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与报业”是一个横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以中国若干对新、旧城市关系中的经典代表——重庆、成都为实证考察的对象，还会对区域传播学与比较大众传播学的发展有所推动。本书是在相关研究相当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学术尝试。

前言 1

第一章 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 1

第二章 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 64

第三章 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 130

第四章 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与报纸——以身份意识为中心 205

结语 305

主要参考资料 308

后记 320

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城市的产生是很早的，但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都处在“乡村化的城市”的阶段，城市特征不完备，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乡村社会没有太大的区别，作为人口聚居地意义的中国城市自身有着沉重的城市现代化的任务。

城市现代化的内涵很丰富，既包括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物质文明，也包括以社会事业为载体的精神文明；既包括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完善的社会服务，也包括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城市现代化核心是城市人的现代化，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近现代报纸作为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与传播现代的价值观念，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城市化的进程与报业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推进了现代传媒的产生与发展，现代传媒的发展也影响着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20世纪的中国城市，就是处在这样的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几千年中国城市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中国西部最重要的两个城市重庆、成都就经历了这样的曲折而多维的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漫长过程。

特别是重庆，由一个四川东部的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逐渐跃升为整个四川的物流中心，经济辐射能力逐渐扩展到整个四川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后来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新中国时期的西南大区所在地、中央直辖市，以后又随着大区的撤销恢复为省辖市，到1997年终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的城市发展可谓波澜壮阔曲折动人。相反，成都的地位一直相对稳定，作为多年的四川的政治中心，汉文化在西南的聚集中心，它以历史文化之都的形象稳定地成为重庆关注、排斥、疏离、超越的对象。两个城市的关系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影响二者发展的直接的背景性因素。二者在共同的城市现代化的路途上互相观望、互相调整，最终互相促进了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这样的宏观线索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地传媒的发展。重庆在陪都时代，成都在20世纪90年代，都成为中国报业的重镇，影响了中国报业的发展进程。

“城市文化与报业”是一个横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加强“城市文化与报业”研究对于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化城市文化研究与发展传媒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若干对新、旧城市关系中的经典代表——重庆、成都为实证考察的对象，还会对区域传播学与比较大众传播学的发展有所推动。本书是在相关研究相当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学术尝试。

对成都、重庆城市文化与报业关系的考察，起于两地第一张近代报纸《渝报》诞生的1897年，讫于2002年。

2002年，对于成都与重庆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由于旧城改造的全面铺开，成都老城不复存在，历史的车轮将那些紧贴着土地作息的生活方式永远地扫出了这座城市，成都将朝着“现代”的方向奋勇前进。而重庆迎来了直辖五周年，他已不再像五年前刚刚直辖之时那样不知所措喜极欲狂，重庆稳健了成熟了，同时活力四射。2002年，对这两座城市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我在此时驻足，反观一百年来两座城市的现代化变迁，通过现代的传媒——报纸。这些现代的文化形态——报纸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已流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剩下的一些也正被历史吞噬。由于纸质及保存条件等原因，也有就此消逝的危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也许再过20年，我们都不可能再触摸那些东西。那些记载着两座城市百年律动的报纸，触摸起来还能让人感到震颤的历史的脉络；那些众声喧哗的复调的历史的述说，很大一部分将成为永远熟睡的记忆。以后幸存的那些就着缩微胶卷操作的“报纸”，还会有丰腴的历史的味道么?那种历史的质感，那种富有弹性的历史的肉感?我感到紧张。我觉得我应该写这个题目。虽然，这个话题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兴趣，而驾驭这个题目的难度会远远超过我惯常擅长的理论拼接。

我背着一个或两个包，带着照相机、摄像机，在这两个熟悉而陌生的城市穿梭，在涌动的人流中面无表情地游走，默默地感受着这两个城市独特的韵味。我满怀着怀念，满怀着憧憬，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图书馆……在发黄破碎的故纸堆中寻找。我轻轻叩开一个又一个老人的门扉：96岁的重庆老报人、原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王文彬，95岁的原成都《新新新闻》老记者邓穆卿，88岁的成都老报人车辐，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杨钟岫，《重庆报业志》主编文履平，民国时期就在成都报界的陆原……我也与当代的成都、重庆的报人、文化人喝茶、聊天，像《成都晚报》编辑冯至诚、重庆师范学院张育仁、《重庆晨报》何房子……谈笑风生，余音绕梁；余戾林、莫怀戚，远在辽宁的席文举……成都、重庆文化史、报业史上的重要人物也写信或打电话，给我提供帮助。我穿行往返在两个城市之间，感觉自己触摸到了历史之门，找到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通道。

我不是成都人，也不是重庆人。“外乡人的兴致对于探究一种陌生的地域文化也许恰恰是有利的?……我有外乡人时有的小小惊异与欣悦。”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如是说，我也常常有类似的感受。

面对历史，面对文化，我愈加明白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但是，自己毕竟有所付出，心中亦有所得。虽然现在交出的是问题丛生的初稿，但是也得敝帚自珍。也许学术永远是冒险，容易陷入“无人喝彩”的尴尬境地，而这又常常是学术的价值所在。我也力图打通专业研究与社会关怀之间的通道，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兴趣，自己的研究哪怕仅仅是自己发现的材料能够使更多的人有所启发。最终是大打折扣，但总算交了一份答卷。

我要感谢我的恩师邱沛篁教授，他以20余年的艰苦努力，为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大学的新闻教育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我从1988年踏人四川大学的校门，就一直受到邱老师的悉心培养。

我还要衷心感谢向纯武、王绿萍、郑松元老师，他们以深厚的学养给了我丰富的指导，帮助我理清思路，树立信心，并且在具体的写作中，我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其他老师如曹顺庆、冯宪光、李杰、王晓路、蒋晓丽、周啸天、欧阳宏生、朱天、侯洪等等，多年来给了我颇多指导与帮助，我的内心始终对他们充满感激。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阿黄(黄天彦)、刘广宇、吕林、杨怡、蔡敏、黄晓钟、曾彤、韩鸿、赵毅等。类似的题目是数年以前和阿黄先聊起来的，在写作过程中，他与我一起思考，并为我找了很多材料。广宇兄也为我在重庆的工作与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

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陆虹、周婧、石立、陈怡等，他们帮我查找、录入了部分资料，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和写作。

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妻子邓云和我的岳母。正是她们的支持，使我能够在工作与学习任务都较为繁重的情况下，顺利地推进写作。

最后，我要衷心地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他们的资助使我的这个东西得以问世。

还有很多人需要感谢，还有许多话没来得及说，但是，如此种种心意，又怎能用感谢二字说得完呢? 一切尽在不言中。

蔡尚伟

2005年1月于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