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九六年，丽江古城六百一十三岁。古城石桥流水，小院人家，水轩窗棂下赋诗作画，天井竹梅间抚琴吹笛，一幅空谷飘逸又不脱世俗的泛黄的小城画卷。这年的二月三日夜晚；突然袭来的七级大地震使古城三分之一的建筑倒塌，三百多人丧身。这幅六百年历史，雪山下悠闲市井的小巧画卷被撕破了。世外的古城也成为往事……这次地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接受了国际赈灾援助，正因为如此，丽江一下子在世界范围内有了知名度。地震震出了丽江的名气！于是，回首当年，面对废墟，让人便有了更加意昧深长的思考……

文图作者二人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台湾《中时晚报》发表《南柯南巴葱的婚礼》一文，被年轻读者传抄，引起一时的哄动之后，至今的十五六年间，二人如影随形，时而下人间地狱金三角，时而上世间净土藏地，一个操文，一个摄影，出版《女人也闯全三角》、《朝拜梅里雪山》、《圣地游戏》等书籍。

开篇的话：闲对废墟

地波上的摇篮

掀开草席

纳西人家的汉字门联

家

废墟上的白色印象

人与山

门户之见

年夜三人行

回忆周家小合院

七一街市井

上下黄山街

燕子

古城古曲

在伤心处欢跳

有另类故事的虎跳侠峡

上白地

东巴圣地

跋：为了受难且纯净的时光

老人的儿子说，奶奶到街上烤太阳去了。

老人的儿媳说，奶奶上街烤太阳跟人说闲话去了。

老人的孙子说，奶奶在门外哩。

无形中，我和金武喜欢抽空跑来小坐，叫声奶奶，或者听上面那样的回答，感觉十分古老温馨——古城老人们在街边河畔的石板路上悠然踱步、低声细语的画面已映现在奶奶安详的身影上。

大地震那晚，奶奶因地动天摇而摔倒在地擦破点皮，一家人安然无恙，所以大年三十我们得与奶奶一家同吃年饭。地震后周家没有搭防震棚，一家祖孙三代投奔居住在北门的亲戚家。北门是山坡，地点宽敞，亲戚家的防震棚搭得很大。年饭没有在棚子里吃，依然进到墙体震裂受轻伤的家里过年。记得小小天井里的地上铺了层绿松毛，过年的人有二十多个，小孩们同奶奶在松毛地上笑闹，奶奶的三儿子和其他几个男人在堂屋前的屋檐下坐着抽烟说话，女人们(包括少女)全部下厨做饭，在厨房和天井间忙进忙出，躲地震使得几家人走拢了一块过年，反倒使年味更加其乐融融。

北门坡上的这顿年饭难忘，感触颇深的是入席前的拜礼仪式。我不懂祭祀内容和仪式的每个过程，其中有几项还是看清楚了的，比如奶奶的三儿子虽然是携母带妻儿投奔来的客，但年饭的家庭祭祀由他司仪掌管，奶奶仍是众人中最长者等等。大家把春联贴完，奶奶端一碗清水米饭，儿子点燃一把黄香，把母亲扶出大门下石阶来，在地上插上香，一只手接过老母手中的水饭，另一只手用手指在碗里蘸水，向空中弹三下，接着边喃喃独语，边弯腰行拜。我猜测是简单的祭天祭祖，请先人来用第一口年饭，闻第一炷年香。

儿子把老母搀回大门，穿过天井，直接登石阶上到堂屋门口的正中央，那里单独安好一把靠椅。儿子双手把老母扶坐进椅子，顺势在老人膝前跪下，往青石板地上咚咚咚磕三个响头。这时，族人男女们已按长幼辈分之秩，一个个次第上前给奶奶磕头。我立在天井中，仰视每一位后辈走到老人脚前跪下，一叩头，二叩头，三叩头，毫不马虎。按常规，长辈受了晚辈拜年后要给压岁钱，但此番未给，这可能是地震的特殊原因。老人正襟端坐，十分安然，爬满皱褶的脸庞百般慈爱，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全神贯注着每一个跪在膝前的晚辈。我望着这幅中国人过年的孝礼图，心上闪过一念：自己要不要跟着去给这位四世同堂、儿孙绕膝、享受天伦的老人磕头，让老人也用她慈爱的目光抚遍我的身心，得到祝福?我没有动，也就失去了一次连大地震都不能伤及的古城老人的祝福(奶奶于大地震后七年在自家小院里善终，寿九十三，古城这样的老者很多)。地震预报年卅夜有强余震，这个年过得真是过年关一般，人人心存有畏，不知老天要发怎样的年关之威?所以人们天黑前把该做的事尽量做掉。我也没有心思(还没有习惯)去求老人祝福。如今的世道已不兴讲古老的传统习俗，晚辈向长辈请安磕头之类的礼仪只在艺术作品里看得着了，因而亲眼见古城人在灾难之中还保持过年向最长者磕头行礼，仿佛回到过去，很是羡慕——华夏大地上失去了的孔子礼乐在这偏远的雪山下的古城还时兴着!

本来老人坐椅的位置应该是堂屋里的正中地，但在地震时期那地点危险，所以不在防震棚里而是进院子、借高台上的位置行年节礼，已是冒险。不过这简单一幕，倒让我悟到一个词：高堂。P47-49

2005年深秋，正当我即将返回丽江部署“丽江‘2·3’大地震十用年纪念晚会”组织工作前的一天，我有幸从民族出版社编辑罗焰(这是我的一位故友)手中接过一份重大责任——为黄豆米、何金武撰写的《丽江废墟上的记忆》写序。

这部血染的记忆，使我的思绪回到十年前那场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今大的丽江已建起与全国乃至全球的良好通讯网络，而在当初，没有手机可以玩弄于股掌，没有电话普及于城镇乡间，更没有互联网纵横交错……当我惊愕地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获知丽江发生强烈地震的噩耗时，这场灾难已经发生了四天。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天亡我族乎?那时，我及我的民族完全没有承受这一巨大创伤的心理准备。从日本回到北仅仅数日的我，头脑中充斥的一切都是用平假名、片假名与汉字铸成的学术概念。而且，那时的丽江太过于贫困，政府与民众都缺乏抗拒这场灭顶之灾的物质力量。  当晚，我所做的惟一一件工作是：立即赶往电报大楼给当时的丽江行署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发玄慰问电，并表达自己誓与家乡重建共命运的决心。翌口，我骑上自行车奔走于在京同乡之间，发起捐助家乡人民抗震救灾的义举。在捐款仪式上，我至尽忘不了习玉树老人那悲痛欲绝的恸哭，我也忘不了喜饶朗达、李琦、杨一星、杨廷全、李近春、和致经、牛存义、牛存信、王张裔等长者的慷慨陈辞，更忘不了彭建华、张春和、和云峰、李润莲、孙少兰、易围刚、赵琦、车文龙、王福林等先生与我一起共担责任、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大情大义。最后委托彭建华先生分别寄往丽江与迪庆灾区的18000元款项虽微不足道，它却凝聚着在京游子对故土的爱心与赤诚，寄托着纳西儿女对民族兴盛的殷殷厚望。弹指之问，丽江离开那场需梦已经十个年头。灾难，它曾令丽江山崩地裂、人亡歌息，也检证了丽江人民的心智、灵肉、精神、力量，它更激活想像、升华生命，使纳西民族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而笑傲大地间，创造了震后重建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是的，那场巨大的灾难曾向丽江人民施发淫威、挑战极限，却也使丽江涅磐，重塑了丽江精神，创造了丽江速度，铸就了丽江模式。英雄的纳西人民因它赢得了那次考验，美丽的土地缘此饮誉天涯与海角，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家园。

仅让我们回顾这3650天所发生的文化盛事吧!丽江在20世纪的最后记录无疑是：第一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成功举行，第一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国际纳西学学会庄严成立，丽江古城被联合同评定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出版。而丽江在21世纪的钟声中迎接的最早成果则无疑是：以丽江为中心的三江并流区获得世界自然遗产桂冠，东巴经典摘取世界记忆遗产的明珠，第二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丽江古城与日本高山市结成友好城市，东巴博物馆与加拿大夏洛特皇后岛博物馆喜结良缘，玉龙山与瑞士阿尔卑斯山马特洪峰成为姐妹山峰，束河古镇被评为中国最适合人届的边城，《白沙细乐》进入前批中国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英国爱丁堡植物分园落户丽江，云南大学旅游学院丽江分院正式挂牌，丽江教育学院步入正规化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十年的时问里，丽江自汉设遂久县、唐置三甸总管府、元建丽江路、明立丽江府、民国定丽江专区、解放后成立丽江行政专员公署之后，终于于2003年撤地建市，迎来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更好地融入祖国大家庭并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新时代。

丽江的进步当然是靠丽江各族人民的勤劳、智慧、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取得的。但是，它也离不开各国、各界、各民族朋友的悉心关怀。在这些朋友中，有法国传教士巴克，有俄同作家顾彼得，有英国小说家希尔顿、有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有德国东方学家雅纳特，有日本学者山田胜美、西田龙雄、敏弘、佐野贤治，有我国学者陶云逵、张琨、李霖灿、董卓宾、有我国作家冯牧、白桦、彭荆风、冯骥才、盖明生、王大卫、景谊、耿华，于今又走出了一对夫妻作家黄豆米、何金武。他们或是将纳西族灿烂的文化艺术介绍于全球，或是深刻揭示纳西文化的内涵与梢神，或是讴歌丽江美丽的自然与风情，或是倾力推动丽江的发展进步，或是培养丽江各民族的众多英才，缺少了他们的关爱、传扬，丽江被外界所知晓、认可、拥抱将异常艰难，纳西民族的兴旺、繁荣将更加坎坷。

患难识朋友。像黄豆米、何金武这样与丽江人民亲历了“2·3”大地震，并见证了震后十年间丽江成长全过程的朋友，我们将永志不忘。用碧血凝成的《丽江废墟上的记忆》一书是他们悉心观察纳西族生产、生活、风俗、文化的结晶，也是他们热爱丽江、热爱火自然、热爱人类的尽情倾诉。我在他们的作品背后所读到的是他们的爱心、他们对丽江纳古文化的尊重。我从他们的行为中所感悟到的是：在真情面前，人类可以跨越一切。

走进丽江吧，从周家小四合院的门户触摸纳西人的尊严；从白地东巴经典的奥义中寻找纳西族迅速从废墟中站起的精神力量；从木府的恢宏里感受开放、儒雅的心态与气质；从古城人家的门联里解读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本真……

热爱丽江吧，在悠悠的古乐声中享受纯净的时光；在没有围墙的城池看燕子的飞翔；受难也是福；无言时兴歌，伤心处跳舞；生死寻常事，天地止气高。

——这，便足《丽江废墟上的记忆》给我们提供的启示与记忆。

鉴于这部著作与我所策划的《丽江涅檗》在精神、品格上息息相通，我愿为它作序也就顺理成章。我想《丽江废墟上的记忆》与《丽江涅檗》应视作黄豆米、何金武与我共同为丽江“2·3”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所奉献的最好礼物：

愿三百多位长眠大地的死者安息，

愿丽江不断更新自己、发展自己，

愿纳西文化传承永续、薪火不断。

记忆阿，你将永远不会忘却!

200年11月3日夜

于中央党校116号508室

我们在十几年间无数次到丽江古城，与它结下不解之缘的机会应该很多，实际上极少，在它好好的时候，也没留下多少记忆，反而是一场大地震使我们与占城、与纳西人结下了终身不解的特殊情结。尽管如此，也没有想到要尽早写一本书来纪录它。时间忽倏一过，现在已经十年，不料却来了念头，想回忆，想纪念，多少事都淡去，丽江地震那段往事反而鲜明起来。我把这一冲动的缘由同民族出版社编辑罗焰交谈，得到她的认同，她说应该写了。

是什么触动了我十年前的记忆?简单说是丽江在短短几年问一跃成为世界旅游胜地的这一巨变，如今来的游人怎么都想象不出大地震时它变成废墟的样子。写作后期，我把我写的内容告知丽江的几位朋友，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家一听我讲，无不欢欣，都说现在回首才明白那是一段怎样的时光?那是受难且纯净的时光啊。十年时间的沉淀过滤，患难过来的人有了这样的共鸣——尘埃落定后，人们见到了那个时候对今天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外米人，我们在那三十八天里，亲身感受到劫难对众人心灵的洗礼，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特别的感动，金武把这些都写进了每天一至两篇在《工人日报》见报的新闻通讯里。大地震后的重建口新月异，无论是古城、新城还是丽江的其他旅游地，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顶峰，而伴随着的是世事沧桑，网头去思考，一座活生生的城市每一刻都在变，在变幻，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中，相对耐久、相对永恒的是什么呢?大地震是我对丽江古城和纳西人难得的一次深刻体验的机会，从这里去梳理，才不至于被“变”弄糊涂，得已把握住本质上特有的被现实生活一时掩盖着的东西。

灾区的生活走上正规时我们离开丽江，忘不了那天晴空朗朗、春光明媚，驱车上到一个松树林垭口，我们下车最后望一眼受难中的玉龙雪山，心不舍：来的人该走的都走了，我们也走了，留下当地人和他们的苦日子，……那个时候，灾难把人心洗涤得很干净，我们离开丽江的下一站是同样为地震灾区的中甸县(即香格里拉)，那里正下大雪，海拔比丽江高一千米，临行前丽江地委为我们二人饯行，特地送了几支丽江人参，让我们上路就口含，以补充氧分。这一幕，如今回忆起来仍像当初一样感动。继后的两年里，中共丽江地委、丽江地区行署给我们两人颁发了1996年度和1997年度“丽江地区对外宣传优秀作品特别奖”。奖牌上“特别奖”三个字下面有纳西象形文字，很是好看，忍不住抄录于此：

对我们而言，这两块灾区给予的奖牌，比其他更高的奖项都珍贵——人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患难与共。经过几年物是人非的变化，我们更加怀念那时与我们俩朝夕相处的丽江工会办事处(现改为丽江市总工会)全体成员，在此记下他(她)们的名字，以示不忘：朱桂兴、屈春亮、赵黎平、赵菊泉、杨镜、和福辉、和良民、胡学军、王华。没有他(她)们在工作生活上一点一滴的支持配合，我们两人在灾区绝对支持不了三十八天之久。现在这些人调走的走了，退休的退了，留下的仅一二人，我们虽然同他(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失去联系，可是对大家的感谢之情，不随人散、不因不见面而有所减弱，以下几人需特地多提一笔：

朱桂兴和她一家人是我们观察纳西古城的主要对象，正文中多次提及，此处略过。

屈春亮开朗乐观，他常常及时地在我们工作得十分疲劳之际把我们逗乐，让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因采写累得几乎倒下时，他想办法让我们放松，比如硬把我们带上玉龙雪山采访什么地震雪崩，实际是来一下大自然疗法，让我们在美丽的春雪和雪雾中的云杉林里面呼吸，换心境，实在是个有心人。

赵黎平与我们形影不离，工作上的联系安排、生活小事几乎完全靠着他。他家小院门口有块巴掌大的菜地，支了一顶防震棚，空余的地方还长有点小青菜，我们到灾区三四天吃不上一顿蔬菜，肚子很难受，渴望有点叶绿素。他知道后，把地里的青菜一棵不剩地拔了煮给我俩吃，那个时候他家里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妻子和小女，都一样缺乏绿菜。如今彼此往来极少，几年不通个电话，但是与人闲谈中一提及他的名字，总要对防震棚边那几棵小青菜感慨一番。

我们都是些平凡人，为别人力所能及的皆为小事。我到灾区时带去的那一伏尔加小车的副食品和蔬菜，也一直让身边的这些人念念不忘，朱桂兴写长信给金武的报社，还言及此事，这封信寄到报社的当月，《记者通讯》就刊登了。我拿这点鸡毛蒜皮的事来讲，为的是在此提及一下与此书写作过程有关的一件小事。这本书刚开始写，母亲在病中，老父又病重了，书写到这里，老人已是病危前夕，一天，我在医院里父亲病榻前坐着，父亲问我在写什么?我回答了。老父又问是什么时候的地震?我说就是你到菜市场采购了一上午的蔬菜，非要我捎带去丽江灾区的那一次。“没有。”老父说。他的忘却更让我回忆起我赴丽江头一天的那个寒冬的早晨，老父一个人从菜市场提菜回家往返了几转，双手冻得发紫。当时我根本不想带这些东西去丽江的，老父说蔬菜对人要紧，硬让我放进小车后座位上不可，几袋子蔬菜塞到了车顶篷。到丽江，东西全分给了办事处的人。就是有苦难的时候普通人之间的相濡以沫，事很小很小，过后就忘。可惜环境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少享受到这样细微无声的滋润。

借此机会感谢在那些危险而艰苦的日子里给予我们工作紧密配合的丽江地委宣传部、丽江县文化局、丽江地区邮电局。还要记下一笔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云南省总工会到灾区慰问时，把我和金武两人也当作灾民，要发给2200元慰问金，我们以自己是来支援灾区为由坚决不要，但就这一关爱行动的本身，已是支撑我们在灾区呆三十几天的精神力量之一。

对于我个人而言，要感谢《工人日报》当时的副总编孟东明先生，那个时候尽管金武的右手臂患严重的肩周炎，如果没有他颇具远见的建议，即让我一方面是去做金武的“右手”，一方面不要错过做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并催促我很快动身去灾区，我不会去的，因为灾区的苦和危险使人畏惧。当孟副总编从北京两次打来电话，果断进言之后，我在大地震第三天凌晨才出发，这就是此书的由来。所以我能有这段难得的经历并变成一本书，致谢的第一个是孟东明先生。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北京是我们的支柱：《工人日报》一版编辑范瑞先和杨军每天深夜等待着金武从邮电发去的传真稿，三十八天下来，大家结成兄弟；为鼓舞士气，报社发来了慰问信，十年来人海沉浮，翻出此信一读，倍觉收藏着的是一个时代的激情。

此书写作中要学习东巴象形文字，阅读用象形文字写的东巴经书，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宗教学研究生导师的李国文先生，他一笔一画的教给我东巴字，并用东巴象形文字书写了本书的书名。

最后，感谢民族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罗焰，是他们使我得以把丽江大地震的体验写记下来，为后世存下当时的一些情形，留点谈兴。是为跋。

2005年3月黄豆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