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好书,无异于获得一种好享受,而且在这好享受里面,还可以接收到一个都市的政治经济、人情风俗。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它不但为我们披露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港英统治下的香港诸多不合理事,而且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香港社会的风情画,活现了香港下层市民的生活实录,还能使渎者概要地了解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一些国家谋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而引起的苦难和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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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杜叶锡恩 |
出版社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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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读一本好书,无异于获得一种好享受,而且在这好享受里面,还可以接收到一个都市的政治经济、人情风俗。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它不但为我们披露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港英统治下的香港诸多不合理事,而且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香港社会的风情画,活现了香港下层市民的生活实录,还能使渎者概要地了解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一些国家谋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而引起的苦难和不公正。 内容推荐 读者可能听说过20世纪后半叶香港的经济奇迹,但是他们可能不了解当时由于贪婪和腐败引起的苦难和不公正。本书将揭示社会斗争如何激起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香港据以建立的那种毅然决然的精神。 本书还使渎者能够概要地了解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一些国家谋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而引起的苦难和不公正。 我之所以撰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人类只有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只有从以往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才能使未来变得好一些。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提醒年轻一代注意那些……心谋求财富和权力的人给当今的壮界造成的危险。我希望所有的偏见和野心都能被抛开,使所有国家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在香港寻求正义 第1章 20世纪50年代初次感受香港 第2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香港 第3章 香港的两个市政局 第4章 小贩成为贪污受贿者的猎物 第5章 长期存在的住屋问题 第6章 房屋政策刺激了贪污受贿 第7章 为注册学校所经历的考验和磨难 第8章 关于官员、承包商和三合会 第9章 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 第lO章 甚至连司法系统都 第11章 贪污受贿之风蔓延到交通部门 第12章 两个不满的夏天:1966年和1967年 第13章 葛柏的案子使事情败露了 第14章 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在成功地履行其使命吗? 第15章 香港的民主 第16章 循序渐进的民主 第17章 1992-1997:香港的过渡时期 第18章 2007年以后香港的前途 第19章 殖民者的无知 第二部分 民主遭遇了什么? 第20章 为什么要写书谈民主问题 第21章 民主为何物? 第22章 民主的发展 第23章 马基雅弗利时代 第24章 帝国主义思维 第25章 一个偷来的国家有多么民主? 第26章 经济殖民主义 第27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西斯主义 第28章 门罗主义的遗产 第29章 民主遭到曲解 第30章 民主的新概念 第31章 投票制度 第32章 关于民主和假民主的言论摘录 后记 附件 附件A 关于1966年香港政局的报告 附件B 在国际妇女联盟会议上的演讲 附件C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香港的生活 附件D 1993年2月致英国议员的信 附件E 就彭定康政改方案的修正案发表的演讲 附件F 在彭定康取得了代价惨重的胜利后致英国议员的报告 附件G 致艾伦罗杰斯议员(反对党工党的前座议员)的一封信 附件H 就彭定康政改方案辩论致议员们的信 附件I 日本的头号战犯和美国战后与日本战犯的勾结 作者自述 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何梅荣) 试读章节 第一章 20世纪50年代初次感受香港 我们最后一批传教士是在1951年2月离开江西省省会南昌来香港的。一些年长的传教士早在1949年初中国内战的战火逼近该省的时候就离开了。然而,新的共产党政府没有强迫我们中的任何人离开。这个新政府于1949年年中到达南昌,同年10月宣布战胜国民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事实是,共产党接管之后,社会状况的确有了改善。原先有人对我们说会发生各种暴行,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减轻了,经济有了起色,法律与秩序恢复了,电力、道路、通讯和运输也都大大改善了。我们无从了解是否中国所有地区都是这样,但江西是一个特别的省份。南昌曾是民望很高的周恩来的指挥部所在地。我们传教士很幸运,因为负责处理我们的事务的那个人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知道该如何同外国人打交道,而且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关如何同新政府打交道的有益忠告。表面看来,一切都好,所有中国人,连军队在内,似乎都不介意外国人存在于他们之中,尽管从理论上说——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都是属于敌对营垒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北朝鲜同得到联合国支持的南朝鲜之间爆发战争之后。那场战争中,我们在中国的一位教会长老的儿子在为北朝鲜作战时阵亡了,当时为他举行了英雄式的葬礼。然而,快到1950年年底时,我们听到这样的传闻:所有传教士都将离开中国,而且,英国政府大概也已告诫所有英国国民离开中国。我们的中国朋友也劝我们为自己的安全着想离开那里,尽管政府从未把我们当做敌人来对待。不过,由于朝鲜开战的关系,局势是高度紧张的。于是,我们决定先去香港,到那里再制定前往婆罗洲与我们的教会成员会合的计划。结果,我们一直没有离开香港,我本人竟在这里呆了50多年。 乘火车到罗湖边界再前往香港,一路很顺利,从中国这一侧的村庄深圳越过窄窄的小桥到达河的另一侧、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也没发生任何事情。桥的这一端飘扬着中国国旗,另一端则是英国国旗。怀着理想主义的我当时相信,英国国旗代表着英国的正义。但我很快便发现我想错了。 到香港后不久,我们拜访了我们在香港的讲英语的教会的成员。其中有一位在港府工务局工作。他对我们谈及无视一切法律和政策的贪污受贿现象。这令我非常讶异,因为我原以为香港是由一个民主政府治理的,这个政府以保障英国的正义而著称。贪污和正义是不相容的。我认为这位工务局的朋友一定是在夸大其词。但他没有。 我们最初见到的人中还有一位为香港政府工作的医生,是一位欧籍人士。他证实了工务局的那位外国雇员对我们讲述的事情。他建议我买一部照相机,把我所见到的这类现象拍下来交给报章去发表。他说,对付贪污受贿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把高官们“惹火”。“惹火”是他的原话。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忠告,但可惜我当时无法把这一忠告付诸实施,一方面我买不起照相机;另一方面我的教会严格限制妇女站出来讲话。我的前夫甚至不许我给除了亲属和私人朋友以外的任何人写信。至于批评政府,我们基督徒理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天国中的事务而不是尘世间的事务,因此,不许我就我所见到的不公正现象投书报章。 我们到香港没几天,一群中国人就到我们下榻的“士兵与海员之家”来看我们。他们要求我们留在香港,在他们的寮屋区教堂工作。这个寮屋区位于黄大仙区的一个叫做启德新村的地方。我们解释说,香港的房租太贵,我们住不起。他们便在他们的租金便宜的寮屋区内为我们找到了一套非法住房。在那里,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一些贪污受贿现象,因为寮屋区的每个人都不得不交钱给黑社会帮派,而索要钱财的名目是各种各样的。在我们拒绝交纳“保护费”之后,有人不止一次企图对我们在该区内的住处行抢。当时的强盗通常都是抢一些小东西,连袜子和其他衣物都是目标,尽管我们放在三楼阳台上的自行车也被偷过。这些被偷的自行车后来被找了回来,我猜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的缘故,而不是因为警察的破案本领高强。外国人可以避过不公正现象,而中国人就时时生活在对不公正现象的恐惧之中。寮屋区中的人经常受到黑社会分子的骚扰,这些黑社会分子的行为就好像是腐败的政府官员的税收大员,他们抢夺来的钱财与这些官员分赃。对欧洲人行抢是有很大风险的。政府不希望外界知道在那个腐败的时期假英国正义之名所发生的事情。 我对我们的教会感到幻灭并最终于1955年永远离开那个教会,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就这些不公正现象仗义执言只是其中之一。退出教会导致我的婚姻破裂。面对不公正,我觉得我无法在缄默中生活,同时我也不能继续接受教会的保罗教义,它与基督的教义似乎不搭界。它的偏狭胸襟令人无法容忍。 一旦摆脱了教会的束缚,我就可以对殖民政府所纵容的贪污受贿和不公正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了。说到这里,我必须指出,在有些居住在这个殖民地的殖民者的想象中,我的目的是制造麻烦或者“推翻”政府,但我根本无意这样做。在我看来,政治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如果他们对政府感到满意,我将只致力于消除最严重的不公正现象。在本书的这一部分,我将讲述我所记得的某些这类事例的来龙去脉。P3-6 序言 1997年6月30日午夜,是殖民主义完结、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临近之际,外国记者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记者蜂拥而至。他们全都指望在这里捞足发生骚乱乃至暴乱的新闻题材,为他们的宣传机器提供原料。其中有一位竟对我说,他奉命来此只报道示威和反对活动,而不报道欢庆活动。许多人听信了香港少数世界末日派政客的鼓噪,以为这里一定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之中。 这些前来捕捉耸动新闻的媒体代表中有一些人曾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看来,他们在来见我之前是听人介绍过情况的,因为他们全都问到一个类似的问题:“你为什么背弃了民主?”他们一再问我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恼火,因为我为寻求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也就是说为了使民众得到更多的公正,奋斗了50年,而且至今还在这样做。事实上,我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一个民主派,而不仅仅是某个政党的党员。“一人一票”的主张本来应当保护大多数人所真正希望的东西:一种体面的生活和一个摒除了不公正及贪污现象的社会。我所主张的民主(democracy)中的“d”是小写的,它不附属于任何一个用大写的D拼写的政党,也与透过反对中国和反对所有不是俯首帖耳地接受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他国家而获得的民主称号没有任何瓜葛。 我就自己的民主派资格做出的回答是决不会使那些外国记者满意的,因为他们只为找寻异见而来,而对那些为建立一个稳定平衡的香港而努力的人士毫无兴趣。从1997年起,英文报章上就几乎没有我的声音了,而在殖民时代,他们是经常找我表达意见的。当然,这些报章的老板变了,看来他们的政策也随之改变了。事实上,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再能透过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了。遇到这种问题的也不只我一个人。负责协调伊拉克人道主义事务的前联合国代表丹尼斯·哈利戴(Denis J·Holliday)为抗议以制裁和轰炸来杀戮伊拉克平民的做法而于1998年愤然辞职。他曾这样问道:“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诚实的新闻报道?”“媒体都被他们的老板或者华盛顿的当权者扼杀了吗?或者被武器制造商扼杀了吗?” 报章不给我陈述意见的渠道,但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表达我对以往殖民制度下的不公正现象的看法(第一部分)以及我对现今经济殖民主义的忧虑(第二部分)。 我不能指望我所写的东西会产生任何震撼世界的效果,但希望它能对年轻一代中那些意识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所隐含的危险和所蕴藏的潜力的人提供一点微薄的支持。 杜叶锡恩 后记 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香港文汇出版社副社长 何梅荣 读一本好书,无异于获得一种好享受,而且在这好享受里面,还可以接收到一个都市的政治经济、人情风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它不但为我们披露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港英统治下的香港诸多不合理事,而且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香港社会的风情画,活现了香港下层市民的生活实录。 作为香港的过客,得到的或许是五光十色斑斓多姿的美丽印象,如果能够透过表面现象而深入一层看到内蕴,无疑对香港更有一份透彻的理解。《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显然为我们提供了解读真香港社会的一把钥匙,只要你乐于打开这一扇大门,便可以获得一份厚礼。 《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在香港推出之后,好评如潮,原因就在于杜叶锡恩女士并不是以一个中国人来审视香港的一举一动。她出生在英国泰晤士河畔的小镇纽卡素,但是,她的命运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她到过中国传教,然后进入香港,并且在香港一住就是半个世纪,对于香港从殖民统治到回归祖国的历程,她可说是站在政治大潮流风头浪尖上看得最清楚的人。她的丈夫杜学魁,是中国北方人,他们在相互的提携中最终结成伴侣。 我们可以说杜叶锡恩女士是一个外国人,但我们也可以说她是一个中国人。她不但在香港生活了半个世纪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她无私地站在香港贫困一族一边,为他们应得的权益与港英当局抗争,这才是她得到人们尊敬的地方。 苏州曾经有一个养莲专家,写过这样的诗句:“看花不易窥全面,三千莲媛总低头。”纷纭香港社会,又何止“三千莲媛”这般简单,要看清香港社会的一举一动,的确需要花一番气力和工夫。杜叶锡恩女士的《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正好帮助我们撩开这“三千莲媛”的面纱,看真了香港的一举一动,从这个角度看,《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是一本大有读头的好书。 好书不妨多多向社会推介,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向内地读者推介《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的,以中国人的眼光看香港这个五光十色的社会有一番别样的感慨,借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看香港这个华洋杂处的社会,就更有一种与中国人眼光不同的地方,更何况,杜叶锡恩女士是站在香港市民的位置看香港社会的,她的注视力或角度就更有别于一般人。 内地书市蓬勃是尽人皆知的事,宣扬介绍香港的书籍更是万紫千红,满街通市,它们容或包罗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甚至也不乏声色犬马之类的篇章,但是,要找一本以一个外国人眼光审视香港、并且以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为题材的书,杜叶锡恩女士的《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恐怕还是第一本。 相信读完这本《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一定会有一番别样的香港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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