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灵动而尖锐的笔触，从单边、双边、地区、全球等层面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视角，揭示出日本光怪陆离的转型背后的内在逻辑，堪称一部日本转型的纪录长片。

本书作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访问了120多名日本各界人士，从日本前首相到普通的农民甚至大和尚，与他们进行了一次次对话和心对心的交流，谈话的内容涵盖日本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等问题，并以这40多万字的原始采访记录与信息材料为基础，写下了这本关于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专著。

本书是近年来一本关于介绍日本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报道，作者用流畅而引人入胜的文笔记录下日本人在政治方面的迫切愿望、在经济方面的改革转型、在社会方面的严峻挑战以及在对外关系上的“漂流”，尤其是中国崛起带给日本人带来的无限困惑。

前言 “平成萧条”十五年 日本的“得”与“失”

一 十五年之后 日本回来了

二 少子化与老龄社会 日本最大的社会挑战

三 阻止金融崩溃的改革

四 日本社会不公平的挑战与争论

五 修改《教育基本法》 强制性爱国主义教育

六 安倍着手修宪立志追求“正常国家”

七 “拥核讨论”涌动日本

八 推翻“三座大山” 日本的终极目标

九 现实与臆想：中国崛起与日本的心态

十 “中国制造”影响日本的衣食住行

十一 中日两国携起手来共创未来——中曾根康弘与胡鞍钢对话

十二 日本共产党在日本社会的作用——访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众议院议员志位和夫

十三 以书会友 中日学者畅谈东亚一体化——访日本岩手县立大学校长谷口诚

后记 一双眼睛一座桥梁

12月的东京大雨滂沱。瓢泼大雨也未能阻挡东京银座穿梭的人流，各家餐馆人满为患。富士通(株式会社)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朱炎感慨道：“人们又回到银座了！日本企业也有花公款吃喝玩乐的陋习，由此而孕育了银座。而经济萧条时，这里地价骤降，并殃及餐饮业。”

日本内阁府在2006年11月22日发表了最新的经济形势报告，公布从2002年2月开始的景气上升已经持续了四年零十个月，超过了“伊扎那歧景气”，日本经济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水平，成为战后最长的景气上升时期。

 2006年以来，日本各地已经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部分行业已经开始悄悄涨价。中央银行2006年8月放弃了实施达五年四个月的零利率政策，目前正在考虑加息。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测，这一轮景气可能将持续到2008年度。

“我们一直等了15年"

 “从2002年2月日本经济开始有复苏的征兆，一直到现在，经历了59个月。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到现在，应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小岛明在他的办公室里对记者说。

像银座的复兴一样，近些年来，日本企业业绩的全面亮丽，给沉寂了15年的日本经济带来利好。迄今为止，日本上市公司已经连续三年更新了盈利纪录。汇总上市公司发表的2006年中期(4～9月)业绩报告，上市公司合计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0．3％，毛利增长14．8％，纯利增长25．8％。其中，制造业的销售增长10．3％，毛利增长15％，纯利增长27．3％；非制造业的销售、毛利和纯利则分别增长10．3％、14．4％和23．2％。预计2006年度(2007年3月决算)的企业销售和利润也将比上年增长，将是连续四年更新盈利纪录。

日本企业的业绩好并不局限于个别行业，而几乎包括了所有行业。例如，汽车行业由于油价上涨，低油耗的日本车在全世界热销，各大车商都赚够了钱；电子行业得益于液晶电视等产品的畅销，由此也带动了企业扩大液晶和半导体的投资规模；由于需求扩大和价格上涨，钢铁、化工等原材料行业也取得了好业绩。

在海外拥有矿山、油田，并从事原材料、石油天然气贸易的综合商社的利润大增；机械电机以及成套设备的厂商，因为持续的设备投资高潮而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销售和盈利也随之水涨船高；银行业已经走出低谷，各大银行都创造了最高的盈利纪录。但银行的高利润并非来自贷款利息等本业收入，而是得益于经济好转坏账复活，过去提取的坏账准备金都变成了利润。

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日本股市也随之高涨。2005年日本股市涨幅超过四成，2006年仍持续上涨，至11月又上升了两成，股价上涨的同时成倍增加分红派息。海外基金也看好日本经济的前景而蜂拥人市，既活跃了股市交易，又不断推高股价，使原本沉寂的企业并购在2006年空前活跃，不仅有大企业调整内部结构将上市子公司私有化，也出现了不少在日本罕见的敌对性收购，还有不少管理层收购企业(MBO)的事例。

在东京千代田区野村证券综合研究所大楼11层，首席经济学家Richard c．K00在他的办公室里，指着一张因资产价格崩盘致使日本企业向银行偿还债务的示意图，肯定地说：“这次日本经济恢复是真的，因为企业已经不再向银行还钱，而是借钱了，为此，我们一直等了15年。”根据他的研究结果，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泡沫经济是从1987年开始的，到2002年经济开始复苏，所以日本不是失去了10年，而是15年。

Riehard C．KOO观察经济是否出现恢复视角独特，基于日本公司已经停止债务偿还，开始重新储备金融资产的进展。“到2005年企业才刚开始向银行借了一点点钱(约250万亿日元)，还不到GDP的一个百分点。所以说，这次日本经济恢复是真的，企业已经不是还钱了。前五年期间，日本一直在经济学教科书之外的状态，现在我们又回来了。泡沫最大时的1996年，日本企业向银行的贷款接近GDP的85％；目前企业向银行借贷已经达到相当于名义GDP的52％，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也是自1956年以来的最低点。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它标志着日本企业卸下了包袱，又开始借钱进行新的投资。”他解释说(见附录图1—1)。

国家的财富是由企业创造的，如果企业销售收入是为了还贷，而不是增加新的投资，就不会创造新增的GDP，进而就不能创造新增财富。P3-6

20世纪90年代，两个重要事件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是冷战结束。90年代初结束了长达近187-19150年的冷战，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经济贸易快速一体化，昔日日本列岛被美国作为遏制中国大陆与前苏联的前哨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国际上以政治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对立让位于以经济为主导的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在战后冷战体制下形成的日本政治结构已不再适应国际政治形态的变化，一直充当美国在亚洲模范政治“附庸国”的日本，在与各个大国不断磨合的过程中，调整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显得有些笨拙与被动。随着美日关系北约化及日本功能的扩大化，安全及政治上的主导权依旧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的日本，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不安。特别是战后崛起的新生代政治家，一直在思考：日本该向何处去？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又该扮演何种角色？

第二是“平成萧条”十五年。在国际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生巨大变化的转折时期，日本却由于自身原因，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时间最长、损失最大的一次经济萧条，本书称之为“平成萧条”。这次萧条不仅损失了相当于日本三年GDP总量的1 500万亿日元，而且失去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而正是在这十五年间，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崛起，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4．2倍．进出口贸易额增长了12．3倍。从国际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杜大伟的最新计算，1990—2005年，日本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5％，只略高于撒哈拉非洲国家的2．14％和东欧转型国家的1．58％；同期，中国、美国、其余OECD国家和印度的贡献率，分别为28．14％、19．31％、18．33％和9．46％。

战败后的日本，一度曾因战败而严重受挫的国民自尊，因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得以寄托，因政治、军事失败造成的失落与悲情，一度也在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得到缓解与弥合，进而形成了日本战后直至80年代末相对平稳的社会均衡。所以这次日本所遭遇的“平成萧条”，给日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使社会心态的均衡基础发生了动摇。

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使日本受到强烈震撼，亚洲地区各国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使日本应对不暇。本来就与周边各国结怨甚深的日本，突然感到在本地区的地位与利益受到冲击。

如同前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所言，每当日本出现困难的时候，民主主义就会高涨。在全球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在失去经济增长“稳定阀”的情况下，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社会危机感与悲情从急剧积累期转变为发酵期，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浪潮在政治精英层面蔓延。

面对“民主、民生、民族”的危机，日本开始寻找解困的出口：社会政治与经济层面，以“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口号为引导，开始了继战后“民主改革”的第二次“结构性改革”，或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法理层面，修改《日本国宪法》、修改《教育基本法》、讨论“核拥有”问题，甚至在精英中形成“知美不亲美”、“亲美不从美”的“日美同盟漂流”思潮。

今日日本的民主：战后60年，日本和平的民主主义正在陷入最大的转变时期。和平的民主主义与脱离战后体制的强制主义之间的较量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以《教育基本法》的修改为标志，以法律形式规定必须要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今日日本的民族：既有全面依附欧美、轻视亚洲的主流观念的回归，也有作为国家整体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要求自主发展的意识抬头。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很明确，即改变“日本半主权国家”的国际形象，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进而推翻美国人强加在日本头上的“三座大山”——和平宪法、东京审判与日关安保条约。

今日日本的民生：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开始显现，受损人群开始不满，特别是日本社会从“平等”社会接近“不平等”社会，收入差距开始拉大。面对老龄社会以及少子化——日本社会最严峻的挑战，日本再次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平成萧条”十五年，日本“得到”与“失去”了什么？日本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最大的是失掉了机会，也失去了挑战与应战的能力。日本学者慨叹道：“过去十五年，日本不仅仅失去了经济，也失去了政治。”

2006年10月，我接受东京工业大学桥爪大三郎教授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访问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给我的研究题目是“中日关系”。如果概括历时两个月在日本的研究与采访，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即“走近日本，观察日本，了解日本，报道日本”。为什么要做《转轨中的日本》的调研？因为太多的中国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并不了解日本，更谈不上认识日本。日本是我们的邻居，也是亚洲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在亚洲的“watch Dog”，而且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且态度暖昧不愿自省。

采访与写作《转轨中的日本》的宗旨有二：第一，对读者负责，力图给读者有价值的信息，包括知识和理念；第二，对自己和历史负责，看起来是在写新闻，实际上也是在检验自己，这些报道10年之后是否会留下历史的印迹？是否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与验证？为此，临行前的一个月，我购买了所有能够买到的有关日本问题的书籍，它们被挤放在书架的一层，共有40多本，其中大部分为日本人或者外国人所撰写。“恶补”之后踌躇满志地出发。

我曾多次访问过日本，但以往的访问均是“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式的，参加国际会议或一个专题性问题的采访。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对日本电信制造企业与主要电信运营商的调研。而这次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居住在东京，并到大阪、京都等城市访问之外，还到长野县、山形县和冲绳等地采访。在长野县、山形县都是住在农民家中，睡在日本农民家的榻榻米上，在餐桌边与他们面对面地交流。

观察是记者工作中一种最为持久的乐趣，观察的要点不单纯是收集和积累事实，而是要寻找和揭示事实之间的某种逻辑。2000年新年前夕，我在庆应义塾大学国际会馆居住期间，东京连续出现了几起跳进地铁自杀的事件。当时虽然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却未能深入思考，直到这次访问日本，纵向地观察日本社会经济的运行轨迹，才能体味到当时人们自杀的大的经济背景。全景式地观察一个社会离不开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为此，访日期间采访安排十分紧张，最多的时候一天安排了3～4个约见。清晨挤上人满为患的地铁，经常是晚上10点多才能结束一天的采访，接着又要开始为第二天的采访做准备。

正是带着全视角了解日本的初衷，我相信一双眼睛并不能看到很多，而记下一百次交谈则可看到更多。两个月期间，我访问了120多名日本各界人士，从日本前首相到普通的农民甚至大和尚，与他们进行了一次次对话和心对心的交流。我经常暗暗地在每个人和事物上标一个标签，除了提示其价值外，随时提醒该给他哪一种和什么程度的关注——与他们的谈话涵盖日本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等问题。观察到他们以不同视角分析问题，听到不同的见解的阐述，我看到的已经不是一棵树木，而是一片森林，开始触摸到日本跳动的脉搏。这是一次全新的考验，如何在短时期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个国家？如何获取重要的信息？又如何梳理这些信息？又该如何提炼与加工？两个月的采访加上一个月的写作，感到收获确实很大。

40多万字的原始采访记录与信息奠定了这组报道的基础。本着客观、理性、不掺杂个人情感的原则，我力图真实地向读者传递日本的信息，告诉人们日本过去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着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以及背后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对于不知道、不清楚、不理解的事物是无法驾驭的，为了今后两国能够相处，就让我们从了解开始，这是我写作的初衷。《21世纪经济报道》为配合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连续刊登了《转轨中的日本》系列报道。感谢中信出版社把它们编辑成书并出版。

自198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至今，掐指算来投身于新闻工作已经24年。这24年来可以自慰的是，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也一直坚守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第一线。如果回顾24年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用了前十年的时间了解基本国情。这十年期间，我在新华社《嘹望新闻周刊》所属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编辑室工作。对一个非新闻专业的年轻人，不仅对新闻本身知之甚少，更缺乏的是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十年期间能够分别在三个不同的领域工作，机会实属难得。这一阶段是我对中国国情认识与积累的重要时期。

第二阶段，是我参与并分管《嘹望新闻周刊》的热点观察、专题报道的十年。这一阶段的报道面涵盖了中国发展、改革与对外开放等多个层面，是锻炼我对中国的重大问题的综合性把握(或称大局观)、分析事实与提炼整合能力的再积累时期。

第三阶段，是2003年我离开新华社《嘹望新闻周刊》，加盟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一直到现在。从原来的中国主流新闻社转移到新兴的市场化报纸，我开始有目的地尝试有关中国话题的国际性报道，凡是有关对中国问题的报道，获取信息的重点转移到跨越边境之外，算下来每年有近1／3的时间在国外采访，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在国内获取信息源，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如何获取全球性的信息、资源与对这些信息资源的整合上。

如果总结24年的记者生涯，我只有一点体会，那就是坚持下来了。一个记者写出一两篇有影响力的稿件并不算难，也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影响，但是如何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则一定要付出不懈的努力才行。这需要一个前提条件——真心热爱新闻事业，才能有敬业精神与专业精神。

作为一名记者，前两个阶段的基础积累是前提条件，是十分重要的；成功转型到第三个阶段后，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有关中国的新闻视角转向全球。中国的崛起开始深刻地影响世界，在当前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转折点上，作为一名记者仅仅关注国内已经远远不够了，“外面世界”如何看中国，我们可以做到尽可能地“知己”，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更多的时候并不能完全做到“知彼”。这两者之间的“缺口”恰好给媒体留下了发挥作用与“表演”的空间，也是增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的机会。而记者的职责就像一座桥梁，给需求者提供尽可能完整的有价值的信息。我们报道的基础是认同中国发展之路的价值观，写作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

恰逢此书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桥爪大三郎教授邀请我做两个月的访问学者，正是他的邀请，才使我有充足的时间与交流的机会，全面地接触日本社会。并感谢桥爪教授给我提供了研究条件，在他的帮助下，我见到了日本各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其次是衷心感谢中国驻日机构未来亚洲研究会的副会长王行虎先生，他做中日交流工作至今已有几十年，正是在这位“日本通”的帮助下，借助其在日本广泛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许多重要的采访。他放下手中许多重要工作帮助我，目的是希望《转轨中的日本》能够起到沟通中日的桥梁作用，几乎全程的采访中他一直做我的日文翻译，并陪同我到日本农村等地采访；最让记者感到不安的是一位日本退休老人田中热志对我的帮助，他经常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到我的住处为我答疑日本问题，包括日本历史、政党政治、’日中关系等等，有时他为了能够准确地回答一个问题，常常是在下一次见面时拿来他写好的准确文字，他的认真与博学大大缩短了我了解日本的过程。在他身体状况并不好的情况下，坚持陪同记者考察日本市场。我还要感谢接待过记者的汤泽梅次郎与庄司全家人，能够住在两位日本农民的家中与他们聊天，获得了农村问题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我要感谢所有接待过记者采访的日本人，没有他们，不可能有这一组采访系列报道的完成。在此向所有的人一并致谢！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丈夫胡鞍钢先生，长期以来他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榜样，“滴水穿石”已经不仅仅是他的理念，也激励着我。在我事业发展的进程中他一直给我很多专业上的指导，也给予我客观的肯定，并不断地激励我创新。特别是在我身患疾病想放弃写作时，是他的激励使我坚持下来。

我最后要特别感谢《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两位总编辑沈颢与刘洲伟，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记者生涯中一次新的转型，之所以在这四年间达到又一个写作高峰，正是由于他们全方位的支持。我非常感谢他们两位给予我的信任！

这是近年来我读到的关于日本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报道。我相信，中国广大读者将会和我一样关注本书作者给我们提供的关于日本的新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对我们思考中日关系如何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日本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日本。《转轨中的日本》是一本十分解渴的著作。作者用流畅而引人入胜的文笔记录下日本人在政治方面的迫切愿望、在经济方面的改革转型、在社会方面的严峻挑战以及在对外关系上的“漂流”，尤其是中国崛起带给日本人带来的无限困惑。总之，这是一本好书，值得认真一读。

——赵宝煦 北京大学政治学资深教授、中国政治学会顾问

本书基于丰富的一手资料，以灵动而尖锐的笔触，从单边、双边、地区、全球等层面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视角，揭示出日本光怪陆离的转型背后的内在逻辑，堪称一部日本转型的纪录长片。在中日关系逐渐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塑造要素之际，本书的出版不仅及时，而且深具前瞻意义。

——门洪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