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1236年-1283年)，原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

本书采取人物传记的写法系统评述了文开祥的生平思想，把文天祥的生平与思想糅为一体，夹述夹议，评传结合，以保持传主形象的完整性。阐述了文天祥的思想及诗歌作品的变化，歌颂了天祥转誓死不屈抗元的精神。

这是一部系统评述文天祥生平思想的专著。本书把文天祥置于宋末元初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予以审视，着重考察文天祥德祐元年勤王前后两个时期的思想及诗歌作品的变化，揭示了德祐以前作为普通封建官吏的文天祥，其诗歌作品只是一般封建士子的吟唱；德祐以后文天祥转而成为誓死不屈的抗元战士，他的诗歌也成为仁人志士的泣血篇。试图说明文天祥精神的实质是理想人格支撑下的气节，而气节的背后则是深层次的道德问题。

本书采取人物传记的写法，把文天祥的生平与思想糅为一体，夹述夹议，评传结合，以保持传主形象的完整性。摒弃公式化、概念化，追求真实性、可信性。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青年时代

　一、书香世家

　二、忧患时代

　三、状元及第

　四、宦海生涯

第二章 诗歌创作

　一、思想溯源

　二、早期诗歌

第三章 德祐抗元

　一、举兵勤王

　二、元营抗辞

　三、脱险南归

第四章 再次起兵

　一、南剑开府

　二、兵败被俘

第五章 山河破碎

　一、厓山覆灭

　二、被解北上

第六章 宁死不屈

　一、大都囚禁

　二、后期诗歌

　三、从容就义

第七章 浩气长存

　一、祭祀不绝

　二、著作流传

　三、理解评价

附录 文天祥年谱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第一章 青年时代

一、书香世家

江西省的中部，贯穿南北的赣江水亘古流淌。

在赣江中游的西岸，矗立着历史名城吉安。吉安古称庐陵，据记载，庐陵“因庐水得名，其为县始于秦”。西汉庐陵县属豫章郡，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并人高昌县。隋开皇十年(590年)改石阳为庐陵，故城在今吉水县东北。唐永淳元年(682年)移治今吉安市。明清皆为吉安府治。1914年改为吉安县。历史上，庐陵人材辈出，不乏儒雅豪杰之士。清朝光绪元年(1874年)刊行的《吉安府志》说：“庐陵县古称大邑”，“俗尚儒学，敬老尊贤，豪杰之士喜宾客，重然诺，轻货财”，“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但在中国历史上立得住、叫得响的人物，却出在宋代的头尾两端：一位是北宋前期的欧阳修，另一位便是生活在南宋末年的文天祥。

文天祥是庐陵人，但这个问题曾长期争论不休，成为学术界的一桩公案。

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吉水人。《宋史·文天祥传》说：“文天祥……吉之吉水人也。”文天祥在《又家保状序》中称“某吉水人”。《宋史》的说法源出于此。

不过，认为文天祥是庐陵人的例证要充分得多。大量的材料来自文天祥本人的作品。《与吉守李寺丞芾》：“某居庐陵南陬(zōu，角落)”；《元夕》诗：“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指南录·自序》和《指南录·后序》的结尾，都署名庐陵文天祥。其他方面的材料也令人信服。《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文天祥廷试中状元时，说他“本贯吉州庐陵县”；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元人刘岳申和明人胡广撰写的《文丞相传》与《丞相传》，也都肯定文天祥是吉州庐陵人。

有人还具体地说明文天祥是庐陵富田人。富田是一个村寨。清人定祥、刘绎编纂的《吉安府志》记载：“富田司在邑南一百里纯化乡，宋绍兴间移城西寨镇此，为富田寨，后改为巡检司，控制岭背。”巡检司的作用是“控制要害及地分阔远处”。文天祥在文章中谈及自己家乡时，经常提到的是“富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清人林有席在《文丞相里居考》中认为“富川”就是“富田”。《吉安府志》卷三《地理志·庐陵·水》云：“富川在县南，上游自赣州兴国下。”富川流经富田，富田傍依富川，林有席觉得两个名称互通，是很有见地的。

方志中所说的“纯化乡”，宋时为顺化乡。清代刊行的《庐陵县志》记载：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以庐陵之同水乡易吉水之顺化乡”。志中注云：“《吉水志》云顺化乡即今淳化乡。顺、淳声近而致讹也。”又说：“淳化乡，同治元年奉文敬避御讳，改为纯化乡，在县东南境。”所谓“敬避御讳”，指的是避清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讳。结果，宋代的顺化乡先由音近致讹成为淳化乡，继由避圣上讳，改成了纯化乡。

那么对吉水说做何解释呢？

林有席的说法是：“吉水，本庐陵所分，其所居富田故里，又吉水、庐陵壤地相错之区。富田亦有上下之别，而公(指文天祥)实籍庐陵而不隶吉水。”他从庐陵的历史沿革看问题，可谓独具只眼。我在这里再做两点小的补充。

一是材料上的。《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在“吉水”下注明：“雍熙元年(984年)，析庐陵地置县。”结合前面《庐陵县志》的记载，我们可以弄清如下事实：北宋初从庐陵划出一个吉水县，顺化乡也被划了出去；108年后即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庐陵县同水乡和吉水县的顺化乡进行了互换。当时的人们怎么也想像不到，这次顺化乡的“回归”还会产生深远影响，那就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名字——文天祥的籍贯与庐陵联系在一起了。

二是文字上的。文天祥在《题家保状序》中有一段话，说他的乡人(孙幼宾)“一日，持其籍以告予日：‘君畴昔籍中人也，其为我序之。’予不能辞焉”。“畴昔”二字过去不被研究者所注意，这个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二年》：“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日‘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杜预注云：“畴昔，犹前日也。”“君畴昔籍中人也”，意思是说你文天祥过去也曾是吉水人。显然，孙幼宾说的是历史上的事。当时参加乡试，应试者要乡里“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既然人家找上门来请文天祥作保，他推辞不得，答应下来，也就只好称自己“吉水人”了。他在《又家保状序》中说“某吉水人，肯为吾党裒梓家保状”，也正是这个道理。

至此，说文天祥的故里是南宋江南西路吉州庐陵县顺化乡富田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这块地方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就是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乡文家村。

关于文天祥的先世，由于1980年在吉安发现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编修的《文氏通谱》和同治五年(1866年)编修的《富田文氏族谱》(两谱对文氏世系的记载相同，以下统称《文谱》)，再加上文天祥生前撰写的材料，问题就简明多了。

据《文谱》记载，文天祥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文时。文时字春元，成都人，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以武功授帐前指使、轻车都尉。后来带兵打仗，留镇在江西。史籍说他“廉以律己，宽以御人，为治崇简尚功，军士怀服”。一次，他巡视郡邑，来到吉州永新县，住在通判袁公家中。袁公对他很是赏识，就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后晋石敬瑭以认契丹国主为父作为条件，取得契丹援助，攻灭了后唐。文时不愿归附石敬瑭，就在他丈人家乡——永新北乡钱市坑东上陂，过起了隐居生活。

由文时下传至第七世，长子叫文炳然。他是南宋初年庐陵地区的博学之士，毕生热衷于教育事业，和绍兴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丞相的周必大(庐陵人)过从甚密。炳然的儿子正中，《文谱》说他“有学不仕，因爱富田山水明秀，徙居之，为富田祖”。《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以下简称《纪年录》)也记载：“公六世祖炳然居永和镇，五世祖正中徙富田。”由是可知：文天祥的先世为成都人，后迁居吉州永新县，再徙庐陵县永和镇，最后往南定居在顺化乡富田寨。世系脉络十分清楚。P1-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5000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