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陈思和教授在《杂志杂谈》里提到，一本杂志的创刊似乎并无什么可说，倒是它的终刊更耐人寻味。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张腾蛟先生在《搜集杂志创刊号》里也多处讲到终刊号的苍凉：“没有一本杂志不希望延年益寿长命百岁的，然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份杂志来说，诞生固然喜悦，夭折又是何等的悲哀……著名杂志的创刊号很珍贵，可是，当得不到它的创刊号时，弄到一本它的‘结束篇’也行。”

一本杂志的结束，不外乎三种原因：政治的，经济的，人事的。每本终刊号的背后都有着极大的可研究性。终刊号无一例外地折射出历史的某种现象，并作为历史的旁证，任由后人评说与探讨。终刊号应是我们解读现代文化史的一把钥匙。

中国现代文化期刊的研究与利用，一直是边缘化的不受重视的薄弱领域，这实在是个令人困惑与遗憾的文化现象，而阿英先生很早之前就指出过：研究文学期刊史可以起到读一部系统的文学史的重要作用。

终刊号作为杂志的一个特殊的小环节，可以与文化期刊史——这个中环节勾联在一起，还可以进而与现代文化史——这个大环节勾联在一起，其意义就彰显出来了。本书作者的意图也许正在于此。

本书从终刊号这个独特的视角切入，连带钩沉出文化历史大背景下的文人文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融入作者个人的观点、感想，兼顾资料性及可读性，加之原汁原味的私家珍藏的刊影图片，可以肯定一点：这是一本可以在您的书架上保留得长久些的文化读物。

小言：曲终人未散

1.《东方小说》的广告占了三分之一

2.《景风》还是《风景》

3.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停刊号

4.饮血沙场胜饮茶——《文艺春秋》终刊号

5.“弱小民族文学专号”是《矛盾》的最后一期

6.《文饭小品》的废刊号

7.南京《散珠》半月刊之1936年“新年号”

8.出到100期(册)的《湖社月刊》

9.《多样文艺》：为鲁迅先生志哀

10.“从爬墙草的叶上跌下”——《小雅》诗刊

11.从劫后余存之《越风》终刊号说起

12.三十九级“时漫”

13.《实报半月刊》终刊号偕“北平第一届漫画展览会特辑”

14.《明星半月刊》因抗战爆发而停刊

15.《中国文艺》“刊不过三”

16.《谈风》的最后一期“消夏录专号”

17.这是一个抗战的《大时代》

18.巴金带着《文丛》纸型撤退到桂林出版

19.在香港出版的战火中的《东方画刊》

20.1942年在广州出版的《南星》

21.十年《风云》录

22.洒向《人间》都是怨

23.我收存的《人间味》第二卷第五、六合期

24.《新学生》编者在八道湾苦雨斋借住一冬

25.《太平洋周报》出到第一○二期

26.《文运》无运

27.古今云物真悠悠——《古今》休刊特大号

28.《小天地》杂志

29.《语林》到底出了五期还是六期

30.浮名不作一钱看：《逸文》第二期

31.疑似《读书》终刊号

32.《新世纪》的狐狸尾巴

33.遭遇两次“勒令停刊”之后的《杂志》

34.《风雨谈》·八月号·第二十一期

35.若到书店赶上书——《光化》小记

36.人情练达即《文章》

37.最后的《希望》

38.竖琴与船：《谈丛》第二期

39.令人欢欣、令人失望的《宇宙风》终刊号

40.即始即讫的《电影·话剧》

41.1947年，有一种杂志叫《生活》

42.前面4期、后面18期、中间断了10年的《文学杂志》

43.谢六逸、臧克家先后编《文讯》

44.白天点灯论——《花果山》杂志

45.在上海解放前四个月停刊的《文潮》

46.有过四个终刊号的《春秋》

47.曾经繁星满天的《电影杂志》

48.《西影》勾出老影迷的记忆

49.于是之签名本《华北文艺》

50.跨越几个时代的《青青电影》

后记

    三十九级“时漫”

如今的出版社，都在为策划选题伤脑筋，新的产生不出来，就打旧的脑筋。《上海漫画》出过全套原大尺寸的重影本，价格过千元，一般读者承受不起。最近又选印了两种上海老漫画，一是《生活漫画》，另一个就是《时代漫画》。《时代漫画》(简称“时漫”)80年代以来屡屡被老漫画家们提起，非常想念的样子。早在1989年范用先生即提出重印“时漫”，并由他提供全套之底本，这个倡议得到了叶浅予、鲁少飞、张乐平、胡考、特伟、张仃、丁聪、华君武、黄苗子、廖冰兄等的赞同。十多年时光过去，至今才实现，上面提到的漫画家中已有多位等不及而先去了。1995年，自称为“漫画的大情人”的范用先生请廖冰兄在自己收藏的“时漫”上题字，廖冰兄写道：“《时代漫画》是我的漫画艺术的摇篮。”廖冰兄1936年创作的漫画《标准奴才》参加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而且被美国《亚细亚》杂志转载。廖冰兄能够登顶漫坛，“时漫”对他的提携，他终生不忘。

《中国漫画史》的作者毕克官先生认为：“当时，对中国漫画界起到真正影响的是《时代漫画》和《独立漫画》，是张光宇和鲁少飞、叶浅予等人。如果一定要给谁戴上漫画‘旗手’桂冠的话，应该是张、鲁二位，特别是张光宇这位二三十年代漫画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是《时代漫画》等刊物团结和培养了一百余位作者，不仅使三十年代漫画有空前的大发展，又为抗日救国漫画队伍准备了生力军……分布在大后方，各战区和解放区的漫画战士，绝大多数是《时代漫画》和《独立漫画》培养出来的，抗战胜利后，这支队伍又投入了反独裁争民主的抗争。”

实际上，1949年以后漫画界的中坚力量依然是上述那批人。这样的观点只有延迟到今天才可以讲出来。魏绍昌先生出于对30年代漫画的偏爱，甚至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民国漫画，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最富有特色、创造力以及名家荟萃的文艺种类。”这样的高论，相信大多数人是不会认同的。民国漫画，毕竟只是一个短暂时代的灵光一现，对民国漫画地位的拔高，可以看做一种强烈的怀旧感。过于热爱某一件东西，立场就不免偏斜，像“时漫”，现在众口一词说好，其实，即使漫画界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漫画家胡考就认为：“鲁少飞的《时代漫画》虽然内容糟透了，但在漫画史上的影响大。”

我这样认为，漫画的水平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艺术性(包括技法、想像力等)，一个是政治性。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尤其是在20世纪这个社会制度转换频繁的年代，一幅好的漫画，其评判尺度，多数情况下政治是第一的，以政治的需求来衡量漫画的好坏，艺术性则往往退居次席，这也正是很大一部分漫画家以后不再坚持画漫画的主因，一直坚持画的基本上是画政治图解式、政治标签式的漫画。“时漫”当时刊登了不少庸俗之作及色情漫画，主编鲁少飞，几十年后被人问到他编的刊物上怎么会有如此畸相，还脸红呢。其实，鲁少飞一点也用不着脸红，为什么要脸红呢？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何止漫画界做不到，各方都做不到呢。现在重新出版《时代漫画》，并非突然认识到民国漫画艺术之伟大成就，更多的意义倒不如说是一种商业资源的再利用。

“时漫”共出39期(1934年1月20日—1937年6月20日)。原版“时漫”已很罕见，毕克官50年代还可以托旧书店配齐，今天绝无此可能。近日某网站拍卖10本“时漫”，被藏家以1500元买走。“时漫”曾一度被查禁，理由是“污蔑政府”、“污蔑领袖”、“妨碍邦交”。后复刊，复刊号封面是黄苗子画的《开禁图》。最后一期是“人生小讽刺的漫画与漫话专号”，封面画张英超作，两个泳装男女在调侃：“天津海河里发现的浮尸的颜色给你差不多！”

三十九级“时漫”，经过这次重印，浮出水面，挣扎一下，喘口气，在动漫风靡的时代，终将再度下沉。  (请参阅图12)

         P44-P46

    小言：曲终人未散

我先前写过一篇《终刊号更难寻》，那是相对于创刊号而言的。现在，出版社命以终刊号为题写一本书，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当然也就不止“难寻”一个角度可说了。过去哪里会专门注意一种杂志的最后一本呢？上海陈思和教授在《杂志杂谈》里提到，一本杂志的创刊似乎并无什么可说，倒是它的终刊更耐人寻味。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张腾蛟先生在《搜集杂志创刊号》里也多处讲到终刊号的苍凉：“没有一本杂志不希望延年益寿长命百岁的，然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份杂志来说，诞生固然喜悦，夭折又是何等的悲哀……著名杂志的创刊号很珍贵，可是，当得不到它的创刊号时，弄到一本它的‘结束篇’也行。”

诞生有一千个理由，死亡也有一千个原因。折射在一本有血有肉的杂志上，我们感悟到的是同一个道理。世间曾有数不清的杂志庄严、热烈地宣告创刊(读读那些壮怀激烈的发刊辞便知)，接着，便是数不清的杂志“无可奈何花落去”。与创刊的热闹相比，终刊往往无声无息，甚至“不知所终”——我们往往不能准确地说出一本刊物最后结束的日期，这就是我所说的“更难寻”的几个意思之一，本书中有几个终刊号的确切日期就不好判定。拿期刊目录与人物辞典作个比较，一本杂志就像一个人，他的生年有，他的卒年或许打着问号。一个人刚刚出生，有什么好写的？一个人活了几十年去世了，这就可写很多。写终刊号等同于写一本杂志的刊史，必须把它的简历叙述一番，然后把重心落在终刊号上，如果就终刊号论终刊号，那是很乏味的。所以说写终刊号比写创刊号要有难度。创刊号一目了然，无须多下考证工夫，一套杂志的终刊号则须下一番力气，需要以实物与亲见来验证之，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一点“推理法”。我总结出一条简易判别是否终刊号的方法，如北平的杂志，七七事变爆发，这个时段出的杂志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期(本书中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即是一例)；同理，上海的杂志，“一·二八”、“八一三”事变前后紧邻出的杂志有可能是最后一期(如著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和平解放，上海1949年5月25日解放，抗战胜利(1945年8月)等，都是杂志停刊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原因。用此方法。可辨别期刊目录上未标明起止的杂志，尤其是当你需要快速判定(因为你过于长时间地仔细翻看，势必引起卖方警觉，趁机抬价)一本刊物是否重要是否终刊号的时候，此招巨灵。经验主义有时也害人不浅，居然有不少杂志安然度过历史关口(如跨越几个时代的《青青电影》)生存下来，因此，实物的掌握便显得尤其要紧，光凭期刊目录或别人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

终刊号的价值还体现在它的价格上。在《解放前旧杂志价格参考资料》(1963年7月北京市中国书店编印)中，有若干种杂志的最后一两期的标价明显偏高，如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最后两期的单价每册4元，在普通零本期刊几角钱甚至几分钱的当年，《现代》的终刊号、准终刊号可谓“高价商品”了。4元，也是这本参考资料中的次最高价。我集全了前面所出的三十几期《现代》，惟独少最后一本(第六卷第四期)，如今我出40元能买到它吗？《文丛》的最后一期，这里标为3元，亦可见它的稀见程度。黄源编的《译文》，此资料中它的终刊号标为6元，为单册刊物之最。我书里提到的《文章》全四册一套才标3.5元，6元钱当年可抵一学期的学杂费，可不是小钱。王朔在《烦胡同》中提到他上学的时候，每年班上总有几个同学因为交不起几块钱的学杂费而在大家面前抬不起头来。我这里提出几十年前的旧杂志价格，是想说明旧书刊的价格一直没有便宜过，一直高高运行在普通家庭支付能力的水平线以上。我一直记有精确的书账，本书所列50种终刊号的总价格是4380元，最早的购于20年前，最晚的入手才不过十几天。如果今天一下子让你出这么多钱，肯定要犹豫再犹豫；而我，毕竟是陆续购人的，还能承受。我还有一个想法，假如这些杂志的主持人还健在，他们对我的这点痴情和经济付出，总会有点感激——竟然还有这样一位读者没有忘记他们和他们所办的杂志。

事实上，我始终不是一个创刊号的专门搜集者(尽管出过两本关于创刊号的书)，也不是一个终刊号的专门搜集者，而是“贪大求全派”。我总幻想着把一套杂志从头到尾收全，至今，我仍坚持着这个肯定不能实现的目标。本书所及的杂志有些我是握有全套的，有些是握有半套残缺不全的，有些只握有一本终刊号。搜求旧期刊的人，永远在半路上。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期刊《文学》，我十几年前在地摊上一下子买到近乎全份的，兴奋地汇报给姜德明先生，姜先生劈头便问：有没有最后那两个小本的？我说没有。最后的两小本很薄，称“战时版”，当年即属珍品，有篇旧文提到有人见到它夹在别的杂志里，可见其渺小。2004年在范用先生的书房见到了全套合订本《文学》，我马上问：您这套全吗？有最后两本吗？范先生打开让我看，我终于看见了。范先生说给我复印一份。老人后来可能给忘了，我也没好意思再提。不是常说“残缺美”吗？凑不齐的杂志也该算一种美，只少终刊号的杂志更具凄绝之美。曲终人未散，里面有多层意思，不说也罢，有太多的人看不起旧刊物，并不知道其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可研究性。唠唠叨叨讲多了，真的成了自说自话了。

一本杂志的结束，不外乎三种原因：政治的，经济的，人事的。三四十年代所出刊物，由于政治原因停刊的占很大比例，文学刊物首当其冲。因政治原因停刊，说穿了就是被当局查禁，以至于“禁刊”也成为后来研究者有着浓厚兴趣的课题。现代文学研究者阿英、唐弢、倪墨炎、瞿光熙等对这个课题有专文及专著发表。在一份《国民党反动派查禁报刊目录(1929—1931年)》中，短短两年之内竟有300多种刊物遭到查禁，著名者如《海燕》、《拓荒者》、《巴尔底山》、《萌芽月刊》、《大众文艺》、《文化斗争》等。新中国成立后的期刊影印工作的重点就是上述这些期刊。查禁的理由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荒谬，如“攻击中央肆意造谣宣传反动”(《幻洲》)，“挑拨派别意图分化本党”(《夹攻》)，“宣传反动煽惑人心内中尤多提倡阶级斗争言论”(《洪荒》)。不可思议的是，“宣传拉丁文，提倡拉丁化文字”也成了查禁的理由。《时代漫画》一度遭禁的理由是，“侮辱最高领袖，诋毁政府，提倡阶级意识”。

每本终刊号的背后都有着极大的可研究性，其意义当然不仅是停留在“玩玩而已”的收藏趣味的低层面上。政治原因之外，为数不少的期刊难以为继，主因是经济上无法支撑下去，我们仔细读那些“编后记”，可以听到主编者大倒苦水，什么纸张又涨钱了，工厂印刷费又涨钱了，我们的杂志定价也不得不涨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坚持不下去，只有停刊一条路可走。

三种原因之中，由于内部人事纠纷造成刊物终止的，最不容易被外人所知，到底为什么停刊，只有当事人知道，他们不讲别人无从得知。要找出此类杂志的终刊缘由，必须注意主要编辑人员的回忆文章，也许多少年之后，秘密会流露出来。

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原因，还是人事的原因，终刊号无一例外地折射出历史的某种现象，并作为历史的旁证，任由后人评说与探讨。终刊号应是我们解读现代文化史的一把钥匙。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几位先生的声援和技术指导，我是心存感激的。李君维先生(东方蠛崠)看了我的几本小书后写了一篇文章，说我“爬罗剔抉于尘封故纸中，其惨淡经营之状，可以想像”。这真是点到我心坎了。写此类文字，最难处是材料不容易找，又不愿求诸公立图书馆，看人家“晚娘面孔”，只有闭门自己惨淡打理，有云“闭门即是深山”，另是一番自娱自乐。本书里提到《生活》杂志(1947年出版)，我告诉李先生那上面有他的一篇旧作《牡丹花·蒲公英》，里面的人物插图画得很好，李先生说那是他妹妹画的插图。像这样的第一手材料，非当事人亲历者亲口说出，旁人如何得知？止庵先生近年来对我写过的东西，从书名、篇名到结构、字句都经常性地给予提醒与指导，我的获益可以说是非浅的程度。我与止庵先生有一看法比较接近，都比较反感“抒情”“浪漫”一路的文字(我的反感程度较止庵为轻，他似乎深恶痛绝)，都是拒绝使用感叹号的，如果有感叹号，那一定是编辑擅改的。

蔡瑛先生前年秋天到北京，约我写终刊号，以后频繁在电话中商量怎样“做”这本书(图片、篇目、字数、框架)，对于我的某些“不合作”态度，蔡先生一直宽容以对，最后达到了合作愉快的境地。我有时候跟自己都不合作，现在总算想通了一点，出版社面临的困难远比作者多。

书是写完了，又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像《语林》、《实报半月刊》的终刊时间及期数，都是有疑问的。未见到《语林》第六期的实物，见到一条纸面上的材料——“《语林》因出版成本激增，改出三十二开八页本，专收袖珍文章，本期有老凤、何若等短文，每期售二百元，前传系活页，不确”(《杂志》1945年7月号)。此则材料证实《语林》的第六期才是终刊号。而对《实报半月刊》“第二年第十九期”，我见到了实物。我有一个新想法，如果高明的读者在看了小书之后，又验证出了某个刊物“终刊不终”，我倒是非常乐于讨教一番的，能使更多的人关注老杂志的使用价值，是有益之事。

        2005年12月1日于老虎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