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证券市场在中国这样一个欠缺私有制发展历程与传统的经济体中不可思议的演进过程进行了透彻的阐释，向读者提供了有关中国证券交易、公司化进程以及公司上市程序等方面的最新考察成果，还对各色市场参与者与上市公司长期以来的表现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我们非常欣喜(且不说激动)地看到，我们的书被译为中文并最终呈现给中国读者。我们真诚地希望，由我们这些老外提供的从西方资本市场角度探究深沪两地股市发展的观点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我们相信，尽管深沪两市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也许仍不失为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的最大成就。

就中国公司的融资量而言，目前深沪两市所发挥的作用的确不及银行。然而，没有股市改革，当今中国就不会有基于法律体制的公司形式，而有的便恐怕只是建立在计划体制上的国有企业。没有公司形式，中国公司就不可能在过去10年中从境外投资者那里筹资1 000余亿美元，也不可能从国内投资者这里筹集到500亿美元。没有这些资金，中国就不可能有队伍日益壮大且愈发有能力抵抗全球市场竞争压力的大型企业。

这些公司实为关键所在。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股市的起源恰恰可以溯及1979年政府为提高国有企业生产能力所做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对企业进行了两种独立的改革试点工作，其一是国有企业进行的承包责任制，其二则是小型企业的股份制。10年过后，所有企业无论大小都欢迎股份制，这是因为这种体制能够为管理层在未来扩大业务方面提供更大的融资自由。股票市场应运而生，一方面提供二级交易市场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规范一级发行市场的融资活动。

这些发展轨迹与西方国家颇为相似。而不同之处则在于，在当时所有生产类资产归国家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将股票及股票市场拿来为其所用时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当时采取的关键折衷办法，就是创立了归政府机构所有的非流通股机制。在市场发展了10年之后，我们都看到，这类股票的存在成为股市继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然而，问题不仅限于这些非流通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出现了两个分离且相互独立的市场：流通股市场与非流通股市场。在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看来，市场本身就不统一，因此市场参与者看重股票交易和估值——而非公司交易和估值——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市场对公司本身漠不关心，而对股票的任何风吹草动却全不放过。这一点体现在，中国证券公司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所开展的股票研究，在本质上几乎无一例外均独钟技术性、而非以公司为基础的基本面研究。中国股市上的公司只是商品，一切全凭股票说了算。市场体现的不是公司的业绩表现，也没有提供对该公司的估值——这正是贯穿本书的主要内容。

2001年至今，中国经济总体形势相当喜人，公司也因此获利颇丰。但是，那些第一眼看中国股市的外国人总是感到迷惑不解：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股市竟萎缩了40％?

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公司重返市场。惟一的方法就是，使所有的股票实现实际意义上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非流通股必须成为流通股，这些股票的销售必须以市价为准，而不是武断地以毫无意义的资产净值会计概念为准。倘若公司重返舞台中心，市场将一如全球其他股市对公司业绩表现进行评估。只有到那时，诸如公司治理、少数股东权益和披露的问题才能成为公司管理层考虑的重点。也只有到那时，投资者的钱才会用到刀刃上。

付梓之际，我们对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付出努力的诸位人士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敬意。过去一年中，本书作者之一在另一位作者的慷慨帮助下为《环球企业家》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其间，得到众人的诚挚鼓励与大力支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陆淼女士，她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乐于支持的精神及高效的工作作风令我们之间的合作非常愉快。感谢我们的朋友罗霞女士、肖文先生和邰子龙先生，由于作者的中文水平有限，正是他们确保了一流的翻译质量；这三位朋友都从事繁忙的工作，因而牺牲大量业余时间投入本书实在难得!最后，我们还想感谢我们的家人。尽管我们对中国股市的执著令他们感到迷惑不解，但他们仍然始终如一地给予了全力支持。

虽然我们尽了很大努力，但是本书仍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疏漏。对此，我们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本书中的内容和观点纯属个人看法，与我们目前就职的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二人均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并参与中国证券业与股市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将在今后数年内经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能够身临其中，我们将深感荣幸。

霍 康

侯伟

2004岁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