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情境之中，很难想象会有什么“新闻无学”的焦虑，也不会发生什么新闻学传播学之争议；媒介也好，文化也好，传播也好，只是一个研究对象，可以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各种方法介入。所以，习惯于用框架去研究的我们，不如抱着这样的心情去研读这本论文集：看看是哪一类知识生产者？对当今世界，当然主要是所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其中主要以英美为代表的媒介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一些怎样的新的感受？又有了些怎样的新的表达？

  本书的前身《大众媒介与社会》在1977年出版之时，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向高峰攀登的时候，从编撰者的出发点就可以看到，当年英国媒介研究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多么自信。全书的基本结构和主题仍然沿袭了原教材的面貌，无论是作为教材还是作为学术著作，对学生和研究者来说都有着很好的延续性。本书的作者们抓到了媒介活动的重要性和实质性——作为一种日常伴随式的文化实践，媒介与我们社会的关系变得密切而复杂。

序者序

中译本序

大众媒介和社会：总的视角

1.重建倾圮之塔：当代传播和阶级问题

2.差异、公共领域、身体和技术：女性主义传播理论的最新发展

3.人种、传播和政治经济学

4.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

5.国际传播中的全球性和地方性

6.对媒介和民主的再思考

7.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再思考

媒介生产

8.新闻生产社会学

9.娱乐

10.美国新闻媒介中的商业主义与专业主义

11.为客观性辩护

12.回归文化生产：时尚新闻的个案研究

13.从衰败的树根到鲜活的浮萍：因特网对传统报纸的挑战

意义中的中介

14.一起多国视野的全球性“媒介事件”

15.媒介、公民身份与公民文化

16.全球化与文化认同

17.没有收入，就没有比赛？——传媒与体育

18.表征和通俗文化：符号学和意义建构

19.“影响”：媒介研究的争议中心

主题词中英对照

在这个范畴中，媒介如何使公共领域更有利于妇女的民主参与的各种研究——无论是在媒介的发展历史中，还是在当代媒介的形构中——是我主要的考察对象。这些研究主要得益于哈贝马斯洋洋大观的相关研究——尤其是1989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公共领域所做的历史的和理论的概念化工作。在这本著作中，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辩论在特定环境和特定集团中发生的方式，做了一种理想化的描述。哈贝马斯的这本著作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有针对其历史事实的，也有直指其划分那个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线的假设的——后者对本文显得尤其重要。这种划分忽略了妇女的社会角色问题——妇女参与公共领域有多大的可能性?与妇女相关的问题被纳入讨论范围有多大的可能性?南希·弗雷泽颇有创见的文章《什么是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和性别》 (What's Feminist About Critical Theory?The Case Of Habermas andGender)，在这一思路的产生和具体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弗雷泽的研究(1989，1990和1992)在当前的传播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中影响广泛，那些既对哈贝马斯感激不尽、又对其理论假设心怀戒备(尤其是该假设中有关妇女的含义)的女性主义研究，更是深受鼓舞。弗雷泽对安尼塔·希尔／克拉伦斯·托马斯电视辩论的分析尤为精辟——这种辩论对我们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现状意味着什么；电视在促进或限制辩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妇女及其他被界定为“私人”问题的话题，在这个案例中有没有被当作公共辩论展开(1992)。弗雷泽指出，在电视听证会中，托马斯成功地把公共拷问限制在他所定义的“私人”生活之外，从而限制了女性主义者将性骚扰问题从“私人”领域提升到公共辩论议事日程中；讽刺的是，希尔却没能限制类似的公共拷问进入她的私人生活，但是这种拷问却不利于性骚扰问题的合法化。

麦克劳克林(1995)更准确地概括了公共领域文献对女性主义传播理论的冲击和重要性。她注意到弗雷泽(及其他论者)对哈贝马斯式的阐述所进行的批评非常尖锐，同时，她还指出，某些重要问题在女性主义论辩中仍然悬而未决，尤其是有关媒介的角色问题，在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的批评中仍然处于理论化不足的状态，例如，主流媒介中关于女性主义的公共辩论，为什么如此仰赖于诸如凯米莉·帕格里亚和凯蒂亚·罗依费耶这样的“后女性主义的”人物；为什么商业化程度较低的人物和媒介产品仍然无法接近大多数妇女(1995：45)。此外，也许是最为不幸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仍不能把差异理论和公共领域中妇女的角色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包括将先前被限定为“私人的”问题纳入到“有关妇女”的公共辩论中的重要性、在公共辩论中讨论妇女问题及“她们的”问题所在的必要性等等。也许，介于女性主义运动内部普遍的不和及歧义与关于女性主义的、相对公开的媒介讨论之间的断层，正是目前最需要得到女性主义者和差异理论家讨论的地带。

P29-30

           中文版序

                  詹姆斯·库兰

此刻给本书中文版写序，正好有特别值得欣喜的理由。三十年前，我与一位有中国血统的女士结了婚。三十前来，因为她，我有了很多中国亲戚，他们大多生活在浙江和湖北两省。不一定哪一天我的某个中国亲戚——也许是那位曾经住在我伦敦的家中，把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从法文翻成了中文的中国侄子——就会读到这本书的中译本。无论如何，想到我总有机会碰到一两个翻看过此书中译本的熟人，快慰感陡然升起。相比先前已经出版的希腊文、韩文和日文各种版本，中文版给我带来的喜悦更加真实可触。

本书的前身是1977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社会》 (Mass Communication andSociety)，那时候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领风气之先开设了媒介课程， 《大众传播与社会》是该课程的教材。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挑战美国人把该学科限定为“传播学” (communications)——一种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对周遭世界持理所当然的认同态度；只关注各种零碎即刻的媒介效果的学科。我们试图拓展媒介研究的学科基础，将各种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纳入其间；同时把媒介研究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欧洲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之上。该教材在英国多次重印，并被译成西班牙语在墨西哥出版，该教材的美国版也有多次重印。在出版商敦促之下，我们推出了第二版，并以《大众媒介与社会》(Mass：Media and Society)作为新的书名。新书于1991年仍然由阿诺德出版社出版，与先前一样，同样分三个部分，但收录的是全新的文章。新书为自由多元主义和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议提供了舞台。新书良好的读者反应和市场效应，使我们有了不断推陈出新的动力，1996年，正值媒介研究中“新修正主义”甚嚣尘上之时，《大众媒介与社会》第二版出版了。令人瞩目的是，很多基于左派立场的新生代作者攻击了激进的批判立场。在引发了饶有兴趣的争议的同时，新版书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然而，到上个世纪末，当我们着手第三版《大众媒介与社会》时，我们感到那种争议已经失去了意义。大家看到的这本书，仍然像它的前两版一样，试图涵盖媒介研究领域的主要话题。但是，本书定位在一个新的议程上——全球化和流行文化——显然这个领域中出现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个第三版是以新鲜血液为主的：一共收入了11篇全新的著述，余下的旧文也都做了修订和更新。

我们特意把分析媒介和社会研究三个基本轴线的三篇文章放在本书的开端，即莫多克关于传播和阶级的关系、普雷斯从女性主义理论关照媒介以及甘地谈种族和媒介关系的论述。当然，从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角度切入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并不新鲜，但是三位论者都不同程度地援引了媒介研究之外的一些概念和框架，这些概念和框架具有丰富媒介研究的潜能。本书第一部分还沿用了第一版中的两篇文章——戈尔丁和莫多克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媒介研究展开的讨论，以及斯雷伯尼对国际传播中所谓全球性和地方性之间关系的讨论；而库兰谈媒介和民主关系的文章的修订版让大家看到，当今学界观念和思想变换如此迅疾，要求作者对他的核心论辩做出多么大的重构。同样，布拉姆勒和古尔维奇的新作则讨论了如何修正政治传播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框架，以适应政治传播过程中社会、政治以及技术环境的深刻变化。

作为另一个趋势，即本书第二版所发展出的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版中得到了延续。令人好奇(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新闻和文学虚构作品历来被当作相互分离的、几近对立的两种文类来对待，它们有各自的目标、遵循不同的路线。结果，对这两个不同文类的研究自然就受到不同范式的导引了。新闻学研究承认两种文类其实在讲故事方式上同根同源，已经是相当晚近的事了，即使对今天的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来说，这种认识尚未得到普遍的认同。如今，探询新闻和非新闻作品之间在讲故事方式上的家族关系有了更为显著的理由——即使在新闻媒介自身内部，所谓的事实类和虚构类产品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了。两者的合流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从横跨事实和虚构两端的媒介文类的激增来看，还是从媒介组织结构中新闻部门和娱乐部门的分工被忽视的迹象来看。由此，新闻生产和通俗文化生产的研究已经须臾不可分离了。本书不少篇章是讨论这些议题的，最为直接的就是麦克罗比、哈林以及杰拉蒂的文章了。

第三个主题，与新的传播技术所引发的种种后果有关，虽然在第二版中已经涉及，但第三版的讨论更加深入细致。与因特网的影响力相比，电视新闻的全球化(前一个版本中已经涉及)看起来像是个石器时代的话题了。斯帕克斯的文章是直接讨论因特网对传统报业的影响的，他提出，与大多数人的想象完全相反，因特网复制并且加剧了报业的种种局限性。其他文章讨论了更一般的问题，比如新技术对娱乐生产、政治传播和文化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诸如弗里斯、布拉姆勒和古尔维奇以及内格斯和罗曼一维拉奎兹的文章)。

然而，一个可以贯穿本书始终的中心主题似乎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全球化问题。我们重刊斯雷伯尼有关全球化争议的文章，是因为它仍然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有说服力的出发点。她把全球化看作是一种“范式转换……其间，种种国家社会学、民族文化或者全国性媒介模式的概念都不再能够被简单地有效使用了”。虽然鲜有例外，这一范式转化的程度仍存争议。李金铨等人的文章就显示，“不同国家的视角”在报道同一全球性事件时，仍然具有持续的重要性；罗维也指出，体育的全球化某种意义上却加重了民族主义的意识；达尔格伦则强调，当代对公民身份和公民文化的界定，也是持续地与国家相关。本书中还有一些对全球化的意涵颇为相反的评价，我们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两个阵营——。_类似弗里斯和达尔格伦这样的作者，主要是从积极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的；而像内格斯和罗曼一维拉奎兹这样的作者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全球化无非是不平等的全球权力几何学的翻版。

在回应各种新的思潮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忽视媒介研究中的一些传统核心话题，诸如苏德森从社会学路径对新闻生产的梳理研究，哈林对商业主义和专业主义的讨论，李钦伯格为客观性的辩护，以及科纳重返经久不衰的媒介影响力的话题。

我们要感谢那些欣然应允替本书撰写新文的作者，也要感谢那些因前两版已为读者所熟识的作者，他们不拂我们的恳请，依当下情形仔细修缮原作。我们衷心感谢阿诺德出版社的莱斯丽·里德尔，本书的责任编辑，没有她对这些文章价值的信任，没有她的坚持和决心，本书的第三版是无法面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