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对信仰的痛苦追问,对终极的思考,对彼岸的探寻!
摩罗从对历史、文学和现实生活现象的阐释, 发现信仰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以及这种缺失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灾难:缺少对罪恶的恐惧。人与人,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但我们一连在犯着对他人,对万物的错误。现在,摩罗先生走出了探索的历程并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声音。
摩罗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与孤独体验,而一步步地向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靠拢。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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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我的故乡在天堂--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摩罗 |
出版社 | 珠海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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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一次对信仰的痛苦追问,对终极的思考,对彼岸的探寻! 摩罗从对历史、文学和现实生活现象的阐释, 发现信仰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以及这种缺失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灾难:缺少对罪恶的恐惧。人与人,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但我们一连在犯着对他人,对万物的错误。现在,摩罗先生走出了探索的历程并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声音。 摩罗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与孤独体验,而一步步地向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靠拢。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内容推荐 对中国人没有信仰问题的思考一直以来困扰着我们,因为没有信仰,我们内心毫无愧疚地对同胞举起屠刀,没有信仰,几乎没有了内在道德的约束而为所欲为。摩罗从对历史、文学和现实生活现象的阐释,发现信仰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以及这种缺失给我们的民族带来的灾难:缺少对罪恶的恐惧。人与人,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但我们一连在犯着对他人,对万物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中国人一直很少思考,现在摩罗先生走出了探索的历程并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声音。凭借此书能引起读者的反思。 目录 第一辑 大地的思索 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 不悯前人悯今人 墨子:行动着的和平主义者 阿Q画押为什么画不圆 鲁迅:正题反做的思想家 关于鲁迅的几个热点问题 第二辑 天国的声音 谛听天国的神秘声音 信仰背后的信仰 暴力镇压消灭不了人们心中的信仰 与孤苦无告的底层人一起承担苦难 为一位卑微的冤魂寻求清白与荣誉 信仰的饥渴 寻找信仰的世纪 想像力与创造力 信仰的饥渴折磨着我们 给陈独秀补一点微量元素 从批判到悲悯 佛教可以改革吗 科学与信仰 学习有尊严的生活 寻找另一种文学模式 寻找另一种精神资源 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 在历史的伤口中寻求超越 双重自卑的心灵 彻底的迷惘者和先知先觉者 对于未来新价值的呼唤 多余人的精神特征及其意义 第三辑 缪斯的呼吸 文学大师的眼睛 卡夫卡的眼睛——恐惧 普鲁斯特的眼睛——梦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睛——疑惑 托尔斯泰的眼睛——悲悯 索尔仁尼琴的眼睛(一)——不屈 索尔仁尼琴的眼睛(二)——不屈 卢梭的眼睛——善良 鲁迅的眼睛——冷漠 作家与世界的关系 作家与知识的关系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 作家与人类的关系 作家与万物的关系 作家与最高存在的关系 作家与鬼神的关系 作家与政治的关系 作家与弱者的关系 悲悯的情怀 孤独的巴金 巴金的精神遗产 缪斯的呼吸 缪斯这样对我说 诗人的心灵 诗人与诗 文学创作与人格精神 文学乃是英雄的事业 寻找人的尊严 耻辱灵魂的呼吸与歌叹 留一片灵地给文学 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古代士人尊君从势传统 从势者心态之一:麻木症 从势者心态之二:恐惧症 从势者心态之三:工具欲 世纪末的反思与困窘 学习爱学习慈悲 爱需要学习 善良的力量 给贪污的人送钱 让温情点亮男人形象 谁爱得最多就必不可免地受到伤害 战场上的犹豫 培育爱和救助的能力 仁者徐无鬼 第四辑 生命的祈祷 为生命祈祷 新世纪的祈祷 吃人现象贯穿人类历史 吃人事件及其伦理难题 吃人的宗教原因 吃人艺术的新发展 死刑犯人应该享有死亡的尊严 男人女人的爱、性、情 发现人盲 藏族的灵魂 西藏的慈悲 我们对于人类生命的错误态度 我们对于人类身体的错误态度 我们对于动物生命的错误态度 城市发展与人类生命的困境 跋 试读章节 王开岭的沉思 打开王开岭的著作,一种庄严和血性扑面而来。 一个身陷地下室、只能以谛听和遐想拥有世界的诗人,最能感到“灵魂的难度与真实”。雪原上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每时每刻的杀伐、掠夺、血腥、不义,像百川归海一样全都汇聚到这地下室来,汇聚到诗人的内心世界来。面对这份真实,他“无法抑制住哭泣”,面对这份难度,他不得不认真寻找精神的出路。 以什么姿态面对这个永远不会完美的世界?作为“一个对生命特别忠诚与虔敬的人”,如何面对生命本身?这样的问题,让一代一代仁者和圣者备受折磨。就像世界本身永远有缺陷一样,仁者圣者所持的现实态度也是各有缺陷的。托尔斯泰、甘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都是生命的虔敬者和悲悯者。他们无条件地主张仁爱与和平,主张对一切生命个体包括作恶的生命个体持同情与宽恕态度。他们反对以仇恨对仇恨,以暴力对暴力。这样的主张当然是十分高贵缈远的,从学理上说,是逻辑最彻底的。可是,有人问托尔斯泰,如果你看见一个坏人正举起一个小孩要往地上摔,唯有对那个坏人射击才能挽救那个无辜小孩的生命,这时你射击还是不射击?这是道德哲学上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人类在伦理上精神上的矛盾。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射击,那个坏人将会在人为灾难中失去生命。如果不射击,那个小孩同样将会在人为灾难中失去生命。面对这样一个场面,无论你是否扣下扳机,你的精神信念和伦理逻辑都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漏洞。这个故事几乎预示了人类在道德哲学上无法自全的宿命。 我无法估计,王开岭在这样的精神难题中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经过了几千几万次辗转反侧和痛苦沉思之后,他知道他必须作出选择。即使不能在现实行为上作出选择,至少也要在精神上找到选择的理由。 王开岭依然是从一个俄罗斯故事入手,来展开他的命题的。他把这个故事叙述得特别美特别有魅力。我禁不住要把他的叙述征引到我的序言之中,以计这篇序言毕动一些。 P9 后记 这本名唤《我的故乡在天堂》的随笔集中,大部分文字是第一次结集出版。这个书名不只是一个比喻,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个观点,我的这个观点直到最近两年才比较明确。在这本随笔集编辑妥当的时候,我本想写一篇文章正面表述这个观点,可是一方面因为太忙,另方面也因为缺乏写作的冲动,于是拖延了半年竟然一直未能动笔。 将精神的目光投向现实的日常生活之外,一定是具有了某种危机感甚至幻灭感之后才会出现的。我虽然早在十六年之前就写了《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但对世俗人生真正产生幻灭感却是十年之前(一九九六年)的事。十年来因着这幻灭感颇受了一些内心的折磨,却很少以写作的方式面对这种幻灭感。其中也有比较实在的原因,头几年,我忙于写作文学评论和所谓思想随笔,所表现的基本上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和心态,是那个时候热衷于现实问题思考的延伸。到了一九九九年,我决意终止这种写作,企图用小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业已变化了的思想和心态,于是一头扎进了长篇小说《六道悲伤》的创作。 当我好容易从这部小说的写作中摆脱出来,已经是二零零四年夏天。下一步该干什么,我面临许多选择。这时候也早就从鲁迅的“不读中国书”的误导中醒悟过来,于是我放弃了许多写作计划,尝试着从先前诸子中寻找精神的支持。此前我只或认真或草率地读过《论语》、《老子》、《墨子》以及《韩非子》,对前二者都不是很喜欢,《老子》还让我有点反感(后来才知道那些令我反感的东西可能都是由战国术家添加进去)。《墨子》则少有关乎性灵和天地大命的阐述,尽管在社会思想上让我受益甚多,对于解决精神危机却少有助益。韩非子等等法术者流,则一直让我感到厌恶和恐惧。 对于《庄子》,先是仰慕它的大才,读过《老子》之后,因为认为他们是一路的,暗中颇生起一些排斥之心。自古以来迷恋老庄的人不在少数,而对他们抱有偏见的读书人,却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五四运动那一代所谓反传统的人,重点在于打倒孔家店,说明老庄都已经不需或者不配他们来施加炮火了。我是吮吸五四一代人的奶汁长大的,他们对于老庄的偏见给我的误导一直甚为有效。后来从零星了解的意象和言词之中,推测其中必有大能大德,觉得应该认真下一番功夫才是。二零零四年的夏天,我正好有整块的时间,能够既郑重其事又从容不迫地来读读《庄子》。 八十年代我读鲁迅的时候,恰好是我刚刚能够抵御教科书上主流声音对鲁迅的歪曲的时候,二十年后我来读《庄子》的时候,也恰好是我刚刚能够抵御五四以来乃至汉儒以来主流声音对老庄的歪曲的时候,所以,我对鲁迅和庄子的研读,正好可以放松地汲取,自由地为我所用。两个时期我所关注的问题差距很大,前一时期主要致力于解决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后一时期则主要致力于解决个体生命与最高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幸鲁迅和《庄子》的作者都适时地成为了我面对当时的思想、精神问题的极为宝贵的支持因素。《庄子》、《列子》以及一部分《淮南子》将人类生命放在宇宙大生命的背景下予以考察,帮助我打通了我(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原本是存在的,只是我们谜于经验世界的局限,很难意识到。《庄子》帮助我意识到了这种关联,所以我这个个体生命的心灵层面的危机渐渐得到了某一程度的缓解。 帮助我缓解心灵之紧张的,当然不只是《庄子》及其后学,还有其他一些资源。《圣经》和基督教素为我所敬重,二十岁刚出头时我就订阅过金陵神学院的内部刊物,此后一直对基督教保持极为开放的心态。我虽然没有成为基督徒,但基督教以及作为基督教源头的古代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其中的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尤其博得我长久的崇仰。我近两年的读书时间,大多在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考古发掘和梳理。所接触的材料当然不只是环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地区诸如印度、美洲、日本、南太平洋地区土著居民的原始信仰,也在我的关注之列。我还对中国的考古学、神话学和民俗学发生兴趣,企图从中了解华夏先民的宗教生活。当我埋头于弗雷泽、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库朗热、鲍尔迪等人的著作之中的时候,我个人的世界观、宇宙观、生命观、人观、人生观一次次地得到清理、充实和调整。 “人观”似乎是汉语世界不曾正式诞生的词,我只在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跟费孝通聊天的记录文字中偶尔见到过一回,其含义也颇有点含糊。其实人观乃是一个跟宇宙观相对应的概念,在人类的精神结构和知识体系中,这两个概念甚至比“世界观”位格还高,因为世界观只是跟人生观对应的概念。人观与宇宙观构成人类思想的两极,所有其他观念都只能在这两极之间享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庄子》在中国典籍中之所以特别高迈卓越,原因之一即在于它最关注的就是两个事物:人和宇宙。在《庄子》的表述中,一端是人,一端是宇宙,所以这部著作的精神空间的辽阔博大是任何其他中国古籍所不可比拟的。但是,《庄子》一直没有对人做本体论的阐述,而是非常卖力地从人与宇宙的关系上描述人的形象,“天地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为一”是他的基本结论。而在基督教哲学中,人与上帝的关系先是“一生二”,后是通过人对上帝的皈依达到“二而一”,这就使得人与宇宙(上帝)的关系层次特别清楚,空间感也更加坚实。而在《庄子))和整个中国文化中,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缺乏层次感的,以至于这种文化的受惠者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走向那个伟大的境界。 我的精神危机的真正的缓解,是在我站在《庄子》撑起的天穹之下,借助基督教精神资源看清了人类的有限性和罪性并进而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之后。我为什么连自己所学的文学还没有研究好,竟然自不量力地进入陌生的人类学领域,就因为我希望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弄清楚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和忏悔观念是如何从原始先民的生命之中生长起来的,进而解决自己的人观问题。所幸的是,我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有了自己的人观(具体内涵有待专文论述),我对于与人相对应的宇宙也就有了较为整体性的了解。商族先民将宇宙的最高存在命名为上帝,我把宇宙本身看作一个整体的生命(《老子》将此“万物之母”名为“有”),并且避开上帝这个词,名之为宇宙大生命。宇宙间所有具体的个体生命,都是从这个宇宙大生命中生长出来的。为什么每个人都有权利直接面对上帝?就因为每个个体生命都是这个大生命的一部分。 这时也就真正理解了“众生平等”的古训,也就懂得了僧侣们不伤蝼蚁的伦理规范。在宇宙大生命的怀抱里,人类和蝼蚁以及所有的猫兄狗弟一样,都是一个大家族中平等的一员。由此我对环境伦理问题和生命伦理问题怀有兴趣,并且全盘接受了动物权利保护者的思想和观念。 人观的建立,于我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我大致解决了内心的问题。 有的朋友建议我好好写一写我解决内心问题的这个过程,可是我既然解决了这个问题,内心甚感澄明,却没有了言说的冲动。其实一个人关于精神问题的言说冲动,来自他对于那些问题既有倾向性的猜测,又还有点拿不准。《庄子》为什么那么神气饱满、才华纵横,就因为作者需要通过这种绚丽多彩的言说和描述,来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千年之后,陶渊明对于这种信念已经很有点坚定了,于是完全没有那种意气风发的气质,只需将自己真正融入天地造化和街坊邻里(宇宙大生命的具体化)之中,一边劳作一边写些顺口溜自娱。如果说《庄子》是一个青年人的激越的浪花,陶渊明的诗篇则是一个中年人的平静的水面,这是一种内在的宁静,这才是实践层面的天人合一。孔子在周游列国遭到彻底失败之后,终于参透了天地大化,此时他不是选择言说,而是选择了整理文化典籍,将自己的生命融化到族类的文化生命之中,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天人合一,与陶渊明的境界甚是一致。 与孔子和陶渊明有所不同,鲁迅一生都是一个“不能已于言”的人。他写了那么多斩钉截铁的随笔,那种神气的饱满、文思的奔涌仅次于《庄子》,《野草》的某些因素甚至为《庄子》所不及,堪称魅力非凡。另一面他又担心年轻一代因听信他所言而中毒(孔子大概不会担心读者因为读过他整理的《诗经》而中毒),那种惶惑和忧虑让人不好理解。现在终于能够明白,实际上鲁迅一直没有解决好精神最深层的问题,你看《过客》中的那位中年男子,是如何地紧张、决绝、困顿,这紧张、决绝、困顿之中包含着深刻的茫然和虚弱。鲁迅一边用决绝的言说支撑自己,一边暗暗心怀质疑。他是一个自省意识十分强烈的人,他比那些不懂得质疑自己的人离破壳而出显然更近一些。 解决内心的问题需要自己的体悟,也需要从前人那里汲取精神资源。我相信后一项工作可以大大促进前一项工作。所憾我在后一项工作上用力甚少,否则也许我可以大大加快内心生活的进程。当年我决意报考研究生时,已经年过而立,我颇有点遗憾这个决定来得太迟,后悔自己在无书可读的环境中虚掷了十年生命。后来虽然到了有书可读的环境,却没有利用好这个环境的资源,未能好好吮吸前人的滋养,我被内心的问题纠缠太久,为此耗费了太多时间。 而立之年那阵我常常想,知青一代因为社会政治的动荡浪费了十年生命,我却因为个人的迷误同样虚掷了青春,颇有点痛心疾首。这回所感叹的,不是虚掷十年,而是虚掷二十年。所幸这一次不至于像上一回那样痛心疾首,早年建功立业的热望也早就淡漠得差不多了,内心更看重的是闻道不分先后一类的古训。这条古训当然也是前人赐给我们的宝贵滋养之一,我且好好受用吧。 近来结识一位我关注和敬重了好几年的朋友,我们年龄相当,他是十几岁读的鲁迅,比我早十年,二十几岁读的庄子和周作人,比我早二十年。我自然感到惭愧,但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在回到我们真正的故乡之前,多捡几本好书存进自己的行李车吧,免得到时候又要感叹自己虚掷了三十年或者更多。 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仅仅读书是不够的。在找到了存在论意义的故乡之后,倒是更有耐心在现象世界好好生活,最好能像列子那样淡漠,陶渊明那样从容,孔子那样扎实。 2006年5月15日,北京望京 书评(媒体评论) 当初鲁迅呼唤“摩罗诗人”,那时候他正在寻找创建中国的“近世文明”的道路,但鲁迅的呼唤,在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摩罗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与孤独体验,而一步步地向鲁迅所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靠拢。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北大教授 钱理群 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阵阵清醒的飓风。如一枚大旗一样地扫过,在心灵久已干涸的中国大地上留下了一道道清晰的背影。这个青年作家就是摩罗。 ——《文化月刊》记者 刘如潮 这是一个信仰失落和信仰重建的时代。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目前都面临着—个意识形态重建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彭亚非 这些年来,摩罗虽然存不断变化着,但他有一个东西一直保持得挺好,就是这种很孤愤、很自由、很民间的状态。在社会与文坛都越来越世俗的情况下,这种状态是越来越重要的—种状态。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白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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