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是美国最具吸引力的总统之一，在中美关系史上也有着显著地位。本书通过对尼克松的研究，反映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半个世纪美国政界对国际政治和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并从中追寻到20世纪美国最具争议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尼克松的中国观的演进过程。

PREFACE /1

序言 /7

序言 /1

引言 /1

一、尼克松及其对华政策的研究状况 /1

二、新史学方法在已往研究中的运用 /9

三、本书的考察目标 /13

四、研究方法与参考文献 /17

第一章 早年的经历和政治生涯(1913—1959年) /19

一、一颗政坛新星的升起 /19

二、反共斗士形象的树立 /29

三、亲蒋反华的立场 /37

四、对台湾海峡危机的态度 /45

五、尼克松早期中国观的矛盾性与两面性 /53

第二章 转折时期(1960一1968年) /62

一、1960年大选  /62

二、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 /66

三、约翰逊总统摇摆不定的政策 /75

四、60年代美国国內及国际形势的变化 /81

五、尼克松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关系及其对国內外形势变化的反应 /90

六、“新尼克松”——新在哪里 /99

第三章 对华政策的突破(1969--1972年) /110

一、尼克松政府面临的难题与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110

二、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肇始 /119

三、中国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与“乒乓外交” /129

四、尼克松的北京之行 /138

五、尼克松为什么能够实现成功访华? /146

第四章 尼克松对华政策的终结(丑973—1974年) /152

一、尼克松的对台湾政策 /153

二、开设联络处及中关关系的其他微小进展 /166

三、“水门事件”与尼克松政府的终结 /173

四、影响中关关系的其他因素 /177

五、尼克松对华政策的政治遗产 /186

第五章 走上重返政坛之路(1975--1984年) /195

一、福特总统的赦免和尼克松1976年访华 /196

二、尼克松与中关关系正常化 /201

三、尼克松对里根政府的影响 /212

四、重新活跃于政坛O /221

五、十年打拼，何所得矣? /229

第六章 再度辉煌的十年(1985--1994年) /232

一、扩大交往，增加影响 /232

二、尼克松与布什政府 /236

三、尼克松与克林顿 /246

四、尼克松的最后岁月和他的终极观点 /251

五、盖棺能够定论吗? /261

结论 /269

后记 /273

参考书目 /277

索引 /3O1

         四、尼克松的北京之行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30分，尼克松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的讲话只有几分钟，但尼克松自己认为，他的话“制造了本世纪最大的外交惊奇之一”⑤。尼克松宣布，他将要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是建立世界持久和平努力的重大进展。他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7．5亿人民参与，世界将没有持久的和乎，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各个领域打开中国大门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因。他还表示，减轻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建立更好的中美关系，对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有好处。他希望这次访问将是一次和平之旅，“不仅是为了当代人的和平，而且是为了地球上将来的几代人的和平”①。

尼克松突然宣布要访问中国的消息，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帕特里克。泰勒形容尼克松发布这个消息后，“世界暂停，静默无声”②。在片刻的震惊之后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强烈反响。美国媒体所用的语言包括“令人晕眩的”、“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等。在伦敦，外交官们相信，尼克松的这一举动将突然地和极大地改变世界的政治形势；在巴黎，法国的报纸称这是国际政治的转折点；在莫斯科和华沙，这个消息也是极其令人震惊的③。

1971年8月31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休斯敦举行的美国军团的一次会议上说，“在解决西方世界所有问题时我们必须充当主要角色”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我们需要与盟国及朋友分享领导作用”的这一天已经来临。他说，尼克松总统相信，如果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期望在本世纪剩余的岁月里生存下去，互不接触“对于我们自己和对世界都将是危险的”④。尽管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准备，尼克松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不知道他的这次访问是否会取得成功。在飞往中国的路途中，罗杰斯还在担心，因为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日程还没有落实。尼克松也同样担心，但他没说出来⑤。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率领的代表团到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随行的有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代表团成员，同时随行的还有87位记者、电视评论员及广播工作技术人员。尼克松访华期间，不仅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而且会见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在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而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强调中美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并指出友好接触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尼克松则答以毛泽东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提出中美两国人民也要开始一次长征，从不同的角度，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世界的和平与正义。尼克松说，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权形式，不受外来干预和统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去统治别国山。设在北京和上海的卫星地面站转播了尼克松访问长城、明陵、紫禁城的过程，全球估计有数千万人收看到了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场面。尼克松在长城上，向他身边的记者们说，长城的确伟大，它是有着伟大的过去和伟大的未来的伟大的人民建造的②。

美国人民从电视里看到了尼克松总统夫妇在中国的访问，他们参观学校、医院、商店等，所到之处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也通过记者们的镜头和报道，看到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面貌。美国的媒体对其给予了大量的报道，称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周，并将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尼克松自己则称之为他任总统期间“最有戏剧性的事件”和“创造历史的首次访问”，将其与美国的登月之旅相提并论①。

除了尼克松访华本身的轰动效应外，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见更具有深远意义。尼克松与毛泽东只进行了一次会谈，而且主要是集中于“原则”问题，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他喜欢右派，因为右派敢做左派敢说而不敢做的事。他还说，美国侵略中国和中国侵略美国的问题，都是小问题，是不存在的。同时，毛泽东说他觉得中美两国在过去22年里一直没有达成交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也自我批评说中国当时拒绝美国提出的进行人员交往、先就小问题进行谈判、开展有限贸易等建议，而是坚持如果大问题不解决，其他任何问题都不谈。尼克松说，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的是两国对新的国际形势的共同认识，并解释说他已经改变了过去的观点，因为他感到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哲学与它对外部世界的政策是不同的。他还向毛泽东保证，他做的将会比他答应的还要多①。

虽然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是他此次访华的高潮，但他与周恩来的一系列会谈更具实际意义。27年之后，美国国家档案局公布了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的记录，虽然仍有少数敏感部分处于封闭状态，但它已经提供了比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披露得更为丰富和详细的内容。

总的来说，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直接的、坦率的和诚恳的，他们不仅讨论了各项感兴趣的问题，而且表达了各自的基本立场。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正式开始之前，尼克松说，他知道两国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和原则，谁也不会要求对方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立场，也不会对对方提出领土要求，所以，两国没有理由成为敌人，而有很多理由为一个和平的太平洋地区和一个和平的世界携起手来。他说，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与差异，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也是为了使中美两国人民能够有机会彼此了解，两国政府能够相互交往。他希望既要讨论过去的分歧，更要看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建立起两国新的友好关系。尼克松说，坦率地讲，这次访问“除非能达成向前看的共识以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否则毫无意义”②。

会谈中，周恩来回顾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美关系，认为历史证明，在中国没有所谓的真空地带，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可能控制中国，中国人民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对中国来说，最坏的可能是所有的敌人都来进攻中国，苏联从北面来，美国和日本从东面来，印度侵入西藏，但他相信，中美之间不会有冲突。他说，从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看，没有必要发生冲突，即使双方意识形态不同，美国也没有必要占领中国的领土。他还说，中国提出的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只是“放空炮”，也就是一种宣传而已。因此，周恩来认为，从现时两国的利益出发，两国能够找到共同点。同时，周恩来也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美关系的基本导向。

除了以上原则问题外，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形势是会谈的主要话题

周恩来让尼克松选择，是先讨论国际问题，再讨论台湾问题和正常化的问题，还是反过来，尼克松回答说，他愿意先概述台湾问题，再讨论国际形势，最后再回过头来讨论台湾、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问题。显然，尼克松最感兴趣的是国际问题，他希望把中美双边关系的讨论纳入“整个世界的框架之内”，甚至过分强调世界形势的问题。

在国际问题上，尼克松与周恩来讨论了中苏关系问题、日本问题、越南停战谈判问题、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柬埔寨问题、南亚冲突问题、中东问题以及北非问题等。这是中美最高领导层首次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尼克松坚持美国有必要保持其现有的军事力量，保留在欧洲和日本的驻军，以及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他说，如果美国削弱它的军事力量或从这些地区撤出，对美国是危险的，对中国更危险，因为这只会增加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

周恩来谈到了中苏分歧的一些细节，强调中国不寻求扩张领土，并希望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与邻国之间的问题，包括与苏联的问题。中国不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也不希望其他任何国家在这一地区称霸。中国不反对、也不会挑动其他国家反对美苏之间进行接触和谈判，反而鼓励他们这样做。他说，如果美苏之间能够达成限制军备协议，对世界有利，否则，其结果会是战争。当然，周恩来认为，核武器存在越多，核战争越难打得起来。对于尼克松坚持美国试图与苏联达成限制军备协议，周恩来说，美苏是在两个非常高的山颠，是很难走下来的。

尼克松同意，中国并不对苏联构成威胁，因为苏联对中国拥有核优势，但是，美国也不会利用这次会晤来表示，美国和中国正在建立一种联合的小集团来对付苏联。老谋深算的尼克松说，他的立场是与中国和苏联都建立友好关系，能成为美国的朋友的国家并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敌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谈中，尼克松并没有特别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只是说，美国不会从鼓励中苏冲突中得到什么，无论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不会从中得到好处。同时，他也说，理想是一回事，现实世界又是另一回事，而给自己留下后路。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尼克松寻求利用中国去抵消苏联的影响，并希望北京在越南与美国的谈判中向河内施加压力。但中国的政策并不是美国所想像的那么简单。一方面。中国支持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并鼓励越南政府与美国谈判；另一方面，中国向越南政府表示，不会放弃自己的承诺，以此减少越南对中国的离心倾向，避免使之滑向苏联的怀抱。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一系列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立场是既然美国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及柬埔寨化的政策，以上三国的人民将继续战斗，中国也只能继续支持他们。但与此同时，他也说“最迫切的问题”是印度支那问题．中国愿意将台湾问题暂时搁置，直到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的问题解决以后再说，因为越南问题更为紧迫。周恩来还保证中国没有向东南亚扩张的意图。尼克松回答说他的目标是“以适当的方式”实现最后撤出印度支那，也就是意味着美国不会在关系到自己的国家利益、保护美国军队及释放美国战俘的问题上妥协。他坚持，如果谈判没有结果，那将会是越南迫使美国军队继续采取武力措施。他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结束越南战争，而不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动作之后毫无所获。虽然周恩来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国将如何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但中国无疑是支持美国撤出越南的。

2．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解密档案中仍然被覆盖的部分

尼克松对台湾的政策将在下一章做详细分析。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一方面，尼克松把台湾问题同他此次访华联系起来，说美国的左派希望这次访问失败，而右派绝不会允许他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他必须在言辞上满足中国的要求，但又不能让反对派得到口实，联合起来说美国总统到北京是去出卖台湾，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引起大规模的公开辩论，将会威胁到他的整个对华政策。他强调，如果反对他的人有机会攻击他跨越千山万水到中国来是为了背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将会恶化未来的中美关系。但在另一方面，尼克松也向周恩来保证了三条：①美国将逐步撤走并最终完全撤出在台湾的美军；②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③美国仍在台湾之时，不允许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台湾。而同时，他也声称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并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拒绝承诺放弃武力，他说，如果中国表示放弃武力，就等于承认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于预，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但同时，周恩来也理解尼克松所面对的情况，也不希望将尼克松置于尴尬地位。周恩来说，台湾问题已经拖了20多年了，中国可以再多等几年。中国争取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的事情。他也向尼克松保证，即使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以后，中国也不会在台湾建立核基地。周恩来希望，而且不仅仅是希望，台湾问题能在尼克松的下一任期得到解决。当尼克松说这可能要花上10年的时间时，周恩来说那就太久了。可见，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是过于乐观了，没有预见到之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3．关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不仅没有专门谈及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且似乎中美两国对正常化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方面来说，正常化意味着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希望这是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之一；但对美国方面来说，访华本身已经是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而正常化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尼克松访华只是正常化的开始，换句话说，他希望能够尽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认为这是重要的和首要的任务，而且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共有7次提到这个问题。而尼克松强调在朝着正常化迈进的过程中，找到共同的基础。他只有一次提到将正常化作为他的对华政策目标，强调台湾是完成正常化的一大障碍，解决台湾问题是实现这个目标必不可少的环节。他还说，眼下的外交活动和决定都要与这个长远的观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实现正常化是一个人方向，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做。尼克松也表示，如果他能获得连任，那就将有5年的时间去处理这件事，这实际上承诺了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考虑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同时他也强调，朝着正常化前进的行动包括深化双方的人员往来，加强在体育、科技以及医疗人员方面的交流。

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晤是中美两国最高领导层之间第一次直接的会谈，他们不仅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和原则，而且表现出了不同的谈判技巧和风格。尼克松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他一方面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危险，另一方面强调他在国内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能以最小让步得到最大收获。他的底线是当他回国时不至于受到猛烈攻击。尼克松是一个老练的谈判高手，他在全球战略的问题上立场鲜明，但在一些有关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则含糊其辞。尼克松说他不经常做出承诺，但只要是答应了的事，他总是能做得更好。但是，他也给自己留出后路，他说，“我们总要有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相对来说，周恩来表现出的是一种东方文化的魅力，他对尼克松的观点和立场表示理解，但认为无论在此时，还是在将来，两国领导人的世界观都是截然不同的。周恩来在原则上毫不退缩，但在具体问题上又有极大的灵活性，因而在坚持信念的同时也愿意做出让步。

虽然分歧仍然存在，但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是成功的，尼克松对此次坦率的会谈感到满意，觉得超过了他的预期。周恩来也很高兴，因为双方陈述了各自的原则、立场，也讲出了不同领域的分歧，并找到了达成共识的基础，他还赞扬此次会谈打破了外交惯例。相对而言，对于将来的发展前景，中方比美方更为乐观。虽然周恩来说这次会晤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他的看法似乎是只要有了第一步，今后的路就相对会容易走了。周恩来说，要在一年内走完长征可能是不行的，所以会比一年更久一点，但他显然相信，只要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中美之间全面的正常化会很快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周恩来希望尼克松总统本人和他的顾问、助手们都能继续留任。当罗杰斯说在美国的制度下，如果连任，尼克松总统最多也只能再有5年的时间，周恩来回答说，5年足够了!可惜，后来形势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想。

1972年2月27日，当尼克松访华进行到尾声时，双方在上海发布了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成为尼克松访华的实际成果。《上海公报》包括五项基本内容：一是简述尼克松的访华；二是分别表述各自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三是双方就国际关系和双边关系在五项基本原则下达成的共识；四是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五是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达成的一致。《上海公报》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中美关系的所有问题，但是，它在承认分歧的基础上，打开了互相交流与了解的大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P138-146

无论在美国外交史还是中美关系史上，尼克松都是占有显著地位的重要人物。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尼克松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一起打开中美关系的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更是尽人皆知。但说来遗憾，国内学术界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却不多，对他的中国观的全面考察则更少。何慧博士根据博士论文补充修改而成的这本专著是笔者见到的国内学者第一种系统研究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专著，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本书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反映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半个世纪美国政界对国际政治和对中国看法的变化。50年代，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是坚决反华反共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属于右派。尼克松的可贵在于他的思想能与时俱进。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与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一样，敏锐地观察到了冷战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看到了美国改变它在海外卷入的必要性，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和作用的增强。他顺应历史潮流，采取果断措施，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他站在历史的前沿，做了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应该做的事情，得到了人民和历史的肯定。在以后中美关系遭受挫折的时候，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以老迈之身，为中美关系克服困难、走出低谷而奔走呼号。后来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我们研究中美关系的同行，不论是研究历史问题的，还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心里惦记的都是当前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领导人一起打开中美关系的经历给人们的启示是，发展中美关系需要远见卓识，需要胆略。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过去30多年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况，有时美国决策者出于种种考虑(主要是国内政治的考虑)，过于计较眼前的一些事态，那时中美关系就难免受到挫折。

当初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在世界事务、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它给人的启示是，发展中美关系最终要依赖中国自己的发展。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比20世纪70年代初是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今天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当初两国可以走出冷战，走向和解，在中美关系的基础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今天我们更没有理由对中美关系持悲观的看法。

尼克松见证了半个世纪的中美关系，见证了两国关系的坎坷历程。确实，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是有信心的；而经过了数十年的历练，人们也不会指望中美关系会一帆风顺。

何慧是一位勤奋而有才华的青年学者。1999年冬笔者在香港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时，何慧正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常有机会在一起交谈，有时是海阔天空地讨论时事，有时是切磋具体的学术问题。这些接触使我对她的学术经历和想法有了一些了解。她十分努力，不屈不挠。她花费极大精力占有第一手的资料，利用各种可能去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尼克松、里根总统图书馆进行研究。可以说，她所掌握的资料是相当全的(当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政府文件美国还没有解密)。她的导师罗曼丽博士是一位很严谨的学者，导师的学风显然影响了她。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她一丝不苟，反复琢磨，反复修改，下了极大的工夫。论文是用英文写作的，这对国内非英语专业出身的学者来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论文写成以后，她又把它译成中文，再次进行修改，可以说比起我们其他学者写同样的作品来她多付出了许多劳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本书的出版是对她数年来辛勤劳作的最好回报。笔者既感到欣喜，也受到鼓舞，写了这么几句以示祝贺之意。

                   陶文钊

                 2004年4月3日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我于1998年年初进入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未曾想过会用5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以自己过去攻读硕士学位的经验，加上从事高校教学和科研近10年的阅历，我原本以为，用3年左右全脱产的时间写成一篇博士论文，应该是很有把握的。于是，我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做起学问来，并在三年半之后提交了论文。但没有想到的是，我没有能够通过论文答辩。不是因为答辩时英文表达不畅，而是因为论文中存在太多技术性的问题，并且论点不够突出，因此被要求用一年的时间进行修改。这样的情况在香港大学及国外的很多高校中是很普遍的，但我当时却难以接受。沮丧，懊恼，羞愧，什么情绪都有。

在师长和朋友的开导下，我慢慢冷静下来，仔细检视论文，发现它的特征是：资料堆积，平淡无奇。虽然资料相当丰富，但全局性和论述性的部分比较单薄，论点几乎被埋没在了史料之中，除非对该领域相当熟悉的人，否则看不到论文的创见。同时，论文中也的确存在不够严谨和不够规范的地方。我不再怨恨答辩委员会里苛刻得近乎无情的教授，也不敢再有马虎的态度和侥幸的心理，而是下大力气对论文进行了全面修改。核实所有史料，重建论文结构，增添论证和批评，总之，是一次彻底的改造，而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一年后，论文的巨大改观使答辩委员会的专家、教授感到满意，我也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这一段特别的学术经历让我终身难忘，也将使我终身受惠。可以说，没有学术前辈的指引和激励，我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没有这段痛苦的磨砺，我在学术道路上还会走很多弯路。所以，对我来说，这几年的结果，重要的不是得到了博士文凭，而是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言传身教。我愿意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非常感谢我的导师普丽西拉。罗伯茨(罗曼丽)博士(Dr．Priscilla M．Roberts)，不仅感谢她让我分享她从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找到的原始资料，更要感谢她对我在生活上极其宽厚，但在学术上十分严格。我的论文是用英文写成的，每一份稿子上都有她仔仔细细的批改，大到观点阐释，小到词汇、标点，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有的部分甚至改了达十次之多。没有她的关心和耐心，没有她的扶助和指导，我不能够完成这项研究工作。

非常感谢陶文钊教授，感谢他慷慨地给予了我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在陶先生1999年冬于香港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我有幸经常向他请教，他敏锐的观察力、惊人的记忆力、独特的判断力和少有的亲和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之后，我不断地得到陶先生无私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在我将英文论文译写成中文之后，陶先生又对书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并慨然赐序。

非常感谢茅海建教授，感谢他在我遇到学术挫折时的鼓励、安慰，他帮我分析论文中的问题并提出了极其有益的建议。同时，他在香港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孜孜不倦、勤奋钻研、敢破敢立的作风。也为我树立了一个学术的榜样。

我还要感谢香港大学历史系的欧文教授(Pofessor N．G．Owen)，系主任陈刘洁贞教授，库里奇博士(Dr．P．A．Cunich)以及历史系其他学者对我的论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见。此外，我要感谢美国知名历史学家霍夫教授(Pofessor Joan Hoff)。霍夫教授的研究范围广泛，她的《重新认识尼克松》曾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当我在上海见到她，向她请教之时，她对在中国有人研究尼克松感到很惊讶。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她对我的研究表示肯定，对我的部分观点表示赞同，并愿意阅读本书的英文原稿，为进一步修改提出建议。她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之余，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审阅，并于2004年夏天在纽约她的寓所中向我当面阐述了她的意见，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指引。韦伯(william Burr)博士慷慨地向我介绍最新的解密档案，提供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使我的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在此也深表感谢。  此外，众多朋友为此书的问世也给予了帮助。林中泽教授和张小路女士曾为此书的出版事宜奔走。姚昱和郭又新博士不仅与我旨趣相投，而且对此书的出版非常关心。

当然，家人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支柱和动力。父母亲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关爱，特别是母亲，为儿女点燃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夫君梁晨和儿子梁吴在这几年中忍受着聚少离多的痛苦，却没有任何抱怨，反而在各自的事业和学业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亲情是我永远的力量源泉。

一项学术研究的完成离不开经济上的支持和其他学术条件，为此，我要感谢香港大学提供的充裕的奖学金，使我在香港的学习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香港大学研究生院和Dr．L0 Kwee SeongEducational Foundation的游学资助为我前往美国收集资料解决了部分费用，在此也深表谢意。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提供了出版资助，这是本书能够尽早与读者见面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保障。

香港大学图书馆以其丰富的藏书、先进的设施、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管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在此也要感谢尼克松图书馆的档案专家苏珊．诺尔特(SusanNaulty)，里根总统图书馆的莉莎．维蒂(Lisa O．Vitt)和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的山姆．拉什耶(Sam Rushay)为我获得最新的档案资料提供了方便。

本书的出版是为了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推向社会，更是为了与读者交流，得到读者的批评。在撰写本书时，我心里一直有两个目标并进行着探索和尝试。第一，与国际接轨，向世界水平看齐。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它都能够毫无愧色地证明自己是一个过硬的论著。它不只是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也是对该领域的一个贡献。这一点在事实上是否做到了，需要学界和社会的认同。第二，我一直希望历史研究不完全是高深的学问，而是能够被更多人接受的通俗化的文本。希望学术为社会服务，历史能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我自己长于叙事，而短于论理，因此也想找寻一种途径，通过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反映出的社会、历史现象，使历史更生动、活泼，让更多的人享受历史带来的快乐和启迪。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读者能够回答。

                      何慧

                     2004年4月13日

                  修改于2004年10月10日

在我读过的关于尼克松的一些最好的著作中，这是其中之一。

——琼．霍夫(Joan Hoff，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前执行秘书)

何慧博士的这本书是全面追踪研究尼克松中国观和对华政策的第一本专著，是填补空白之作，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善于把丰富的资料纳入国际和美国国内政治的框架之内，理出清晰的脉络，表述自己的观点，加之文本流畅，使人读了饶有兴趣。她的立论和分析客观公正，论必有据，言之凿凿，令人折服。奉书确乎是近年来少见的优秀学术专著。

——戴可来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