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是矗立在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副标题就是“新人的故事”，小说围绕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秘密革命活动3条线索展开，提出只有斗争才能改变人民的厄运，并以“未婚妻”隐喻革命。主人公拉赫美托夫集中体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征，成为职业革命家、一个“特别的人”；小说借一个渴望自由和独立的新女性薇拉，表达对妇女解放和自由恋爱的新思想、宣扬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小说结构新颖别致，叙述经常伴以政论性的旁白，并常用隐喻、暗示表示一代新人的革命活动。

这部作品是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作，故事围绕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秘密革命活动3条线索展开，提出只有斗争才能改变人民的厄运，并以“未婚妻”隐喻革命。主人公拉赫美托夫集中体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征，为接近人民跑遍了整个俄罗斯，干过樵夫、锯工、石匠、纤夫，最后成为职业革命家、一个“特别的人”；为锻炼革命意志，献身自己的理想，宁愿生活极其俭朴清苦。小说借一个渴望自由和独立的新女性薇拉同平民知识分子罗普霍夫与吉尔沙诺夫的三角恋爱，表达对妇女解放和自由恋爱的新思想；通过薇拉创办的新型缝衣工场和她的4个梦，宣扬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小说结构新颖别致，叙述经常伴以政论性的旁白，并常用隐喻、暗示表示一代新人的革命活动。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俄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青年和革命者。

Ⅰ 一个傻瓜

Ⅱ 傻瓜案的初步侦查

Ⅲ 序

第一章 韦拉·帕夫洛夫娜在娘家的生活

第二章 初恋和正式结婚

第三章 婚后和第二次恋爱

第四章 第二次结婚

第五章 新的人物和结局

第六章 布景的改换

附录

 第四章第十七节定稿译文

 第四二九页初稿译文

韦拉·帕夫洛夫娜的教养很寻常。她认识医学院学生洛普霍夫以前，她的生活虽然显出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但是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在行为举止方面，她当时就有些了不起了。

韦拉·帕夫洛夫娜是在戈罗霍夫街上，在花园街和谢苗诺夫桥之间一幢多层楼房里长大的。如今这幢楼房给标了个相应的门牌号码，可是一八五二年还没有这种号码，只在门口题着“四品官伊凡·扎哈罗维奇·斯托列什尼科夫房产”的字样。题词是这么说。不过伊凡·扎哈罗维奇·斯托列什尼科夫一八三七年就已去世，从此房东便是他的儿子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房契上又这么说。但是房客都知道，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只是房东的儿子，真正的房东是安娜·彼得罗夫娜。

当时这座楼房也跟现在一般高大，有两道院门和四道临街的正门，往里头是三个院子。一八五二年，沿着临街一座最考究的前楼梯走上去，在二楼，正像今天一样，住着女房东和她的儿子。安娜·彼得罗夫娜现在一如当年，仍然是一位仪态不凡的太太。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现在是个身材魁梧的军官，当时是个又魁梧又漂亮的军官。

如今沿着第一个院子旁边许多后楼梯中间最脏的一座走上去，在四楼右首的一套房间里，究竟住着什么人，我不知道。一八五二年，那儿住的却是房屋管理人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罗扎利斯基，一个强壮的、同样是魁梧的男子，和他的女人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一位精瘦而结实的高个子太太，此外还有他们的成年女儿——她就是韦拉·帕夫洛夫娜——和九岁的儿子费佳。

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除了管理房屋，还在一个司里当副科长。他这门差事没有什么油水。管理房屋倒有些油水，但是为数有限。换了别人，捞的钱会多得多，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却像他自己所说，是有良心的。因此女房东对他很满意，他经管十四年，攒下家财近万，而从女房东荷包里得到的不过三千，其余都是从周转中积累起来的，对女房东无损：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把钱拿去放债，专收细软做押头。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有一宗小财产，她对她的干亲家们说是五千左右，其实不止这些。约莫十五年以前，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变卖了一位做官的兄弟遗下的浣熊皮袄、旧衣和家具，给这宗财产打下了基础。她卖得一百五十来卢布，也拿去经营抵押放款，她干起来比丈夫冒失得多，上过好几回当。有个拆白党用身份证做押头，向她借了五个卢布，那身份证原来是一件赃物，为了摆脱干系，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只好再倒贴十五卢布。还有个骗子用金表做押头，向她借了二十卢布，那只表原来是从一个遇害者身上扒来的，为了摆脱干系，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又只好吃一次大亏。不过，尽管她遭受了她那位放债慎重的丈夫所能避免的各种损失，她的利润却增加得更快。她还找出一些特别的生财之道。有一次，——当时韦拉·帕夫洛夫娜还小，如果女儿已经成年，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决不会当着她干这个，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不干呢？反正小孩子还不懂事！韦罗奇卡自己确实不会懂得，幸亏厨娘对她解释得很明白。厨娘本来也不想解释，因为小娃娃不应该知道这些，但是她为了跟姘夫饮酒作乐，被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狠狠地打了一顿以后(不过玛特辽娜的一只眼经常带着伤，不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而是姘夫打伤的。这样也好，因为伤了眼睛的厨娘不值钱！)，心里憋不住，就那么捅出去了，——这样，有一次，一位不同寻常、花枝招展的熟识的漂亮太太来找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并且留下做客。头一个星期她过得挺安静，只是有一位同样漂亮的文官常来看她，他送给韦罗奇卡糖果，又送了几个上好的布娃娃，还送了两本带插图的小书。一本书上印着野兽、都市风光等精美的图画；至于另一本书，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等那男客一离开，就从韦罗奇卡手中抢走了，所以韦罗奇卡只见过这些图画一次，是他自己当面指给她看的。那位熟识的太太这样住了个把星期，家里平静无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整个星期没有挨近过放伏特加的食橱(她不把开食橱的钥匙交给任何人)，而且既不打玛特辽娜，也不打韦罗奇卡，又没有大声骂过谁。后来有一天夜间，女客突然发出可怕的叫喊，屋里扬起脚步声和忙乱声，不断地吵醒韦罗奇卡。第二天早上，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走到食橱旁边，比平日多站了一会儿，尽说：“谢天谢地，总算运气好，谢天谢地！”她甚至把玛特辽娜叫到食橱边，说道：“随便喝一点吧，玛特辽努什卡，你也够辛苦啦，”接着，她一反平日酒后的常态，不打人也不骂人，却吻了吻韦罗奇卡，躺下睡了。后来家里又安静了一个星期，女客没有叫喊过，只是不出房门，然后便走掉了。她走了两天，一位文官——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位文官——领着警察前来，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骂了好一阵。但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丝毫不肯让步，口口声声说：“您的事儿我根本不知情。您查查户口簿，看是谁在我这儿住过！是我的熟人萨瓦斯佳诺娃，在普斯科夫做买卖的，我要讲的就是这些！”文官骂了又骂，终于走了，从此再没有露面。这是韦罗奇卡八岁上看见的，到了九岁，玛特辽娜才给她解释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种事情只有过一次，其他的事五花八门，可是为数也都不多。

韦罗奇卡是个十岁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回陪母亲上旧货市场，走到从戈罗霍夫街转入花园街的拐角处，没料到母亲在她后脑勺上打了一下，训斥道：“傻瓜，你只顾盯着教堂瞧稀罕，干吗不往脑门上画十字？你想必也知道，好人没有不画十字的！”

韦罗奇卡十二岁进寄宿中学，又请了个爱喝酒但是很和善的德国人教钢琴，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因为贪酒，收费倒很低廉。

她不满十四岁就给全家缝衣服，好在她家人口不多。

韦罗奇卡快到十六岁的时候，母亲开始这样数落她：“洗洗你的脸吧，你这张脸呀，就像是茨冈女人！可洗也白搭，这么个丑丫头，不知长得像谁。”为了面孔黑，韦罗奇卡受过许多气，她也一向认为自己不好看。原先母亲差不多只给她披破布条，现在却替她打扮起来。韦罗奇卡经过打扮陪母亲上教堂时，心里却想：“这些服装对别人倒合适，我可无论穿什么——穿印花布裙衫也好，绫罗绸缎也好，总归是个丑茨冈女人。长得俊真好。我多么希望长得俊啊！”

韦罗奇卡满了十六岁，就不再跟那位钢琴老师学习和上寄宿中学，而开始在她的母校任教。以后母亲又给她找来了别的教职。

过了半年，母亲再也不把韦罗奇卡叫做茨冈女人和丑丫头，却比从前更认真地替她打扮起来，据玛特辽娜——这已经是第三个玛特辽娜，原先那个玛特辽娜的左眼经常带着伤，这一个却伤了左颧骨，但不是经常如此，——告诉韦罗奇卡，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的上司，一位脖子上挂着勋章的大首长，准备向她求婚。真的，司里的小官员都说，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所在的那个处的处长挺赏识他，处长对自己的平级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说他要娶一位漂亮的太太，即使她没有陪嫁也行；他还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说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是个好官员。

这件事如何了结，谁也不知道，但是处长确实郑重地准备了好久。这时却冒出了另一次机会。

少东家来跟房屋管理人说，他母亲请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拿几种壁纸的样品去看看，因为母亲想把她住的那套房间重新装饰一下。这类命令先前是由管家传达的。事情当然很明白，何况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和她丈夫全是老于世故的人。少东家进来坐了半个多钟头，还赏脸喝了一杯芽茶。第二天，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便送给女儿一只过了押期的带扣环的项圈，又给她定做了两件考究的新裙衫，单是衣料，一件就值四十卢布，另一件五十二卢布，外加绉边、绦带和工钱，两件裙衫竟花了一百七十四卢布，至少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是这样对丈夫说的。韦罗奇卡却知道总共还没有花上一百卢布，因为定购时她也在场。但是凭着一百卢布，也满可以做两件考究的裙衫了。韦罗奇卡喜欢裙衫，也喜欢那项圈，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这件事——母亲终于答应给她在科罗辽夫鞋店买双皮鞋，因为旧货市场的皮鞋太难看，科罗辽夫的产品穿在脚上却非常熨帖。

裙衫没有白做，少东家从此常来管理人家中，他自然是跟女儿谈得多，跟管理人夫妇谈得少，管理人夫妇自然要把他当作宝贝。做母亲的免不了要开导开导女儿，总之一切都适得其当，这是谁都知道的事，用不着我来描写了。P11-15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一1889)刚一涉足俄国文坛，便引起广泛的注意。二十七岁上宣读硕士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向声誉正隆的黑格尔老人提出有力的挑战，震动了彼得堡大学的校园内外。《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和一些品评当代诸家的文章，又以同样的青春锐气，打破了自别林斯基谢世以来评论界的停滞局面。《莱辛及其时代、生平和活动》这部专著，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识，而且说明他目光敏锐，能结合本国反封建反专制的实际需要，来介绍和研究外域作家。

一八五六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受《现代人》主编涅克拉索夫重托，负责该刊的编务。他在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下，闯过审查上的大小关卡，使《现代人》变成革命民主派的讲坛。他的评论范围，也从美学和文艺扩展到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诸多方面。一八六一年欺骗性的“农民改革”(废除农奴制)以后，他直接投身革命的行动，进一步触犯了官府的禁忌，于是监视、告密、匿名信和黑名单纷至沓来。一八六二年六月，《现代人》被勒令停刊八个月；七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下狱，囚居彼得保罗要塞。可是狭小的单人牢房限制不了他的思维空间。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审视现实，构想未来，怀着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奋笔疾书，以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影响深远的小说《怎么办？》。

《怎么办？》有个副标题：《新人的故事》。“新人”主要指书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其次是平民化的贵族拉赫梅托夫。

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从贵族以外的各阶层选拔和培养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新式官吏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员，他们中最优秀的民主主义者在“农民改革”后领导解放运动达三十余年，成为上承十二月党人、下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代英豪，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入狱前正是最受爱戴的平民知识分子领袖。他笔下的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和韦拉都出自寒门小户，经历过许多生活忧患，全靠本身刻苦努力，才在荆棘重重的社会上闯出一条新路。他们蔑视权势、财富、门第等陈腐的价值标准，坚定地献身于民主和科学事业，并利用各种机会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韦拉和她的朋友们创办的缝纫工场，对生产、经营和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合理措施，试图把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应用于实际，而韦拉的第四个梦中出现的美好世界，则是他们奋力以求的最高目标。他们的观念、言行、生活态度和道德风貌，截然不同于原先俄国文学中常见的“多余的人”。

“新人”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家一样，相信理性应该而且可以主宰生活，它具有最高的权威，既是反思传统、评价现实的准则，又为设计未来提供了依据。他们也用理性来解决感情纠葛，把通常以悲剧告终的男女间三角关系变成一种和谐的、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韦拉爱上丈夫洛普霍夫的好友基尔萨诺夫；洛普霍夫假装自杀，使大家相信他已不在人世，然后秘密出国。韦拉拿到前夫亡故的证件，取得合法再醮的资格，同基尔萨诺夫正式结婚。过了些时候，洛普霍夫化名比蒙特回国，娶了韦拉的女友卡捷丽娜。此后两个家庭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

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和韦拉是正直忠实的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无力领导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解放运动。他们还不够成熟，对那个试验性的劳动者合作组织——缝纫工场抱有过高的期望，未能及早拋弃由渐进途径达到合理社会的幻想。为了让读者领略一下真正的群众领袖的风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里引出一个拉赫梅托夫，只是由于审查上的限制，他显然言未尽意，有些地方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加以补充。

拉赫梅托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正面人物的最高典型，头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洛普霍夫等平常的“新人”同他相比，犹如一座平常的房子之于雄伟的宫殿。他出身豪门，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通过劳动、漫游、严格的斯巴达式乃至苦行僧式的生活和繁忙危险的地下活动，不断地磨砺和调节自己，重新塑造自己，把一切奉献给养育他的人民。人民的需要成了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针，同时，他又要设法提高人民的自觉性；这正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拉赫梅托夫重视实践，却不是狭隘的、目光短浅的实干家，他有良好的理论修养。他和韦拉谈到事业和爱情时，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分析和透视能力。也是这一席长谈，表明他那严厉、阴沉、粗犷的外貌下，隐藏着一颗多么温柔善良的心。他和常人一样热爱生活，一样有七情六欲，革命家必要时可以节制它，但无法灭绝它。

拉赫梅托夫的形象着墨不多，而在小说的思想内涵上却起着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因为他回答了本书书名提出的问题：要摆脱专制暴政和农奴制残余，俄国人民该怎么办？

《怎么办？》中的“新人”信奉作者倡导的新伦理观——“合理的利己主义”。

针对宗法制社会压抑个人要求的古老传统，针对宗教界关于克己节欲、舍弃世俗权益以换取来生幸福的道德说教，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积极争取自己应得的福利。他强调利已是人的天性，人人都选择对自己好处最多或坏处最少的做法，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韦拉的母亲当然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洛普霍夫为了帮助韦拉挣脱家庭的束缚，不惜抛弃他的锦绣前程；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扶危济困的好风格，只是因为他想娶她。婚后韦拉另有所欢，他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不得不下决心“退出舞台”，“而利己主义却改变我的姿态，使我装出一副品格高尚、舍己为人的样子”，他断言，所谓自我牺牲不过是欺人之谈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写道：“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貌似大公无私的行为和感情，我们便会看出，它们的基础仍然是那种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幸福的思想，仍然是那种叫做‘利己主义’的感情。”你以为母爱果真那么纯洁？孩子夭折的时候，你听听母亲的哭诉：“我的天使!我多么爱你!我为你受过多少苦，熬过多少夜!”这里着重的还不是“我的”和“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抹杀或贬低英雄行为和崇高事业，更不是说，人不能够为公众效力，甚至献出生命。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是一个光照千古的典范，他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在囚居彼得保罗要塞将近两年之后，又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东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卡达亚服满七年苦役，继而放逐到更荒僻寒冷的维柳伊斯克，并断然拒绝了官府的诱降，直至一八八三年才重返俄罗斯本土，在警察监视下度完余生。他所经历的大劫大难，使他有权获得“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的称誉。但他可以说，他是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对待这一切的，因为他虽然受尽煎熬，却保全了节操和良心，他由此得到的欣慰和自豪感，便是他给自己的最大报偿或利益；如果他在反动派统治下偷生苟活，或被捕后变节屈膝，他将负疚终生，遭受世人唾骂，这对自己更为不利。可见“新人”的利己主义不同于庸俗的自私自利，他们的“利”必须受理性的调节和制约，他们的“己”是具有社会性的“己”。他们利己而不损人，或者人我兼顾，义利双行，既要实现自我价值，又能实现社会价值。当有关各方的利益互相抵触的时候，就根据整体大于部分、多数大于少数的“几何定理”来妥善解决，即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民族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其余类推。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这样架起一座桥梁，使人从利己主义自愿过渡到为公众服务的大道上去。

《怎么办？》一问世，立刻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而又迥然不同的反响。一方面是官府查禁，保守派抨击、嘲笑乃至恶毒咒骂，另一方面则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记载：“屠格涅夫的任何小说，托尔斯泰或其他什么作家的任何作品，都不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一样，对俄国青年有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成了俄国青年的一种旗帜。”(《俄国文学的理想和实际》，1905)《怎么办？》不止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并且长期传诵不衰，继续保持着它的生命力。但就本书的审美价值而言，却屡屡受到一些论者的怀疑，其中一部分人是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假如把《怎么办？》同《安娜·卡列宁娜》相比，《怎么办？》无疑处于劣势。“然而，一个评论家如果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拿来比较，那他就是蹩脚的评论家。《怎么办？》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譬如说——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比。”(《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90)普列汉诺夫这番话，或许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吧。

蒋 路

199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