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回望周作人》系列之一。本卷是描绘和追忆周作人文章的结集。从中可以读到很多有关他生平事迹的材料和人们对他的看法。里面有很多生动的情节。有些比喻设置得很可喜：有把他比作老僧的(其实也是自比--在家的和尚)，有把他比作古代的隐士陶渊明的，还有把他比作战舰的--有铁的温雅，等等。周作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信读者读完这卷书后自能勾画出周作人其人的轮廓。

本卷收入记述周作人事迹的文章。周作人五四时期即知名文坛，当时媒体已有记述文字。20 世纪80年代以来，此类文章数量猛增。周作人享高寿，阅历丰富，其为人、处世，非一言能尽，因此有关文章，可谓五彩斑斓。而周作人淡然自处，往往有意无意问，半遮其面。所以本卷文章，又颇具山重水复之致。  想读者于山重水复中，追踪蹑迹，自能勾画出周作人其人的轮廓。

·印象·

双凤凰砖斋小品文(选二) /刘半农 003

周作人印象记 /碧 云004

作家素描--周作人 /美 子010

周作人先生 /康嗣群012

知堂先生 /废 名018

周作人先生 /温源宁022

知堂小记 /亢 德025

苦雨斋中 /朱杰西030

忆岂明老人 /梁实秋034

忆周作人先生 /梁实秋038

·回忆·

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 /贾 芝045

关于周作人 /王士菁054

关于周作人(之二) /王士菁 061

关于周作人 /唐 瞍068

我认识的周作人 /佟 韦079

编辑手记--有关周作人部分 /黎 丁087

我所知道的周作人 /楼适夷 093

周作人二三事 /叶淑穗096

谈谈周作人 /俞 芳099

周作人与《秋镫琐记》 /周黎庵 109

忆知堂老人 /任访秋 114

周作人印象 /张香还 119

我所知道的知堂 /孙旭升 122

八道湾追忆 /潘际垌 134

知堂纪念 /柳存仁 138

回忆知堂 /谢兴尧 160

周作人印象记 /张能耿 167

叶落归根 /金性尧 173

苦雨斋主人的晚年 /文洁若 180

因同嗜"黄学"而识知堂 /郑子瑜 196

回忆周作人先生 /常任侠201

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 /李霁野 204

·旧事·

知堂老人旧事 /邓云乡 209

知堂老人座上 /邓云乡 218

关于周作人 /常 风 224

知堂书简三通 /施蛰存 232

我和周作人交往点滴 /刘哲民 234

忘年交琐记 /徐 淦236

周作人收藏的金石 /林 熙 250

知堂晚年轶事一束 /张铁铮 252

三封信 /钟叔河268

我和知堂老人的一段交往 /谢蔚明 272

·东瀛·

周先生 /[日]武者小路房子 277

周作人和我 /[日]武者小路实笃 281

周氏三人 /[日]清水安三 283

访问周作人 /[日]后藤末雄 288

冷静与幽默闲适--我印象中的周作人 /[日]谷崎润一郎 291

忆周作人先生 /[日]高杉一郎 294

编后记/301

作家素描--周作人

美子

周作人好似一个考八卦文的(老学士)，眼上架着金丝眼镜，嘴上留着清秀的仁丹小胡，一望而知是鲁迅的弟兄。只是周作人讲的完全是绍兴话，声音很低，谈话时似乎没有那兄起劲，可是也并没有一丝(师爷气)，待任何人都是客气的。

周作人是数一数二的小品文作家，最善用冷隽的笔调，来讽刺着现实，自从他的爱女若子女士死了，便一直不快活，以后做出来的文字也分外地"幽默"了。

他一生差不多始终做着教师，讲书时喜欢一手摸着前额，一手持讲义遮着脸，一句一句地念下去，高兴时，头与身躯也许不由得就会摇一摇，下面的学生可以任意地写情书打盹，与讲者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给学生的分数倒很宽的。

他是"五四"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有力人物，现任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的文学教授。

他虽然老了，但很喜同年青人讲话，并无羁地讨论许多问题(这种脾气，同柳亚子先生相同的)，人家说他是"名士风，实在他完全是自由人"的本色啊!

读者对于周作人的文章的印象是不容易遗忘的，因为他的笔锋虽没有鲁迅的深刻，然而更比鲁迅幽默着的。

(载1933年2月16日《出版消息》(半月刊)(上海)第5、6期合刊)P10

周作人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领域。"五四"以后，人们谈白话文创作，自然要写到他。不过因好恶不同，价值观有别，其形象忽高忽低，捧之者视若神明，贬之者弃若粪土。周作人一生以旁观者身份冷视尘世，写了诸多文字，文本的价值自不必言，而当他成为别人叙述的对象，变为"被看"的对象时，话题之多也许仅次于鲁迅。所以周作人的看 世与被看，是文学史的一道景观，我们今天窥视这一渐渐远去的风景，自然会有诸多感慨。

新文化运动初期，周作人名气之大，有时在鲁迅之上。那时二人被合称为周氏兄弟，其思想状态与文章风格，多有相似的一面。陈独秀与胡适对周氏兄弟评价很高，以为白话文的魅力在二人笔下被呈现出来，是新文学真正实绩的代表。看那时二人的著述，文字老到深沉，学识渊博，且又有深切的现实情怀，所以每有篇章问世，辄被人们争阅，影响之大，现在看旧时文献，依然可以感受到的。周氏兄弟虽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帅，却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比如译介弱小国家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品，创造了新式小说与随笔。其文激越沉着，深情远致，为许多旧文学的信徒所不及。说白话文在二人手中诞生，又在其笔下成熟，并非夸大其词。

周作人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难解性有时并不亚于鲁迅。他同代的人与后辈，对其看法也五花八门。浏览形形色色描述周氏的文章，能窥测到现代文化接受史的侧面。文人的心态与价值取舍亦历历在目。了解周作人，固然要看他的著述，那是一个驳杂的世界，走进其间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了解人们对他的看法。这构成了他的形象的立体 性。周氏的同代人中，像他那样杂览群书者不多，知识谱系里有着后人难及之处，所以能与其精神真正对话者不是很多。后代人有必要努力去了解他。我们在这些文字里可以体味到现代意识流变的过程。周氏的投影中有我们现代文人的隐痛，惟有了解其创伤者，才可说触摸到了那个鲜活机体的一部分。  史家眼里的周作人与批评家眼里的形象不同，直面血色的热血青年和书斋里的学人有各自的周作人观。我们看废名、曹聚仁、何其芳、胡 风、郭沫若、俞平伯等人的文章，便知道个体阅读的差异。这差异构成了现代批评史与学术史的斑驳的面容。一个不倦的书写者和他的周围世界，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破译它们，也并非一件易事。人在历史中扮演的红与黑的角色，有时是反逻辑的。周作人就是在这个反逻辑的叙述里，和千千万万个读者相逢了。

晚年的时候，周作人曾在遗嘱中说，自己一生所写的文字不足为道，这并不是自谦的话。他对生命与人间有着无量的哀凉感。有时想想，理解这个人，不懂其内心的苦楚，大约总有点隔膜的。所以我们相信，看待周氏，当和理解鲁迅一样，不可以世俗的尺度简单为之。他存活于中国，有时又不属于中国。一个读书人在深刻与茫然之间，有时是游移的。辉煌的背后也许恰是大的空虚。周作人的著述生涯，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命运。那是现代文化的一个漩涡。

鲁迅对周作人的影响很大，对他的感情之深，连周氏自己也承认的。 但自1923年二人分手之后，各奔东西。一个成了荒漠中走来走去的斗士，一个躲在了"苦雨斋"里做了人间的看客。周作人由先前的朗然、明快，渐渐变得清冷、灰色。他以消极的方式人世，谈古往今来轶事，言中外野史杂著，将思想内敛于生命体验之中，走了一条不为外人轻易理解的道路。一边翻译介绍域外学术，一边借当下经验叙述历史，和激进文人的走向街头、溅血的呐喊渐渐远离了。直至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他出山做了伪华北教育督办，晚节不保，落得骂名。以其学识之深，本可以成为学界的前导式的人物，但在历史的错位中，滑向鲁迅的反面，其震动之大，在文坛是少见的。惋惜与诅咒，哀怜与批判，至今余音未绝。

但周作人和鲁迅的恩怨似乎还没有尽，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尽。无论有何种冲突，有多大的矛盾，无论怎样互相指责，无论怨恨有多大，鲁迅，在周作人心目中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有很多恩恩怨怨的事实，读者耳熟能详。他解放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写作大量关于鲁迅的文字， 无论动机如何，提供的资料是极有益于鲁迅研究的，这也可以反过来说，鲁迅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周作人。我们从当时与他有过按触的人士的回忆录中就能了解不少这方面的情况，例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鲁迅传》的作者王士菁和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叶淑穗去访问他， 都与鲁迅研究有关，他在接待时提供资料，在那样一种无人过问的境遇中，显示着他存在的价值，同时也不能没有对鲁迅怀有的一种感情，这感情也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猜测他产生了悔恨之意，但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吧。他本人也说过："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 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鲁迅)的了。"这些材料，我们在鲁迅研究工作中常常参考，因为正如他所说，差不多是海内孤本，别人所不知道的。他后来因为生活困难，将前半生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其中当然记录着鲁迅的大量活动(1923年失和以前)。可以说，一部鲁迅研究史与周作人的关系颇深。早年的合作著译，发表作品互相署名，周作人为鲁迅的作品写评论，翻译鲁迅作品为日文，等等，等等，不烦缕述，我们对他这方面的贡献的评价，还显得远远不够。

周作人研究更离不开鲁迅和鲁迅研究。本来，在他附逆以前，周作人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问，研究的文章已经很不少，甚至还有了专门的评论集《周作人论》(陶明志编，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其时，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也并没有多少种，关于胡适的就更少。但在抗日战争爆 发以后，这门学问几乎消失了。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经过了思想偏激极端的教训和文化毁灭运动的震动后，在整理文化传统时，才逐步给了周作人以应有的评价。但因为他的汉奸身份，很难把他提升到以前曾经有过的高度。所谓"出土文物"中，即便是资产阶级文人，曾经攻击过共产党政权，解放后被历次运动整肃过的，也比汉奸卖国贼的名声 好--他的地位低到不能再低。20世纪80年代，有人试图为他的投敌 的动机和期间的行为辩护，寻找证据，希望翻案，引起舆论注意。当时很闹了一场风波。在那种情况下，鲁迅博物馆召开了一个"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这应该是有关周作人的第一个会议。虽然没有为他的附逆翻案，而且弄明白了历史原本清楚，此案绝不能翻，但这场讨论起到的作用远非这些，它唤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人物，他既有过也有功，他应该接受审判，应该被严厉批判，但却不应该被忽视被忘却。与会者在重新认定他确实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同时，也都实事求是地谈到他的功绩，用鲁迅评价刘半农的话说，是"以愤火照出他的功绩"。功绩是历史，是客观存在，不容抹煞，禁止研究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它不会妨碍我们对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进行全面的研究。不过，那个时候，因为人们的思想解放还在试探阶段，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因人废言的习惯还在起作用，印行他的著作，进行研究仍然是一个--至少是半个--禁区。

当时大量阅读周作人著作的感受，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岳麓书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几部文集合成一册，精装本，显得很厚实。原来我们在大学里文学史上读到的介绍和评价是太简单也太片面了，他的著作同鲁迅著作一样浩博，虽然文风有差异，但一种气度，一种情调，一种眼光，其中文化修养的蕴涵，语言的独特风味，幽默的格调，和鲁迅多有近似之处，为现代很多作家所不及。

第二次有关周作人的讨论会，也同鲁迅、而且同鲁迅博物馆有关。那就是1987年10月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 讨论会"。周作人研究的全面开始，也就在此前后。当时已经出现了多篇有关的回忆文字，刊登在《鲁迅研究动态》上。此前出版的舒芜的《周作人概观》比较全面地向读者介绍了周作人的功过，也提出了研究的一些思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这次讨论会上，两兄弟比较的文章当然是主要的，但也出现不少专门对周作人的回忆和评论。比较文章虽然仍摆脱不了高扬鲁迅而痛贬周作人的主旋律，但周作人研究总算依附在鲁迅研究这门"显学"上而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今后的日子里更有蓬勃之势。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及《鲁迅研究动态》(后来改名《鲁迅研究月刊》)应该说对周作人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立了功。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的另一种刊物《鲁迅研究资料》上，其实很早就发表了这方面的材料，如周作人的前期日记，周作人的信件和他人致周作人的信件，等等。在《鲁迅研究月刊》的"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栏目中，也以周作人研究的文章为多。

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鲁迅，都不能回避对周作人的研究。对鲁迅博物馆来说，研究周作人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我们起意要编辑这样一套资料集时，我们在编辑计划中所阐述的 想法就如上述。出齐基础资料是深化研究的第一步。在与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商量后，确立了一个比较大的出版计划。2003年11月，河大出版社和鲁迅博物馆联合召开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国内外几十位专家学者。这应该是关于周作人的第三个会议了，又是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然而，距上一次会议已有十几年，其间周作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也风风雨雨闹了不少争论。现在看来，争论也不是坏事，有助于这门学问的繁荣和发展。与会专家学者都很激动，说这是第一次以周作人名字独立命名的会，似乎在说他终于摆脱了鲁迅的遮掩。但我们并不愿特别强调这种象征意义。我们除了讲周作人研究应该从鲁迅研究的附属和补充，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问之外，仍然讲了这样的意思：周作人不但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他的人生道路、思想发展历程、文学业绩与鲁迅有密切的关系，深入开展周作人研究必然有助于深化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及其与鲁迅研究的深层关系，有待我们做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与会专家主要讲了周作人研究资料的出版，因为这已经成为这门 学科中一个关键问题。大家提了很多好的建议，例如国内外研究资料的搜集、翻译和出版，周作人书信(包括来往书信)、日记和文集的出版，等等，项目相当庞大，需要一一实现。河南大学出版社关注文化建设，热心扶植学术研究著作的出版，早有出版周作人相关资料的意向，与我们的想法几乎完全相同。会后我们立即动手，整理已经稍有基础的材料，加 快了工作进度，终于在2004年编就研究资料汇编8卷和周作人书信1卷(即《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并付梓。

这套"回望周作人"丛书，就是8卷资料汇编，分别如次：

卷一，有关周作人的描述和回忆文字，编为《知堂先生》。

因为与周作人有过交往的人陆续谢世，有价值的回忆周作人的文章可能不会大量出现了。现有的回忆文字，有同时代人对他的描绘，有与他有交往的后辈对他的追忆和评价，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尽管还需要进行细致的辨别。本卷有两个遗憾，一是现存周作人亲属的回忆文字极少，也许是回忆惨痛，不忍重提旧事吧。二是与周作人有过交往的一些日本人写的回忆文章，本来想单编为一卷的。就我们所知，有一本日文的《周作人先生的事》，但翻译颇费时间。我们请人译了几篇，附在卷末。希望以后有机会实现原计划。

卷二，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关系的文字，编为《周氏兄弟》。

两兄弟关系在周作人研究中所占地位十分重要，多年来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最近几年也有新材料的发现和新解说的提出。周氏兄弟早年怡怡，中岁失和，而身后又不同。比较周氏兄弟的文字，也总是隐隐分得出阵营，不免多了些感情的色彩。随着岁月流逝，时代悬隔，人们可能站得远一点，看得更客观一些。而关于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也将成为思想史、文学史的永远课题。

卷三，有关周作人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的表现，及前后因果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编为《国难声中》。

周作人参加傀儡政府，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引起舆论震动。当时一片声讨之声，也有些人表达了惋惜、哀悼之意，更有些人撰文分析了其中原因。从投敌到受审，周作人的思考、辩解，种种行为，复杂心态，实在具有文化史的深远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上--惭愧得很--这种现象、这种人物也可谓层出不穷：李陵、秦桧、钱谦益……舆论给这些人一个很丑恶的名号：汉奸。曾经有人站在似乎更高的立场，试图为事敌者说辞。殊不知只要民族还存在着，大是大非就不会降低为小是小非，更不会降低为无所谓。且不说甘心情愿，另有隐衷也好，委曲求全也罢，事敌即应蚬颜，无以辩解。我们一面祈祷世界和平，一面必须 吸取教训，使这样的惨景再不要发生，一面也有必要整理和研究一番这几页不光彩的历史档案。

卷四，选取他人致周作人的信，编为《致周作人》。

这些信看似与周作人研究远一点，实际上也正是基础材料的一部分。当然最好是出版往来书信，但在不能收全和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先这么编出来，供研究者使用，也是一个权宜之计。相信读者读完这一卷，一定会有所收获，且不说里面有很多独特而珍贵的材料，至少能让我们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卷五，对于周作人的著译的评论，编为《其文其书》。

里面的文字，有些类似现在的书评，是著作和翻译出版后得到的反应，可见他的著作在当时所引起的注意。也有一部分是后来各种选本的序跋之类，还有一些有关版本的介绍和研究文字。周作人学问渊博，著述宏富，这里选取的当然不足以概括他的整个著述情况。我们很愿意有更多的研究者加意于他的著作的整理、校勘和解说。虽然他的文字以平易著称，但也不能说"老妪都解"。易懂的是文字，他的一些思想，因为种种原因，也还并非人人都能了解。

卷六，对于周作人的论争的文字，编为《是非之间》。

在社会大变动、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学家和思想者，总不免要卷入这样那样的争论，很有可能成为所谓有争议的人物。鲁迅如此，周作人也不例外。我们在编辑"回望鲁迅"丛书时，就曾拟过围剿集的名目，现在轮到周作人了。从女师大风潮时的"闲话"，到《五十自寿诗》，再到出任伪职，以至身后，周作人总是处于一个又一个旋涡的中心，似未能实现他寒斋苦茶的夙志。周作人"不辩解"，然而还 是参与了不少论辩，正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同绕他的论辩，当然更纷纭，而且随着言说的自由，近来愈发不可收。该卷相当一部分是现代人就周作人研究发表的论辩文字。我们希望不同的看法不至于影响辩论者各自的生存状态和思考自由。

卷七，对于周作人的研究、评论，编为《研究述评》。

对周作人的评论和研究，最近若干年取得很大进展。周作人与宗教，周作人与民俗，周作人的文艺观，周作人与外国文化，周作人的思想和作品，周作人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等等，许多好的论文，实在不是一卷 的篇幅所能载得下的，因此，选择就显得十分困难了。我们还是把大部分篇幅给了评论，而较少选择研究论文，废名等人的评论文字也许在科 学性和客观性上不如研究论文，但能抓住一些特点立论，也能给研究者相当的启发。此外，我们选入的著名周作人研究专家的文章不是很多，是希望多拿出一些篇幅给青年研究者和外国研究者，虽然也因为好文章太多，这想法并不能完全实现。

卷八是周作人著译索引等工具性的资料集，名之为《资料索引》。

除了一个生平年表简编外，将周氏著译逐年逐月逐日列出，编成"著译系年篇目"，以便于研究者检索。"著译系年篇目"收录的是单篇文章条目，它的后面有一个周氏著译文集的目录，及他人编辑的各种文集和选本目录，借此可略见周作人著作的流布情况。至于历来的周作人研究论著和论文集，编了一个"研究论著目录"。这目录有一个用意：因为资 料丛书的篇幅有限，很多优秀的论文不能收录，因此将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列出来，便于研究者查找。应该说明的是，因为时间仓促，这一卷里有不少遗憾：因为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遗漏肯定不少，这是要敬请作者和读者原谅的。这里还缺少一个周作人著作外文译本书目，港台周作人著 作的出版情况也很不完整。这是要在适当时候加以弥补的。此外，因为 篇幅所限，"研究论文索引"就只好留待以后再来做了。这里要感谢日本东京大学的伊藤德也君，他给我们寄来了近年来日本周作人研究论著目录，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这里刊出，遗憾之余，我们却又有一个更大的 奢望，就是伊藤君有朝一日能写出日本周作人研究综述，并编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论著目录，全面反映日本周作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使我们的资料更加完备。

丛书所收文字，时间跨度近一世纪，语言习惯变化甚大。我们无力做到一本原貌，当然更不能为规范计，恣意改篡前人的著作。这里只力所能及地订正了一些原出版物的手民误植和明显的脱误，其他则仍旧。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前辈、同行和朋友的帮助。曾与晚年周 作人通信的鲍耀明老人，从香港寄来很多资料，足资参考，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王世家先生、张杰先生、王惠敏女士，高远东君、赵龙江君、刘思源君，或惠借书刊，或帮助查找材料，高情厚谊，令我们感动；向梅女士复印、打印稿件，校对著译编目，种种辛苦，自当铭感。

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先生，是一位热心扶植学术著作的很有眼光的出版家，他和我们不约而同，早在酝酿着出版周作人著作和研究 资料的计划。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后，仰仗他的魄力，编辑工作进度大大加快了。这套丛书还多亏了两位年青编辑的高昂的热情、辛勤的劳动 和耐心细致的编辑作风。一位是张胜君，做事干练投入，他对周氏兄弟文字的热爱乃至沉醉令我们感动不已，这是我们合作的坚实基础。他作为王社长的得力助手，策划联络，对这套丛书的面世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位是孟会祥君，工作态度诚恳认真，文字上又颇为讲究，为丛书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几个月来，我们反复来往电子邮件商量编排事宜，但却更喜欢接读他以一笔好字写在雅致的笺纸上的信函。虽然时间紧迫，但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居然编成出版了。现在轮到对他们说感谢的话时，却分明地觉得有些见外了。

至于丛书中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我们殷切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孙郁黄乔生

2004年4月于北京

周作人究竟是一个什么人?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他确实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但如果简单化一点，他可以有这么几个头衔，现在人们谈论起他的时候，就经常使用着：文学家或者散文家，新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之弟；或者，反面的称号有：资产阶级文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汉奸，卖国贼。

本卷是描绘和追忆周作人文章的结集。我们从中读到很多有关他生平事迹的材料和人们对他的看法。里面有很多生动的情节。有些比喻就设置得很可喜：有把他比作老僧的(其实也是自比--在家的和尚)，有把他比作古代的隐士陶渊明的，还有把他比作战舰的--有铁的温雅，等等。

认识一个人，特别是一位著名人物，回忆录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读 这些记录着人物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的文字，比只凭著作想望其风采要亲切得多。纸上得来终觉浅，岂但是浅，有时甚至是谬误。例如周作人本来对郭沫若有些反感，但在日本见了郭沫若以后，写信告诉别人说"鼎堂大可谈"，说明了亲历对认识一个人的重要作用。

但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见过面的坏处可能是碍于面子，反而不好说话。而凭借著作认识一个人，不带感情偏向，或者会更客观，也说不定。但从文字中看出作者的真实内心，却也不是容易的事。如果把 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既阅读和辨别他人的回忆录，又用自己的判断去细读著作，庶几能勾画出一个人完整准确的肖像。

既然写一个人，就必定同这个人有过交往，有了交往，就会有些情分，因此写出的回忆文字就可能有偏向。回忆录的真伪虚实，需要我们认真辨别。现在有些回忆录不被人们看好甚至厌恶，主要的原因就是作者没有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或者拔高人物，夸张事实，或者无中生有，添油加醋，种种弊端，不一而足。久而久之，人们对回忆录的真实性产生 了怀疑。

以前在编有关鲁迅的回忆文字(《回望鲁迅》丛书)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文章互相矛盾，甚至一个人所写回忆录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让编辑去一一查证，逐篇批改，非短期所能办，而且也非个人之力所能及，因此只好留给读者和研究者去判断。这当然是偷懒的办法，要向读者深致歉意的。有关周作人的回忆录比起鲁迅的要少得多，其原因大约是：他的交往比鲁迅少，书斋生活比较单一，弟子也不多，即便那些交往较多的弟子，例如俞平伯，就几乎没有写过回忆文字；另一位弟子沈启无，后来竞被他逐出师门。废名呢，写过一两篇描述文字，但因为战争造成的分离和地位的变化，解放后只能偶尔去看看周作人，在生活上给予一点照顾，不能大书特书，顶礼膜拜了。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 回忆周作人的文字较为可信一些，或者说，虚假的成分要少一些。因为，解放后他的地位非常低，与鲁迅的享有盛誉形成极大反差。赞颂的文字几乎没有，大部分回忆文字用的是冷静观察，客观叙述的笔调。然而。只讲事实，却正是回忆文字应当遵循的原则。

我们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回忆文字，倒要稍稍注意另一种偏向，即对周作人的过分贬低。例如，有些文章以先入之见为主导，一开始就把汉奸的帽子给他戴上，那么再去叙述和分析他的言行，形象就差得多了。

其实，要说回忆文字的写作，周作人本人堪称作者。他本人曾谦虚然而却也是自负地说，他文章写得不好，但辨别力是可以的，能够分辨文字的好坏、虚假。这就是很了不起的能力。但无论如何，诚实的态度总是最基本的。如果不实事求是，则无论多么优美的语言，其价值都要打折扣。

此外，回忆文字应该有平和冷静的态度，不能感情过热，要进行所谓冷处理，要讲究分寸，也就是讲一个"礼"字。周作人的学生说他日常生活和著述一切都合于"礼"，容或夸张，但意思就是这样。以"礼"为尺度，当然不同于以利为目的，而且也不以所谓"义"为号召，不是血脉贲张，激情澎湃，而是平淡无奇的语言，没有呐喊叫号。例如他纪念徐志摩的文章说："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 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 尽情合礼，如此而已，也许是很容易被认为有些"冷"的。林语堂也早注 意及此，曾以冷热来比方周氏兄弟。他曾经崇拜周作人，曾写《周作人诗 读法》，为《五十自寿诗》辩护。在他看来，周作人的所谓冷是冷静而不 是冷漠，冷的下面是却是热；而鲁迅当时的热如果过分，却很容易发展成 "热中"。但后来他评价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投敌后的表现时，就说他冷得可怕，是冷漠而不是冷静了。因为有了大是大非问题，如此前后略有矛盾的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周作人的描述不可能不联系他的人生的大是非。而他之被后人关注和研究，也正因为他这个独特的存在有着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他曾是文坛领袖，在好几个文学社团中扮演主角，我们看当时报纸上的报道和评论文字，很容易认识到这一点。他被描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力行者。说是隐逸也好，说是反叛也好，总之具有一个学者文人所能达到引人瞩目的状态。中国的社会容忍这样一个叛徒和隐士，本应称为时代的进步，因为这样的异数，像在明朝那样的社会里，一定是像李卓吾那样的下场。可惜功亏一篑，最后投靠侵略者，失去了自己的批判资格，成了民族的罪人。这是中国传统转型的失败呢，抑或突然的外来干涉造成的偶 然事件?很值得我们深思。

假如只就他的前期来看，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也不容忽视。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专注地研究学问，批判地继承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明，造成我们自己独有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如果不能容许这样的生存方式存在，说明它还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说明它的人民还不是心胸开阔的、爱好学问的人民。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解放后，毛泽东在收到周作人给他的请求给予生路的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每读及此，心中总起一种感动，除了那个"养"字 有些刺眼外，这段话表现的正是上述心胸开阔、爱好学问的品格。

周作人总被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例如，在与鲁迅的分裂和对立中，他就被当作一个符号，被左翼文学批评家们判定为落后思想的代 表。又如，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行为也可以被符号化，和李陵、秦桧、钱谦益等历史人物一样，他的名字也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被简化为一个符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例如后来以"儒家"和"法家"这样的符号来分辨好坏判定是非，也是同样的路数。

人，特别是著名的人物，恐怕都逃不过这种被符号化的命运。鲁迅何尝没有这样的遭遇，只不过表现为另一个极端罢了。陶渊明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符号，屈原亦然。他们的名字就代表着他们的品格。如果一个人有被符号化的资格，说明他有很高的知名度，有很引人瞩目的功绩 --或劣迹。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特别警惕，把一个复杂的人简 化为一个符号，有以偏概全的可能。描述一个事物较易，评论一个人很 难。周作人曾经批评宋人好议论人物是非，不设身处地，放言立论，信口雌黄，这种思维习惯不知道现在减少了多少。论人要顾及全体，从一时的需要出发，贴上符号、标签，简单化地处理，所论定的是非曲直是很难 有说服力的。周作人有些读书笔记，批评和纠正了这种偏颇。他主张实事求是，设身处地议论历史人物和事件。例如，他评价张之洞的著作，附 带着对其人品说了几句，肯定了他积极的一面。

评价人物，周作人讲"礼"之外，还很强调宽容，也就是所谓"恕道"。他本人非常擅长写作回忆录，长篇的《知堂回想录》里涉及很多人物，写得颇为精彩；他回忆鲁迅青年时代的文字，朴实亲切，恰如其分地画出了鲁迅的形象，现在看来也是此中上品。写回忆录，最好是与所回忆的人 相当熟悉，却又并不沉溺于亲情友情。这个分寸很难把握。真实而且平实最为难得。

写别人的时候往往就是在写自己，评价别人的同时也就在评价自己。鲁迅写章太炎就如此。我们从中固然了解了章太炎，但也能看到鲁迅本人的性格、人品、思想状态。我们初看回忆文字，是想知道一点某人的轶闻、奇事等，这只停留在浅层次；再往前一步，希望能够理解他；更深一步，是达到认同，达到一种深刻的交流，默契于心。看本卷的文字，觉 得废名的文章近于后一种状态。他同周作人虽有师生关系，实在却是朋友和知己。他的文章的口吻自然少不了赞叹和欣赏，但更多同情和理解。读完全篇，能感觉到，他总以自己的想法为主脑，而非依附，更不是五体投地的膜拜。

但每个回忆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描述周作人，都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前面说过，人们很容易用简单化的贴标签画符号的方式议论历史人物。这种倾向正在渐渐消失。本卷尽可能地多收这方面的文字，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多样性。

稍为可惜的是，周作人晚年的情况我们知道得还比较少。因此，王士菁、叶淑穗、文洁若等人的回忆文字就更见得珍贵了。只不过晚年的 周作人因为身份地位的关系，不可能像二三十年代那样对来客畅论了，正如这些文章中说的，他总显得那么拘谨，那么彬彬有礼。他比以前更 "冷"了，或者说，他比以前更讲"礼"了。这个"礼"把他的真实心情掩盖起来，把他同人们隔开。但无论如何，这情节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他晚年孤寂生活的一点信息。编者2004年4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