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颖南1929年生于福建仙游。1950年南渡印度尼西亚创业，1970年举家迁居新加坡。他是成功的海外华人企业家，目前他的公司已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中国北京、成都等地投资创办20余家餐厅，年经营额3000余万美元，并于2001年3月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周颖南也是著名的海外华文作家、文艺理论家、鉴赏家，被誉为“南洋一枝笔”、儒商代表。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出版文集多部。

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开辟了“周颖南文库”收藏其作品，他是获此殊荣的海外第一人。《周颖南文库》共15卷本，本书是其中之一《南国萍踪(精)》，从周颖南的青少年生活、创业经历、文学创作、艺术观等方面介绍了周颖南。

《周颖南文库》共15卷本，本书是其中之一《南国萍踪(精)》，从周颖南的青少年时代、周颖南在新加坡、周颖南的写作生涯与艺术观、周颖南与中国饮食文化五个方面介绍了周颖南。

序

第一章 周颖南的青少年时代

一、仙游逸风

二、子溪先生

三、童年，欢乐的时光

四、少年往事

五、魂系母爱

六、石牌兜，难忘的岁月

七、走向社会

八、南渡泗水

九、在雅加达创业

十、画展·周家菜·挚友

十一、笔耕

第二章 周颖南在新加坡

一、蒋抱一：“肝胆几人真，我知君”

二、在饶宗颐教授家中做客

三、与潘受相逢恨晚

四、“映华楼”里的收藏家

五、挫折与风波

六、“中国驿站”

七、新加坡的文化使者

八、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副会长、社会活动家一个月的“流水账” 

九、名片与照片

十、“南洋一支笔”：新加坡的文化艺术

十一、乡音联海外，游子故园情

第三章 周颖南的写作生涯与艺术观

一、蜚声文坛的《迎春夜话》

二、《颖南选集》

——自我写照

三、40年创作的缩写

——《南国声华》

四、隔洋对话

——《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 

五、“这许多函件，是现代《论语》”

——《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 

六、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

七、曾是《火炬报》记者

八、散文杂家

九、“两栖”评论家

十、美术鉴赏家

十一、诗论言志，诗歌抒情

十二、富有人情味的朴实学者

第四章 周颖南与中国文学艺术家

一、《秋明遗墨》成卷记

二、海粟大师的知己

三、词画结缘

四、师友情谊

五、组织、出版《重圆花烛歌》

六、友道拳拳

七、珍贵的画像

八、夜访萧军

九、痛悼叶翁

十、豫园雅集

十一、乡情·友情·文情

第五章 周颖南与中国饮食文化

一、同乐饮食实业集团的董事主席

二、酒楼餐饮业公会会长

三、美食观·烹饪观

四、舞箸飞觞御膳香

五、齐鲁之行与孔府喜宴

六、同乐楼头的福寿宴

七、谭家菜与迎宾宴

八、中华美食世纪之宴

九、“红楼宴”引起“红楼热” 

十、美哉，江南宴

后记

编后絮语

九、在雅加达创业

位于西爪哇北岸、雅加达湾芝利翁河口的雅加达，为印尼首都，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城市。市内，到处是如茵的草地和彩色的花坛。马路两旁的凤凰树，一排排的树影婆娑，树顶上开遍粉红色的花朵，远远看去，宛若如火红云，蔚为壮观。在雅加达以东10公里的丹戎不碌，夕阳西下，椰影舞动，碧波银浪，鸥鸟嘤嘤。周颖南坐在柔软的沙滩上，眺望西天的云霓，看那游弋的轮船的胴体和那掠过海面的水鸟，心底涌出美妙的心曲。他被这千岛之国的美丽风光迷住了。

今天一大早，他的朋友们驾车陪他浏览了中央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文学资料博物馆，还到寻梦园转了一圈儿，到市内最著名的清真寺和佛教堂观瞻了一阵子。然后穿过班芝兰的华人集中地和小南门一带的华人商业中心区，来到丹戎不碌休憩时，已是傍晚了。他虽然走得很累，但心情很兴奋。

明天，他的生活将翻开新的一页，他要在雅加达施展他的抱负。

印尼独立后，雅加达成为这个新兴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50年代初期，印尼的经济正处在殖民地转变到民族独立经济的转化时期，这为周颖南经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于是，他决心迁居雅加达，在雅加达创立基业。就在他迷恋丹戎不碌黄昏的第二天早晨，便神采奕奕、满怀信心地到一家汽车零件公司上班了，职务仍是会计。业余时间还为别家公司整理账务，同时在华侨夜校里义务讲课。一天安排得紧紧张张，从无闲暇时间。

此时的周颖南，经过一段时期的磨练，他的中国语文程度不但又向前跨进一大步，而且对工商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变得成熟了，适应了这个社会。于是，便打算自立门户，和朋友们创办了同丰贸易公司，专门输入欧、美各地的汽车零件。由于业务上的关系，他常去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招徕生意。经过他的努力，这家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

这是周颖南背井离乡闯荡南洋艰苦创业的关键时期。在印尼民族经济的振兴阶段，他以超人的胆识、开拓的精神、精明的头脑和恪守仁义的品德，经受了种种挑战。他从会计、内勤工作做起，逐渐掌握了企业经营和管理的规律。当他与几位朋友合办的同丰贸易公司事业发达、生意兴隆时，他仍留在原处任会计。因为原单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接手人选，他便宁肯吃亏也要恪守信义。这种吃亏精神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赢得了莫大的信誉。

金融是工商业的枢纽，与印尼经济的荣枯息息相关。周颖南想过了：经营汽车零件，虽是一种热门生意，但是不及金融之业务。如果要对社会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应该着眼于银行业。于是，在朋友们的赞同下，他改弦易辙，便和陈锦福、王信亮、林文峰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接办了梭罗银行。在签约的时候，大家对基本条件，均有点儿犹豫不决，有所顾虑。还是周颖南劝说了大家。他认为，经商总要带一点儿风险，世界上哪有获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在他的决心下，大家便接受下来。由此可见他具有实业家的胆识。

在印尼民族金融界中，梭罗银行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印尼独立之初，便以纯民族资本的姿态出现。原来的梭罗银行，除总行外，只在雅加达设立分行。自从周颖南和他的朋友们接管梭罗银行后，便增资改组，翻建扩大，充实了经营管理的内容，信誉也随之鹊起，并在泗水、玛琅各地开设分行，另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来，为响应政府的号召，梭罗银行与永安银行合并，组成大亚银行，又在棉兰等地增设分行。时过境迁，这些现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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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担任编委会主任、缪力任执行主编的《周颖南文库》即将面世，洋洋洒洒十五卷，编辑历时五载，几乎涵括了20世纪周颖南先生的全部创作，堪称文坛盛事，蔚为大观。

一

周颖南，原名国辉，祖籍福建，1929年出生于闽中大蜚山下仙游县的一个家境贫寒的书香门第。木兰溪畔的仙游县城，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誉。周颖南的父亲周子溪先生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山环水抱稼连云，鸡犬声喧远近闻，何必桃源寻世外，此间可读可耕耘。”

周颖南少小勤勉，求知若渴。他十多岁时，已学会了煮饭、烧菜、洗衣、种菜，功课亦年年优秀。周颖南自幼继承了从事教育的父亲周子溪先生勤学苦读的家风。其父为他编辑了古文小册子《文阵雄师》，他不断抄写背诵，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家父严于治学的态度，影响了周颖南的一生。在周颖南入读仙游慕陶联中时，就遵从校训“励志”二字，刻苦用功，后考入了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学校。毕业后，周颖南出任当地的小学教师，开始了他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生活。青年时代的周颖南酷爱文学，勤于诗文，他读中学时就曾在家乡的地方报刊上发表作品，踌躇满志，壮心不已。

1950年，身为独子的周颖南为全家人的生计，追随父亲年青时曾远渡千岛之国创业的经历，开始了自己的人生酬志，21岁的周颖南远渡南洋到达印度尼西亚。

在印尼，周颖南初居泗水的锦石，先给一家工厂担任会计和生产管理，学习印尼语。三年后，周颖南在熟悉了印尼的生活和语言后去了雅加达，开始初涉贸易与经营，成功后，伙同他人转向金融业。

1970年，已是不惑之年的周颖南举家从印尼迁往刚从马来西亚独立的新加坡。来到这个位于马六甲海峡运输交通咽喉的新加坡，周颖南改弦易辙，先与友人合办纱厂，及植物油提炼厂、针织厂、染整厂等。

在狮城，周颖南开设工厂，却每每举步维艰。周颖南随拨出一小部分资金，在离新加坡大学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一家专供朋友闲暇聚会的餐馆，并避开当地粤、川菜盛行的风头，名曰“湘园”，以飨众贾高朋的闲情逸致，也让文友们有个赋诗之所。世事难料，周颖南未曾想他办厂业绩平平，但开餐馆却因其有着一种独特的中华文化氛围而生意兴隆。周颖南即刻转让了他在其它行业的大部股权，开始专事经营新加坡繁华地段的高档酒楼，先生在新加坡开设出八家，冠以“同乐”、“金玉满堂”、“楼外楼”、“百乐”、“芳园”、“灵芝”、“老北京”等字号，进而又将这些酒楼组成同乐饮食业集团。

自此，初为教书人的周颖南，终于完成了由文化人到商人，商人到饮食文化人的转变。面对这一人生的重大变化，谁人能说这与周颖南少年饱受中华文化教育、勤劳持志无关呢！对此，周颖南却笑曰：“在南洋，靠爬格子是吃不饱饭的……要真心搞文化，一定得有经济支持。”

新加坡经营餐饮业的成功，使周颖南在与友人合办海洋纺织私人有限公司的同时，审时度势，又将餐饮业延伸到了印尼。他先后在新加坡和印尼雅加达等地，建立起了20余家餐饮酒楼，开始了跨国式的同乐饮食业集团的规模化经营，其年经营额稳步上升到3000万美元以上。期间，周颖南还出任了中国武汉新民乐众园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2001年3月，同乐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正式成为大众公司。

二

周颖南天性智敏，热爱文学艺术。在国内家乡福建读中学和师范时，他就活跃于校内的文学社团，并在当地的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1955年，国内著名油画家周碧初教授在印尼雅加达举办个人画展，周颖南曾在雅加达的《新报》、《生活报》介绍中国画作，并主张中国油画的现实主义创作，应以中国当地的风物为题材，其手法要深具民族风格。自此，周颖南与中国的书画开始结下情缘。

上个世纪60年代，周颖南义务兼任印尼雅加达的华文报纸《火炬报》的特约记者，在完成新闻报道写作之后，从事大量的抒情诗、文学评论、书法绘画评析的创作。即使在工作和生活十分繁忙与困难的时候，周颖南也从未放弃自己对精神文化的追求。

周颖南身居商贾，仍对文化精神锲而不舍的态度，使他的商业经营完全有别于众多的海外商家，也使他的商业成功中孕育出了文化传承与推广的底蕴。

1978年，新加坡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周颖南积累多年的为文学书画等写作的评论文集《迎春夜话》。该文集中的《从现实中吸取创作的题材》、《诗、文、画三绝的任真汉》、《赵朴初先生的“鹧鸪天”原稿》、《徐悲鸿先生广西试笔》、《丰子恺先生的光辉形象》、《南国诗人李西浪先生》、《海粟大师的来信》、《槟城纪行》等文论画评，语多惊人，不乏力作。

值得提及的是，在《迎春夜话》文集的代序和后记中，特别是在周颖南先生撰写的《纪念我的父亲周子溪先生》一文中，周颖南始终坦言，是“为纪念父亲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热忱而出版这个集子”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周氏家族一脉相承的书香传人的家风依然可见。

1978年春，周颖南开始与叶圣陶通信，后经叶翁介绍与俞平伯通信，并恳请拜中国的著名学者、“红学家”俞平伯教授为师。后在中央文史馆王益知先生代周颖南向俞平伯呈菲仪、大红拜贴后，1979年周颖南正式受业于俞老门下。自此，50岁的周颖南与80岁的俞平伯开始了师生相称。俞老1988年去逝后，周颖南心怀崇敬将其10余年间与叶圣陶老人和俞平伯老师的诚心向学之往来书信，分别疏理成《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和《俞平柏周颖南通信集》，予以出版。这两本通信集，均使叶圣陶和俞平伯两位老人的教育理念及文学思想，能以现代“《论语》”的方式留于后世。此举，周颖南功莫大焉。

少年曾为师范学子，青年曾为人师的周颖南先生，他这种仰幕文学大师，缅怀德高望众之文化前辈的哀思之举，无疑对抒张中华民族的尊师敬贤，传承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不能不说大有裨益，这必将成为未来后学的楷模，也会使引领商界的儒秀们以为学。

同时，周颖南先生求知若渴的文化经历与求学实践，也为当今的文化学者提供研究文学前辈晚年思想和生活的第一手史料，并成为对中华文化传承与交流的实录。

2000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大师华翰——刘海粟周颖南通信集》中，汇集了1972—1985年间海翁与周颖南的大部分往来信件，其中的珍贵之处，是有关海翁的长信多达39封，具用毛笔书写，属真迹影印、行草字体。其书写汪洋恣胡，浑然天成。书中还收入了海翁大师80岁自寿临写的《散氏盤铭》，更是弥足珍贵。周颖南先生为社会能提供如此鲜见又翔实的《大师华翰》的出版墨迹，当是对我国学术的一大激励，是对未来后学领悟海翁畅所欲言谈艺术、谈人生、谈友谊，领略海翁吟诗作词之才艺，是天然的启蒙与示悟。此书必将成为当今学者和后学全面研究刘海粟大师的生平，探讨其艺术境界的生动史料。《大师华翰》一经出版，就被书法界同仁看成是海翁书法的第一次结集，亦被书界学者公认为填补了中国现代书法作品出版的一个空白。

三

周颖南亦商亦文数十年，便被誉为文化与商界的“奇人”。

1983年，周颖南的第二本集子《颖南选集》在家乡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海内外。周颖南的文字，篇篇都浸润着对祖国籍的宗土故乡的眷恋，彰显着远走海外的中国侨民对华夏炎黄文明的真爱。据此，完全可以认为，若说周颖南先生为文、商奇人，不如说周颖南是一位受华夏文明培养，被中华文化熏陶的一个勤劳事业、笔耕不辍的华裔之优秀代表。因为，周颖南在几十年的为商中，能商以致用；在为文时，能以文健商。周颖南是在自己的商务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并将此承袭，延伸到了海外。

周颖南一生简朴，烟酒不沾，但他不惜重金耗资筹办和赞助印尼、新加坡和中国的各种文化事业，乐于资助那些对历史和未来都十分珍贵的具有人文史料价值的文化项目。周颖南善于收藏著名书画，也善于捐献所珍藏的著名书画，使之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生发作用。

几十年前，周颖南先生于青年时期就曾在印尼雅加达举办过藏画义展，并将所得用于筹办印尼当地的图书馆，开启印尼当地侨界之先河。

周颖南举家从印尼移居新加坡后，1972年他又将自己珍藏的名贵书画精选出30余件，捐赠给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

周颖南还把对祖籍国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为已任，他曾先后出资为大陆作家和书画家出版了《海粟大师山水小景》、《俞平伯重圆花烛歌》、《丰子恺书画集》、《紫山老人草书诗稿》、《紫山老人八十自寿》、《玄隐庐诗》、《玄隐庐录印》、《钵水斋近句一百首，附苏诗龚画风流人物无双谱》、《秋明遗墨》、《冯霖章、孟欲晓画集》、《百猫画卷》、新诗《窗外嘹亮的声音》等十多种图书珍稿，且印刷精美，属国内罕有。

最为难难可贵的是在大陆“文革”刚结束，他就请邀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有识之士共宴，此事成为当时文学艺术家们特别开心的一次盛会。此情此景，曾被周颖南先生收入《漪澜盛会》一书。其中的《雪夜访萧军》等名篇正是对周颖南心系中华文化的旁证。因为此，周颖南先生数十年来结识、交友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众多名人大师，有叶圣陶、俞平伯、刘海粟、丰子恺、赵朴初、巴金、冰心、周碧初、丁玲、艾青、萧乾、萧军、季羡林、施蛰存、林散之、钱钟书、杜宜、沙汀……等等，可谓赤诚于文化，商不掩玉。

1993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所、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在北京联合举办“周颖南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周年作品研讨会”，1994年又在厦门举办“东南亚当代华文文学暨周颖南创作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南国玉树》、《周颖南创作探寻》文学评论专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还专门设立了“周颖南文库”，用以收藏周颖南先生的手稿、著作、图片、光盘等研究资料。

自此，我们说周颖南先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是商人？还是文人？是企业家？还是作家？是学者？还是社会活动家？

显然，这对于周颖南来说，可以说都是，却也都不是！不以人云，窃以为，周颖南是中国社会在去除帝制垢病之后，受过良好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国人，在远涉海外经营人生的最新诠释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海外使者！

四

周颖南先生才华横溢、著述颇丰，人称“南洋一支笔”。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周颖南并不是最富有的，但却是极有文化底蕴、深具儒商品位的。虽说周颖南为文、从商都皆成盛事，堪称海内外文坛与商界的两栖巨子，但周颖南却非常热心于新加坡的文化教育和奖掖后辈青年才俊的事业，他将中国的图书捐献给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又将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希望工程、朝霞工程视为已任，且屡有捐学。对此，周颖南先生常言：“我喜欢做一点这样的事情。”足见，周颖南先生情系印尼、新加坡和中国的文化之心一片赤诚。也正是先生的才华和赤诚，先后被中国国立华侨大学、扬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等学府聘为名誉教授；被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诗经学会、丁玲研究会、萧军研究会等聘为顾问。

1994年4月28日，周颖南先生为河北省涿鹿黄帝城旧址，为“华夏第一都城”的修建捐资100万元人民币，成为纪念华夏民族黄帝、炎帝、蚩尤这三位人文始祖设立“三祖堂”的海外第一发起人。对此，周颖南曾自豪地在中华人文三祖共同生活过的地方写下了“炎黄子孙万里同根”八个字，以图与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们同根共勉。目前，涿鹿“三祖堂”已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又一圣殿。

源于此。这使周颖南为文从商，都与其他文化人和商家有所不同，使先生具有了东方文化的大气，有了中华民族文化成熟丰厚的节韵，有了自古传承的华夏商人的大义。吾以为，正是因为周颖南先生与现、当代文人和商人的这些不同，才使他鹤立南洋，秀出于海外文化人和华商之中。

周颖南先生禀性爽朗，长于辞令，喜交际，善言谈，且富于幽默。他的文风朴实，笔墨圆熟，涉猎领域广阔，笔触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报告等各种文学式样。先生成就最大的当属散文，以其爱国侨胞的视角撷取海外和中国内地的生活素材；其散文中尤以特写、游记、专访、书信、序跋、书评、画论等形式为多。先生使用文笔，其记人取事，赏画评书，皆发乎真性情，动之心魂魄，常于质朴中见诚挚，细微处显精神。除过上文已揽呈的文学创作，他还出版有《周颖南与中华文化》、《周颖南与中国饮食文化》、《映华楼随笔》等著作。特别是《映花楼随笔》已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时至今日，已年逾古稀的周颖南先生却仍然笔耕不辍。

我与周颖南先生相识七年，初识于为西部的贫困地区捐学的“朝霞工程”。我们相识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对他与生具有的浓浓的故国情怀却印象深刻……先生为文，力求推广中华文化；为商，旨在服务于华夏和海外的异国文化；为人，更是意在志趣高远，善行天下。

周颖南先生在海外数十年，始终亦商亦文，难能可贵。他的事迹和传记曾被载入《龙的传人在海外——30位杰出华人的成功之路》、《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十多种辞书。

1997年，周颖南先生应邀到香港，出席并见证了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性时刻。1999年，周颖南再度应邀到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盛大庆典。

周颖南先生在海外生活50余年，依然坚守着事业和人生都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群”的理想，并毅然继续为其不遗余力地奋斗着……

谨在涵盖文学、文论、书画赏析、人物传记等作品的15卷本的大型丛书《周颖南文库》出版之际，撰写此文，是为序。

2006年4月18日于北京

我写周颖南先生的传记《南国萍踪》，说来是天假以缘。周先生是海外华人著名作家、实业家，也是研究中华饮食文化的专家，在新加坡主政一个庞大的饮食业集团和多家工商企业。我只是在文学和饮食文化方面的学习刚有起步，但因“文缘”和“食缘”的关系，有幸于周先生相识多年；1990年以后，我又客居狮城，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也许因为这些缘由，辽宁作家协会和辽宁作家企业家事业家联谊会将采写、编辑出版的《海外华人列传》丛书之一的“周颖南传记”的写作任务命交于我。

如今，《南国萍踪》竣稿了，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本书够不上鸿篇巨制，但前前后后也写了两年。周先生的阅历是“多边”形的，生活屐痕十分广阔辽远：中国一印度尼西亚一新加坡，还涉足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周先生的业绩也是“多元”化的，他是作家，也是企业家和事业家。他特定的人生旅途，他所热衷追求和弘扬的文化艺术，关连古、今、中、外；周先生又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所经历的事件和接触的人物，真是繁杂纷呈，常人难以企及。然而，周先生的人品、文品和成就都是“一边”形和“一元”化的，堪称海外爱国华侨的风范。撰写这样一部书稿，对于才疏学浅的我来说，实在羞于问世。但想到周先生的爱国深情使祖国受益的事实，想到他不平凡的生涯会起到激励读者的作用，况且，这本书稿多少能表达一点后辈对师长的敬爱之情，惶惑之余，也便感到一丝宽慰。

按迹寻踪，为了写好《周颖南的青少年时代》一辛，1990年暮春，我到周先生的故乡——福建仙游采。访。受到县政府有关领导人朱开基、林志步、吴田华和周颖南的好友、亲属陈毓和、朱源、周家泉、周加驹等的热情接待，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仙溪乡讯》的编辑朱源先生，将多年来集纳的有关周先生的资料赠送于我，并牵线引导，使我顺利完成了采访。在新加坡期间，周颖南的大女儿周家萍小组自斯里兰卡来，忙里抽暇，与我进行一次次长谈……没有他们的襄助，要想写成此章是不可能的。

当初，周先生只身南渡，在印尼时的财产只有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不久又被窃去)。四十余年来，他不仅闯荡出偌大的基业，为世人呈献甚丰的著作，而且人品受到海内外舆论界的一致赞誉。他基于爱国主义思想中所显示的功能，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之间，形成了“周氏文化艺术交流模式”，这种现象造成的反馈作用，引起我的深思。

本书的写作虽为纪实文学，但自觉有悖这种体例。因为周先生的事业活动，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资料价值的特点十分显著，他在实业与文化、文学与艺术、管理与社交之间关系的屐痕错综复杂；周先生又名望所归，出口的语言差不多都变成了铅字，这使我在写作中，有些事情不得不照搬原话原事，只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按着纪实文学的体裁，作了些文字变动而已。即是写周先生的传记，竣稿后是定要给周先生审阅的。周先生审稿的态度十分明确：“让我审稿，只求两个字：真买。别的，我无从过问。”可见，给健在的人写传记很有好处，可以免去某些正谬补阙之功。

本书写作过程中，辽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晓凡先生，作协办公室主任、青年作家邵永胜先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帮助；著名学者、书法家杨仁凯教授为本书题签，在此一并致谢。更令我感谢的是辽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金河先生，在百忙之中，精心审阅了书稿，并为之作序勖勉，热肠炙人，表现了扶掖之情。

我还要感谢的是春风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刘烈恒先生，在时下文化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他们注重社会效益，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艺术出发，首肯本书的价值，决定予以出版。尤其是刘烈恒先生亲自作本书责编，并为本书提出许多修改意见，给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悃诚之情令我难忘。限于水平，恐有不逮之处，深盼读者明教。

此时，我即又应邀赴狮城工作了，书稿付梓之慰，适见师长遂愿，那心情，自是一片透朗。但愿我为中、新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再尽一把力气。

作者识

1992年春节初五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