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政治哲学文库”系列之一，该套书将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本书主要讨论了民国时期的文学。

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指向了历史生活中“路”的遐想与凝思。文学的想像世界与实在的历史生活一向存有界限，现今流行的文学观念也要求人们把文学文本看做自足体，可是文学的想像从来都会往文本之外散逸。文学的想像世界与实在的历史生活未必泾渭分明，文学想像的修辞意义也是无从抹去。因此，由梁启超、鲁迅，到蒋光慈、陈铨与路翎，不能说他们共同绘制了政治想像的必由路径，但在他们的文学世界中，恍若见到穿越历史的政治伦理嬗夺的隐秘踪迹。

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它的论题范围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致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置身于二十一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这套“政治哲学文库”将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绪论

一、文学的历史分期及现代性意旨

二、文学解释中的历史哲学与政治

三、解释的回归：文学的政治想像

第一章 消隐的道路：朝向“未来”的“新中国”

第一节 时间断裂中的政治伦理

第二节 民族时间、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

第三节 当自由遭遇革命

第四节 消隐的道路

第二章 狂人的诞语微言，革命的魅惑与死

第一节 政治的诗性哲学追求

第二节 狂人的诞语微言

第三节 革命的魅惑与死

第三章 革命的必然谱系

第一节 “堂吉诃德”的“新梦”

第二节 阶级的贫困与阶级的正义

第三节 革命目的、贫困与暴力及道统

第四节 善恶嬗迭与革命的情爱政治

第四章 民族主义的政治正当

第一节 “战国时代”的民族政治之“力”

第二节 “政治统一”与民族主义的政治正当

第三节 “英雄崇拜”的历史观及政治

第四节 “文学”的民族主义与伤花“野玫瑰”

第五章 绝望于未来的抵抗

第一节 一个家庭的凋敝与隐示

第二节 一个人的道路：从“英雄”到落寞

第三节 另一个人的轨迹：从漂泊到死亡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狂人是谁？”鲁迅的“朋友之弟”也，因患“迫害狂”症，说了些荒唐言，被鲁迅撮录成《狂人日记》，始名垂史册。狂人说的那些话虽已陈年，但世人不禁常常提起，我们也不妨再听听狂人如何说：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一个对月光有细微感受的人，大凡是“诗人”：一个三十多年没见过月光，故以为“发昏”了三十多年的人，大凡是“哲人”；一个因狗眼相看而惊慌且耿耿于怀的人，确实有些妄想症，因而是“狂人”。

甫一开始，“狂人日记”不经意地露出身份的分裂与模糊。狂人许是诗人，许是哲人，或称诗哲，可他发“狂”了。人之为“狂”通常不是自我判断，而是来自他者的命名。在他者的眼中，一个人言行诡异，非同寻常，方被以为“狂”。于是，狂人就有了自我认同的困难，终会在他者眼光的逼视和惊疑中不能把持自我，而自觉为“狂”了。这即是“迫害狂”。

可“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日记第二节开头，狂人如是说。没有了月光，只是黑夜茫茫，狂人也许又会“发昏”。在光明与黑暗、阴影与光亮之间，狂人的自我意识恍惚了起来。“疯狂理应不再成为黑夜，而是意识中逃逸的阴影，这样，人就能尝试着去把握它的真实，并在认识中治愈它。”狂人能逃出自我意识的阴影吗？他能把捉到怎样的“真实”来解救自己的“疯狂”，从而于黑夜里重见月光呢？

狂人很在意他者的眼色：赵家的狗的眼色、赵贵翁的眼色、路人的眼色、一伙小孩的眼色和大哥的眼色……由他者的眼色，狂人读出他人“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是为什么？狂人自付同赵贵翁没什么仇，同路人也没什么仇，同小孩子更没什么仇。他没惹过谁，“只有二十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

“狼子村”发生的一件事让狂人开了窍。那村的佃户来告荒时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心肝还被人挖出用油煎炒了吃。

原来，“他们会吃人”，那“就未必不会吃我”。狂人想自己“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鉴此，狂人得把事情弄个明白：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宇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依稀见到一种“真实”，这“真实”寄生在停滞的历史中，它就是“吃人”的“仁义道德”。“仁义道德”是“吃人”的，“仁义道德”的后裔子孙也就成了“吃人”的人。

“他们想要吃我”，“吃人的是我哥哥”，但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没有比这一发现更惊人的了！四千年来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真的人”从未出现过。“真的人”是不“吃人”的人，因而不是“仁义道德”的人。觑探历史“真实”的同时，狂人仿佛呈现了“自我意识的阴影”之真相。狂人之所以被他人视为“狂”，是因狂人“发现”了“吃人”；狂人之所以“狂”，因为只有他才去“发一现”“吃一人”。

在历史的“字缝”里看出“吃人”，其思虑不可谓不深。《狂人日记》当年发表后，有人随即写就一篇读后感，题名《吃人与礼教》，并呼号“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礼教吃人”，——有关《狂人日记》的传说莫过于此。多少年来，人们深信不疑。

          P71-P73

    总序

      甘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二十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一知识”、“法律一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泄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六十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十七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尤其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实际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二十一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年夏

《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既是第一本书，就不免有些感慨。

我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的是社会学，那个时候从没想过弄什么“学术”，虽然读书不算少，但在吉他与音乐上花了更多的时间。毕业后去了政府机关，熬了多年，没什么盼头，转而重回大学成了一名硕士研究生；这一次读的是美学，我对海德格尔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一旦喜欢上海德格尔，往往难以忘怀，我本想在博士阶段继续研读海德格尔，可阴差阳错，我考的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从学士到博士，我的求学生涯一直在中山大学度过。对这所大学我是够忠诚的，而我似乎很不忠于“专业”。读三个学位，换过三个专业。在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心思又转向了政治哲学。回想起来，这也没什么不好。大概我真的是“爱”上了学术，真的打算以“学术作为志业”了。

《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这部书稿，其实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美好生活的可能叫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想像》的“上篇”修改而成。为了把“论文”弄得像一本“专著”，目前这部书稿的“绪论”和“结语”几乎是重新写过的，正文部分也补充了不少内容，题目也作了重大的调整。

我的博士论文是跨学科性的研究。感谢先师程文超教授，感谢他首先肯定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一直以来，他从不掩饰对我的期望与赏识。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程老师的身体很不好，他极其虚弱，但仍然给了我前瞻性的建议和信任，让我在某种限度内挥洒文字。很可惜，他已经没有机会看见我的书稿了。我想他一定会替我高兴。我祈愿他在天乡过得好。

我还要感谢刘小枫教授。在他来中山大学任教后，我有幸得到他的直面教诲。刘老师曾对我的博士论文的某些章节作出过重要指导。正是在他的督促下，我的博士论文才得以修改成这部书稿；也正是在他的关照下，我的这部书稿才被纳入他与甘阳先生共同主持的“政治哲学文丛”的出版计划。

我还要感谢林岗教授。林岗教授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可以在他的面前随意地发泄情绪，毫无顾忌地争论、表达各种看法。林岗教授为我的博士论文给出过不少细节性的意见，被我欣然承纳。

我也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的评阅人，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中山大学的邓国伟教授。他们都对我的博士论文作了挺高的评价。尤其是陈思和先生的评语，读来令我感动和鼓舞。我与陈思和先生至今未能相识，望日后得缘再次承教。

感谢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诸位先生，除林岗教授外，还有蒋述卓教授、高晓康教授、袁国兴教授和吴定宇教授。

我在这里感谢了多位学者，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惟有低首心回，坚韧致远方！

        魏朝勇

      2004年岁末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