币则更加有利可图)。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这种套利行为的不满消失了，但从1928年开始，随着日本人经常地出现在远至泰安的内地地区，不满再次变得普遍起来。

尽管省属项目经常受到县与县之间限制货币流动的影响，但省政府仍颁发了许多限制硬币离开该省的命令，包括一项货币“出境通行证”制度；1930年大部分铜币的出口遭到了禁止。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省级层面上的国家构建者们被夹在了期望拥有一种全省统一的货币及不想在与更大国际市场的融合中造成分裂的愿望之间；与此同时，他们以加倍的努力来控制货币输出，他们(徒劳地)下令所有的县要执行由济南设置的对钞券兑换的比价。

我们几乎不了解货币的限制是如何操作的，但兑换比价的持久差异说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在1933年，某些相互接近的县仍然标出极为不同的比价。对美国在上海的公司来说，银一铜的兑换是一大难题，这些公司在全省把货物和银两预付给零售商，然后，零售商再以铜币返还；他们经常称无法获得银两来偿还，并经常从他们的还款中扣除货币造成的损失。当县政府不可能滴水不漏守住其边界时，在火车站和其他检查站，人们因货币受到了盘查；把守住铁路和水路可以控制住最大规模和最有利可图的套利途径(邮局汇款并不常见，且由于其使用政府机构，很容易被监控)。在济宁和附近中心地区比价的差异，远远超过了甚至用手推车运送铜币的成本，更不用说通过铁路装运了。P25-28

本书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始于1985年，论文完成于1988年。那时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变化，尽管其意义还不甚明了。

从长远角度而言，最值得一提的是具有中国背景和外国背景的中国史研究者们在大约30年的几乎完全隔绝后，重新进行了交流。尽管所有相关之人显然均受其益，但开始阶段总是别别扭扭，因为太平洋两岸的学者们要竭尽全力来弄懂对方通常所提出的问题类型。当我1985年抵达山东并说明我的研究范围是20世纪该省西部的一个特定地区时，大多数人认为我不是对义和团起义、就是对抗日战争发生了兴趣。当我说明我主要对这两次事件之间所发生的事感兴趣时，这总是意味着无所足道。而从20世纪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看法不无道理：对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或这个时期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来说，这并非关键之所在。但从我受其训练的那种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恰好是这个地区突发重大事件的相对次要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使考察更缓慢出现的模式或观察我最感兴趣的事——因为曾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京师咽喉”的大运河，在沿海轮船和南北铁路的网络中地位一落千丈，人们对他们生于斯的地区的边缘化是如何做出反应的——成为可能。我的一个相关的兴趣——试图解释施坚雅所用的中国史的地理依据的分析方法，有可能被较注重人类对地貌(如运河和铁路)的改变所修正，它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当施坚雅的著作在美国背景的中国学领域风行一时之时，它在中国却并没有引发人们太大的兴趣。

其时，在西方学者中间，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心智史。这一方面受到了来自文学和人类学中被称为“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尽管这两者并非一回事)的新方法的推动。那些希望从社会科学中借来的方法能提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模型的史学家们，经常发现比其预想的要更复杂，而与其定义相比，总有太多的例外：这种情形特别适用于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们，那里的类型是源于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欧洲经验，其追随者们似乎很少能满意地加以应用。新文化一心智史反对重视对模型的研究，尤其反对重视对事件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相反，它主张考察单独的事件或文献，来理解它们对那些与其相关的事物的可能的意义。这牵涉再造那些人们曾用来解释其世界的类型，而不是引进我们的类型，即便那些类型中的某些类型(如阶级)对我们如何分析这个世界极为关键。同时，新史学强调我们不可能经常发现一个为所有那些与之相关的事件所共有的事件的单独意义：当我们可能揭示某些已成共识的假设时，我们几乎总是发现不同的人以极不相同的方法经历着同样的事件，并提醒我们在断定这些观点的任何一个具有优势时，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这种格调的珍贵著述已大量出版——并将继续出版——时，它们还引导着我们离开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的历史问题：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是如何出现和垮台、为什么富裕和贫穷像现在这个样子来分布，为什么在某些时空中产生了大量的抗议运动，而其他时空中则没有的问题。本书从另一个方面仍然着重研究这些类别的问题。

第二种趋向具体说来与中国史研究具有更多的关系。没有人能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民革命背景的中国提出异议，这场革命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没有人能否认现代中国(以别于20世纪后期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鲜明之处主要是由一个具有农民背景的政党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从20世纪50～80年代，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著述其目的在于解释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在50和60年代集中研究旧士绅如何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之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农民自身的社会史日渐增多(在这个阶段的许多时间里，美国与越南和其他地方具有农民背景的革命运动的开战，无疑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强度)。这种研究导源于那时历史编纂学的传统。

但到我着手这项研究之时，那种传统已成明日黄花。已现端倪的向文化史转向的趋势意味着对农民学的冷落。不是人们不欢迎农民学对事件的解释(实际上，研究印度农村的学者们的尝试，作为底层研究运动的一部分，曾极其令人鼓舞)，而是我们所发现的让这种方法变得实用的记录实在太少。其间，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研究趋向也似乎偏离了农民学。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对“红”的强调后，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对“专”的培育，导致了对群众运动(不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中心地位的重新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太平天国的重新评价，与以往相比，较多地强调了其作为农民运动的局限性，并对作为这场运动中潜在的现代化人物洪仁王f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早期迹象。地方史和回忆录(如《文史资料》丛刊)的大量涌现，也使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当地革命活动中那些人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由中共从外部派来的组织者：进步的学校教师和青年等。

这种偏离农民运动的变化作为历史的主要原动力很快也在西方汉学家中体现出来。并且，由于20世纪80和90年代在该国沿海城市开始出现的新中国，此前许多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出现的似乎很像是历史死结的现象——广告和商业文化、中产阶级的市民团体、西方训练或西方影响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兴起，等等——似乎再次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伴随着向文化史和心智史的转向，这些趋势导致了像我这一代受西方训练的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更加注重中国的都市。卷帙浩繁的重要著作涌现了出来，但也付出了代价。这种新的著述通过提醒我们都市的事件和角色，把对某些不平衡进行了重新梳理，但有时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并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农村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结果，尽管本书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相对贫穷的地区，但当它出版时却备受好评(获得了那一年美国历史学会现代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它并不能与对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讨论至为关键的大部分争论——那些关于性别角色的变化、市民社会的出现、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出现的讨论——一一吻合。但近年来的发展大概使本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比其首次出版时意义更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对中国环境史的兴趣越来越高。由于这项研究主要与治水——既包括黄河，也包括大运河——密切相关，本研究与那种类型极为吻合，并且，这项研究成了更大的西方汉学家(包括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Marks]、埃多德·弗美尔[Edouard Vermeer]等人)研究群体的构成部分，他们运用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们所倡导的方法，试图把一个特定地区在长时段里的环境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起来。而当我对这个地区进行更细致的考察时，我开始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其他环境问题——特别是与砍伐林木和燃料供给有关的问题——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总之，这个生态方面的变化，尽管通常游离于标准经济学(如，燃料很少通过市场获得，并因此被对人均年收入的估计所忽略)之外，但大得足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趋势的画面，这幅画面仅是在我观察具有巨大市场的商品(小麦、棉花等)时所获得的。今天，人们对当代的生态问题和历史上环境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书所关注的另一个与目前似乎特别相关的重要问题是经济财富方面的地区性分化。当然，与任何巨大的社会一样，中国历来就存在着较富和较穷的地区，而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自然资源、政府的政策或特定地区的文化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差异。不过，近年来，中国某些地区(主要是沿海)经济的快速成功已经造成了更大的地区性经济差异，并增加了人们解释这些差异的兴趣。在那样的背景下，本书强调华北沿海和内地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也可能是开启了一项新的有意义的研究。基于100年前的条件与今天的条件明显大相径庭，本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似乎与此密切相关：参与到国际经济中的沿海与总的说来并不一定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内地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吗?或者说，用来支持经济增长或保护其免受帝国主义侵害的政策加剧了内地的困难吗?在这个阶段的华北实例中，本书证明了政府的政策确实使得这个地区变得更加贫穷——沿运河地区一度为政府特别关注的事实，说明这样的一种变化极为痛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会发生同样的事。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那样，原因之一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支持沿海、损害内地的政治经济战略是对外国威胁中国主权的一种反应——今天的情形与那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从那时起，在其他研究中(既包括拙著《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也包括研究更近些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的系列论文)，我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对正在发展着的、重新形成的中国地区之间关系的干预，对某些地区有推动作用，但却极大加剧了其他地区的困境，并短暂地把中国某些最肥沃的地区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而把它们与新的海外贸易伙伴联在一起)。这些扭曲了的地区性的变化，反过来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政府维持甚至是基本的秩序的能力，极少提供帮助推动现代发展所必需的服务。就那个意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把本书中的事件视为较大模型的构成部分，这个模型把中国不同地区的成功与失败联系在一起，并有助于我们解释内地与晚清和民国政权相疏离的原因。

更为普遍的是，对当代全球化的争论，既激发了对这种通常被80和90年代初期的后现代史学家们所回避的大规模变迁叙述的兴趣；并且还激发了对帝国主义的新的兴趣，部分原因是由于19世纪后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似乎特别预兆了当代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按照那种趋势——包括某些我认为肤浅地把帝国主义与市场融合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无视其代价的新著作——我认为本书的分析、特别是对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做出的政治决策造成的经济影响的缜密思考，大概比其初撰时与今天的关系更为密切。

同时，本书对一种特定的变化——20世纪20和30年代向机器棉纺厂赞助的新棉种的过渡——显示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决定哪个地区可以在新机遇中获得优势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它还证明了影响全部社会经济现象——对新棉种的接受、农村社区与都市信贷市场的关系、对治水危机的反应——的社会结构的同样特征，就是那些本地区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从义和团运动——正如周锡瑞所描述的那样——到这个地区共产党活动的早期阶段)形成不同的地区性反应的特征。在本书尝试把环境、日常社会模型和特定群体的物质利益与社会运动的模型联系起来考察时，本书大量地利用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史。但当那些著作较多地注重研究成为中共主要根据地的地区并因而非常直观地试图解释对革命的参与时，本研究则考察了一个更加迂翅转向革命的地区。那么，在某些方面，对这个地区比那些变成了根据地的地区更少使用政治的变化来解释。但如果这个地区没有变成中共的重要资产，它肯定会成为、且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难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水灾、匪患及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无法在这个地区内得以控制；而持久的混乱(与成功的革命动员相比，其英雄气魄要少得多)也是中国20世纪早期政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新的著述使我们更加了解国民党可以在某些地区进行相当成功的建设，而为什么其他地区证明了直到解放后才能够被治理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有趣。我想，至少问题的部分答案将被证明是源于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地区性推力的变化，而某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则加剧了其他地区的“落后”——特别是在一个中国领导人那时不得不时常担忧似乎对极为脆弱的国家统一构成威胁的环境中。我希望本书对揭示那些推力聊尽绵薄之力，而在那些途径中，不少——尽管丝毫不值得欣喜——依然与今天息息相关。

                       彭慕兰

                       2004年8月31日

作为一名教书匠，我最为惭愧的是自己的无知。我曾发现自己在课堂上津津乐道的某些“新”观点早已被国外学者研究得非常透彻，这对我的震撼非常之大。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减少内疚之情，我只得把许多时间花在阅读国外学者的著述上。

《腹地的构建》一书，在1993年即已出版，并在1994年获费正清东亚研究奖。而我迟至2000年才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读到它。我从1995年就着手研究淮北地区的社会生态变迁，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许多“新”见解。读了这部著作后，我非常惊讶这部著作的许多思路正是我当时所思考的，这让我对这部著作深感佩服，也促使我对淮北地区的社会生态变迁作进一步的探究。

我要感谢彭慕兰教授能慨允我翻译此书，并牺牲度假 时间帮我查对部分人名和书名；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先生、宋月华女士等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我的朋友张信教授对此事的促成。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孟茹、岳父母孟智玲、徐仁玲，他们除在生活上对我进行关心照顾外，还一直鼓励我从事并做好这份清贫的工作。

陋译出版之时，女儿雨荷也将来到这个世界，此译也是一位身无长物的父亲送给女儿的小小礼物。

本人的学术水平较低，竭诚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马俊亚

                 2004年4月26日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