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灵魂,香港的桥,新浪潮导演为香港那段殖民历史——那段“借来的时间”找到了宿命,它来自上海,流连上海,既有晓风残月的缠绵,也有残酷夸张的命运。本书分四部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香港电影中的上海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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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借来的时间--香港电影中的上海想象 |
分类 | 人文社科-文化-文化理论 |
作者 | 王海威 |
出版社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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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上海的灵魂,香港的桥,新浪潮导演为香港那段殖民历史——那段“借来的时间”找到了宿命,它来自上海,流连上海,既有晓风残月的缠绵,也有残酷夸张的命运。本书分四部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香港电影中的上海影像。 内容推荐 上海的灵魂,香港的桥,新浪潮导演为香港那段殖民历史——那段“借来的时间”找到了宿命,它来自上海,流连上海,既有晓风残月的缠绵,也有残酷夸张的命运。 漫游在两个城市,一个游客必须像一个感伤的考古者,呼吸着海风,摸索着摩登的味道,一切无关风月,而欲望的新都早就向全世界敞开了怀抱。 目录 序 摩登的滋味 上海涅槃 双城故事 新浪潮导演群与上海 香港新浪潮 “五台山”风云 佳艺事件 新浪潮导演与上海 五个《上海之夜》 魔都上海 演义和杜撰:上海小子 浪奔浪流《上海滩》 黑帮世界:上海梦 “劳工”之爱情 黑帮生活 魔都魔女 上海经 上海的“过客” 阳台上的利维坦 武术:业缘大于政治 回到中国历史 室内上海 《倾城之恋》:“空”的发明 物化的“空”与“死” “另类时空”中的穿梭游戏 对倒:从“过客”到“房客” 异数:《上海假期》 陈真与顾明:在现代的进程中相遇 夹缝与北进 想象上海的三种方式 梦醒时分或旁观的上海传人 附录一:爹考书目 附录二:重要影片介绍 附录三:重要导演简介 试读章节 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迎来了香港闪烁灼人的目光。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十余年时间里,香港导演拍出了一大批关于老上海的“怀旧”影片。早在1984年,徐克拍摄了《上海之夜》。这部由徐克电影工作室出品,钟镇涛、张艾嘉、叶倩文、李丽珍主演,陈冠中、杜国威、司徒卓汉主笔编剧的影片讲述了一个与明代《拍案惊奇》精神气质类似的故事:一对恋人在战乱中邂逅定情,约定战后再续前缘,却因为阴差阳错而失之交臂,然而命运却让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而熟视无睹。许鞍华拍摄了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倾城之恋》,周润发、缪骞人的加盟曾是当年的一大看点。继而出现了关锦鹏的《红玫瑰白玫瑰》、《阮玲玉》。关于上海的影片层出不穷,在中国内地,陈凯歌拍出了《风月》,张艺谋则拍摄了具有黑帮片色彩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个现象当然和90年代以来上海重新成为消费热点有关,对于上海的发现和重新书写其实并不是电影界独立的现象,上海以及有关上海的一切物质和空间均“浮出历史地表”,城市的相似变成人们的梦想、谈资和追求的镜像。 在掌故的泛滥中,香港电影对上海的书写似乎更加照顾到了戏剧性的考虑,黑帮情仇和小开之恋耸立起一扇浮世绘,上海的大时代、大事件和小细节在香港的望乡中却隐隐散发着乡愁的味道。但,何以香港不写老香港而写老上海,而香港又为什么对上海有乡愁? 从历史上看,两个城市有着莫大的相似:上海在1553年建城,老城墙1912年被拆除;香港(九龙寨城)于1847年建城,1941年日军占领期间被拆除。两个城市都有着双重特质的戏剧性空间,华人所居住的九龙城和兰桂坊正像上海旧城和外滩。从格局的规划上看,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泾渭分明,画地为牢;而事实上,西方文明在这里寻找东方色彩,东方文明从这里展开了现代的进程。当然,这些外在的特征遮掩不了两个城市内在的联系,上海和香港其实一衣带水,正像电影《阮玲玉》中的台词所说的一样:“风水轮流转,上海被轰炸,香港就发达”——香港今日的繁荣亦曾得力于上海。 可以说,海派文化催生了香港的中产阶层。在20世纪40年代末,从上海移居到香港的实业家带来资金、设备、技术以及与海外市场的关系,相继在航运、纺织、地产、娱乐等一系列重要行业占压倒性优势,与长期垄断香港经济的老牌英资财团竞争,在香港一度被称为“上海大亨”。这批南下移民以各种形式带入香港的资金高达五亿美金。他们的进入,令香港人口从1945年的六十万激增到50年代的二百八十万,香港取代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和“投资者的天堂”。北角是当时港岛新兴的住宅区,上海人聚居在那里,一时有“小上海”之称。当时大部分香港人祖籍广东和福建,住板壁房,一身自制的中式衫装,延续着从会馆时代带来的朴素风气;可南下的上海人则将摩登时代造就的中产生活传统带进了香港,他们衣冠鲜亮、居所整洁,在香港的中产阶层中显得更加沉着而体面。上海大亨的南下,使得“上海”作为一种生活基因融进了香港的社会生活。因此,不难理解香港看待上海时产生的认同感。将上海作为影片表现的题材,一半出于商业需要,一半恐怕出于相似带来的无意识。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这简单的历史事实,他们试图把握更深层的原因。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李欧梵就对两个城市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显赫的命名:双城记。这样的说法并非是李教授的个人发明,在现代文化史上,“双城”的故事也多次被讲述,但更多指的是“北京”和“上海”——或是在参照的视野中探讨城市文化的特性,或是在论战中还原观念的产生,但花开两朵,从城市的功能和文化的特性考虑,以“北京”对照“上海”的角度似乎并不如“香港”和“上海”贴切。 假借“双城”之名,在《上海摩登》一书的后记中,以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为引子,观照了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他将香港与上海两个城市拉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或比较,或细读,在文章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总结起来,首先他以当时浸淫在上海风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读者喜欢张爱玲提供的“香港传奇”为切人点发问,“香港的什么吸引着上海人”,在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考察了上述问题之后,李欧梵在文章中简要梳理了香港“上海化”的过程,最后,从《上海之夜》和《红玫瑰白玫瑰》、《阮玲玉》等一些关于上海的电影中引出了那个让人耳熟能详的论断:上海和香港互为“她(他)者”,老香港是“上海这个传奇大都会的可怜镜像”,而现在的上海则是“镜像的镜像——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 上海被众多学者选中作为“城市”的范本,用于考察整个中国现代进程中城市化的特性,似乎是上海耀目历史的另一种注解,因为“这种城市的模式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与中国其他大城市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历史上,上海曾经是中国唯一的“工业文明过度发达的领域”。显然,如果以大都市的标准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为西化的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中,上海不啻为都市的代名词,是罪恶的渊薮和染缸,也是不断喷射革命激情的器官。而今天,这“腐朽和颓靡的温床”却不断被回忆和美誉。出于对以往城市研究中对于“乡村”和“都会”二元对立研究模式的不满,以“上海”为蓝本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为显赫的选择。城市研究也好,矫正偏见也罢,这一切的出发点也许并不是李欧梵最重要的目的,选取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互相参照,并在这种参差之中寻找城市的内涵,寻找属于这个城市真正的声音,并且描画出属于城市的艺术——电影文本中的秘密,这或许才是他的意图。 当然,“双城”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发明,沪港两地在文化和经济上的互动与影响向来是十分显赫的话题,旧引起新,新建构旧,如此反复,以至无穷。 P13-16 序言 所谓“摩登”,众所周知、,就是英文的“现代”(Modem)。 不知当年是谁巧手翻译,又批发转贩,数十年间“声影吠和”。在中国谈摩登,离不开上海——当中国大部分的国土还包围在温暖而黑暗的乡村中时,上海已经“有物皆‘摩’,无事不‘登’”了:摩登大衣、摩登商店、摩登按摩术、摩登建筑、摩登教育,而最能体现“摩登”奥妙与魅力的,无疑还是上海的“ 摩登一族”。 “摩登一族”不仅包括当年的中产阶层,不称公司白领,而称银行小开,收入差强人意,消费丰俭由己,“多数打麻将,少数玩女人”。小开的女友或姊妹们,或迎着“社交公开”、“婚姻自主”的新潮,莺莺燕燕出入于书场茶肆、舞厅影院;或坐进偏厢房和亭子间,跟着留声机学唱咿咿呀呀的“四季调”,在杂志的封面上浏览沪上风情的变幻。“摩登”成了上海的代名词,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如此贴切地演绎这个词所代表的全部意义,乃至在半个世纪之后,“摩登上海”所焕发的回光,竟然再次让所有中国人成群结队,照本宣科,全盘信托,不追究所以然。 上海像半个世纪前一样摩登。这一次,“摩登”也有了新的内容,不完全是海派的机智、狡黠和市民气息,更多的中国人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审视或迎合着上海摩登的“重现”:文字的勾勒、影像来捕捉。王安忆的《长恨歌》、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是它的小照;而《像雾像雨又像风》、《花样年华》,在《子夜》这样的长篇巨著之外,展开了资本家、投机者和产业工人的情爱画廊…… 但普通生活和平凡情爱似乎并不是上海的全部,这个城市谜一样的身世和处境被一位中国内地的年轻导演安排在一个有些诡异的故事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苏州河》。跟着娄烨的镜头,漫游在苏州河——一条“沉淀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往事、传说和所有的垃圾”的河,怀旧和工业勾兑的影像时而模糊温情,时而凶狠凌厉。它明目张胆地讲述着一个荒谬的故事:来自洁净深海的美人鱼落户在上海的苏州河,而她的前身隐隐约约似乎就是上海华洋杂交气质的女孩,她穿着时髦,时而躲进亭子间,时而出入上海的酒吧,时而穿着海派的学生装、扎起朝天辫,时而却在幽暗的酒吧巨型鱼缸里扮演她自己。而这个故事也在上海灰蒙蒙的天气里忽明忽暗地展开。杀手、酒吧表演、走私的带野牛草的伏特加,说不清这里是过去的冒险家乐园还是上海更新后的欲望地图。 这个城市在人们眼里成了暖昧、不确定的代名词。上海,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永远的别处。 当然,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别处——一次幼年的旅行,让我对这个别处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次乘船,在幽暗闷热的船舱里,我和父亲夹杂在一些乘客中间观看《小花》,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完全为影片所吸引,相反,观影的过程显得焦灼和沉闷。我和父亲,还有这些三等舱甚至四等舱的乘客花钱买票的目的并不光是看电影,而是因为在这深夜的航行会经过香港——香港在对岸。果然,就在电影最精彩的当口——小花跪在山路上抬伤员的桥段也吸引不了那一双双朝着窗口眺望的眼睛,不知道是谁忽然发出了类似欢呼的声音:“香港到了!”顿时,狭小的窗口拥满了人。我在人群中朝外望去,对岸的香港灯火辉煌,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楼和建筑威猛地矗立在岸边不远的地方。那时候的我并不明白人们为何如此兴奋,直到我长大后才明白,原来这两个别处,是中国的“都会”。 但就大约五十年前,香港却不能引起中国人如此之大的兴趣。一篇吴祖光在1995年所写的《从上海到香港》的文章,不仅勾勒了他从上海远赴香港两年的工作经历,也透露了1946年香港在内地人心目中绝大反差的形象。吴祖光这样描述奔赴香港前的心情: 四十年代以前,论中国现代化的大城市首先要数上海。譬如香港、天津……都有“小上海”之称号,而当时的香港居民把从内地来港的人一律称之为“上海人”,可见上海的名声和威力。而去香港的人并不是今天一样那么被人羡慕。 除了生活安定、治安有序、物价便宜,吴祖光对香港没有更多的溢美之词,然而另外两位“共和国作家”航鹰和晋秋却对香港表示了更大的激情,在《衣食住行在香港》这篇二人合写的见闻录中,香港生活中的消费细节被一再地玩味。初到香港,他们显示的讶异与我幼年时的同船人并无二致: 在这座不算很大的城市里,到处是广告的海洋。从地面到楼顶,各式各样的广告招牌、霓虹灯呈立体交叉状态,直到深夜仍然是灯火辉煌。作为东方“不夜城”,果然名不虚传,加连威道、弥敦道、湾仔、旺角等等商业区夜晚灯火的亮度不亚于白天。 马上,香港式的热情服务便让考察一行“受宠若惊”,乃至在去饭店用餐的时候竟产生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忐忑与好奇: 朋友和我们一起五个人在君悦大酒店喝过几次咖啡,接我们的宝马车刚驰到酒店门口,侍应生就已经走到车前,拉开车门,待我们下了车,接过车钥匙把车开走,这叫代客存车。你只管往里走,不必担心丢了车,这些工作都是专职的,侍者要是把客人的车搞个张冠李戴,非让老板炒了鱿鱼不可。下车后但见外面花坛、草坪、喷泉,好生气派。酒店建筑为中世纪欧洲风格,石刻浮雕庄重典雅。拾级而上。旱有两个洋打扮的小伙子拉开两扇一寸来厚、三米多高的玻璃大门。两个小伙子身体成反弓形拉着。我们一反常态,下意识地挺直了腰。俯身上台阶这是在家里的习·赁,在这里就要掉价了,总不能让人家把大陆客当成大观园里的刘姥姥不是。就让人家小伙子拉着这么沉重的大门,于心不忍,加快步伐又怕“丢份儿”,这个劲儿还真不好拿。 繁华的刺痛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兴奋之余,自尊也让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金钱社会,上帝的级别由腰的粗细而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港人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震惊了,超市中的商品陈列、城市的基础设施、医疗制度,连楼宇的安保都让他们啧啧称奇,在对餐厅巨细无遗的描写中也处处透露出对比和羡慕: 进得门来,但见内部装饰极为豪华,高高低低九曲十八转,总算在一处面海的落地窗前就了座。平均起来,一个桌子占地不下四五十平方米。黄皮肤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应有尽有。隔不远就有一位侍者恭立,眼睛像摄像机一样来回扫射。一般说来,烟碟里的烟头超过三个就要给你换上一个干净的。饮茶或咖啡时间长了,难免内急,到卫生间方便方便,里面也有专人恭候。卫生间里绝无异味,同样是纤尘不染,洗手时按下一个钮SOAP是洗浴液,再按一个钮是净水,洗毕,侍者送上卫生纸巾,擦一擦再用烘干机烘干双手,这一切都结束当然不能忘了付小费,港币十元即可,不过在大陆这差不多又是一顿的饭费,在这里小小方便一下就方便进去了。待到东道主结账时,这几小壶咖啡、茶水、一小盘甜点,每次都要花去近千元港币,真叫人倒吸一口凉气。 事隔五十年,上海的传奇被香港取代,城市带来的欢快体验让一代作家同时产生了艳羡和矜持。到2007年,我们忘记了这种复杂的心态,生活的环境和那时的香港越来越像,那是因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可与多年前一样,都会却仍然只有上海和香港,甚至连北京,也因为故都的矜持和广大,缺少都会的激杂。上海和香港有相似的表象,极端物质化的生活滋养出的一种关于物质本身的文明,狭窄但却四通八达的街道,开车勇猛的出租车司机,港口,各种肤色的人种,购物的人流,发达的制度和对制度崇敬并且践行的公民,当然,还有一种我们从未看到却时有耳闻的边缘逻辑:黑社会——一切使我明白,让那艘夜航船上的旅客欢呼的是都会,是过度的城市化,是一种真正的城市生活经验。 有趣的是,那一年是中英签署联合声明确认香港回归的1984年,那次旅行之后,我开始上小学。而1997年,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香港回到了中国的怀抱。九七之后的香港,渐渐成为中国内地旅游的热点,“自由行”挽救了海洋公园,人民币的兑换窗口点缀在香港大大小小的街道,它依然繁华,甚至依然华丽,过去的禁区就像今天的博物馆,陈列着殖民时代的遗迹。香港从“别处”走下了神坛,游过了上海,香港就成了经验的镜像,不去似乎也不行。 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这似乎成了两个城市关系崭新的开端,两个城市依然在花开两朵,双龙吐艳,它们曾经相似,并且依然相似。 漫游在两个城市,一个游客必须像一个感伤的考古者,呼吸着海风,摸索着摩登的味道,一切无关风月,而欲望的新都早就向全世界敞开了怀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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