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青铜器，从本书开始。本书从青铜器的历史渊源开始说起，然后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它的制作、艺术、纹饰等内容，在书的最后，还以附录的形式，展现了中国青铜器的出土分布图以及中国青铜器时代与世界主要文化和文化的对照表。

古代中国青铜器曾经独步古代艺术世界的舞台，其型制之恢硕、器类之繁多，铸造之精美，纹饰之华丽，远非其他地区的青铜器所能比拟。其在等级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之高，作用之重要，也远非一般的日用器所能望及，正是繁复精密的古代礼制，赋予了中国古代青铜器高雅的生命力。

第一章 源远流长的中国青铜器

第二章 青铜器的世界

第三章 神话与现实 繁复与简约

第四章 金文铸国史

第五章 火与铜的艺术

附录一 中国青铜器出土分布图

附录二 中国青铜时代与世界主要文明和文化对照表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据文献记载，由传说中的治水英雄禹建立，禹的儿子确立了王位世袭制度，开始了中国的王权统治时期。夏王朝共传十四世，十七个王，历时四百七十一年。依据对夏文化遗址中出土物所作的碳十四测定，夏朝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与历史学家据文献记载所作的推断基本吻合。有关夏的考古发现，大致包含了河南龙山文化(前27世纪一前21世纪)晚期和偃师二里头文化(前18世纪一前16世纪)，多位于现在的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的南部。

虽然史书上有夏禹制作九鼎的记载，在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中也出土过一些铸铜遗迹，如铜炼渣、坩锅残片、孔雀石等，表明当时确实已出现铸铜工艺，但考古发现的夏代早期铜器非常少。

河南登封龙山文化城址的窖穴中出土一件青铜器残片，高5.7厘米，宽6.5厘米，壁厚0.2厘米，从弧度和形状分析，可能是一件母的残片；残片的左端有一小段合范缝，表面有烟炱痕迹，说明它曾被使用。在中国的发现中，这是最早的用复合范铸造的青铜容器，虽然只是残片，但表明中国的铸铜工艺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质的变化，从早期的煅打成型或双合范铸造等简单工艺，发展到了工艺复杂得多的复合范铸造阶段。这一变化为青铜容器的大量铸造，作好了技术上的准备。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晚期文化的代表，在第三、第四期遗存中，出土了众多夏代青铜器，有刀、凿、锥、鱼钩等生产工具，有戈、戚、镞等兵器，有爵、晕、鼎、盂、觚等容器，有铜铃等乐器，还有圆形铜牌和由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牌饰。其中生产工具多出自遗址，兵器和容器多出自墓葬。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个大型铸铜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其中有大量陶范，有的直径达36厘米，这说明复合陶范铸造是这时期青铜器的主要铸造方法，也说明

P2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应该是当地的铸品。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容器，有的具有手制陶器的外貌。1973年偃师翟镇圪垲头二里头遗址第八区出土的一件青铜爵(图1—1)，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陶爵，在形制上非常接近，铸造设计表现出来的仿陶特征十分明显。河南洛宁出土的一件管流角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夏代晚期管流角(图1一2)，形制上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陶质管流角非常相似。二里头出土的母、鼎、盍等青铜器，有些与同时出土的陶母、陶鼎和陶盔很相像。这些特点表明，在形制设计上，夏代的青铜工艺以同类陶器为样本，表现出青铜器铸造之初的幼稚和原始。

P3

中国古代青铜工艺出现的时间虽然比古埃及、两河流域都要晚，但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其繁多的种类、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丰富的铭文和复杂的铸造技术，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创造了其他文明古国所无法比拟的辉煌成就。青铜工艺在中国如此发达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特点紧密相关。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青铜时代，青铜广泛用于铸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兵器，但中国古代的青铜制品却有着独特之处，即多为兵器和容器。据中国史籍《左传·成公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方面，统治者为巩固和扩大其势力，连年不断地进行军事战争，对兵器的需求不断增长，刺激和推动了青铜兵器的铸造；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作为现世和人间的主宰者，通过祭祀仪式沟通天神和祖先，并以此强化自己执掌政权的权威性。而用青铜容器盛放牺牲，也就成为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必要手段。基于以上原因，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青铜制作的礼器和兵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青铜器不仅被广泛地运用于宗教祭祀，也在贵族阶层的宴乐礼仪等场合广泛使用。无论是对天神、祖先的祭祀，还是宴飨宾客，所使用的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必须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相符合，这就是所谓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在当时社会中，贵族阶级内部依据等级的高低，享有不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严明的等级制度既有利于贵族阶级对庶民的统治，也有利于贵族阶级内部政治经济利益的分配。东周以后，体现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被称为“礼”，这种制度被称为“礼制”。青铜器在当时是礼制的物质表现，被称为“礼器”。此外，青铜器还用于婚媾、朝聘、会盟等场合。总之，青铜器的使用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当时政治统治的工具之一。

一些特定的青铜器还是权力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夏禹曾采九州之铜，铸作九鼎，此后，“九鼎”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力，拥有者就等于拥有政权。商灭夏后，鼎迁于商。周克商后，又将这九鼎迁至都城洛邑(在今洛阳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典故，讲的是公元前606年，当时南方大国——楚国的庄王率军征战，到达周天子的国都，周王派大臣前去慰劳。楚庄王就向周王的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由于当时诸侯称霸，周王权力形同虚设，楚王表面问鼎的大小、轻重，实际显露的却是觊觎王权的野心。另外，当时消灭一个王朝或一个诸侯国，都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意思就是要毁掉该国祭祀祖先和神祗的宗庙，并把陈设于该宗庙中的青铜礼器拿掉，才表明这个国家彻底被灭亡了。由此可见，青铜器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特征”是“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中国青铜时代》)。正因如此，中国的青铜工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统治者充分的重视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它能发展到如此辉煌的程度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