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黄峥多年来同王光美进行了多次系统而有条理的访谈，并细心地将每次访谈内容仔细整理下来。全书共33万多字，70幅照片，内容不仅涉及党和国家多个重大事件的真相揭露，更有关于当年党内高层人士家庭生活的生动叙述，其中许多内情和照片都是首次披露。

在这部书里，王光美第一次全面地谈及诸多往事，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节一一浮出水面。她怎么会同刘少奇相识相恋到结婚？她伴随刘少奇经历了哪些峥嵘岁月、风雨路程？众说纷纭的所谓“桃园经验”、“智擒王光美”等等真相如何？……本书可供想了解刘少奇王光美这对红色夫妻的读者阅读。

王光美这个名字，同她的丈夫、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国外也广为人知。她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学生时崇拜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可她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她是怎样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人的？她怎么会同刘少奇相识相恋到结婚？她伴随刘少奇经历了哪些峥嵘岁月、风雨路程？众说纷纭的所谓“桃园经验”、“智擒王光美”等等真相如何？“文革”中她经受了什么样的不堪遭遇？王光美本人为您一一道来。

序言/彭珮云

我和少奇共同生活近二十年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

少奇要我跟他走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难忘的结婚“仪式”

我学习当少奇的秘书

从西柏坡到香山

少奇第一次上我家

陪少奇去天津视察

在天津的二十八天

关于“四面八方”政策

女儿平平出生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

允斌、爱琴从苏联回国

开国之初

捷克大使夫人送的花瓶

1951年冬去南方休假

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

我第一次去苏联

少奇没能参加悼念斯大林活动

所谓“擅自发出文件”问题

关于高饶事件

少奇当选全国人大首任委员长

中共八大前后

少奇1956年访问苏联

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毕业生

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1959年庐山会议

在海南岛读《政治经济学》

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

江中遭遇龙卷风

少奇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

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

借宿王家湾猪场

参观韶山毛泽东主席旧居

在天华大队十八天

少奇四十年后重回故乡

再见家乡父老乡亲

祭扫母亲和看望姐姐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东北林区调查

七千人大会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关于“包产到户”

1962年北戴河会议

出访东南亚之前江青约我谈话

宋庆龄和我们一家的友谊

访问印度尼西亚

访问缅甸

访问柬埔寨

少奇和胡志明的友谊

从西楼搬家到福禄居

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

“四清”运动开始了

少奇要我下基层

我到桃园大队参加“四清”

关于“桃园经验”

制订《二十三条》前后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

访问巴基斯坦

《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围绕工作组的争论

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不堪回首的岁月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得到人民信任是最大幸福

附录：

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王光美

王光美年表

王光美：继光超之后，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光和参加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我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就是地下党组织让她给我捎的信。光和是学医的，建国后曾任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光平也是学医的，先是上的北大护士学校，后来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张家口军医学校，学输血专业，接着又进了白求恩大学医学系。建国后光平曾任天津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党委书记。

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我前面是6个哥哥，所以小时候都叫我小妹。后来在我之后又有了4个妹妹，我就变成大姐了。

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我的奶妈叫王妈，是通县农村的，闲下来经常给我讲她老家的事。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事。我小学上的是北师大二附小，就是现在的第二实验小学。上小学时我很听话，学习也比较好，常受表扬。我记得第一次受表扬，是说我穿衣服干净整齐。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男附中本来都是招的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当时师大有男附中、女附中，女附中在旧刑部街，男附中在和平门外，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教学质量高。我自己觉得学习成绩比较好，就特意去考这个男附中的女生班，结果还真考上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在学校里我很好强，学习很用功，晚上做作业经常要到深夜。当时我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

我同班的同学中有黄甘英同志。建国后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还有叶群，也和我同班，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在哈尔滨。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

1937年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和平门是真正的城门，事变后城门关闭，我就上不了学了。我四哥王光杰读清华大学，也上不了学了。他就在家里装收音机，收听、记录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对华广播，为地下党组织作抗日宣传用。我在家没事，就帮他做些绕线圈和抄抄写写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光杰调去天津，我转到城里离我家不远的志成中学继续上学，就是现在的第三十五中学。我觉得志成中学不如师大附中，就跳了一级，直接上高二。我哥哥光英在高三。我在志成中学上了一年半，赶上全市中学生数理化会考。会考结果一公布，发现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三个学生都姓王，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所谓“数学三王”，就是从这儿来的。

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是天主教会学校，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上的是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光学专业。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在辅仁大学那几年，学习还是相当辛苦的。我没有住校，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夏天胳膊被太阳晒得脱皮。辅仁大学有不少外籍教师，理科有几门课程用英语上课。我考大学时英语成绩不好，很受刺激，所以在大学里学英语就下了功夫了。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也是德国人，叫欧斯特，是物理系主任。还有一个经常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严池，五六十岁，是理学院的院长。那时研究生没几个人，有时老师上课就我一个学生。那个严池对工作很敬业。有时我上课迟到了，见教室里一个学生也没有，可严池照样在黑板上写提纲，写得满满的。他相信我会来。我进去后就悄悄坐下来听。那时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还是这位严池，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

我在辅仁大学上研究生不久，就同时当了助教。原子物理专家邓昌黎同志是辅仁大学学生，比我晚几届。他在物理系读本科时，我已经是助教，所以我还辅导过他。

        P10-P12

    序言

     彭珮云

王光美同志是我熟悉和敬重的老同志、老大姐。记得1995年初，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发起成立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幸福工程”，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而又热心公益事业的同志出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我推荐光美同志。当时光美同志是全国政协常委，年逾古稀。“幸福工程”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启动时一无所有，困难重重。我给光美同志写信，向她说明情况，征询意见。信送出后没几天，光美同志就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她很高兴应邀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救助贫困母亲当一名“义务打工者”，做一点实事，并谈了她对开展这项工作的想法。我听了十分高兴，深为她热心公益事业的高尚精神所感动。

光美同志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后，领导制订了这一工程的工作方针、任务和运作模式，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幸福工程”，还亲自到边远贫困地区考察“幸福工程”的进展情况，慰问贫困母亲。她以一个母亲的名义，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为贫困母亲献出爱心。尤其令人感到的是，为了给“幸福工程”筹集资金，她将她的母亲董洁如老夫人留给她的古瓷器、象牙笔筒等六件文物拍卖，所得50多万元全部捐赠给了“幸福工程”。在光美同志这一义举的带动下，许多海内外人士慷慨解囊，纷纷向“幸福工程”捐款捐物，为初创时期的“幸福工程”奠定了物质基础。

2005年是“幸福工程”成立10周年。在这10年中，光美同志为“幸福工程”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幸福工程”成为一个民心工程。我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困母亲会永远记住光美同志的。

光美同志年长我8岁。1945年6月，她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就同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1946年2月经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等同志选调，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1946年11月离开北平到革命圣地延安。她年轻时的经历同我有相似之处。我们都从一个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光美同志1948年8月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结婚后，长期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默默无闻地协助少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十分尊敬的少奇同志被残酷迫害致死。光美同志也受到诬谄，身陷囹圄12年。难能可贵的是，光美同志始终坚定地维护少奇同志，对党的信念矢志不渝。她说，我的耳边经常响起少奇同志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光美同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这一伟大事业，不仅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勤奋工作，而且活跃在党和国家的许多公务活动中，以她的声望和智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尽心竭力。

近年来，我和光美同志在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中常有机会见面交谈。无论是在我负责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时，还是在我担任全国妇联主席期间，光美同志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我一直从心里十分感激她。

中央文献出版社要出版光美同志的著作《我和少奇》和《王光美访谈录》两书，要我作一篇序言。借此机会，我写了上面一些话，以表达我对光美同志的敬意和谢意。

       2005年9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