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从近代中国科学文化的构建历程和中外科学文化交融的浓厚而广阔的大的科学文化背景中,探讨了中国科学社的地位、影响、内部结构和文化选择。全书在介绍过程中，注重结合中国科学社的学术活动，尤其是深入探讨了和现代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关系，使学术文化团体的研究建立在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当中，提升了学术浓度。

“科学”是个外来词。远在鸦片战争时期，英语的“science”(科学)一词已经传入中国，被音译为“赛因斯”，较多的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洋务运动时期，又将西方的自然科学学科统称为“格致学”，“赛因斯”一词的流行因此就受到了限制，流传不广。到了20世纪初，随着留日学生的猛增，日本人所翻译英文的“science”一词，即“科学”，很快就由留日生引进到了中国，于是科学代替了“赛因斯”，被中国人广泛应用，含义也较过去更广泛而赋予了更多的哲理性和社会性。到了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科学和民主变成了中国人为改造中国和刻意追求的两面大旗，几乎为全体国民所信奉和尊崇。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科学万能论”由于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了一些思想家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波及到了中国。不少很有影响的有识之士如张君劢等人也对科学“发难”，就科学里的许多问题提出了值得深思的新看法，被学界称之为“玄学派”。而坚持原来西方式的科学理念的丁文江等颇有成就和社会地位的学者，则不同意张君劢等人的看法，予以批驳。于是展开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后来的结局似乎是科学派战胜了玄学派。但这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从学理上讲，双方谁也没有彻底说服了谁。在一般情况下，学术上的是非不是短时间能分清的，有时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分出来个是非对错。就说科学问题，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如“情感”、“意念”、“梦幻”、“人生”、“信仰”等，是很难用科学来机械地加以阐释的，将科学绝对化、宗教化是绝对不可取和根本行不通的。不过，我们被一般社会大众所理解的广义的科学，以及社会上所赋予科学的一般内涵，如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等，则是永远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20世纪20年代的这场论战的巨大意义，在于大大普及了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此后，科学的理念和科学的追求，渐渐变成了中国人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一直到今天。

在近百年普及科学知识和构筑科学精神的进程中，留学生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留美生成绩卓著。而留美生当中，又以中国科学社出力最多。留美生到达美国后，特别佩服美国以科学立国的国家精神。和中国相比，他们觉得“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见《科学》月刊创刊号)在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下，许多留美生千方百计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播欧美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1914年夏，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赵元任、杨铨等人在一起闲谈，觉得应该成立一个社团，致力于向国内介绍和传播世界科学，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养。于是经过紧张的筹备，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编辑出版《科学》杂志，每月一期。《科学》月刊从1915年出版发行，一直坚持到了1960年，是近代中国最具权威的自然科学杂志。而中国科学社从1918年迁回国内后，直到1960年才解散，是百年中国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广、贡献最大的一个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在创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中最突出的成就，一是大量介绍现代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推进了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普及了科学知识和科学意识；二是培养了一批现代科学研究人才，涌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科学家，中国老一辈的科学家十之八九都和中国科学社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三是建立了一套现代科学研究组织和实际运作的合理机制，创建了一个极具活力的学术研究平台，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四是促进了中国科学研究走向世界，加强了中外学术交流和学术合作。总之，阐述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国科学社举足轻重。范铁权同志选择中国科学社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毫无疑问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范铁权同志2000年由河北大学考入南开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尤其能抵挡住浮躁的社会不良习气的干扰，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去做学问。他仔细翻阅了中国科学社所办的所有杂志，查阅了和中国科学社有关的所有资料，还对有关的关键人物的生平、思想、学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就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以论文的形式做了有理有据的解析，提出了不少非常有见解的新观点。在长期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从总体上看，范铁权同志的这篇博士论文是相当成功的一部力作。其中最突出的优点：一是超越就中国科学社来论科学社的狭小范围，从近代中国科学文化的构建历程和中外科学文化交融的深厚而广阔的大的科学文化背景中，去探讨中国科学社的地位、影响、内部结构和文化选择，使中国科学社的研究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二是结合中国科学社的学术活动，注重了从学术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科学社与现代学术的关系，尤其是深入探讨和现代自然科学学科发展的关系，使学术文化团体的研究建立在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当中，自然提升了学术深度；三是将中国科学社紧紧地放在中国留学史的总体框架当中，从中国留学生的发展历程和思想追求的大范围当中，来考察留学生在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中的所作所为，既深化了中国留学史的研究，又突出了中国科学社的自身特色。概而言之，这篇博士论文能够“走出”中国科学社，又“回归”中国科学社；不仅避免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而且可以置身“山中”，挖掘出深藏其中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应该说，在范铁权同志的学术生涯中，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很好的起点。作为他的指导老师，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他在此基础上能够有所前进，有所进步，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

                    李喜所

          2005年5月20日于南开大学书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