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上下五千年,改朝换代,日月更迭。历史的汹涌澎湃、兴亡衰荣,构成了中华民族其独特的性格风貌,也有众多学者文人试图分析其中种种,并谓之民族性……
为什么中国人重视面子多过里子?为什么中国人帮亲不帮理?为什么中国人不敢做出头鸟?为什么中国人既盲从又蔑视权威?为什么中国人总是习惯撒谎?……中国社会之种种令人不满的现状,其实正是我们民族性格的深刻折射,这本书能给出前人所有的相关思索并他们的精华解答,你能从中找到你所需的答案吗?请看毛泽东、汤因比、池田大作、鲁迅、费正清、梁漱溟等85位中外学人如何论述“中国之民族性”!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性”的话题曾引起了数次学术界及民间的激烈论战。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将“民族性”作为“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进行研究。
本书选取的文字,有些出自鲁迅、梁漱溟、钱钟书、牟宗三等大家之手,有些是李敖及柏杨等人狂傲尖锐又不失深刻之作,并有汤因比等世界各国汉学大家全面深入的观察记录。这些都是对于中国人民族性格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处处真知灼见,当然在见仁见智中也不免剑走偏锋。
随文还配以数百幅生动形象的老照片、漫画及古代绘画作品,使之更为直观、精彩。以本书讲述的“民族性”为切入点,读者可以更深切地了解我们国家与国人的缺憾与优势,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过往、把握现在与将来。
吴思(1957~ ),生于北京,插队时当过两年生产队长,后在《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多年现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历史写作家。
官僚集团的生存规则
栽想由比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栽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寻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关系。
·利害计算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
·权钱交易
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经常出现一个字:“赇”。《辞海》上的解释是贿赂。其实无须解释,大家一看便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以贝相求,不就是权钱交易吗?挥动伤人的利器需要使用者心存恶意,这就需要克服良心的障碍。“赇”则替人免除了这些麻烦。只要你手中有了权,它就会主动找上门来,甜蜜蜜地腻上你,叫你在绝对不好意思翻脸的情境中缴械投降,放下武器,跟他们变成一拨的,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你无须任何恶意,甚至相反,拒绝这种赇,倒需要几分恶意,需要翻脸不认人的勇气和愣劲儿。因为赇通常是通过亲戚朋友的路子找上门来的。你不仅要翻脸不认谦恭热心的送礼人,还要翻脸不认你的亲戚朋友。
于是,贪赃枉法的成本又进一步降低了,拒绝贿赂的成本则进一步提高了。良心的障碍和礼节的训练在此全面倒戈,反对他们本来应该维护的东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多数人恐怕只有叹一口气,然后甜蜜蜜地,无可奈何地,半推半就地倒在美人的怀抱里。又一位清官从此消失。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且不必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说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人家骂了他,打了他,吸了他的血,他连找人家的家长哭诉告状都找不起。唯一合算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忍气吞声,继续让人家吸血。
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
·自我约束能力差
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单方面谦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没有过路的机会。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
——选自《潜规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P15-P16
关于中国民族性的一点说法
中国素以文明古国自居。这“古”,便是指那洋洋上下五千年的改朝换代、脱胎换骨,当然也是食古不化、古板、古旧、人心不古之古。也正是这上下五千年不间断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其独特而乖戾的性格。尝有人试图来研究、分析这泱泱大国的性格,并谓之以民族性。确实,国之性格,正是小民性格的集中体现。更有众多文人学者著书立说,洋洋万言来阐述自己的研究结果。倘要融入一个国家,倘要更为深切地了解一个国家,则不可不以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为切入点。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若是企望有改革、有创新,企望自己的国家有更快、更好的发展,自然也先要了解自身的缺憾与优势究在何处。但,如何能把握或说了解一个国家之民族性呢?尤其是一个拥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以内敛与含蓄而著称的,人口数居世界第一的国家。
从古到今,各色人等趋之若鹜地做着这样的努力,企图从那浩如烟海的书卷中,从那微被吊起且半眯着的细长双眼中,从那长而臭的裹脚布中,从那摇头晃脑吟哦的孔孟之道中……发现中国的民族性。而这个大国自己也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需要了解自己,需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于是,20年前—1966年12月,“中国人民族性格与中国社会改革”的课题被列为“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这一项目,用去了十几位课题人员整整两年的时间。最终,以《中国民族性》一书的结集出版而告终。书中汇集了古今中外各界人士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看法。远至早年来华的传教士,近至活跃在各个历史舞台上的敏感尖锐忧国忧民的国人。
而今,20年过去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于组成这个阶层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人,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随之而来的,便是整个国家其民族性在某些方面的根本性的改变。然,有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几千年的风俗传统,几千年的大环境大气候,形成的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性格,并没有产生颠覆性的改变。进步中的中国,就好像一个动了整容手术的女人,外表与之前相比已是判若两人,而骨子里的东西却依然故我。所谓“大同小异”。
这“异”虽小,却是不容忽视的,这“异”正是今天的国人与20年前之国人相比,更为进步更为开明也更为日新月异之处。譬如,当年在外国人眼中痰迹斑斑的街道,今天已是焕然一新。当然,问或还是会有位西装革履的时髦先生喉间咕咕作响并愤然唾之,但也是个别现象,比之全民齐唾之往昔,已改进不少;再譬如,当年因放屁问题,而被外国大酒店拒之于门外的国人,今天已不复存在。再也看不到在公众场合放了屁还“大拍衫绔”得意洋洋者(当然,学步小儿除外),甚而连打嗝这等不可预测的事情,国人也学会了以手掩口尽量低调行事。更遑论缠小脚读私塾留辫子守贞操等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
与之相对的,尚有一些东西被国人小心或无意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当然不乏“忠孝礼义信”、宽厚、善良、修身等为人称道的国民性格。但也很有一些本该摈弃而尚未剔除绝尽的劣根性,依然在“点缀”着中华民族矛盾而五色杂呈的国民性。
譬如,我们尚学不会耳语的公鸭嗓。经常的,我们安卧于自己的房中,会被屋外的家人甚或是邻居的高谈阔论吓到。当然,我们可以责怪是开发商偷工减料,墙壁建得太薄。那么,大街上忽然传来的一声咆哮或是公车上猛地发出的一声怪笑,又怎么说呢?再譬如,我们依然没有学会如何去对待小孩子。尽管我们说,中国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应试转而素质。但,小孩子的负担并未因此而减轻。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各类补习培训班门庭若市的场景就可以了解。估计没有几个小孩子是自发去加入这种补习和培训的。中国的教育最不可思议的一项本领就是一可以把最浓厚的兴趣在按部就班及逼迫就范中扼杀。至于死板教条、生搬硬套、阳奉阴违、公私不分、擅骂等等诸如此类尚需改进之国民性还有很多,书中自会细表。
而今,我们对旧有的民族性进行了一番筛选甄别,同时又加入了更多与当下联系更为紧密的新的内容,从伟大领袖毛泽东到斗志旺盛的鲁迅,从口诛笔伐的李敖到善于自嘲的钱钟书,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到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嘻笑怒骂、褒贬不一,尽在纸间,使我们这一本《中国民族性》更具代表性,更具普遍性,也更尖锐、更真实。同时配以大量生动形象的图片,使之更为直观,更具可读性与权威性。既是最具代表性,自然不免会走极端,会失之偏颇,但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古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是拍案大怒,或是会心一笑,或是鄙夷不屑,或是惊慌失措……那便凭君之性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