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约瑟夫·杜诺万于1883年1月1日出生在纽约州布法罗,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他的祖父母家境贫穷,未曾受过教育,早年离开爱尔兰进入美国,移居纽约市布法罗区,并很快白手起家成为农场主。他的父亲少年时期贪玩厌学,很早就到铁路上做工,后来当上了监工。但是,他父亲很后悔自己年轻时未能读书深造,因此,在杜诺万8个弟妹还未出生时就在家中办起了一间图书室,以便孩子们生下来后在书本堆里长大。少年时代的杜诺万无书不读,后来也一直不断买书、读书、藏书。
1905年,22岁的杜诺万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后又继续学习,于1907年在该校获法学士学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他的同班同学,后来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伦·斯通是他的教师。杜诺万学成之后,回到了家乡布法罗从事律师工作。不久,他与别人合作在纽约市创办了日后颇为有名的律师事务所。
1912年,杜诺万同布法罗的一些年轻人一起参军,在纽约州国民警卫队骑兵队第1骑兵连服役,不到6个月就被任命为连长,授上尉军衔。
1914年,杜诺万同本城的富豪小姐鲁斯·拉姆齐结为伉俪。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杜诺万在法国著名的纽约州国民警卫队第69团服役。
1916年美墨边境冲突加剧,布法罗第1骑兵连奉命出战。此时远在欧洲的杜诺万闻讯返回连队,在潘兴将军麾下征战8个多月,以骁勇顽强得到了“野人比尔”的绰号。有一次,杜诺万率队长途奔袭,士兵们一个个筋疲力尽,狼狈不堪,猛听到他大喝一声:“喂!看我喘都不喘,你们为什么坚持不住?”这时队伍里有人高声答道:“比尔,我们可没有你那野劲!”从此,“野人比尔”成了他得意的绰号。
美国对德宣战后,杜诺万又随纽约州国民警卫队第69团整编加入美国陆军第42师——“彩虹师”,转属麦克阿瑟帐下。在22个月的欧战中,他作为中校营长,指挥有方,英勇善战,数次负伤。1918年,他在法国战场屡建战功,获十字勋章、特别奖章和荣誉奖章各一枚。1919年,赴中国和西伯利亚活动。战争结束时,他以上校团长身份率部凯旋,纽约市街头彩带飞舞,市民夹道欢迎。从此,他又以“野人比尔——杜诺万上校”扬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诺万退伍回到律师事务所,不久开始涉足政界。律师是杜诺万的主要职业,旅行是他的最大爱好,这对他后来创建美国国家情报机构不无裨益。他一直信仰罗马天主教,但他在纽约却是共和党的一名坚强的党员,而且是坚决的亲英派。
1922年,杜诺万当上了纽约西区检察官,其后又就职于司法部。1924年任助理司法部长。1929年担任了5年司法部长助理的杜诺万官途失意,又回到故乡重操旧业。他在曼哈顿金融区创办了个人律师事务所,先后经办了许多工业、商业和政治要案。30年代,他是杜诺万一牛顿一伦巴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他是个成功的律师,在汉弗莱的遗嘱执行人起诉美国政府一案中,他在联邦最高法院向他的老同学罗斯福总统挑战,并胜诉罗斯福。然而,也就在此时,他的政治观点逐渐倾向罗斯福的对外政策,其注意力也由国内事务转向国际问题。建立情报机构的想法也发端于此。
3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不断恶化。1935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了武装进攻,对此,杜诺万非常关注,他已意识到另一场战争可能爆发,并将再次把美国卷入其中。9月,他致信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要求陆军部安排他到非洲做考察旅行,以了解欧洲局势,陆军部同意了他的要求。
是年底,他取道罗马、开罗、苏丹前往目的地,先后会见了墨索里尼和意军驻非司令,视察了前线各方的情况。返回时,他又途经利比亚、伦敦,和英国军政要员作了多次长谈。回到华盛顿后,他向陆军部提交了一份“其他途径搞不到的重要报告”,其后几年中,他每年都以此方式到海外旅行。多次出访考察使他掌握了大量情报资料,也使他认识到情报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1939年欧战开始后,杜诺万到处寻找军事职务,并提出警告说,美国将会卷入战斗而且应该参加盟军,并再次发挥作用。他的战争英雄主义使他成为一个全国知名人物,他的观点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恶霸当道的时代,我们来不得半点女人气”,他向美国军团以他惯有的掷地有声的语调宣布说。
当时,杜诺万已53岁,不适合参加现役战斗,因此他坚定地挑选了情报工作作为自己的发展道路,而着重致力于创建一个协调性的情报机构。P2-4
人类自出现战争现象以来,战争双方为了战胜对手,就开始组织搜集情报,进行情报工作。可以说,情报是随着战争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竞争激烈,情报和情报工作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它对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中的成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些国家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战胜对手,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强化情报工作,甚至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运用于情报活动之中。
美国的情报活动范围和手法是为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服务的,每年用于这些活动的费用超过3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它不仅拥有庞大的组织体系、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触角遍及全球,真可谓世界情报大国。
美国到底有多少个情报和安全机构,由于其管理结构相当庞杂而隐蔽,其确切数目很难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从管理系统方面看,可分为政府情报系统和军队情报系统,其中有中央情报主任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国家保密局、国防情报局、国家侦察局、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各军种的情报部门、联邦调查局,以及财政部、能源部、禁毒局的情报单位。
美国的情报工作创建于18世纪70年代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时期。当时乔治·华盛顿为了保证取得对优势英军的胜利,使用了为数众多的间谍,开展对英国尤其是英国军队的情报活动。在此后75年里,历届总统均使用自己的权力把秘密特工派往墨西哥、加拿大、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欧洲、远东和其他地区。1846~1848年美国入侵墨西哥之前,就向墨西哥秘密部署了大量间谍。
1861~1865年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领导的联邦政府一方面将情报工作任务交由陆军进行,另一方面又将组织秘密情报工作的任务委托私人侦探社的负责人阿伦·平克顿。平克顿组建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联邦情报机构——安全勤务局。美国一西班牙战争爆发后,安全勤务局针对西班牙开展了积极的情报工作。当时任安全勤务局局长的是约翰·威尔基,为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期间,各种情报机构纷纷成立。
1882年,随着美国一支强大海军舰队的形成,海军部建立海军情报科。
1885年,陆军部成立陆军情报科。
1908年,司法部建立了调查局。
从1915年开始,美国的情报工作在国务院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多元化时代。陆军情报处、海军情报处、安全勤务局、司法部调查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扩大了机构和人员编制,拓展了情报工作手段,并在与美国利益有关的地区和国家建立了间谍网。
1924年,司法部调查局一般情报处处长埃德加·胡佛接任调查局局长,将该局改称联邦调查局,并进行了彻底整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司法部调查局取代安全勤务局成为美国国内安全的主要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各情报机构间的门户之见不断增多,各方面上报的情报通过国务院各地区司、处直接呈送国务卿和总统。在这样的动荡形势下,当时罗斯福总统所需的情报来自8个部门——陆军情报处、海军情报处、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国外情报处、海关总署、安全勤务局、移民局和联邦电讯局。战时大量情报不断涌来,评估工作不得不由总统自己负责,使其处于困境。
1941年7月,德苏战争爆发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决定成立直属总统领导的联邦政府情报协调局,任命杜诺万将军为该局局长,具体负责机构协调和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以及情报的评估、发送和特别行动。鉴于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惨痛教训和战局发展需要,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6月13日发布命令,决定成立战略情报局,由杜诺万任局长。在情报协调局的基础上很快组建了适应战时需要的联邦政府的中央情报工作体制。该局下设lO个业务处:秘密情报处(负责国外谍报工作)、反情报处(负责国内外反谍报安全工作)、研究分析处(接管了副国务卿第一办公室的工作,负责情报的评估、发送工作)、外国人处、心战处、地图处、海军处、特别行动处、邮件审查处、文件处、特别计划和实地实验单位及特别行动部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美国的各情报机构较有效地运用情报手段保障了国家对情报的需要,并在战争中造就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情报战领导人才。战后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科尔比、凯西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适应冷战形势的需要,美国情报工作进入大调整时期。鉴于各情报机构的矛盾加深,杜鲁门总统采取折衷的办法,于1945年9月20日决定解散战略情报局,仅保留其部分骨干成立一个“研究与情报处”(编制900人),归属国务院领导;另成立一个“战略勤务分队”负责谍报与反谍报工作,归属陆军部领导。
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总统下令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由国务卿、陆军部队、海军部队及总统军事顾问威廉·李海将军组成领导班子,负责策划、推动并协调“一切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仅8个人,被称为中央情报组,该组由海军少将悉尼·索尔斯任组长,具体负责对上报总统的各方面情报进行核实评估,整理后呈送总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情报组的人员扩充到2000多名。最后一任组长系海军少将罗斯科·希伦科特。
1947年7月,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授权总统成立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空军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决定撤销中央情报组。
中央情报局(CentralIntelligenceAgency,缩写为CIA)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是美国政府情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情报局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成立的。有人把“珍珠港事件”称作“中央情报局的母亲”。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没有一个中央情报组织来分析搜集的情报,并把它送交给决策人,其秘密工作是靠军事情报部门和联邦调查局兼做的。“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感到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情报机构来搜集、分析情报,协调各方面的情报活动,以消除各情报机构之间的倾轧。 ,
于是,罗斯福总统下令将杜诺万的情报协调局扩大为战略情报局,在1942年2月成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领导下搜集、分析战略情报并广泛开展敌后准军事活动。这是美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研究的机构,因而有人把战略情报局称作“中央情报局的样板”。
此后,战略情报局的发展很快,并在对敌谍报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它以瑞士为基地,派特工人员深入到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境内。到战争结束时,其工作人员已增加到1.5万多人。1943年4月15日,美国战略情报局同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达成协议,成立中关合作所,战略情报局的势力正式进入中国。
战争刚刚结束,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害怕战略情报局会成为纳粹“盖世太保”式的机构,就大笔一挥,下令撤销战略情报局。然而,杜鲁门很快就对这个决定感到后悔。他发觉,自从战略情报局撤销后,送给他的情报都是没有分析过的原始材料,而且经常自相矛盾。于是,杜鲁门又下令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和受该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中央情报组(CIG)。
此时,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同美国的霸权主义野心产生尖锐矛盾。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央情报组已无法满足美国政府的需要。1947年7月,中央情报组改为中央情报局(CIA),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由罗斯科·希伦科特担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原来战略情报局在欧洲干这一行的老手。
随着“冷战”扩展到全世界,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也随之扩展到全世界。中央情报局一度成了美国对外扩张和镇压民族民主运动的“万能政策工具”。50年代以前,中央情报局主要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等国,支持反动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培植和巩固西欧的亲美政权。50年代以后,转向亚、非、拉地区,策动政变、组织武装叛乱、进行颠覆、暗杀等活动。特别是1953年2月杜勒斯成为局长后,中央情报局更成为干预国际事务的中坚力量。伊朗、危地马拉、埃及、刚果、印度尼西亚先后发生的动荡,中央情报局都起了作用,目的是要控制或者颠覆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
仅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一手策划的大规模政治、军事颠覆活动就达900多次。前美国国防部长克利福德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内出现政治危机,人们都断定有中央情报局的份儿”。
古巴冒险失败后,中央情报局被冷落了一段时间。
1961年11月以后,是麦科恩任局长。1965年至1966年6月,接任的雷伯恩经过短暂的不愉快处境后,业务又迅速开展了起来。越南战争开始后,中央情报局忙着组建在西贡的所谓“特援局”。有段时间,它集中了1000名中央情报局特工,另外还有3000人是“订了合同”的特工人员。
其间,中央情报局内部出了叛徒,接着又在别的方面出了问题,第6任局长赫尔姆斯在总统的要求下,违反中央情报局的职责,插手国内事务,对国内的反战运动使用间谍手段。水门丑闻后,它的不光彩一面随之被揭露,它的暗杀、毒药试验,对反对越南战争的人使用特务手段,与智利有牵连等等,全被揭露出来。赫尔姆斯因为企图隐瞒中央情报局的这些活动和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伪证,而被判处两年监禁和2000美元罚款。
美国新闻界猛烈抨击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成了过街老鼠,原来对它不满意的人也涌了出来。突然之间,一度那么有权势的中央情报局变成了被惩罚的对象,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也变得不光荣了。接任赫尔姆斯职务的施莱辛格只在局长的位子上干了5个月,就被迫辞职。科尔比上任后不得不以主要精力应付听证会的审查。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于1974年通过了休斯一瑞安法案。法案规定:中央情报局要采取任何一个行动,须先向7个委员会提出报告,经50名委员质询才能获得批准。1976~1978年,卡特政府又先后颁发了禁止使用美国记者、神职人员和学者从事情报间谍活动,禁止在国内进行侵犯公民权利和在国外搞暗杀活动的行政命令。由于强烈的社会舆论与种种限制和约束,加上某些原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掀起的“揭发运动”,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受到更大削弱,其机构和组织降到历史最低点。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全球攻势,美国上下普遍感到需要“恢复中央情报局的战斗力”,增强美国“对苏联挑衅作出除公开对抗以外的慎重反应的能力”。里根执政后,针对中央情报局的现状,提出了“全面加强和彻底调整”的方针,并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到1983年,在当时的局长凯西领导下,中央情报局已经出现了新的活力。
与70年代相比,这时中央情报局的状况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第一,地位和作用加强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正式内阁阁员的身份,可以参加一切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从而增加了“情报机构对内外政策的影响”。中央情报局的经费也在增加。第二,恢复和发展了海外隐蔽活动。第三,扩大了国内职权,增强了反间谍能力。有关加强情报活动的总统行政命令,有史以来第一次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秘密侦察活动,允许它必要时对在美国国内的本国或外国公司和组织采取跟踪、窃听、密取,甚至渗透等“非常手段”,以便“获取有关情报或影响他们的活动”。第四,加强了保密措施,“重新转入地下”。为此,中央情报局一方面从内部制度上减少或堵塞泄密渠道,另一方面则通过法令,抑制各种“揭发运动”,以保护情报人员和情报手段的安全。
1987年5月,接替特纳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韦伯斯特,经过4年努力,扭转了局面,赢得了国会及局内和整个情报界的信任和支持,提高了情报人员的士气。但是,随着东欧和苏联局势的急剧变化,有人认为冷战时代已经告终,中央情报局没有再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1991年9月,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则认为:在国际政治形势变化莫测的时候,中央情报局不但不应该撤销,而且应该加强。曾经在中央情报局担任过局长的布什认为,在世界新的政治格局中,中央情报局只是应该改变它的工作方向,改变过多地依靠昂贵的侦察通讯卫星的战略方针,改变人员素质低的状况,使之能适应当今世界新的变化。
此后,中央情报局把经济情报的搜集和反经济情报间谍作为重点工作。1992年底,伍尔西局长提出,经济间谍活动将是中央情报局今后的主要任务。1995年,第15任局长多伊奇提出要改进手段,加强经济情报的搜集,把重点瞄准企业,突出对日本经济情报的搜集。1997年7月担任局长的特尼特的工作思路是,抛开“冷战”,集中精力对付恐怖活动、核扩散和打击毒品犯罪等超国界的威胁。然而,后来印度连连几次进行地下核试验,中央情报局事先竞一无所知,令美国白宫和国会大惊失色,要求追查“事故”原因的呼声很高,使特尼特日子很不好过。
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缩写为FBI)是美国司法部下属的主要特工调查部门,也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反间谍机构,美国情报体系的重要单位。
联邦调查局的前身是“司法部调查局”,自1908年成立至今已有90年的历史。
当时,美国政府财政部、邮政部等一些部门相继建立了各自的特工机构,国会一些议员反对增加新的中央特工机构。但在总统罗斯福支持下,司法部乘国会闭会期间,秘密以财政部特务处的一些人员为核心建立了“司法部调查局”。当时仅负责华盛顿和联邦政府管辖地区的调查任务。1910年,国会通过了对付诱拐妇女活动的曼恩法案。调查局借此扩展了它的活动范围,在许多州和大城市派驻其特工人员。
罗斯福建立联邦调查局的最初目的是在对西部的登陆海盗以及对东部大企业的盗匪集团的斗争中,给予他情报上的帮助。调查局的工作开始时并不如意,直到1924年委派胡佛担任局长之后,成功地打击了反对禁酒令的不法之徒,捕获了绑架并杀害幼儿的暴徒,从而一举声名大振。1934年,经国会授权成为联邦政府调查局。1935年正式定名联邦调查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小罗斯福总统要求调查局负起反间谍、反破坏和反颠覆的责任,并授权成立特别情报处,负责海外间谍情报工作。胡佛执行此项任务不久,就肃清了纳粹的间谍网和由潜水艇偷送来的破坏分子。随着战争的进展,胡佛开始了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并成功地清除了戈尔德、卢森堡兄弟、希斯索贝尔等进入美国的苏联特工人员。在那个时期,如果出现一本写苏联革命的书,那就意味着有一位学者马上要受到怀疑。
“水门事件”后,尽管胡佛一直坚持说他的调查局与“水门事件”无关,可是在“水门事件”的调查浪潮中,联邦调查局的问题还是暴露出来了。
调查中发现,联邦调查局的违反法律行为是一贯的:
1942~1968年间,对14个“目标组织”进行了238次非法夜间搜查,1952年10月到1968年6月间,3个“国内的颠覆目标”的住所被无数次地“非法进入”。
1960~1966年之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纽约的办公地点至少被“闯入”92次以上,还对其文件、党内通讯拍摄了上万张照片。
除夜间非法搜查外,联邦调查局干过的“肮脏勾当”还包括暗杀,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就受了5年的折磨。
胡佛死后,格雷当过很短一段时期的局长,后来是凯利继任。凯利接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派后,使调查局重新工作起来,卡特上台后把他撤了。
凯利宣称退休后,6个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人选接替。直到1978年1月,才物色到了联邦上诉法官韦伯斯特,他接受任命当上了局长。到1983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样,经过7年的严格限制之后,开始摆脱“水门事件”所带来的束缚,从困境中走了出来,又得到重要的新的权力:既负责犯罪案件侦破,也负责安全工作,侦破可能出现的恐怖活动。
1991年,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后,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调整了它的力量部署。为了加强对付恐怖活动的力量,他把原先专门对付苏联及东欧在美国进行情报活动的300多名特工人员,分到各州去专门对付恐怖分子。
近几年来,美国国内的恐怖活动从未间断,联邦调查局一直忙于应付:
1996年7月17日,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00航班被炸;
1996年7月27日凌晨,亚特兰大市奥运百年纪念公园发生爆炸惨案,2人死亡,110人受伤。此案震惊世界。
连续不断的案件,使联邦调查局的威信严重受损。
中央情报局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交界处波托马克河边的兰利。中央情报局规模庞大,任务复杂,起着中枢神经的作用。
中央情报局的职能是:
就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情报活动,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综合和评价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为现有各个情报机构进行共同有关的工作;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执行其他职责。这一条款的规定使中央情报局有权去干任何事情。
1981年12月,美国总统里根颁布的“1233号总统行政命令”,具体规定了中央情报局的任务。主要有:
搜集、编写和印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情报,包括非法途径得来的情报;搜集、编写和印发国外有关毒品生产和贩运的情报;协调其他部、局、署在美国国内外的反间谍情报搜集和资料搜集;执行总统批准的各种特殊任务;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执行情报系统共同关心的任务;执行或者承办同其法定职能有关的技术系统和设备的研究、发展和采购任务;对中央情报局及其联系人员采取审查等必要手段,以保护中央情报局的各种措施、活动、情报资料、财产和雇员的安全;授予中央情报局在国内进行侦察的权力(如电子监视、人身搜查、跟踪、情报等秘密活动,并可秘密渗入民间团体和企业等)。
中央情报局下设一室五部,即局长办公室、行动部、情报部、科学技术部、管理服务部和计划与协调部。中央情报局法定编制2万人,但目前加上外围人员,共约30万人,仅在华盛顿地区就有2.2万余人。1996预算年度美国情报界的活动经费是近300亿美元,中央情报局预算年度经费是30多亿美元。
局长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局长和副局长监督指导各部的计划和活动、评价情报、制定计划方案、编制预算、提供事务咨询、处理日常机密文电等。
局长办公室有:新闻官、国会联络员、法律顾问。下设督察长办公室、总顾问办公室、审计长办公室、执行秘书处等行政执行机构。此外,还有国家情报委员会、情报财源咨询委员会、电报秘书组和历史组。局长办公室所属各单位的人员约有400人。
行动部(亦称秘密行动部)是负责用秘密手段搜集情报和组织所谓隐蔽行动的单位,也是中央情报局内规模最大的一个部门,有6000多人,40%派驻国外,其中2/3的人员从事谍报、反间谍和联络等情报工作,1/3的人员从事隐蔽活动。每年公开的法定预算为2.6亿美元,约占中央情报局全部预算的1/3。
行动部下设17个单位,包括:国外情报处、隐蔽行动处、反间谍处、任务与方案处、技术服务处、行动服务处、特别行动处、国内行动处、专勤特项处以及西半球处、欧洲处、远东处、非洲处、近东处和驻外情报站及分站。
情报部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三大部,约有3500名职员,每年预算约7000万美元。下属机构包括:人物分析室、外国广播新闻室、政治研究室、地理与制图研究室、中央资料室、经济研究室、情报搜集指导与估价室、情报搜集计划室、战略研究室、动态情报室和行动中心等11个单位。这些单位的基本职责是:搜集各种公开情报资料,对秘密和公开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并写出情报研究报告报送各有关部门,为整个情报系统提供各种资料服务。
科学技术部下设武器情报室、电子情报室、研究与发展室、科学情报室、发展与工程室、国家图片判读中心和技术服务室等7个部门。它的职责是进行基础研制、间谍卫星控制、尖端技术情报领域的情报分析以及中央情报局内大部分电子资料处理。主要任务是:使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经费去完成某项情报搜集系统的研究设立,一旦该系统臻于完善即转给国防部。对于少数特别机密的项目,中央情报局则掌握使用控制权。每年正常的经费预算只有1.2亿美元。 管理服务部(原称后勤部)是中央情报局的行政管理部门,下设通讯、训练、医务、财务、总务、人事和安全等7个室,共5000余人。该部财务室在香港、贝鲁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日内瓦都设有办事处,用各种办法打进国际货币市场,收购各种国际货币,为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秘密活动筹措各种外汇。通讯室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维修总部同几百个驻外站或分站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络设施。安全室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情报局在国内外的秘密设施,并负责对中央情报局的雇员和外国耳目进行测谎等安全考核。
计划与协调部是1989年9月成立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各国的经济战略、市场目标、研究开发项目、武器交易、高技术情报,把握世界经济动态,研究情报工作的改革和完善方法,提出应变的措施等。
联邦调查局总部设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宾夕法尼亚大街,它是美国目前最大的调查与联系网络的中枢。经过联邦调查局几任局长多年经营和在罗斯福以后各届美国总统的重视之下,工作范围越来越广,职责权限越来越大。目前,联邦调查局既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机构,也是美国的情报机构。编制人员1.6万,而目前共有2万多名工作人员,其中专家400多人,年度预算经费7亿美元。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联邦调查局的职责是调查所有违反联邦法律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并负责搜集那些从事危及国家安全活动的个人或组织的情报,处理一切有关国内安全的事务。有逮捕权,对185种调查事项拥有管辖权。
目前,联邦调查局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反颠覆、反情报和反间谍机关。设有:调查处、鉴定处、培训处、行政处、国内情报处、实验室、通讯处和全国犯罪情报中心。
调查处负责民事、刑事案件;
鉴定处负责搜集指纹和整编人物外貌档案;
培训处负责间谍情报人员的训练;
行政处负责全局行政事务;
国内情报处负责国内的反颠覆、反间谍和反情报任务;
实验室负责文件检验、金属鉴别、照相以及笔迹鉴定等任务;
全国犯罪情报中心设有中央电脑,负责储存罪犯档案及有关重要情报资料。
总部设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侦破技术实验室,如爆破物化验室、器械和兵器检验室、鞋印和车辙研究室、指纹鉴定和档案室、血液化验室、笔迹鉴定室、文件鉴定室、特殊摄影研究室、密码研究室等等。
联邦调查局下设50余个分局,遍及全国各地。分局下面设办事处,遍布各个城镇乡村。
此外,该局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内还设有特工人员技术培训学校。该局所有的特工人员都必须经过该校的严格技术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被派往总部、分局和办事处工作。这所学校拥有最现代化的设备,并设有技术研究室。
联邦调查局在国外的很多城市也设有分局和办事处。
2001年“9·ll”事件之后,负责调查该事件真相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各情报机构在“9·11”事件以前各自为政,互不通气,是美国未能阻止恐怖袭击发生的重要原因。为此,向布什总统提出建议,要求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对美国所有情报和间谍机构进行全面监控。2004年,布什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同意成立国家情报局,对美国15个情报机构进行监控。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是布什总统负责情报与间谍事务的顾问,美国媒体把国家情报局戏称为情报“沙皇”。
200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情报工作改革法案》,批准设置享有广泛战略职权的国家情报局,负责全权管理并协调中央情报局(cIA)、国防情报局(DIA)等美国的15个情报机构构成的整个情报系统的情报搜集工作。根据机构设置,国家情报局局长将统管三大部分,即新增设的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国家反扩散中心以及原有的隐私和公民委员会。这三大中心再分成军方、外交和国内三大部分。其中,军方这一层下设国家安全部以及包括海、陆、空三军情报部门在内的7个军方情报部门;外交方面的情报部门主要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内方面的情报部门则主要指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6个情报机构。
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是美国情报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堪称美国的“情报总长”。国家情报局局长不是内阁成员,但在各情报部门人事任免和财政预算方面有相当大权力,并且有权调动美国遍及全球的情报资源,有权计划和决定年度情报工作预算。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局长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批准下,有权检查所有政府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享有支配1亿美元的“特殊应急金”的权利,并拥有绝对用人权。
中央情报局局长兼任中央情报主任,是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事务的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情报委员会主席,美国整个情报界的负责人。负责整个国家情报体系的工作,确定整个情报工作方针、情报任务的分配和情报经费的配额。
中央情报局设局长1人,由总统任命,但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副局长若干人,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
中央情报局成立50年来,从杜诺万成立战略情报局算起,已有56年,战略情报局局长1任,中央情报组组长2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6任,中央情报主任18任,具体如下:
“中央情报局之父”威廉·约瑟夫·杜诺万(1942.6.13~1945.9.13);
第一任中央情报组组长兼第一任中央情报主任西德尼·威廉·索尔斯(1946.1.23~1946.6.10);
第二任中央情报组组长兼第二任中央情报主任霍伊特·桑福德·范登堡(1946.6 10~1947.5.1);
中央情报局第一任局长兼第三任中央情报主任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1947.5.1~1950.10.7);
中央情报局第二任局长兼第四任中央情报主任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1950.10.7~1953.29);
中央情报局第三任局长兼第五任中央情报主任艾伦·威尔什·杜勒斯(1953.2.26~1961.11.29);
中央情报局第四任局长兼第六任中央情报主任约翰·亚历克斯·麦科恩(1961.11.29~1965.4.28);
中央情报局第五任局长兼第七任中央情报主任威廉·弗朗西斯·雷伯恩(1965.4 28~1966.6.30);
中央情报局第六任局长兼第八任中央情报主任理查德·麦加拉·赫尔姆斯(1966.6.30~1973.2.2);
中央情报局第七任局长兼第九任中央情报主任詹姆斯·罗德尼·施莱辛格(1973.2.2~1973.7.2);
中央情报局第八任局长兼第十任中央情报主任威廉·伊根·科尔比(1973.9.4~1976.1.30); 中央情报局第九任局长兼第十一任中央情报主任乔治·赫伯特·沃尔克·布什(1976.1.30~1977.1.20);
中央情报局第十任局长兼第十二任中央情报主任斯坦斯菲尔德·特纳(19r77.3.9~1981.1.20);
中央情报局第十一任局长兼第十三任中央情报主任威廉·约瑟夫·凯西(1981.1.28~1987.1.29);
中央情报局第十二任局长兼第十四任中央情报主任威廉·赫奇科克·韦伯斯特(1987.5.27~1991.8.31);
中央情报局第十三任局长兼第十五任中央情报主任罗伯特·盖茨(1991.11.12—1992.12.22);
中央情报局第十四任局长兼第十六任中央情报主任詹姆斯·伍尔西(1992.12.22~1994.12.24);
中央情报局第十五任局长兼第十七任中央情报主任约翰·多伊奇(1995.5.9~1997.7.10);
中央情报局第十六任局长兼第十八任中央情报主任乔治·约翰·特尼特(1997.7.10~2004.6.3);
中央情报局第十七任局长兼第十九任情报主任波特·戈斯(2004.9.22~2006.5.5);
中央情报局第十八任局长迈克尔·海登(2006.5.26~)
联邦调查局局长也是由总统任命,设局长1人,副局长、助理局长若干人。
联邦调查局成立90年来,自胡佛担任局长起,历任局长只有5任,胡佛作为“终身”局长在职48年,具体如下:
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1924.12~1972.5.2):
联邦调查局第二任代局长帕特里克·格雷(1972.5.3~1973.4.30):
联邦调查局第二任代局长威廉·D.罗克斯豪斯(1973.4.30~1973.7);
联邦调查局第二任局长克拉伦斯·M.凯利(1973.7~1978.5);
联邦调查局第三任局长威廉·赫奇科克·韦伯斯特(1978.5~1987.9.25,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联邦调查局第四任局长威廉·S.塞欣斯(1987.9.25~1993.8.6);
联邦调查局第五任局长路易斯·弗里(1993.8.6~2001.6);
联邦调查局第六任局长罗伯特·米勒(2001.6.4~2011.9.4)。
国家情报局第一任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
国家情报局长由总统任命,但须经国会批准。
本书力求以丰富的资料着力刻画历任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首脑人物。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既反映他们的家庭身世、成长经历,指挥决策过程,间谍情报活动情况,也展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成立与发展过程,内部明争暗斗的情形,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等等,从一斑而窥全豹。
当然,情报活动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活动,许多情报活动也许从来没有在报刊书籍上登载过,有些活动也许至今仍秘而不宣,不为人知,有些也许只揭露了其中的某个侧面。因此,在编写过程中,尽管我们试图全面、客观地进行评述,但由于资料和水平的限制,疏漏、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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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伟 陈东英 赵玉鸾 李德发 刘根明 张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