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凸凹不平，污秽肮脏，且臭气熏天。街道上总是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最近，城市中才有了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然而，一旦骚乱发生，这些警察的作用却从未得到体现。清末民初那段充满创伤的日子里，在中国的大地上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清末民初那段充满创伤的日子里，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的祖辈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经历着怎样的动乱与变化?保持着怎样的文化传统和陈规陋习?都市、乡村及社会各阶层具体状况如何?

本书作者以一个外国人独有的视角和眼光审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并以生动的语言记录下他的观感和惊奇。本书保留了大量的老照片，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并不久远却满目沧桑的岁月。本书也许是不全面的，却是真实的。

第一章 纵观中国/1

第二章 中国的国民体质/23

第三章 中国的民族精神/39

第四章 为求生存而斗争/55

第五章 中国的工业前景/85

第六章 禁烟运动/105

第七章 中国妇女的解放/131

第八章 基督教在中国/163

第九章 中国的西部地区/191

第十章 新式教育/231

中国有着明显的欧洲中世纪风格，城市都有城墙环护，城墙和城门仍然保持完好并发挥作用。中国人喜欢扎营于有城墙保护的要塞中，一旦有骚乱，便可退入城中寻求庇护。

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凸凹不平，污秽肮脏，且臭气熏天。在华北地区，街上来来往往的是只能载人的笨重而沉闷的马车(实际上是由骡子拉的)。不过，在种水稻的南方地区却没有骡子，人们只能坐手推车或者步行。由于没有任何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规定，人们都涌到马路上，路被堵得几乎无法通行。店家在货架前都设有柜台，沿街摆的也都是由板箱、篮子做成的货摊；其中还不乏随身带着工具的手工艺人。这样一来，本来六尺宽的街道变得十分的拥挤不堪。要不是官府规定马路中间必须为他们的轿子留出一条过道来，这条街肯定会被堵得水泄不通。

狭窄的街道上总是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给国外游客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人真多，人口真密集。但是中国的建筑物多为一层楼的平房，而且除北京外，其他城市的占地面积并不广。在西方人的描述中，为了追求文学效果，中国人口被盲目夸大了。而且，因为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他们更可以天马行空地想像中国的人口数。

直到最近，城市中才有了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现在，身着黄色卡齐布制服的警察手持警棍在街上巡逻。然而，骚乱发生，这些警察的作用却从未得到体现。像你在广州看到的那些没精打采、光着脚丫、表情温和的宪兵，根本就不能体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城市中也没有正常的供水系统。如果城市靠近河边，那么，专门打水的人会把未经处理的河水送到各家各户作为生活用水。从桶中泼出的水把河边的石阶弄得老是湿漉漉的。如果挑来的水非常混浊的话，人们就用装有明矾的钻有小孔的竹筒在水中搅一下，水就变清澈了。

城里同样没有照明系统。夜幕降临了，街道是漆黑一片，阴森森的，没有一个人。在引进煤油灯之前，整个中华帝国普遍地采用装有蜡烛的纸灯笼或者浸有棉灯芯的花生油杯来照明。由于没有良好的照明条件，人们通常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煤油灯确实造福了广大人民的家庭生活，它为人们在晚上读书或聊天提供了方便。

由于燃料匮乏，干木柴便也成了商品一捆捆地出售。数不清的小船上堆着高高的木柴，沿着西江定期把柴禾运往广州和香港。樵夫沿着水路一路砍伐而越走越远，毁林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冬夜，人们在炕头下烧糟糠、麦秆、树枝、树叶以及杂草来取暖；此外，人们还在低低的砖炉或者泥炉上摆上一个特别大的浅口铜锅，用来煮东西。穷人家用燃料用得很省，所以他们通常就在街上买些熟食以节省燃料开支。因此，流动小吃摊的生意甚是红火。而我们西方人往往存在这样一种偏见，认为街上的熟食非常昂贵奢侈，不是普通人能够享用得起的。

还有，城市家庭中连烟囱都没有。在哪儿做饭，哪儿的墙壁就会被无处可去的煤烟熏得漆黑。中国内地的人对黑暗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的房子甚至没有玻璃窗户，所以他们只能在窗格子上糊一层白纸，好让屋内光线能明亮一点。屋内的地板是用泥、砖或瓦片铺成的。过路人根本就看不出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安逸奢华的地方。就算富人家有一栋大房子和漂亮的庭院，一般人也无法透过高高的围墙看到他们深居的生活。在城市中，既看不到开放的草坪或花园，也没有公共绿地，只是偶尔会在一些庙宇中看到一片小树林。

尽管富人家的房子里有很多漂亮的东西，但是他们的整洁标准远远达不到我们西方人的要求。仆人们对蜘蛛网、灰尘或是破损的东西都见怪不怪了，房子的主人也不会觉得这些有何不妥。中国内地的豪宅中可能置有极贵重的瓷器，陈设着世界上最美的刺绣和家具，不过总的来说，在室内布置方面，中国工匠的作品是没法跟西方艺人作品的完美相提并论的。  中日两国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整洁程度方面了。中国人好像不怎么注重整洁卫生，也不怎么在意保管和修理的艺术。他们从来不懂得遵循“及时一针顶九针”的格言。他们宁可做一个新的出来，也不愿花精力去保养旧的东西。提起“中国”，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如下种种情景：用破草席搭起的丝毫不能遮风避雨的帆船，倾斜的残垣颓壁，下塌的寺庙屋顶，长满苔藓松松散散的瓦砾，参差不齐的茅草屋顶，腐烂恶臭的顶棚，摇摇晃晃的屏风，还有倾斜破烂的路面。而在日本，任何东西都是极其整洁的：修剪整齐的茅草屋顶，洗刷干净的墙壁，明亮的草席，保养良好的路面，也看不到随处乱扔的垃圾。我所去过的地方，只有荷兰和英国的部分城市能与之媲美。1910年8月一场让人难忘的洪水过后，日本人清洁卫生、收拾东西的速度更是快得惊人了。

在日本的村舍里，你根本看不到成堆的垃圾、粪便、污池、泥坑、下榻的屋顶、歪歪斜斜的墙壁、腐烂的茅草屋顶或是散乱的燧石。而这些在中国绝大多数村庄里面都是随处可见的。在日本，一旦屋顶、墙壁、篱笆、树蓠、大坝、桥梁或是道路有点破损，人们会马上给以修葺。在西方人当中，也只有新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侨民居住的地方能与日本的整洁度相比了。

关于中国的记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终年可见的蓝色棉制外套了。老百姓穿的都是质地粗糙的深蓝色“本色布”。节日里穿的盛装便是精致的浅蓝色棉长袍或色彩艳丽的丝制短上衣。冬天，穷人穿的是充有棉花的棉衣，有钱人穿的则是丝制的毛皮大衣。如果要像西方人那样穿衣，中国人的经济肯定会出现危机。因为中国还不具备大规模养羊的能力，要生产出自需的羊毛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幸中式夹克是侧开衫而不是正面开口的衣服。一到冬天，西伯利亚的寒风开始在北京城内呼啸，你便会发现西方人在他们的大衣、外套和背心前面开个大大的V字领口是多么的愚蠢啊。显然，西方人的穿法把人们娇弱的喉咙和胸口无情地暴露在寒风当中，任凭寒风肆虐。看看中国人是多么的明智一一衣服把他们的前面裹得严严实实的，并于肩头系紧，你是不是觉得西方人就像一个衣不蔽体的图腾崇拜者呢?

只要有石头的地方，主路沿途或周围都会有一些纪念性的拱门，叫做“牌楼”。这些牌楼是经官方许可的、为了纪念某些高尚事迹或有卓越功绩的人而建造的。很有意思的是，获此殊荣的往往是有突出成就的文人，而非奋战沙场的战士。牌楼中门两侧各有一个或两个小门，有标准的样式，而且都非常精美。一座结构坚固的牌楼可以完好保存几百年。此外，这是乐善好施的中国人最早的消费方式之一，所以，随着牌楼越积越多，城市附近的道路上往往矗立着一排排相同式样的建筑物。尽管这些牌楼都很漂亮，但是人们终究会对这种单调的重复感到厌倦。

在华南一些城市中有一些高高耸立的六七层平顶塔楼，顶端开有小天窗。这些高楼犹如鹤立鸡群，在众多简陋的平房中显得极为突出，如同中世纪城堡中的主楼。这是当铺，兼有公共银行和安全存款金库的作用，因为当铺有能力跟强盗对抗一段时间。在一些较大的城市，你可以见到一些奢华的同行会馆和装饰豪华的外省人会馆。正像13世纪在伦敦谋生的比利时弗莱芒人或汉莎商人一般，有些外省人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身在异乡的异客。有时，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们也会聚集起来建立一个类似的总部。我记得在西安府就有这么一座庄严堂皇的“三省会馆”，聚集了来自四川、山西、河南的外地人。

由于没有良好的公路和驮重物的牲口，人们几乎是完全充分地利用了水路交通。数不清的水路，数不清的船只，恐怕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船只加起来才够这个数量。中国的水运是如此的独一无二，恐怕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出这样聪明的船夫，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力来拉船。河中间满是靠划手驱动的舢板。这些划手总是站在甲板的前端挥动手中的船桨。通常，大船需要有16个或18个划手，他们赤裸上身，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有节奏地开船。逆风行使的时候，船夫就只能在岸边拉着船往上游走。由于没有事先建一条纤路，船夫只好费劲拉着船缆，沿着滑溜的河岸跋涉，攀岩走壁，痛苦不堪。

在南方，没有土地的人们被迫移到水上居住，无数的人是在舢舨和船宅中度过他们的一生。天气晴朗的时候，这些可怜的家庭多半住在两端都有走廊的小单间中，却也如普通人一样快乐无比。确实，在水上，这些人不怕遭地主解雇，不用担心老板剥削，也不会有工头催促干活。在他们眼中，水上和岸边的生活是非常刺激而且丰富多彩的。孩子的牙牙学语、大人的喋喋闲聊和着潺潺的流水声，让人们从不觉孤独寂寞。由于汲水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小家庭总能保持荷兰式的整洁。他们不用付租金，而且还可以随兴换换邻居、住所、风景。没有人能比他们更自然，更富有生机，更随心所欲了。因为他们拥有简单的生活，即便窘迫，也能自由自在。

他们的孩子一一水中的流浪儿比较早熟。婴儿出生不久，就被绑在一个密封的空坛子上面，在水上漂流。一旦婴儿不慎落水，大人可以凭空坛子漂流的位置找到落水的孩子。满周岁的孩子就已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了。三四岁的小孩就能摆弄船桨和竹篙，其机灵程度跟我们国家六七岁的孩子不相上下。任何东西都逃不出他们那好奇的黑眼睛，他们能够像意大利小孩一样机灵地哄走你手中的铜钱。

尽管每到夜间中国的城门就会关上，但是这些城市并没有像我们国家一样跟广大农村断绝往来关系。城里人绝对不会跟他乡下的亲戚脱离关系。不久前，香港的造船业和维修业不大景气，但这并没有给失业工人带来致命的打击。倒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新工作，而是因为其中大多数人分散到了他们祖籍的乡下。他们在那里重操旧业，直到行情好转才回到城市。男人的家庭总会给他机会，给他和他的家小留一口饭。不过，母姓家是不允许他们这样虚度光阴的。发了财的商人会在他祖先的祠堂内将其儿子登记于族谱之上，捐款维修宗祠；在每年的家族盛事上分得一份烤猪肉；节假日回乡探亲；汇款给家里人以购得更多土地；带孩子出去见亲戚朋友，或者让孩子的童年在家乡度过。这样，当他们过世之后，他们的孩子也会热爱并珍惜跟这片土地的古老关系。通过这种种方式，只要战争、洪水或者灾荒还没有让这份血统灭绝，城市的家庭就会世世代代跟他们的乡下亲戚保持联系。因此，中国的城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共同体，而是由分属无数不同小团体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毫无疑问，城市市政议会的建立以及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管理将有助于集体精神的形成，同时，也会削弱城市居民对农村家族的情感。

中国人总是不忘缅怀逝者，其程度让人怀疑中国人到底是属于活着的人，还是属于死去的人。死者一般埋葬在家庭或家族的墓地中，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埋葬在公墓中。在城市附近的地头，脓包似的坟头随处可见。如此占用土地，为城市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广州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校园拥有360个各不相干的转让证书。然而到现在，由于一些坟地的所有者不愿出售坟地，所以校园里仍有一些坟地散布其间。“灵堂”是灵柩停放的地方。灵柩往往在此停放数月，甚或数年，直到风水先生择定下葬的吉日和风水宝地为止。中式棺材不是由木板拼起来的，而是挖空圆木做成的。这种虔诚而奢侈的风俗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植被的缺乏。

一些最富中国特色的东西都是跟黄土地有关的。这片壮阔的黄土地覆盖了大半个华北地区，有些地方沉淀下来的黄土甚至有几百英尺厚。地质学家解释说，这些黄土是由亚洲内陆干燥的强风带来的尘土堆积下来的。这些黄土没有层理，纵向裂开，其中有陆地上的贝壳，但是没有海里的贝壳。还有针尖大小的直统管，这是以前黄土覆盖沉积的过程中，被掩埋的草根逐渐腐烂留下来的。落在山峰上的尘土很快就往下滑落消失了，这样，山脊就会不断往外突出。不过，被水冲下去的泥土在山下的盆地中淤积起来，填平了凹地，使得农村的土地变得松松软软的。

流经黄土地的河流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棕黄色的印记。由于沿途席卷了很多黄沙，所有的河流都不能让重型船只通行。此外，河水流经平原时，往往因为泥沙堵塞河床而不得不改道。是黄土地给了我们“黄河”、“黄海”和“黄帝”，黄色也因此成为了帝王之色。京汉铁路北段穿越了一片广袤的黄土地，沿途看不到任何石头、山脉或树木。土壤、河流是黄色的，平房是黄色的，城墙是黄色的，村庄也是黄色的。天空中弥漫着黄沙，是黄色的；植被披上了黄土，是黄色的；黄种人还有他们的衣服上覆盖着一层黄土，也是黄色的。总之，一切都化成了这文明人居住的单色世界。

黄土地像奶酪一样皲裂开来，不过两三年以后，铁路两旁路堑上的铁镐和铁锹的痕迹就被黄沙掩盖平整了。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多半是在黄土坡上掘一个窑洞，然后粉刷一遍，便成为一个颇为干净的居所了。窑洞冬暖夏凉，要不是通风不畅，简直就是完美的住宅。有些还有两三层楼，有粗雕的门窗，以及精美的家具。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举目四望，这广阔平坦的原野，布满了棋盘状的开垦出来的耕地，但是却没有任何马路、房子、人或家畜。道路多在黄土高原的峡谷底端蜿蜒，有时甚至深达七八十英尺。马路与河床两旁的峭壁上，散布着寥寥无几的一些住宅和马厩。

在中国，老百姓对未分配公共品和私人品的区别毫无概念。国家向来都只知道征税，而不懂得去保护公共福利。所以，人们通常是牺牲集体利益以求得个人利益，牺牲公共利益以保护地方集团利益，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以保全当代人的利益。渭河沿岸，庄稼地里疯长着大量树木，两三英里远的山上却都是光秃秃的。人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的树木和薪柴种在最宜植树的山上，而种在自家田地里来损害农作物的生长呢?这是因为由于缺乏公共管理，山地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上面任何东西都有可能遭到别人的掠夺和破坏。

剩下的森林遭破坏的速度也日益加快，然而，政府官员对此却仍然漠不关心。直隶北部接近热河的地方，几年前还是一片大好森林，然而现在却完全被糟蹋了。大量上好的笔直的松木，本可以用来做架设1000英里的电线杆，现在却堆在一旁，成捆成捆地腐烂掉了；而用来架电线的却是那些弯弯曲曲的柳树。毫无疑问，为架设电线杆伐木，某些政府官员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但是现在这些树木怎样了却无人关心。

几百年前，香港对面九龙山上的树林惨遭破坏，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现象。大量黄土被一直冲刷下去，直到有巨大的花岗岩堵住他们的去路。据说东京湾(现称北部湾)北岸根本看不到一棵树；田间仅存的几棵梁木暗示着当日的良田今日已成荒地。土壤侵蚀深至粘土层，农民不得不放弃在这片土地上的耕种。西江沿岸光秃秃的山坡被侵蚀得沟壑纵横，露出如血流般的红土地，在一片草丛中显得尤其耀眼。福建沿海的山上土壤几乎都已流失殆尽，只剩下突兀的岩石。打柴的人却还经常在山头出没，挖灌木、掘草根。没有人想过要植树造林，因为如果他不住在山上看护，这些树木就免不了被人偷走。内陆高山上的树木也已经被砍伐殆尽了，不过土壤还未完全流失，这是因为充沛的雨水让植被生长得更快更茂盛，从而在山坡上形成了保护带。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满目疮痍的山坡，壅塞不畅的水路，淤泥充塞的桥梁，贫瘠荒芜的谷地，没有河堤保护、蜿蜒而行的河流，其中夹杂的黄沙慢慢沉淀，经过之处便垒起了一道比树木还高的河床。还有，山间的溪流如豌豆汤般混浊，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无节制的伐木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一一流水的力量肆意地破坏自然环境。由于黄土地的易流失性，中国西北部的河川无不携带了大量的泥沙，造成了河床抬高，这对低缓的河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数百年过后，如果黄河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哀”，肯定是由于缺少植被的保护，雨水从流域盆地的山坡上冲刷而下，就如洪水卷过屋顶般容易。雨季，这些可怕的洪水便会冲垮造价昂贵的大堤，平原便成了一片汪洋，所有的居民也将面临被淹没的危险。

在九龙的英国人和在胶州的德国人已经开始了重新造林的工作。但是，除了京汉铁路公司在鄂北山区种植了一些树木以做枕木用之外，其他中国人并没有任何的造林举动。如果中国没有过早摆脱封建制度，他们可能会像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颁布严格的森林法、建造广阔的狩猎林地保护区，环境就不至于这么糟糕，他们也会从环保中获得裨益。再如果500年前中国能够制定一项保护环境的国策，他们现在的环境肯定比现在好许多。而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制定出一套非常科学、有效的恢复环境的措施。这一措施甚至要求比最发达的欧洲政府能够制定的措施更为全面彻底。而这显然超出了当代中国人的远见和管理能力。因此，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国的自然环境将持续恶化。

尽管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是中国所拥有的野生动物数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在某些地区尚存有大量虎豹；成群的野鸭在扬子江上空盘旋嬉戏。不少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进行高雅的狩猎活动。在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古老国度里，为何仍有如此多的野生动物呢?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中国的绅士对捕猎不感兴趣，摧残动物生命并不是普通百姓所乐意的事情；二是因为政府多方限制人们持有枪械，从而普通百姓并不具有狩猎的工具。

无疑，长城是人类最蔚为壮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手工杰作。与长城那庞大的体积相比，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铁路路基、隧道不过是侏儒。除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巴拿马运河外，没有任何人类的作品能与长城相提并论。长城每50米的砖石就能建造一座比胡孚塔还高的金字塔；而长城总长至少有1700英里!其宽度可供七八个人并肩而行。高20英尺，铺着整整齐齐的石块，墙顶上建有城垛，而且每隔四五十杆远，就有一个巨大的城堡，里面足足有10平方码大。长城就如一条巨蟒在山间盘旋，爬上极其陡峭的山坡，在悬崖峭壁上蜿蜒，从一个山头跳到另一个山头，在山顶留下一座座方方正正的烽火台。长城循着山峰而建，两边都是斜坡，利于防御敌人。长城蜿蜒曲折地从一个山顶爬到另一个山顶，忽而沉入山谷之中，忽而又出现在远处的山脊上，所以看起来是断断续续的，其实只是某些部分隐藏在峡谷之中罢了。有时人们的眼睛能够追随着这条巨蟒，看着它长达30英里的身躯出现在山坡之上；有时这条巨蟒会逃出人们的视线，遁入到黑黝黝的群山之间；有时它也会出现在远处的山脊上，把傍晚的天空劈成两半。山脉向北延伸便是一些山麓丘陵，每座山丘顶上都设有了望台。再往北方去是一片平原，和另一段筑有长城的山脉；更远处，则是风沙肆虐的蒙古高原。

看到这些，人们仿佛看见了牙齿不齐、留着稀疏的小胡子、穿着羊毛内翻的外套的游牧民，伫立在他们那毛发散乱的小马驹旁边，手拄长矛，不停地用失望的眼神搜寻着城墙的突破口一一而这城墙从未能阻挡过他们劫掠成性的祖先们的去路。毋庸置疑，身着蓝色本色布的中国士兵正列队站在长城的扶墙上，嘲笑他们可怕的世仇溃不成军的窘态，并且不停地从城墙的垛口往外射箭。现在，由于佛教和喇嘛教帮助蒙古人消除了凶残的本性，这堵城墙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用途。川流不息的行人自由地出入关口，数里长的双峰驼队也昂首阔步地走过，并把羊毛、皮货、木材带入关内，把砖茶、火柴、煤油带出关外。

如果将中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做个比较，你会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中国人在文化上比在血统上更具同一性。北京的直隶人要比广东人和客家人高出至少6英寸。他们肤色鲜艳，目光诚恳，体格高大而强健，这都表明北京的直隶人在多方面都受到了鞑靼人血统的影响。此外，铁路巡警的相貌举止都很像美国那些刚去农场的幼稚、老实、好脾气的小伙子。他们动作缓慢，思维迟钝，不过他们可以是很好的伙伴和战士。而南方人通常个头矮小，肤色更黄，缺少一些男子汉的气魄和勇气。那些故事动人但毫无文学价值的小说中描写的中国人既面容丑陋，满面皱纹，又像猫一般狡猾，这种形象就是以南方人为原型刻画的。南方人的思维比北方人更灵活，但是更不容易让我们西方人了解和信任。那些珍藏本文学传奇当中描绘的深不可测、诡计多端的东方人其实就是以广东人为原型的。

尽管北方人没有那么多鬼点子，不过他们看上去比南方人更稳重踏实，更忠实可靠。北方人对朋友较南方人真诚，因此彼此间的信任也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所以，北方人比机智聪明的南方商人更适合在股份公司工作。也正因为这样，北方人将引领中国工业的新发展。(P1-22)

大凡中国通都明白，仅靠半年的辛苦旅行和调查，是不可能了解这个远东国度的。“我在这儿呆了有30年了，”一位总工程师说道，“但是呆得越久，反倒越不了解这里的人们了。”另一位商人说：“在这儿生活了几年后，我本以为已经了解他们了，但是住得越久越觉得他们不可理解。”

任何一位西方旅人只要去请教一下长年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就会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勇气写任何关于中国的东西了。

事实上，在不同文化水平或社会组织类型中会产生不同的心理素质，如果了解了这一点，中国人并不是一个不可解的谜团。再考虑到知识水平和基础概念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假使处于他们这种环境之下，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很重视这样一种理论：由于心理素质的不同，白种人和黄种人永远无法相互理解或产生共鸣。而那些比较社会学专家则有不同的看法。那些看法是基于对中国人闭关自守、激烈的生存竞争、祖先崇拜、父权、女性的从属地位、尚武精神的退化以及文人的支配地位等各方面的考察自然而然地得出来的。

E．A．罗斯于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