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1914年的法兰西沉迷于历史的巨变之中。在民众对动荡时代英雄的呼唤声中，“决斗”如同茂盛的野草疯长起来。文学的创作离不开时代的土壤，有如此多的作家和思想家在谈论这个时代，谈论这个时代中随处可见的决斗，就像如今的我们在谈论街角的一场车祸一般平常。

前 言

  一种神秘的复兴现象 l

  决斗士大集合 3

  待解之谜 10

第一章 偶然陛下1

  蒙眼睛的幸运女神 1

  将军与“老百姓” 4

  控制死亡? 7

  费里对布朗热：走出困境 10

  重新创造危险 1l

  剑还是枪 16

第二章 与科学相悖的浪漫主文 2l

  游荡的悲剧性：埃瓦拉里斯特·加卢瓦 23

  阿尔芒·卡莱尔的命运 29

  另一具荒谬的尸体 32

  从达尔达尼昂到西拉诺 34

第三章 无能的嘲弄 37

  滑稽近在咫尺 39

  从悲剧到喜剧：黄瓜与笑话 43

  当聪明人的技巧 45

  决斗比笑声更重要 49

第四章 司法的眼光在别处 55

  法律之外的规则 55

  出名的左手 60

  无用的禁止决斗的努力 64

  杜宾检察官的逃避 66

  法律与监察机关腼腆的弃权 70

  服务社会？ 75

第五章 公民反抗国家 79

  黎塞留的遗产 80

  大革命：终结决斗的幻觉 84

  ……矛盾的新生 86

  拿破仑：重订禁令 90

  从君主立宪制到第二帝国 93

  第三共和国时期：圣马丁的夏天 96

第六章 打破等级101

  资产贵族lOl

  记者的证书103

  女性的狂热107

  人民不决斗 112

第七章 个人对群l本114

  克莱蒙梭的象征意义 116

  甚至让·若雷斯也如此 120

  ……甚至莱昂·布鲁姆也是如此 126

  “使每个人变成独立的力量” 129

  秘密，要求和诬蔑 130

  1881年7月29日法 135

第八章 法国特例 138

  在邻国的衰落 138

  寻找女人? 142

  挑战教会 145

  被扼杀的爱国主义 148

  历史跌宕的代价 159

结 论 为什么决斗终结了 162

  从两重性到滑稽 162

  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与揭示? 166

  最后的目光 170

      第二章与科学相悖的浪漫主义

“……阿尔芒·卡莱尔马上前行，对其阵营中劝其侧身躲避的喊声充耳不闻，将整个身体全部展示给了来寻找目标的子弹。德·吉拉尔丁先生前行了一步。枪声几乎同时响起，……卡莱尔的伤是最深、最危险的，子弹打碎了肠子。……”

——阿尔芒·卡莱尔与德·吉拉尔丁之间的决斗

理解问题的第一把钥匙就在时代之果浪漫主义中。我谈的不只是狭义上的一场文学运动，而是广义上某种时代的感觉。某种对19世纪科学与科学精神所推动的明确分析思想有意识的反击。

这是因为决斗是被保留的非理性闯入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至上世界的一种方式。此外，最蔑视理性者还提及一种荒唐，就像黎塞留①在其回忆录中引用的汉密尔顿公爵的一句话。这句话提及于1627年被处死的著名决斗士蒙摩朗斯一布特韦尔(我下面会再讲到他)：“假如这个人向我发挑战书，我不会接受，除利翁·德·罗尔摩》。这出戏在1830年革命前不久完成，最初的题目是《黎塞留时期的一场决斗》，讲述的是一个爱上王后的骁勇骑兵，名誉及怒火使其打了一场被禁止的战斗，结果被当场抓获并根据神秘而无情的红衣主教的愿望被处以死刑：这是两个世纪前具有象征意义的震惊事件。

为了完全衡量浪漫主义所带来的新东西，我们最好将19世纪的行为与使这些行为变得根本不能被人理解的时代的行为进行比较。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话是正确的：“古代人对决斗是陌生的：《伊利亚得》①中的阿希尔和阿格芒农公开尽情地互相辱骂，但两人从未想过去比试刀剑。让我们假设瓦卢瓦王朝②的一名宫中绅士获悉其情妇被一位大人掳走，他本人正在外领兵，被人当成懦夫、胆小鬼，蒙受所有侮辱性形容词。而这时他不去复仇，却躲进自己的帐篷。那么布朗托姆、蒙吕克、多比涅以及所有那个时代的作家将会怎样蔑视地谈论他!然而伯雷那位脾气暴躁的儿子③却是这么做的。在我们的偏见面前，这种行为是闻所未闻的懦弱。应该使人意识到这些偏见。”

浪漫主义比其在16世纪更加拒绝用规则来约束激情的力量。它热爱强烈的感觉。它会迅速进行反抗，超越古典主义表现出的狭隘。P21-22

       一种神秘的复兴现象

笼罩着巴黎近郊树林的晨雾开始渐渐消散。几辆马车正驶近林中空地。马蹄敲打着地面，发出干巴巴很生硬的响声。马车夫感受到这一刻的凝重，用很低的嗓门吆喝着他们的马儿。一些表情阴郁的男子下了车。他们身上宽大的长袍和高高的帽子使他们站在树下的身影显得很长。他们分成两派，彼此间拉开一定距离。在他们正中间立着一个面色苍白的人物，他叉着双臂，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姿态。

双方各自的两位主角走出来凑在一块儿用压抑着的声音说着话。他们从一个垫有软布的盒子里取出两把手枪，不慌不忙、慢吞吞但是很费劲地仔细查验，然后在大家的监视下装上子弹。一个鬓髯灰白的长者过来用手杖在草地上标出一个点，随后大步量出25米或30米长的距离。医生们打开药箱：里面装着令人不安的闪闪发光的器械、针管和绷带。

决斗双方被领到刚才划定的位置。太阳此时正从他们的侧面照射过来。他们的身体感巅到高度的紧张。只听得决斗裁判问是否准备就绪，决斗士响亮地、甚至可能过于响亮地回答“是”。他们手中的枪枪口朝上指向天空。这时裁判开始发令：“开火，一，二……”两位决斗士迎面走去。发令官刚数到三，他们就开了枪。接下来的情形每次都不一样，医生们的任务也是无法预见的……

这一幕在19世纪反复上演了很多很多回。手枪经常被剑取代。但决斗时的气氛并不取决于武器，主要看当时的季节、两位对手的脾性以及证人们所制定的协议的细节。在我们当代人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一幕更遥远、更陈腐、更陌生，总之更令人瞠目结舌了。相反，在三四代人之前的祖先眼里。却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桩他们熟知的真真切切的事儿。它能丰富人们的语汇，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偶尔还占据人的整个心灵。

           决斗士大集合

在19世纪。国会、新闻界、文学界几乎没有哪个知名人士没有经历过这种不顾一切的、如当时人们所说的“决斗场上”的较量。至少一次，经常是很多次。这样的人物，在君主立宪制①和第二共和国r②日寸期就有：拉马丁、路易·布朗、阿道夫·蒂耶尔、勒德律一罗兰、拉斯帕伊、维克多·舍尔歇、卡维尼亚克、普鲁东、维克多·雨果、亚历山大·杜马……随后，第二帝国③时期以及第三共和国④的前40年中有于勒·瓦莱斯、加利费将军、莱昂·冈贝塔、布朗热、夏尔·弗洛盖、于勒·费里、亨利·罗什福尔、阿里斯蒂德·布里昂、路易·巴尔图、莫里斯·巴莱斯、弗朗西斯·德·普里桑瑟、保罗·德夏奈尔、安德烈将军、约瑟夫·卡约、达尼埃尔·阿列维、夏尔·莫拉斯、莱昂·都德、马塞尔·普鲁斯特以及诸多其他人士。说实话·他们占了绝大多数。甚至一些社会党人也参加过这种决斗：这里面不仅有莱昂·布鲁姆，还包括让·若雷斯，这一点会让不止一位读者感到吃惊。

有关的统计数字是无法确定的，而某些决斗(尤其是那些与通奸有关的决斗)的隐蔽性又使得统计变得很困难。在其《暴力的历史》一书中，让一克洛德·谢斯乃提出，1826年至1834年间共有228例引发死亡的决斗，占决斗总数的1／3。有几本那个时代的书，都是相互抄袭的，连篇累牍地描述众所周知的经典决斗。少有数据是可靠的：一位名叫罗伯特·阿乃的美国历史学家根据1870年至1900年第三共和国时期公布的特别年报、报纸和司法档案提出那时期平均每年有200起决斗，动乱年代猛升至300起，之后有略微的下降。

数据统计的困难是由于决斗来源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但正如人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随着隐蔽的决斗越来越少，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也越来越准确可靠，至少那些并不涉及真正私生活纠纷的决斗渐渐都被公之于众。但巴黎地区的出版物不了解外省发生的事，因此，若想得到一个真正准确可靠的数字，恐怕得像小蚂蚁干活那样，一头扎进各省形形色色的资料里逐一查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人肯花这么大的力气。

我们还是以安德烈·比利列出的1886年至1889年这个美丽年代①的清单为样板好好地看看吧：这一清单有一些错误，而且肯定是不完整的。其中好几起决斗我们书中还将提到。

1886年2月15日，罗伯特·卡兹(小说家)对夏尔·维尼埃(记者，专栏编辑)，前者被打死；4月20日，保罗·富歇(记者和小说家)对卡蒂尔·孟戴斯(诗人，编剧和小说家)：4月24日，阿瑟·梅。耶(《高卢报》社长)对爱德华·德鲁蒙(作家和排斥犹太人的政论家，《自由言论》的老总)；4月27日，亨利·罗什福尔(记者和抨击文章的作者，前巴黎公社社员，后来的布朗热分子)对卡米耶·德雷菲斯(激进党议员)：5月7日，罗什福尔对爱德华·波塔利斯(记者)；6月19日，梅尔麦克斯(记者)对乔治·德·拉布吕耶尔(记者，著名的塞弗兰娜的情人)：lO月14日，阿纳托尔·巴珠对贝尼托·朱阿雷兹(战胜马克西米利安的墨西哥英雄的同名者)；lO月17日，让一路易·迪布·德·拉弗勒斯特(小说家和专栏作家)对乔治·杜瓦尔；11月14日，艾蒂安·格罗克劳德(记者和幽默家)对让·斯蒂文森。

1887年2月1日，勒内·梅兹洛伊(记者和小说家)对阿尔贝·迪布吕若；3月2日，阿贝尔·埃尔芒(卓有成就的作家，后来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对一个第十二轻骑兵团的中尉：3月6日。他又和一个第六龙骑兵团的中尉决斗；4月18日，让·洛兰(作家)对勒内·梅兹洛伊：6月7日，埃玛纽埃尔·阿雷纳(科西嘉议员和记者)对欧仁纳·梅耶：7月11日，孟戴斯对勒内·梅兹洛伊(这已是勒内的第三次决斗了)：奇怪的是，比利提到8月5日布朗热将军和于勒·费里之间的一场决斗，而事实上这场决斗并未发生：9月17日，莫里斯·博恩哈特(萨拉的儿子)对保罗·阿里克斯(作家，左拉的弟子)。

1888年2月1日，亨利·博埃尔(戏剧评论家)对路易·维尼翁；3月4日，让·莫雷阿(诗人)对阿拉利埃斯：6月2日，让·阿加勒波特(作家)对夏尔·维尼埃；6月8日，让·莫雷阿对埃尔当一埃肯男爵；6月16日，保罗·伯纳坦(旅行家和小说家)对夏尔·维尼埃(这是一个…惯犯”了)；7月13日，夏尔·弗洛盖(律师，议员，参议院主席)对布朗热；8月5日，费里西安·尚普索尔(专栏作家和小说家)对保罗·贝隆；8月6日，鲁道夫·达尔藏对阿拉利埃斯；8月7日，让·莫雷阿对达尔藏(巴莱斯是前者证人之一)“11月18日，卡蒂尔·孟戴斯对莱昂·比安维努(文人和笔名为“触及一切”的专栏作家)；11月30日，保罗·德鲁莱德对约瑟夫·雷纳奇；12月24日，达尔藏对朱利安·勒克勒克。

1889年1月14日，罗什福尔对里萨迦雷(作家和记者，第一位写公社的历史学家)，同一天，夏尔·弗洛盖对弗朗西斯·罗尔(布朗热派议员)；2月2日，孟戴斯对保罗·谢瓦利埃；2月6日，孟戴斯对厄尔内斯特·勒波朗；3月12日，保罗·德·卡萨尼亚克(波拿巴派议员和布朗热主义者)对阿尔芒·法利埃尔(议员，后来的共和国总统)；4月18日，阿尔伯特·卡雷(剧作家和剧院经理)对阿德利安·德库尔塞勒(剧作家)；4月22日，阿尔伯特·卡雷对亚历山大·蒂斯朗；10月底，保罗·亚当(作家)对莱昂·古莱特(南锡市《共和国的东方》报社社长)；11月3日，莫里斯·巴莱斯(当时他刚被选为莫尔特一莫泽勒市的布朗热派议员)对南锡市的一名议员；11月9日，爱德华·杜加尔丹对维克多·若兹；11月12日，巴莱斯对莱昂·古莱特……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概况(比如，它未提到1886年1月31日在南特23岁时的年轻律师兼记者阿里斯蒂德·布里昂和南特商会会长之间的决斗，该会长认为布里昂的一篇文章冒犯了他)：但这一概况足以说明决斗在那些杰出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第三共和国的前几十年中，这一习气非但没有消弭，反而又经历了一季小阳春。战败前稀少的剑术馆此时在巴黎和外省成倍地增加，剑术教官也是如此。1882年成立的一家剑术促进会门庭若市，它每年在大饭店组织的比赛成为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高雅聚会。同样是在19世纪80年代,共和国总统于勒·格雷维的女婿达尼埃尔·威尔松(他由于出卖勋章导致格雷维的下台)每个礼拜天的弥撒时间都在爱丽舍宫组织击剑比赛。爱丽舍宫的大温室被改造成击剑馆，新贵们被邀请到那儿做客是无比荣光的事儿。

             待解之谜

现代人的回忆录大量提及决斗。文学(小说、戏剧)对它们也有丰富的描述。议会专栏提供了大量的例证。然而奇怪的是，今天力求视野广阔、诠释全面的历史书却对19世纪决斗的情况几乎无所介绍，似乎这项习俗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惊讶不仅没有刺激历史研究，反而使其麻痹了。我们可以求助有关旧王朝的著述，尤其是弗朗索瓦·比亚古瓦与帕斯卡尔·布里约伊、埃尔韦·德利维隆与皮埃尔·塞尔纳的著述，但有关以后时期的著述却没有了。个别文笔别致引人的逸闻集记录了最令人称奇的事件。但总的来看，在法国，对于这样一项曾如此普及、离我们已经如此遥远的习俗，却了无痕迹可循。

因此让我们克服习惯养成的惰性而重拾好奇吧。作为古代的产物。决斗以不同的兴盛程度一直存在至旧王朝终结，这并不让我们感到惊讶。然而启蒙运动在1789年取得胜利后却是另外一回事了：所有的一切都使人预见这样的习惯不会再延续，但相反，它却继续兴盛不衰。这使人感到惊讶并促使我们去探明这种习俗的意义和影响，分析为什么对于我们的先人来说，它似乎注定要永远存在。

该如何解释自大革命以来，虽然革命促进了对理性的崇拜，但在整个19世纪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此多貌似理性的人士却冒险用其生命下注，将一切都押在由无常命运所主宰的一场短暂战斗的偶然结果上?如何理解在一个奠定科学精神、涌现民主行为、破除本是文明弃物野蛮之化身的旧习惯而建设现代化的时代，这些人士屈从于“名誉攸关问题”的暴虐掌控?这些正是本书要努力解答的问题。

有一个广为流行的简单解释，是说决斗之所以如此持久，只是因为一种残余影响，人们很迟以后才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落伍的表现。法国人需要一个潜伏期来衡量自己与现代文明发展间的全部差距，从将个人矛盾交付命运女神任意裁决的荒谬行为中解放出来。正如星星熄灭后还能长时间被人看见一样，由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权至上所构成的现代化会默许一种缺乏理性却不乏惯性的古老行为延存下去。这样，尽管民主文明已经到来，建立起法律制度并赋予政府或法院解决争端的权力，但这种诉诸武力、听任“上帝判决”的旧时代化石仍会延存。

这种理论曾为法国19世纪末为数甚少的尝试透过光怪陆离的表象对决斗进行全面思考的作家之一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所支持。他是社会学家，其作品如今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他把自己对人类集体性的分析建立在其所称的“模仿规则”的基础上。同代人热衷的决斗行为既让其深感悲哀，也被其用作自己理论的例证：这是一项“延存的制度，然而明显失去了任何意义，没有什么能比它更赤裸地展示习惯的力量”。

话说得不容置疑。然而我们该如何真正相信在这个动荡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唯有决斗才从这股源泉中获得了供其奇特地延存下去并成为整个19世纪不沉之舟的动力呢?

事实上，有产者的社会本身应该铸成了其他使重祭的决斗仪式合法延续的原动力。因此我们应该寻求更深层的原因。要成功地解开这个谜，就不只是要解释我们祖先为何迫不及待地走入角斗场、做出这种怪诞行为。谜底也会在喜怒哀乐、奇言怪行、逸闻趣事之外，鲜明地揭示造就这种行为的政治、军事、媒体以及政权问的交互平衡。

让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下子就将决斗抛人历史。1914年后，议会专栏得以记录下几桩案例，零星而得之不易。然而，这些案例所能得到的最好评判是过时好笑，最差的即怪诞不经，它们将从前庄重、有时关乎生死的事情推向大玩偶的境遇。它们仅能说明从前有过什么东西，就像一幅漫画使我们得以别样地去看一张熟悉的面孔。如果大家像我那样相信决斗不只是盛极而衰的问题，就会想了解这种习俗、这种发泄和解决之道是用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原因能够如此突然地消失：这还是一种确认其长盛不衰原因的反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