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中国的心学大师，心学是王学之魂。他的“心即理”思想是在贵州贵阳的修文龙场悟道而悟出的，接着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提出了“知行合一”，随后又提出“致良知”。从而使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渐成体系。本论文集系统地对王阳明的心学进行探索研究，同时就王阳明在贵州的讲学活动、黔中王门后学、阳明文化，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意见。该书不乏创新见解、理论紧密联系实践，内容新颖，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这本《王学之魂》论文集，是在2002年10月举办的中国·贵阳(修文)阳明文化节暨阳明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的基础上，加上近几年《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会刊》中收到的论文选编集成的。这本论文集有一半多的篇幅都在围绕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进行多方面的阐述。中国心学虽然发端于亚圣——孟子，但中国心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却是王阳明。王阳明的“心即理”思想是在贵州贵阳的修文龙场悟道而悟出的，接着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提出了“知行合一”，随后又提出“致良知”。从而使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渐成体系。王阳明是中国的心学大师，心学是王学之魂，所以我们用《王学之魂》来命名本书。当然这本论文集除研究王阳明的心学外，还有就王阳明在贵州的讲学等活动带动贵州文化的兴起，形成黔中王门后学，成为有贵州特色的阳明文化，一些学者就如何开发利用阳明文化资源为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意见。

良知与和谐社会(代序) ……………………………王晓昕

文化之峰起黔山 …………………………刘学洙 史继忠

心学大师王阳明 ……………………………………吴雁南

阳明学说与孔儒思想 ………………………………汤恩佳

探寻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

 ——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静定、立诚与格心……张新民

“心学”的本质是人学、人性学……………………袁仁琮

王阳明对中国心性哲学的诠释 ……………………徐明德

王阳明良知思想对“四书”的继承…………………高予远

试析阳明心学反叛传统的主体自觉 ………………周松柏

建构主体的价值取向

 ——论阳明心学的启蒙思想 ……………………程志华

阳明学与日本明治维新运动 ………………………刘宗碧

全球性生命危机与阳明学的作用 …………………金世贞

佛教禅学与阳明心学 ………………………………刘宗棠

儒家思想自得维度诠释 ……………………………叶远厚

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同异之辨 ……………………夏之奎

阳明心学与西方现代理性 …………………………李发耀

记王阳明父子梦兆二三事 …………………………张克伟

王阳明与席书 ………………………………………余怀彦

王守仁对潮州状元林大钦的感染 …………………王 煜

张居正与王学关系之考辨 …………………………黄卓越

关于王阳明若干史迹的调查与考辨 ………………钱 明

黔中王门是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派 …………………李友学

黔中王门系统考 ……………………………………李迎喜

西部大开发与“黔中三宝”研究……………………王路平

王阳明贵州教育活动与西部开发 …………………诸焕灿

由王阳明谪居诗看他的龙场生活 …………………洪禹钦

读王阳明《居夷诗》…………………………………陈新国

阳明文化与修文县形象品牌的打造 ………………熊宗仁

阳明文化与修文旅游美学 ………………杨炯蠡 肖进原

论贵州阳明文化圈旅游开发的人文资源价值 ……龙平久

贵州阳明遗景的特色 ………………………………卢祥运

谈阳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李 平

王阳明贬谪龙场漫话 ………………………………张清河

编后记

王阳明生于浙江而“成道”于贵州，“龙场悟道”是王学的起点。王阳明思想在贵州发端，是偶然，也是必然。就他个人谪贬贵州而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悲惨的遭遇，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思想。时代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而贵州的特定环境也是一种必然。

时代呼唤新的社会思潮，王阳明学说应运而生。明朝中叶，商业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处在急剧变动之中，“厌常喜新”的思想不断萌动，王阳明学说便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上的折光反映。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其所以来。而文成(指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抵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明代程朱理学已是一统天下。在中原、江南等文化发达地区，“正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很难冲破牢笼。而贵州，明代才兴办儒学教育，时间相差千余年。在这个传统思想薄弱的地区，作为儒学“异端”的王阳明思想，找到了个突破口，于是爆发出来。“龙场悟道，贵阳传道”，王学从此走遍天下，这就是王学始于贵州的社会原因。

贵州是王阳明绝处逢生的地方。王阳明遭到不白之冤，蒙受奇耻大辱，万念俱灰，惟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却，他对着石槨自叹：“吾惟矣命而已！”初到龙场之时，自取柴薪，汲水做饭，坐在破屋子里，心乱如麻，恍恍惚惚不可终日。举目无亲，心中的愤懑无法排解。诗不能解闷，复调“越曲”。曲不能解闷，无可奈何地杂以谐笑。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生降落到最低点，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悲惨的时期。

当他处在寂寞、苦闷、彷徨、悲戚的时候，当地少数民族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同情王阳明的遭遇，“伐木为材”为他构筑新居，他感慨而作《何陋轩记》。少数民族为他建亭，旁边“环植以竹”，使他感悟到竹子“挺然特立”的品格，自题为“君子亭”。及至宾阳堂建成，他仿佛重见天日，对着东方的朝阳“稽首再拜”。他不再是一只孤鹤，同当地百姓亲密无间。某太守派人前来羞辱他，少数民族出于义愤，七手八脚把差人打跑。彝族土司安贵荣同他友善，常派人送来米、肉、鸡、鹅和金帛、鞍马，使他感激不尽。这些善良、忠厚的人们，帮助王阳明渡过了生活的难关，消除了孤独、寂寞的心境，使他感受到人间真情而重新站立起来。是龙场人民给予他新生的力量，是龙场人民给予他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使他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向封建礼教冲击。

在逆境之中看到了光明，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烦恼，冷静思索人生，以“理智”的态度进行反思，重新审视程朱理学，以此成为“龙场悟道”的契机。在“玩易窝”中，他从玩味《易经》中感悟到“天人合一”的真谛，心态由烦躁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恍然大悟，既然天、地、人合为一体，“天理”与“良心”自然相通，所以“天理”也存在于人的心中，从而导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在理论上与程朱理学根本对立。

“悟道”的结果，写成了《五经臆说》。《五经臆说》表达的是他“胸臆之见”，“不必尽合于先贤”，显露出大胆的“叛离”思想。他来时匆忙，书卷不可尽带，但凭默记“旧所读书”，发挥个人独立思考，这就使他跳出了引经据典、以经解经的窠臼。他所写的都是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朱熹所说不尽可信，有的甚至是得其糟粕而弃其精化，应当把它拿到“理性”的天平上重新权衡。

           P2-P3

    良知与和谐社会

       (代序)

       王晓昕

  一

良知与和谐社会这两个词汇，并非是被今天的人们强行地加以捆绑在一起的话语，其实它早巳被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所关注，而生活在500年前的王阳明先生对此则有着非常系统的论析。在他看来，良知不仅生天生地，生物生人，良知还维系着整个宇宙、世界、社会的存在与运行，并对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和谐抑或冲突担当着主宰的职责。

我们首先来看，所谓“良知”是指的什么呢？阳明先生说：

良知者，心之本体。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它间隔得？(《传习录》)

阳明先生在这里十分肯定地确立了良知与世界(天地鬼神万物)的关系：一方面，良知是世界的主宰(诚然也是社会的主宰)；另一方面，良知与世界是不可分的。那么，阳明先生有没有关于以良知为主宰的社会是否和谐之类的论述呢？我认为是有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说：“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关于群己关系，他不仅有许多的论述，更是亲自践行，他在贵州时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便是明证。至于说到人与自己心灵的关系，他的“致良知”学说则是对此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周密的探讨。一个人能够“致良知”，就能“存天理，去人欲”，成为圣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而圣人与自己的心灵必然处于一种至纯至和谐的境界与状态。这只能归结为圣人在“致良知”上的用功与成就。

阳明先生在关于良知与社会的关系的讨论中，实际上牵涉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的运行有没有一个动因？二是这个动因是什么？三是在这个动因的推动下世界将趋向于什么样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述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一些引入注目的看法，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1996年他又接着出版了论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的观点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关于世界运行的动机，二是世界运变的动力与根源。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导致世界政治格局运变的动机已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文明。他把整个世界的各种文明归结为八种，其中又以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为主要的三种。文明或文化，是世界运变的动力与根源。他说：“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这句话同时就已表明了亨廷顿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文明这一动因的推动下，整个世界的运变走向不是趋于和谐，而是趋于冲突，特别是在基督教文明面对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时，冲突更是不可避免，至少在新世界(即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是这样。亨廷顿显然陷入了夸大“冲突”而忽视“融合”的片面性。还有的人虽然反对亨氏的“冲突论”而主张“和解论”，但仍然是把文化视为世界运变的根源。另外还有些人，他们在指责亨廷顿和杜维明将文明视为当今世界政治格局运变之根源的同时，则打算用什么“作为现实动力的资本，以及作为观念形态的现代形而上学”取代之。其实所有这些种种的观点和看法都忽略了一个关键，即意识形态也好，经济也好，文明也好，资本也好，现代形而上学也好，都只不过是些在天地万物间流淌着的东西而非所谓物物者。看来人们真应当回到生活在500年前的阳明先生那里去寻觅智慧了。

  二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决定》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在上述五个能力中，《决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提了出来，立即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一时间，什么是和谐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据是什么(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合法性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如何建构(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理化建构问题)？等等问题被提了出来。

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这里的“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就是我党执政的根据或执政的合法性之所在。要构建和谐社会，要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也有一个“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所谓根据与合法性的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本文需要讨论的：一是从根源上考虑和谐社会构建的合法性问题；二是怎样构建和谐社会，即从技术层面上考虑和谐社会的合理化建构问题。黑格尔在论证“绝对理念”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上，同时又设计了一个自我完善的宇宙框架。黑格尔是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论者。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就在儒家《春秋》公羊学派“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对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展开了长达近2000年的讨论。今日之构建和谐社会，与之有着本质不同，但从根据的类型上讲，仍然有内部根据与外部条件之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等诸方面因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己心灵的关系等等，均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一个具体的地区或一个城市，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均已具备后，就会凸显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生态的、经济的，或者将生态与经济两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加以凸显。它们都是构成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以每一要素或每几个要素为显著特征所构成的全要素的集合体，对于一般意义的集合系统而言，都只不过是个别和具体。

  三

任何一个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合法性，最权威的评判标准来自于人民。历史早已证明，人心向背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兴亡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归根结底体现在她能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这种认同，换句话说，也就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支持和拥护。这里的“合法性”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和范畴，其含义首先是指道义上的认同，有别于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合法性认同，体现为三大要素：一是她的执政理念，二是她的制度性安排，三是她的绩效的反作用力。

任何一个政党要求执政，首先要解决的是执政理念。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天人合一”是儒家论证君主专制统治之必然性的核心论题，也是封建君主执政合法性的核心理念。朱熹在谈到“天”时，作了三解：“曰：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朱子语类》卷一)“苍苍者”指的是自然之天；“主宰者”指的是“上天”，即有意志的人格神；“理”即“天理”，是最核心的根据。在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天”，有时单指三义中之一义(今人论及环境与生态，常引儒家“天人合一”论，此“天”应为“苍苍者”)，有时全含三义，有时兼指“上天”和“天理”，更多时候，指的是“天理”。这样，儒家形成了关于天的三种理论：自然主义天道观、天命论、天理论。汉武帝之后的中国政治仍为君主专制政治，但由于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指导并有了天理论，君主专制政治的“随意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儒家要求君主的“意”，必须是善良的、符合天意民心的，君主的“情”必须是发而中节的。这就是说，在儒家文明中，君主虽然还是按自己的意志和性情进行统治，但由于君主的“意”和“情”已被儒家限定，因此君主只能按善良意志和中和之性对民众进行统治，而不能“恣情肆意”。换句话说，君主只能“为政以德”、“行仁于民”，否则就不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而是暴政。

宋儒把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上升至天理的高度。自宋以来，儒家指出，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只是“天理”二宇。君主自称“天子”，君主的一言一行皆假天理。此时的“天理”对君主而言，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君主假天意行事，凡事皆言“奉天承运”，有了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天理”的内容有三纲五常的规范，愚民的同时，对君主的执政行为亦构成了制约。中国君主专制政治采取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实际上等于专制君主们在自己头上加了一道“紧箍咒”(马振铎等著《儒家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7页、133页)。不过这种制约对君主而言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理论与实际的相悖，使心学大师王阳明在“天人合一”之后又倡出“知行合一”，以作补偏救弊之想。这里，应当明确指出的是，被程朱称之为“天理”的那个东西，在阳明先生则称之为“良知”，尽管二者之间有着客观与主观等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都作为宇宙运变的根据和社会趋向和谐的动力这一点，宋明理学内部乃至整个儒学都是一致的。

杨国荣在他的博士论文《王学通论》中写道：“农民的武器批判与统治阶级本身的沦落在从不同侧面危及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又暴露了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思想钳制的失当。从理论上看，程朱理学将天理(正统规范的形而上学化)与主体视为对立的二极，强调‘他(天理)为主，我为客’(《朱子语类》卷一)。这样，天理实际上是作为外在的绝对命令而宰制主体的行为。深刻的社会危机与程朱理学在避免与挽救危机上的无力，迫使当时的思想家在天理的外在强制之外另辟蹊径。王阳明即是对此作自觉探索的思想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8页)在天理之外另辟蹊径的结果，是王阳明先生飢立了他的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致良知”学说。

中国共产党执政于今日中国的合法性，来自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表达的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首先也凸显了一个“天”字。这个“天”，不是别的，就是“民”(人民)。她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民的心声。以这样的理念执政，是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法性得以成立的首要前提。科学的执政理念是合法性的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新时期我们党执政的新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也是党执政的根据和必然性。党如果不能代表“民”，不能“为民”，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之基础，党于和谐社会的合理性建构之努力亦成徒然。只有真正代表“民”，为“民”，才是水乳交融，才是“‘天’人合一”，这正是和谐社会之所以和谐的最本质、最核心的要素。和谐社会诚然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和谐，但其中，执政者与民之和谐，才是上述和谐中之最为要害之处。

执政党与民的关系，即通常所说之党群关系，这无疑是社会复杂关系网络中最为核心之关系。必须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这是因为，任何执政党的根基，都在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一个执政党，真正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将使她获得最大的政治优势；反之，脱离群众，将使她处于最大的政治劣势。社会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复杂关系网络，执政者居于这一复杂网络的核心位置，她与她周围网络的各要素之关系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存在状况。为此，要使党保持最大的政治优势，就必须真正做到，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这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实际士是要回答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是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什么样的党才具备构建和谐社会之合法性问题。因此，光有科学的执政理念是不够的，要实现这一总目标，还须在程序(制度性安排)和绩效上真正体现出合法性。

有人提出“政道”与“治道”是两个不同的方面。所谓“政道”，就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而“治道”则是合法权利具体落实与运作的制度性安排，或者说是方法与艺术。实际上，这仍然可以视为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应是两个题目：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理性建构”问题。合理当然就可以理解为合法，但也有不同，它更多指向运作和效果。这样一来，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就有了两个不同的层面：哲学是一个层面，它是理念的层面；属于第二个层面的有社会学、伦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等等，它是技术的层面，我们权且将它称为“合理性建构问题”。

  四

有构建的能力是合法性的问题，有了这种能力又使之成为现实，即合法的权力如何具体落实与运作的制度性安排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跨越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科学的发展观，是统御众多学科、诸多领域的根本的观点，是指导理论探索和实践运作的根本观点，是贯穿人、自然、社会各个方面的灵与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必然首先坚持以人为本。因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如果我们把“科学发展观”五个字加以分析，就会知道，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主词，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但是，发展必须用科学来加以规定和修饰。非科学的发展观对人类及社会之遗害无穷，已令国人深恶。坚持科学发展观，其基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提法，其本身就跨越两个层面。它既是合法性的深刻根据，又是制度性建构安排所要到达的目标。因为一切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以人为本，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实现人的经济利益。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以人为本，确保人的政治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我们取得了大的进步，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三，以人为本，构造人的发展环境。人的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满足后，人的发展的需求凸显出来。要创造面向一切人的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四，以人为本，追求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无论是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还是身体健康素质，我们都太需要提高了。这是以人为本的最高体现，科学的发展观在这里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人为本也好、以民为本也好，并非民意的唯一性与一重独大，并非“民意的合法性一重独大”，因此，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还必须始终坚持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必然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必须坚持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并把这些观点落实为制度，成为合理建构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自然”，儒家称之为“天”(苍苍者)。这是“天人关系”的一个角度和方面。仍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安排两个层面。这里的“自然之天”与人的关系，在只强调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处理好。不能在制度的具体层面上处理和解决好生态问题，就不可能构建起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和谐社会。制度处理的失当反过来否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合法性。所以“天”既代表有“民”意，又代表有“天”(苍苍者)意。“天意”的合法性与“民意”的合法性相统一，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天意”的合法性要求我们贯彻落实好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先更新发展观念，并进而改变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措施。

“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社会的关系”当有所不同。社会中含有历史、地理等条件因素。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即在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党与民之关系至为核心。因为党是执政党，民虽为“治下”，但不同于过去君主与臣民之关系。对党群关系的比喻，有正与反的不同。正的比喻有如鱼水关系、水乳关系、水舟关系、血肉关系等等；反的比喻如油水关系。正的比喻中，水舟关系之比喻具有更为深刻之意义。“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荀子“水舟之喻”于今仍有充足的价值与意义。社会的内涵更为全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各个方面如何协调，如何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过去人们讲可持续发展，一般仅就自然生态而言，似乎政治、文化、经济就不需要可持续发展了，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片面的。就拿政治文化来说，我们可以割断历史吗？不能！我们可以不顾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用一个模式去进行浇铸吗？不能！一度曾经以单纯的经济指标“GDP”来衡量一切的作法已让人们吃亏不小。忽视协调的片面发展观，忽视具体特殊历史与地理景况的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观我们已经进行过批判，都显然不是科学的发展观，都显然是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合理性安排背道而驰，反过来，它实际上已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五

为了贯彻落实好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思想和贵州省委九届五次全会提出的“生态立省”战略，贵阳市委提出了把贵阳建设成为生态经济市的战略构想。笔者认为，建设生态经济市，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贵阳市城市定位的必然选择。贵阳市建设生态经济市，有优势、有基础、有条件。生态经济市建成之日，正是和谐社会形成之时。从哲学的角度上讲，生态经济市也就是和谐社会的具体形态。  就整体而言，和谐社会构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建构，既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又具有诸多需要共同遵循的道和理。从全局和大范围来看社会的和谐，她必须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既然是全面发展，她又必须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但是就一些局部来看，就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来看，在获得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能够使某一方面的优长发展凸现出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对我们的教导。要把整个中国构建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从技术层面上看，她必须是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个性张扬的地区、城市和农村有机结合而成的，最终形成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互相协调的整体的和谐社会。整体的和谐性与个体的差异性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正是因为整体的每一个体和局部各具特色和具有差异性，整体才显得更为和谐。辩证法和系统论都给予我们这样的提示。

第一，整体的和谐首先在于她的根据，亦即前述之必然性与合法性，整体的和谐社会只有以她构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建构为根据，才能够成立。

第二，整体的和谐又以其内部各要素的个性与差异性的存在为条件。和谐与不和谐是相辅相成的。整体的全面和谐中，包含着部分的、局部的不和谐，这样的统一体常常更加美丽。比如和声学中的属七和弦，以根音、三音、五音构成的正三和弦是和谐的，再加一不和谐的七音，运用在某些场合，整个进行则更加美丽。所以在整体的和谐中，常常存在着和谐与不和谐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包含。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谐与不和谐又是相互转化的，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预见性。过去是和谐的东西，今天或许变得不和谐，这就需要我们去处理和变化它，首先是这一和谐的构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建构。同理，今天已经形成的和谐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会变得不那么和谐甚至很不和谐。从和谐到不和谐，到新的和谐又到新的不和谐，任何事物，包括社会有机体，都必然是依照这一规律发展着的过程。

这样一来，任何个体和局部都只是整体之中的个别的具体的形态。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她一方面是属于整体的和谐社会之中的，她的构建的合法性是由整体和谐社会构建的合法性所决定的，她的合理性建构从总体上也要服从于整体的合理性建构。但必须具体化，这里指的是合理性建构的具体化。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可以凸显个性就成为必然性。她可以是文化的，可以是政治中心的，可以是生态的，甚至可以是民俗的，也可以是两个不同因素相结合而成的。生态经济市的提法是有其根据的，同时只要她是与当地的特质相吻合，又是凸显了这一特质的，她就同样有其合法性。生态经济市作为和谐社会的具体形态的提法是能够成立的。余下的，就是她的合理性的建构了。

(王晓昕：贵阳学院副院长、教授，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会长)

这本《王学之魂》论文集，是在2002年10月举办的中国·贵阳(修文)阳明文化节暨阳明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的基础上，加上近几年我们在编辑《贵阳王阳明研究会会刊》中收到的论文选编集成的。这本论文集有一半多的篇幅都在围绕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进行多方面的阐述。中国心学虽然发端于亚圣——孟子，但中国心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却是王阳明。王阳明的“心即理”思想是在贵州贵阳的修文龙场悟道而悟出的，接着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提出了“知行合一”，随后又提出“致良知”。从而使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渐成体系。王阳明是中国的心学大师，心学是王学之魂，所以我们用《王学之魂》来命名本书。当然这本论文集除研究王阳明的心学外，还有就王阳明在贵州的讲学等活动带动贵州文化的兴起，形成黔中王门后学，成为有贵州特色的阳明文化，一些学者就如何开发利用阳明文化资源为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意见。有的作者在此期间虽有多篇研究王学的成果问世，但在编辑这本书时，我们本着一人一篇的原则按本书的主题进行了选择。这本研究王学的论文集，和1999年8月出版的《王学之思》以及2000年12月出版的《王学之路》论文集，形成了一个研究王学的学术系列。这是贵阳王阳明研究会脚踏实地，广泛联系国内外、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坚持对王学进行长期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从而形成贵州研究王学的一个特色。这些书的出版，也得益于省、市、县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本书由贵阳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对为本书出版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及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和修文县的领导，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辑水平有限，在书稿的编校中难免会有一些错误，敬请各位专家学者见谅。

           编者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