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于思想史、文学史的平台，以五四前后文献史料为依托，根据《新青年》、北京大学周围的激进文人的言行和思想，在启蒙/救亡、传统/现代、新/旧、古/今构筑的文化场域中，从进化、异邦、革命、民主、科学、民间等理论视角，挖掘五四激进主义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中国新文学间的关系。既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又勾勒激进文人由此描摹的文学图景，从而辨析中国新文学的何以生成，科学理解五四激进主义的品性。

本书立足于思想史、文学史的平台，以五四前后文献史料为依托，根据《新青年》、北京大学周围的激进文人的言行和思想，在启蒙/救亡、传统/现代、新/旧、古/今构筑的文化场域中，从进化、异邦、革命、民主、科学、民间等理论视角，挖掘五四激进主义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中国新文学间的关系。既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又勾勒激进文人由此描摹的文学图景，从而辨析中国新文学的何以生成，科学理解五四激进主义的品性。

0.论题的意义

0.1 论题的缘起

0.2 相关研究的回顾

0.3 几个概念的界定与阐释

 0.3.1 激进、激进主义、激进派

 0.3.2 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流转

 0.3.3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

1.进化的激荡

1.1 影响的通道

 1.1.1 进化论的奠基

 1.1.2 创造性的误读

1.2 激进的征候

 1.2.1 趋新求变

 1.2.2 拆解传统

 1.2.3 接轨西方

2.异邦的示范

2.1 日本：激进的前沿

 2.1.1 留学：激进主体的培育

 2.1.2 愤激：留日人士的心态

2.2 法兰西：启蒙的导师

 2.2.1 启蒙路径：从观念到行动

 2.2.2 文学类型：写实抑或自然

2.3 俄国：道路的启示

 2.3.1 马克思主义：“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2.3.2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明白了一件大事”

3.革命的狂欢

3.1 内涵：本土与域外的整合

 3.1.1 本土的“革命”溯源

 3.1.2 域外的“革命”新义

3.2 策略：断裂与渐进的交融

 3.2.1 渐进式的文学改良

 3.2.2 断裂式的文学革命

 3.2.3 功利与审美的互渗

4.民主的诉求

4.1 五四文人视域中的民主类型

 4.1.1 民主问题的历史考察

 4.1.2 激进文人的民主选择

4.2 激进民主引发的叛逆性反应

 4.2.1 专制主义的大敌

 4.2.2 个性解放的洪流

5.科学的浸润  

5.1 科学的形上与形下之维

 5.1.1 道器之辨

 5.1.2 器进于道

5.2 科学教育与五四文人的知识背景

 5.2.1 科学教育的进程

 5.2.2 五四文人的知识结构

5.3 科学精神与五四文学的理性品格

 5.3.1 破除愚昧习俗

 5.3.2 张扬怀疑意识

6.民间的想像

6.1 五四文人的民间发现

 6.1.1 劳工神圣

 6.1.2 到民间去

 6.1.3 征集歌谣

6.2 五四文学的民间情怀

 6.2.1 文体观念的民众化

 6.2.2 文学语言的白话化

 6.2.3 人物形象的大众化

7.激进的限度

7.1 传统印痕与政治情怀

 7.1.1 传统印痕

 7.1.2 政治情怀

7.2 绅士气质与宽容心态

 7.2.1 绅士气质

 7.2.2 宽容心态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我们知道，洋务时期开始的中学、西学之间的“体用”之争，已经蕴藏着知识分子痛苦而激进的现代化情绪。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深刻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加速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步伐。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诞生，是中国社会体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中西世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同样启示着生活在权威丧失、价值迷津时代的五四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前列搏风击浪，掀起思想启蒙运动的狂飙大潮，做出破坏传统、全盘西化的偏激抉择。显然，近代以来越来越多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趋向现状的变革，其内心深处形成了一种理智而激进的现代化方略抉择。这种抉择就是全盘借鉴西方，学习西方，与西方并驾齐驱，以达到“比而齐之”甚至“驾而上之”的自强目的。其时，西方已经完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现代转型，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西方的殖民侵略扩张，一方面固然是一种理当受到谴责的开启中华民族屈辱时期的侵略行径，但另一方面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它客观上又不失为一种发展形态较高的文化对发展形态较低的文化的有利冲击。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在风驰电掣般前进，而中国却依然沉睡在封建主义的迷梦中，中西文化之间业已形成了巨大落差。

五四知识分子在这种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落差氛围中，已经切身地由“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P88

《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这部学术著作，是凯华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听取多方意见、反复修改定稿的。得知其即将出版，作为他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我尤为高兴。

五四激进主义思潮不仅在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至今都以或显或潜的方式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发生密切关联。近年来在文学界、思想界、史学界所引发的一场场持续争论，大多直接或间接地相关于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研究和评价问题。

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林毓生教授《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中译本出版之后，有关五四文化(或文学)断裂论的观点就相当具有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海外以至海内，文化保守主义日益凸显，许多学者不仅否定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革命文学传统，而且也否定五四新文学反传统的启蒙主义传统，将五四文学革命目为“全盘反传统”，五四知识分子激进的文化思想、主张和姿态屡遭误解和非议。当然，不少学者亦就局部问题对“断裂论”提出了异议，但尚未全面地、历史地对五四激进主义作学理探讨。在当下的文化情境中，虽然五四激进主义或者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都说不上是新辟出的研究领域或者新鲜的课题，然而将激进主义同新文学的发生结合起来予以考察，或者说从激进主义视角切人五四文学研究，辨析中国新文学何以生成，探讨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机制，阐释五四激进主义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学术问题。因为它有助于从发生学的角度阐述五四新文学同传统文学非连续性(亦即断裂性)关系、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论证过程、文化(文学)资源的选择、文学基质的获取、言说对象的确立及话语方式的建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即便是在文学现代转型已成为学术热点的背景下，上述问题的专门探讨仍然还显得薄弱。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讲，凯华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很有针对性和前沿性，在思路和角度的确立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可说是首次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了五四激进主义的价值、意义，尤其是它与五四新文学乃至新文化发生学意义上的联系。凯华的选题敢于面对当代，注重进入历史现场，在启蒙／救亡、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新／旧、古／今诸多二元对立观念所构筑的文化场域中，以翔实的史料准确把握五四文人普遍的激进心态，研究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力图通过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全方位透视和辨析，澄清当下人们对五四文化先驱存在的某种误解，从一个新的视角和方面激活人们对五四新文学的记忆和认识。这种意图和努力无疑是可嘉的，论文所表现出来的理论胆识和学术勇气也是可贵的。我相信，该论文的出版必将引起人们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学研究的关注，并能推动这一课题的深人。

从写作的整体思路来看，作者心存当下而重在言说历史。换言之，从当下思想文化背景、学术理论问题乃至思想制高点出发，反观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和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问题，是作者的运思方式和阐释策略之一。例如，作者首先对当下几个重要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背景，如“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的背景有清醒的认识。在作者看来，不论是提出“反思现代性”，还是主张“告别革命”，其对五四激进主义及其革命取向的处理都“趋于简单化”或者显得“粗率”，甚至导致“否定或消解五四传统”。然而，作者并没有大篇幅地引述与之相关的材料或观点，也没有采用论辩式的方式和话语予以针锋相对的辩驳，而是着重根据史实来对五四激进主义的文化效应和积极价值作正面阐述。

在具体研究方法和论述过程中，凯华主要采取探源和发生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既探讨五四激进主义之源，又以激进主义切人探讨新文学发生之源，以此来阐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这一研究和论述方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使得论证过程具有自身的逻辑和特点。例如，一方面，作者以对具体历史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为逻辑基础，通过对与五四激进主义相关概念、范畴的辨析与界定，挖掘其精神资源，研究其“革命”策略，展示其民主精神，张扬其科学理念，探究其民间追求，从进化论、异邦、革命、民主、科学、民间等六个方面全方位地论述了五四激进主义产生、形成的原因及其突出表现，为激进主义的产生的合理性及其局限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由此，富有说服力地揭示了五四激进主义的现代性内涵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呈现了这种复杂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对五四反传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对五四激进主义偏激限度也进行了比较中肯的分析。另一方面，作者又深知五四激进主义思潮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坚定的救国意志和复杂的文化心态，它的兴起和演变直接规定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风格和话语方式。因此，论著又从五四激进主义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作用这一基本问题意识人手，从各个方面回答了五四新文学发生的机制及其对激进主义的回应，阐释了五四激进主义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辨析了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条件，考察和阐释了中国新文学生成和嬗变的激进根源，从为人忽略的视角里挖掘了现代中国文学复杂的生成元素。

更值得单独指出的是，论著中许多论点或分析颇有创见或独到之处。如作者在辨析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思潮时，指出这三大思潮具有共同的价值趋向，而这三种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又各自呈现出保守和激进的复杂性，这种论断超越了过去将这三大思潮简单化处理的模式，能够启发我们正确认识现代文化史上这三大思潮相互激荡所产生的文化推进力。又如，过去的论者往往更强调胡适政治思想和立场方面的自由主义取向，而对其文化思想方面的激进姿态有所忽略；有的研究甚至仅仅依据胡适的一段自谦表白，就给他戴上温和妥协的帽子，而该论著一方面注意到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和表现，另一方面则广泛引证史料，详细地分析了胡适为什么采取谦逊态度的各种原因，从而得出了胡适本身“骨子展现的却是如陈独秀等激进文人一样的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式的风姿”，确立了胡适文化思想和立场上作为一个激进主义者的身份。再如，作者在对五四激进主义民主思想诉求的异域渊源进行剖析时，指出五四激进主义者的民主思想在英美式和法国式民主理论的择取上经历了一番此消彼长的历程，但一以贯之和主要尊崇的还是具有激进色彩的法国民主启蒙思想，这就为我们理解为什么五四新文化以来的民主诉求往往忽略“自由性”而更重“平等性”的现象提供了一条很有启示性的思路。此外，论者对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和多重内涵的阐述也相当充分，其中关于“革命的狂欢”和“民间的想像”的论述给人印象尤为深刻。

我以为，该论著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综合运用思想、文化、文学、历史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在比较全面掌握论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缘起”和“发生”两大问题为贯穿线索，通过文献梳理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图“修复近一个世纪前五四激进主义本来的历史面目”，厘清其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由于论者长期关注这一领域，故无论是相关文献资料，还是近年来较新的学术成果，多能纳入论者的视野，遂使完成的论著框架完整且重点突出，资料翔实而又脉络清晰，不少观点、论证和阐释具有新见或个人特点。

当然，作为凯华的指导老师，该论著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是我应该而且也必须指出的。就论者的初衷和选题意图而言，“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当是论者应当同样关注的两大问题；而寻求和阐释其问的内在联系，更应为论者努力的重点。或许论者心目中“所着眼的对象主要是五四激进主义”，因此，相比较而言，其完成的论文乃至修订后的论著仍偏重于对五四激进主义的论述，而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问题则显得用力不够均衡。与此相关的，是论者对“五四激进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这两个对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尤其是相互影响和促动的关系虽然做了有意识的分析，有些分析还很有见地；但是，无论从导师的期望或是凯华自身的能力来看，这些分析其实还可更辩证、更深入或更有理论的穿透力一些。此外，文中多次触及相关时代的群体一社会思维、群体一社会心理乃至历史人物的个性心理与激进主义思潮的关系，遗憾的是可能囿于篇幅，未能作更集中、更深人的阐发。我以为，激进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在现代中国发生、形成相当的气候且影响到现在，除社会、历史、文化诸种因素的影响之外，既与一个时代的群体一社会思维、群体一社会心理有关(如笔者就曾多次谈到过所谓“五四思维”的问题)，也与历史语境中的个体因素乃至偶然因素，如与激进主义倡导者的个体思维方式、个体心理气质乃至他们的当下处境和心境相关。前者往往揭示出一个时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思潮，而后者或许会烛照出这种思潮自身存在的复杂性、变异性尤其是多元性。当然，所有这些，或许已经超越了凯华当时的写作意图或关注焦点，但此后如能就此现象作扩展性的或更深入的研究，当更能全面揭示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缘起的多源性和多样性，甚至拓展出另一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空间。

在对凯华的论著做上述简单的评价之后，我不妨全文抄录《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这既能替凯华保存下一份珍贵的史料，也能反映出答辩委员会对凯华博士论文的整体意见。它的全文是：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学术语境中，五四激进思潮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这两大“显学”往往戏剧性地成为了“反题”与“正题”。岳凯华的博士学位论文《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之选题意义重大，以前者的兴起来解释后者的生成，着重从相处用力。文章的这一选题思路与论述策略，既显示了在旧路中辟新途的学术自信，也体现了“逆时而动”的研究勇气，有助于引发人们重新认识激进主义与新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推动研究的深化。   

论文以丰富翔实的原始材料为依托，主要采取追本溯源式的历史学方法，融合人物、事件、思潮、文本等思想史、文学史诸现象，在古今杂陈、东西交错的历史情境和启蒙、救亡消长起伏，文化(文学)、社会(政治)沉浮不定的文化政治场域中，从理论根基、域外资源、革命策略、民主精神、科学观念、民间追求六个方面分述五四激进主义产生、形成的原因及突出表现，同时阐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机制及对激进主义的回应。其中多有精彩之论，如在辨析保守主义、自由主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思潮的共同价值趋向，揭示其代表人物保守与激烈集于一身的分裂状态；再如对法、俄思想传统与英美经验主义理念之于五四激进思潮的分殊处置，以达到“修复近一个世纪前五四激进主义本来的历史面目”的学术目的。论文不仅对五四激进主义予以了系统全面的阐说，对激进思潮于新文学的催生作出了自圆其说的解释，而且也从侧面回应了当下的一些思想观念，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明确的现实性。  

论文思路开阔，结构合理，知识储备丰厚，专业基础扎实，能很好地融合清醒的理论思辨与细致的文学分析，“义理，考据，辞章”相结合，学风严谨，文风稳健，体现了很强的驾驭材料和研究问题的能力。 

论文对激进主义思潮的阐释详尽而对新文学发生的揭示在充分度上稍弱，显得不够平衡。在我看来，答辩委员会的意见是公允的，也是中肯的，更蕴含着各位专家对凯华未来学术生涯的期许。

如今，凯华博士毕业又已一年多的时间了。据我所知，他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工作也进展顺利，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博士后报告最近也获得了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我相信，凯华博士论文的出版，既标志着一段学习的结束，更重要的是，也意味着新的学术探索的开始。生有涯而知无涯，凯华还年轻，要走的路还很长。借此机会，我衷心祝贺他博士论文的出版，并预祝他在新的学术环境、学术道路上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

2005年7月于武昌桂子山

2004年11月，我负笈来到六朝古都，跟随朱晓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研究工作。一日，正当我漫步玄武湖滨，徘徊莫愁楼上，攀登紫金山巅，凭吊雨花台下之际，我接到内子的长途电话，说本人所在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正在筹划出版一套学术研究丛书，询问我的博士论文是否愿意加盟。对于我来说，这当然是一条喜讯。虽然我曾为博士论文的出版已与几家出版社有过联系，并得到了尽快签署出版合同的回复，但都因出版经费难以筹措等问题而让我一筹莫展，故而迟迟没有将书稿脱手。如今，拙著能得到所在重点学科的鼎力资助，我当然喜出望外，记得那一整天的游玩疲劳居然一扫而光。

本书为我博士论文的原初面貌，在听取答辩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予以了适当的增补和必要的修改。当初因为经费的限制和论文篇幅的过大，提交答辩时对论文原稿给予了较大幅度的删削。论文答辩至今虽然一年有余，但桂子山上的生活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退我记忆的底色，反使我的留恋愈加浓烈。

与桂子山结缘，是在1994年5月初。当时，正是我硕士论文答辩的前夕。为保证论文质量，业师罗成琰先生命我在硕士论文《老舍小说与儒家文化》定稿之前携带初稿前去京、汉两地，拜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富仁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赵园先生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黄曼君先生，以取得上述专家的批评和指正。在此，请允许我向他们表示我迟到而真挚的感谢!也就是在黄老师以前所住的东区宿舍里，他鼓励我报考他当年招收的首届博士研究生。也就是因为这次报考，使得我后来一次次魂牵桂子山，梦游南湖滨。虽然储泽祥兄、蒋冀骋副校长多次鼓励和支持我前去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自身经济基础的薄弱和小农意识的作祟，我曾三次放弃去华中师范大学深造的机会。然而，7年的辛勤工作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我终于明白教书匠不过是一个糊口的“活”而已。看来，不管条件怎样艰苦，环境如何恶劣，我的博士之梦都还得重新开始。感谢黄曼君先生的大度，更感谢周晓明先生的大量，我终于在敲响新世纪钟声的2001年步入了芳香浓郁的桂子山，开始了3年艰辛而充实的博士生生活。

如今，凝聚着我3年博士生活心血和汗水的论文就要出版了。借此机会，我首先得感谢我的博士指导老师周晓明先生。他的每次授课或其他场合，总是与我们论及学问，总是强调博士论文的原创性、思想性和学术性，总是要求用事实说话、经得起时间磨炼和考验。本文从选题的确定、提纲的拟订、材料的收集和文字的润色，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正是先生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本文才能顺利脱稿和通过答辩，并获得答辩委员会诸位专家、学者的好评。在拙著付梓之际，他又在百忙之中给我写来了包含诸多嘉勉的序言，它将激励我在坚实严谨的学术道路上毅然前行，我将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激励、鞭策和期待!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硕士指导老师、湖南省文联的罗成琰先生，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先生、王又平先生、王庆生先生、许祖华先生、吴剑波先生、张三夕先生、李向农兄、张岩泉兄、张竟业兄、储泽祥兄、彭涛兄等，湖南师范大学的凌宇先生、谭桂林先生、宋剑华先生、李树槐先生、周国良先生、吴康先生、赵树勤先生、杨经建先生、田中阳先生、李运抟先生等，武汉大学的陆耀东先生、易竹贤先生、於可训先生、昌切先生、樊星先生等，华中科技大学的何锡章先生等，湖北教育出版社的漆咏德兄等，在我3年的博士学习生活中均给了我许多指导和关爱，尤其是华中师范大学诸多老师的授课和讲座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的热心指导和严格把关才使我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当然，我也忘不了王泽龙、杨厚均、庄桂成、孙志军、叶君、冯剑飞、陈丽华、朱杰、田美丽、罗晓静、李奇志、李建军、李蓉等同窗师兄弟们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在与他们的闲聊、争论和质疑中，也让我获益良多。借此机会，谨向上述师长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文学院资料室和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文学院及法学院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给我查找、借阅、复印图书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同 时，我还得感谢至今未曾谋面、仅凭鄙人一封书信甚至一个电话就慷慨惠赠大作和资料的先生们，他们是河南大学的关爱和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杨雄先生、泰山学院的张用蓬先生。此外，暨南大学的刘晓春、李子惠夫妇也给我复印了珍贵的材料，在此一并致谢。

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期间，陆耀东先生、樊星先生、何锡章先生、谭桂林先生、罗成琰先生、黄曼君先生、王又平先生详细地评议了我的博士论文，给了我不少的嘉勉。以北京大学孙玉石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先生、华中科技大学的何锡章先生以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部分先生)，在答辩时对拙文予以了高度的赞赏和评价。在此，向诸位先生表示我诚挚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论题虽然对当下学界简单化对待五四激进主义的做法有所批评，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目的主要是回归历史，以事实说话，以修复五四激进主义的本来面目，并非以此挑起学界之间的争辩，因此祈望学界理解。大凡学问(包括一本书的写作)总凝聚着前哲时贤、师友同人的智慧和心力，本书的写作自然也借鉴和参考了学界诸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书末的“参考文献”未能将作品、文集、史料等一一列出，而只列出了主要的研究性著作，但我对诸多著作、文献的作者和编者们的感激之情是铭记在心的。

岳凯华

2005年1月1日初稿于南京随园

2005年7月26日修改于长沙岳麓山茶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