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讲述了主流的正统的知青文学的背后，潜行着一条非主流的超现实的知青文学发展线索-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是一种更为典型的中国叙事。知青后文学的历史命运，因其知青后的中国社会特质，而变幻着非主流的态势，是更为重要的文学姿态，它们各自代表了“中国叙事”的各种表述。

自 序／1

绪论 知青文学流程的基本范式／1

第一章 幽闭语境中的恶之花／1

第二章 知青后文学状态／21

第三章 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39

第四章 病态的文学主潮／62

第五章 在苦难中崛起的作家群／79

第六章 “革命的第二天"／95

第七章 1983沉寂与奔突／112

第八章 众神在孤独中合唱／138

第九章 古老命题中的文学异态／153

第十章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人类悲剧／167

第十一章 在深刻的悲观背后／182

第十二章 当爱情发言的时候／197

第十三章 走向死亡的存在：向死而生／221

第十四章 意志框架中的生命结构／239

第十五章 南方知青文学的初始形态／256

第十六章 北方知青文学的异动方式／282

第十七章 早期知青文学的性格表意／308

第十八章 复出的与崛起的作家群／319

附录 与友人的论辩／336

饶芄子：序《中国当代知青文学》／347

郭小东年谱／350

后记／370

二、知青时期文学：活跃但是病态的一脉

它的多元表述与顽劣的历史追诉，像极了1095年欧洲十字军 东侵，企图以文学的方式收复圣地的决心与期望，终成一个文学时 代的病态情结。尽管知青作家出身各异，表情复杂，动机莫测，说 法不同，但其整体的文学情绪，全归结于对知青一代梦魇般的歌吟 与悲泣。这种宗教般的偏执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凡是沾染了 知青经历的作家，概莫能外。

知青岁月，已经成为一种畸形的精神资源，孕育着不同年代的 知青文学。 60、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1世纪，这四个年代构成三P2个哲学时段的知青文学。它们因其时代因素和作家构成的不同，文学状态和性质也相应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正是中国知青文学的曙 光。

但是，从总体上言，知青文学，在深秋的中年的人生里，我们仍然读不到超然的悲悯；在惆怅的日落时分，仍然无缘领受一份穿透历史真相的深邃目光；在粗砺血腥的追忆中，那种刮骨疗伤的忏悔，仍然迟迟不来。

然而，理性地直指这种畸形的精神资源为病灶时，对以往将近40年的知青文学实绩，应有清醒的检视。

依年代嬗进开列一份知青文学清单是必需的。它展示的文学风信和政治信息，正是中国知青文学从政治的社会呐喊，到文学的悲剧再现，从寻梦到寻根，从集体承担到个人张扬，从自伤自恋到忏悔，从而构成了漫漶40年问的黑色幽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黑色幽默。

这个黑色幽默的破译，源于1979年一篇受到广泛批判，却从没有人认真从文学的哲学角度去认识，并充分诠释的小说：李剑的《醉卧花丛》。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远逊于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但是它在哲学上的审美意趣，虽然貌似粗疏，却暗含中国顽劣的政治欣赏和僵死的政治观念。它所含蕴的天大笑话，足以使一个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让世人笑掉大牙。知青文学的早期忏悔从《醉卧花丛》起始，也从《醉卧花丛》中断，时代的思想局限没有使这部同样存在许多局限的小说，从萌芽成长为大树。直至90年代末刘醒龙的《大树还小》，这个关于忏悔的文学话题，才再度以文学的方式提起，但岁月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知青文学在某一个关键之点上，失去了20年深化的机会。

当回到《醉卧花丛》的时候，黑色幽默作为前提也作为背景，作为现实也作为哲学，几乎为我们揭开所有问题的症结，那就是：畸形的精神资源和病灶，源于何处?

一切结论都必须到历史状况中去寻找。P3

40年的知青文学，不管其最终的文学成就如何，在每个文学 时段上，它都充当了主角。

知青时期文学(文革10年期间)，知青长篇小说有15部之多 (《征途》、《分界线》、《铁旋风》、《山风》、《剑河浪》和《青春》等 等)，占当时长篇小说产量的一半以上，形成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 主流。它以背离现实、虚张声势以及乌托邦纪事为主要特征，而这也正是那时的时代精神。虚拟与先验的文学元素装饰而成的故事、 人物、情节与性格，至今读来仍令人忍俊不禁。它们的作者是知青 中受宠于当时政治的圣人。(略)P4

中国知青文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无法中断的话题，正如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始终与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联姻一样，中国知青文学一开始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部分，这种命运决定了这种文学状态的政治意识形态特质，以及它与长期以来处于政治化的 中国社会生活的同一性。

这个话题并不因为历史的远去而被淡忘，相反，它在80年代的爆发，90年代的溃退，21世纪的复苏这种浅表的遮人耳目的认识背后，始终以一种灼人的地火般的姿态在潜行焚烧。变换着各种面貌，扭曲着种种身份，以各式各样的角度方式和话语，在文坛顽强地显示自身。这个创作主体，不管它已经更替了几代人，已然摆脱了初始的虚妄狂桀乌托邦语境，进入一种中年的惶惑困顿同时踌 蹰满志的自足，有一点可以断定，它已经从惨痛的人生波折中，顿 悟并获得嘲笑自己同时嘲笑生活的资源。它已经从一个充满革命理 想的共产主义事业红色接班人，成长为一个老谋深算但依然在憧憬 着人类大同的孤独者。无论是那些有着知青经历的老牌知青作家梁 晓声、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张抗抗，还是比他们年轻得多没 有多少知青阅历的何顿、韩东、刘醒龙等等，不管他们以何种截然 不同的知青姿态和文本呈现于世，他们依然要共同面对一个依然横 亘在历史面前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知青运动和几千万即将老去的知 青人群。这些被欺凌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还活着，活得艰辛困顿茫 然，在他们的脸上、心灵里，那场运动没有消失，历史也没有远 去，它依然活生生地活在记忆中和现实中。那是一页翻不过去，沉 重得无力翻动的历史。

在城市的穷街陋巷，在边远的依然荒凉的乡村，你依然可以毫 不费力地辨认那些昔日憧憬但已经满目疮痍的老脸——知青脸，那 些在坚实的岁月里让空洞侵蚀的脸。这些脸，在知青文学中，还没 有被大面积的、真实且深刻地呈现着。这是知青文学从政治化走向 人生化的一个契机。推动并决定知青文学命运的，正是这一群人， 他们才是中国知青运动的活的证人，是那段历史活的写照，也是一 场政治闹剧的真正结论。

这个结论从没有被堂皇地提起。总是晴晴雨雨，总是充满阴 霾，总是欲说还休，总是半遮半掩。有时锣鼓喧天，忽而又寂静无 声，常常有各种消息传来，总也是明明暗暗，暮色阑珊。最突出的 是那套《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它的出世是壮丽的：“献给曾经 是孩子的知青和知青一代的孩子”，它的号召是大声的：“让真实的 历史在这里凝固为化石、碑林和铜鼎铭文。”它的邀请是坚定的： “请未来世纪的文明记住：太阳系这颗最壮丽的行星上，曾经有过 怎样空前绝后的这一页历史。”它的决心是可敬的：“有心从虚饰中 突围，深刻锲人人类精神的真实处境，从而获得一种广阔而深远的 历史感与人类感。”它的拒绝自然也充满良知：“拒绝表述记忆的僵 化、矫饰、轻浅和圆通，鼓励将记忆靠近良知的自我解剖与灵魂酷 审。”也许是它的开场白和仪式过于隆重，也许它的命名太过于政 治化同时民间化，也许它的对内容的宣言太过于强调青草味和血腥 气，太过于表明对真相和事实的钟爱，也许这一切所形成的质地粗 糙以及人为的抚摸，令人想起了一些什么，也许它确实过于张扬地 触动了什么神经，也许它把本该委婉、本该含蓄、本该曲折说出的 话，一点儿也不圆通地嘶叫出来……也许是它有意远离文学而走近 纪实，这种将文学虚构等同虚饰的偏见等等，最终将它在书架上的 身影消隐。同时还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编者岳建一与我相识多年，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和编辑家，他 对草根社会和知青人群的关注，其激愤与痴迷令他依然是一个“愤 青”。2001年在北京，我的《中国知青部落》研讨会上，他孤独犀 利的知青话语堪称一绝。在知青文化人中，这样的“愤青”不少， 很有代表性。他们总想走在时代前沿，引领一些什么，但总是让潮 流推挤到路边，依然无力撼动这个话题的忌讳。

60年代中，当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时，我就非常钟情知青文学。 1965年，我读到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和《边疆晓歌》，这两本 书唤起一个14岁初中生生命的萌动，云南和新疆成为我魂牵梦萦 的战场，成为我此后奔赴海南当知青的最早动力。这两本书和《反 杜林论》在不同程度上，激励我在黎母山的原始森林中度过了六年 半的时光。这些时光许是感动了上帝，恩赐给一个“黑帮”的儿子 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而后在1977年走上大学讲坛，为文革后第 一批大学生授课。课堂里坐满了和我年龄相仿或大许多的知青同 伴，或是我上初中时读高中的同学。一场由于十年文革和知青运动 造成的滑稽戏，在1977年的冬天，戏剧性地发生在我与知青朋友 之间。好在那时年轻，不知世故，也便没什么压力，否则无地自 容。这些现实后来都成为了小说情节。知青文学自然在这些方面显 示了它的深刻性。从那时开始，我对知青文学从热爱进入研究，盖 出于从一个知青而为大学教师的职责。

从80年代初，我发表第一篇知青文学论文《论知青小说》起， 对知青文学的跟踪和追索，就成为我主要的研究方向。这种研究的 直接效果，是促使我自己同时致力于知青文学创作，在学术研究和 文学创作这两种思维两个领域里，我试图自由地?走，以期寻找一 种互为引证的圆通感觉。我企图努力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又期望 以一种“间离”的状态，来维系这种距离。作家与评论家的对峙对 视与换位，真的是一种绝好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到现在，并 成为一种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原动力。

1988年，我出版了《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对80年代的知青 文学做了专题研究。此后又陆续地做了几个相关的课题，有了一些 新的看法。特别是对知青后文学以及前知青文学文本的比照，从 《醉人花丛》到《大树还小》到《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等，我 忽然觉得，主流的正统的知青文学的背后，潜行着一条非主流的超 现实的知青文学发展线索——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这是一种更为 典型的中国叙事。知青后文学的历史命运，因其知青后的中国社会 特质，而变幻着非主流的态势，这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文学姿态。它 们各自代表了“中国叙事”的各种表述。

于是，我把前述书中80年代的知青文学论述，作为“中国叙 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之略作修正补充，然后并入而成为今天这 本《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这是必须向读者说明的。

书中的章节，大多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当代 作家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和《新华文摘》等刊物。成书时服从 体例做了一些修正。

本课题研究是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本书 的写作与出版得到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资助，在此 深表谢意。

本书《绪论中国叙事：知青文学流程的基本范式》在《粤海 风》发表后，即被《新华文摘》转载，为此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的 奖励，深以致谢。

作者

 2004年12月

1966年，我初中毕业，那一年的冬至，我在抄家后的废墟上捡了几本书：《古文评注》、《中华活页文选》、《格林童话》、《论共产主义》、《毛泽东选集》、《哥达纲领批判》和《中医学概论》等，还有一本父亲写于30年代的手稿《论唯物辩证法》，竖写，厚厚的笔记本。我带着这些东西，开始我的知青生活。

7年之后，我依然带着这些书，连同后来在山里收购站捡到的几本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母 亲》，离开了黎母山。先是坐牛车，再搭手扶拖拉机。爬了40公里 的土路，到县城集合，然后去上大学。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在被 耽误的一代中，我算是幸运的，在游向彼岸的岁月里，我比知青同 伴们获得多一些喘息的时间和机会。

1977年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时，我已经作为大学教师站 在讲台上，虽然孤单无助苍凉滑稽，但我并不胆怯。这是我人生最 严峻也最艰难的挑战。

我本想参加1977年的高考，从头开始，但教育局说没有这方 面的政策，只好去考研究生。1977年，全国只有北大和山东大学 两所学校招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各招两名。那一年全国有两千 多人报考这门专业。我报考北大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虽然没能考 上，但我感到欣慰。我知道在两千多人里我的成绩不算太差，而两 千多人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我从此没有了考研究生 的念头，而直接扑入80年代的文学运动和思想启蒙。这是一场最 为严厉的思想和文学洗礼。我想用10年的时间，来补上所有的课 程和学问。几乎通读了当时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史 及相关的文艺理论，每天大约睡3、4个小时，读书写作，日以继 夜。我知道，黎母山中近7年的中断，对一个学人来说，是致命 的。我必须把这7年的缺失，用10年的时间弥补回来。

每天都在磨刀，自己是刀，又是磨刀石。当刀和石都磨得荡然 无存时，我想我是自由了。进入大学，已经30年了，在即将老去 的时候终于有了自由的悟觉。这种悟觉使我忘却了许多本该铭记的 事情，却令我记起了一些人。这些人成为了我的经历，成为了我成 长的一部分。没有他们，我的阅历和成长将是一片空白。

浪漫放达多才多艺的父亲，是我童年的精神导师。一个大地主 的长子，却去抗日救亡，热衷马列主义，放弃万贯家财，登报脱离 父子关系，为红色政权鼓吹呐喊。他自编自演《郭琵琶诉苦》，让 我以为他真的是一个翻身的乞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于非命。

我在黎母山并不是一个红色知青，农场吴场长是一个郁郁寡 欢、仕途不畅的知识分子，他非常欣赏我。1971年海南岛只推荐 两名知青上北大清华，他来伐木场检查工作时对我说：“小东你也 应该去上大学”。我和他素无交往，而他最终将我送上大学。

最早令我洞知人性幽暗的，是我中学时期的政治老师罗德安。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文革前他经常到我家来，在我父亲面前谦恭 有加。文革中，他成了革委会筹委会主任，此时他威严如巴顿将 军，乖戾不逊希特勒。他对走资派们的残酷折磨，在民间有许多的 流传，我在阅读《反杜林论》时，常会想起这个人。听说文革后他 在某所乡村中学做校长，我真为那所学校的学生们担心。幸好现在 罗先生早过了退休年龄，否则谬种流传。

李樵是我此生见过的最刚直的知识分子。他15岁当红小鬼， 身上有多处枪伤。他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后来我们一起共事，他 当系党总支书记，我是系副主任，在思想解放的日子里，我坚决地 站在学生一边，而他顶着诸多压力，承担了那个年代必然承担的政 治道义和社会良知。我签名盖章见证了他结束多年难解的婚姻，他 背着我的著作，在学术委员会里声嘶力竭，为我的职称拍案而起。 他死于癌症。我将他写进长篇小说《暗夜舞蹈》。在小说里，他的 名字叫李乔。

饶苑子先生是我的恩师，她还没带研究生时我常去请教她。我 的许多学术成果直接出于她的关怀。她后来带了许多硕士生博士 生，我便不好去烦扰她。她曾想调我去暨大中文系，据说提名后满 场皆静，无果而终。饶先生的书生意气令人尊敬同时可爱纯洁，但 不合时宜。我非常感激她。

杨樾、秦牧、黄雨和杜埃先生，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有不可忘 怀的记忆。杨樾先生创办《当代文学》杂志时，网罗了一批活跃于 80年代初的文学青年，我有幸常在他家中聆听教诲。他和许士杰、 秦牧、黄雨四位潮汕才子由文学而革命。因为杨先生的缘故，广东 80年代的文学青年均得益于四位先生的关怀。我和孔捷生、张奥 列、陈实和冯歌阳等常到秦牧、黄雨、杨樾先生家中请教，得益匪 浅。

1982年，陈国凯嘱我去见萧殷，在暨大明湖苑我见到萧殷和 他的夫人，萧殷正在病中。他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见易准和黄树 森。他表示广东的文学评论应迅速起动，尤其是青年文学评论，已 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势头。在黄树森的推动下，很快就成立了广州青 年文学研究会，秦牧为会刊《青年文学家》题名。成立典礼时来了 许多人，包括时任广州市团委书记的朱小丹。

1992年我去北师大做访问学者，导师是王富仁先生。我早在 《文学评论》上读过他的博士论文《文学的主体性》，在他那儿，我 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差别，专业和学术关怀的 不同。与其说王先生传给我的是学问，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启蒙。

陈骏涛先生和吴重阳先生，他们一直在关注知青文学的走向， 对我的知青文学研究和创作有过直接的指导。他们对知青文学的见 解，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我永难忘怀他们，从我的青年时代 直至今天对我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关怀。

我还必须感谢本书的责编申霞艳，还有花城出版社，在学术书 籍出版甚为艰难之际乐于出版这本书，这本写给知青文学的书。

作者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