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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故事龙应台
讲一个树的故事。
我在欧洲的家,有一个院子,里头有五株松树、两株苹果树、一株樱花、一株梨树、一丛跟房子一样高的欧洲茉莉。靠书房的那株松树长得特别快,亭亭伸出的松枝一年就增长30公分。树干一圈一圈加粗,像小孩儿抢着长身体似的。
然后书房外面的那面墙脚,开始出现八爪裂痕。我们知道,松树的根也在地下长,跟房子争地盘了。不处理,房子要坏。
我们站在松树下,讨论是否不得不砍树。十岁的儿子在不远处他专属的菜圃上,正趴在土上种蕃茄。听见我们的谈论,他晃了过来,说,“松树干直径已经超过60公分,不能说砍就砍喔。”原来村里的树木保护法规定,即便是你自家院里的树,树干直径超过60公分就得事先取得村政府环保办公室的许可,才能砍除。
我看着这身高不到100公分的小鬼,脸上都是黑泥巴,心里着实惊讶:学校的公民教育、绿色教育真厉害,让一个十岁的小孩都知道树木受到什么样的保护,还回来教训家长!
1999年秋天,我开始在台北市政府做公务员。有一天收到一封老太太的信,字写得大大的,墨水很浓,看起来就是一封情感激动的信:一条道路计划要穿过她家门口,因此要切到一株老樟树。这株老樟树,她说,起码有几十年,树冠浓密美丽。社区居民对这树充满感情。树小的时候,老人家是孩子;人老了,树也大了。能不能不砍?老太太甚至愿意把自己一部分的房子捐出来,如果树能留下。
我们就召集各个工程部门共同去会勘这棵树。真是一株漂亮的老树啊。樟树树干颜色黝深,纹路历历如图案。树叶层层叠叠,发出清香。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在树阴下嬉闹,鸟雀在头上的树丛里追逐。有了老树覆盖,再粗陋的巷子也变成温馨甜美的家园。
协调之后,工程部门同意留树。历史就被创造了:第一次,计划道路为一株老树转弯。人们承认了:树,才是一个城市里真正的原住民,驱赶原住民,你是要三思而行的;不得不挪动时,你是要深刻道歉的。
市民的来信更多了:“一整条马路两旁的栾树,上百株,突然被砍光了。我可是从幼儿园起,就每天走那条路上学的。”“河边一大片空地,本来有几百株大树,鸟很多。建筑商在一夜之间全部砍下,变成光秃一片,街坊邻居们都很伤心。”
我们才发现,那砍树的,从来就不是市井小民的个人行为。城市里头树的最大杀手,其实有两个,一是政府的工程行为,一是私有的地产开发。工程行为一心只思考硬件的建设,造桥铺路就是目标;地产行为一心只思考金钱的利益收入,最大的楼地板面积带来最大的利润。至于树木与居民的历史情感、绿色环境带来的生活美学,或者“树木是原住民”的生态哲学,当然不在工程手册和建商契约里。这种工程和开发行为,一砍就是成千成百地砍。而你不可能像抢救老樟树一样,一株一株去救。牵涉工程目的和经济利益,你也不能诉诸道德劝说。在法冶社会里要解决问题,还是得用法治的手段。原来林林总总的法,保护不了这些树。
于是我们开始立法。专家学者花了上千个小时进行细节讨论,各层公务员花了不计其数的加班夜晚,在老太太为樟树求情之后的三年半,台北市通过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从此以后,不论是政府工程或是私人开发,动工之前必须先把该保护的树木给保护起来,才能取得动工的许可。一个新法的执行尽管可能磕磕碰碰,而且还得依实际情况不断修订,但是这个法最深刻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人文价值渗透工程思维,价值改变,一个城市的面貌、气质和内涵,从此不同。 然后有一天,十岁的孩子也会告诉大人,嘿,这棵树可不能砍。 (沐风摘自2005年3月31日《南方周来》)P.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