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军事题材、战争题材的研究书籍。全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战争中的文人与文学”目的是考察在战争背景下中国文学受到的影响和中国文人在战争中的人生选择与文学选择；下编主要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反映现代战争的。资料丰富，论述深刻。

文人的生存方式、职业要求和长期养成的人格素养，决定了他们将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学理化或诗意化了的精神世界。但军事斗争以最切近的现实利益为转移，其中常常伴随着阴谋和血污。军事集团的内部秩序也完全是一种等级秩序，它无法容忍知识分了最迷恋的独立与自由。但是，最让知识者们难以忍受的似乎不仅如此，而是军事斗争对生命的戕戮与挥霍。于是，这一切都注定了文人投身军事集团之后必将陷入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之中。

遥远的跋涉(代序)

上编 战争中的文人与文学

第一章  五四精神传统：在政治斗争与战火焚烧中的艰难历程

 一、给中国革命党“补习的功课”

 二、“救国”与“救我”：“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命运

 三、一个传统与两个政党：五四精神之殇

第二章  胡适：抗日浪潮中的“书生之见”

 一、“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二、“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

第三章  老舍：民族战争中的创作转向

 一、战争“记忆”与老舍“仇洋”心态的形成

 二、战争现实：“仇洋心态”对老舍创作的影响

 三、余论：对老舍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反思

第四章  沈从文：民族战争中的文学立场

 一、在抗战大潮中的人生选择与文学追求

 二、沈从文笔下的军人世界

下编 文学中的军人与战争

第五章  “兵”与“人”：五四“非战文学”简论

 一、“兵灾”备忘录

 二、军人在审判、忏悔中的觉醒

 三、五四战争小说的“三无”特征

 四、“是兵还是人”：对军人理想人格的呼唤

第六章  人道视野中的反战文学

 一、由敌人到“兄弟”：血腥暴力下的人性闪现

 二、“逃兵的自白”：喜剧性的战争讽刺画

第七章  “战场”与“洋场”：中国左翼文学的双重面影

 一、上海“洋场”：从“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

 二、红色苏区：文学大众化的实践形态

 三、战争年代是否有文学：对左翼文学的反思

第八章  民族主义文艺的陷阱：右翼战争小说论

第九章 仇恨的三种形式：早期抗日战争小说论析

 一、民族仇恨：早期抗战小说对民族仇恨的渲染与煽动

 二、阶级仇十艮：早期抗战小说对民族仇恨的升华

 三、对战争的仇恨：早期抗战小说的人道主义倾向

第十章  民族性·阶级性·人性：抗战时期“战争小说”的观念纠葛

 一、民族性：不无偏至的求生之路

 二、阶级性：难以摆脱的羁绊

 三、人性：被压抑的潜流

第十一章  丘东平：以五四精神之火烛照军人世界

 一、带着五四的精神装备进入抗战文学的创作之中

附：对丘东平之死的两点辨证

第十二章  解放区抗战小说：中国传统战争小说艺术的“回光返照”

第十三章  综论 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荒欠与成因

 一、文化启蒙主题对战争小说的压制与排斥

 二、中国现代战争小说传统的缺失

 三、现代战争小说“人物中心”观念的缺失

 四、现代作家战争经验的缺失

参考书目

后  记

沈从文不愧为现代文学史上一流的文体家。这篇小说本是写驻扎前线的军队准备作战，却选取了一位伙夫做主角，已是独出机杼。而小说结尾，本是一触即发的战争消失了，一窝小鸡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会明对战争的焦虑(担心尸体腐烂)与渴望(完成插旗的夙愿)变为对小鸡的倾心呵护，使人于紧张恐怖的气氛中，感受到了人生的温暖与生命的魅力。像在其他作品中一样，沈从文仍然顽强地追寻着自然生命的自在形态。

《边城》也属于描写军人驻扎题材的作品。从表面来看，小说集中描写翠翠和爷爷的生活经历以及翠翠的爱情悲剧。但在翠翠的故事背后，还有一个潜在的文本，这个潜文本的主角，是那位自杀的青年军人。那位“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与老船夫女儿的爱情悲剧，成为翠翠爱情悲剧的“提示者”和“预言者”。当翠翠与二佬的爱情陷入困境时，老船夫的心里涌起了可怕的预感：“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这是一种宿命般的感觉，是一种对人生和命运难以把握的恐惧及与之俱来的不安定感，它最终成为翠翠命运悲剧的谶语。所以说，《边城》里有两个爱情故事，一显一隐，一明一暗，相互映照，相互指涉，从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复合式结构。P88

张全之教授的专著《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关系史论》即将付梓印行，僻居岭南的我当然是遥对泰岱，以手加额，对全之表示由衷的祝贺。

全之虽算是我的学生，不过他入我门来攻读博士学位之时，就已经是一个颇有文名的教授，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学者；他关于东方主义与鲁迅价值定位等文章所引起的反响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当时已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那是一所我比较熟悉的学府，他的老师如魏绍馨先生，以及当时仍然健在的谷辅林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且关系较为紧密的前辈，于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更加亲切。自然就是因为这样一种亲切的关系，全之这部书稿完成之后，便电邮给我且邀我写序。

我颇有点踌躇。第一，我没有对本书论述的这个专题下过任何功夫，按说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虽说当今社会最正常的情形似乎就是：越是没有某种资格的人偏偏会在肮脏的裙带关系的作用下被推向某些关键岗位，生活在当下最重要的生存本领似乎就在于：越是没有资格去做的事情越要做得津津有味、煞有介事。不过真要那样地不顾脸面，多少还是会有些发怵。第二，全之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新文学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本研究现代文学中的战争题材的专著完全是他自己独立选题、自主完成的项目，按说大可以不必由旁人来指指点点，虽然研究生毕业以后仗着导师的资格强掳学生课题的“宁馨儿”并不罕见，不过那不仅要面皮撕得开，手也要下得去才行。第三，自背井离乡、流落南国之后，诸事繁杂，心绪难静，常常将很多事情拖托得很久，也因此生怕耽误了全之出书的时间。

踌躇之间又过了两个多月，全之还是执念旧谊，坚请为序。我自觉却之不恭，而且因为上述第三点，每每感觉对不起包括全之在内的许多朋友和学生，实在有必要利用某个机会对我的朋友特别是我的学生们说一些交心的话，于是就在这月照云影、花溢深树的美好夜晚，在这更深人静、虫呜嘀嘀的南风窗下，对着电脑键入如下思绪，权充小序。

久旱的高原想望着蔚蓝的大海，于是连接其间的广袤的大地不再皴裂；浩瀚的水域企盼着绿色的岸柳，于是奔涌其间的层叠的波浪不再汐落。造化的伟岸和神启的广阔都如此向往着迁徙与流动，何况灵异的人类与平常的凡夫俗子?特别是我自己。我曾经“给自己写信”，在人生刚刚展开它最初的疲惫与引诱的时候，我就像伸不长颈脖的企鹅一样艰难地企望着田园以外的街市，街市以外的长天，长天以外的世界。便是那无以名状的世界给我送来白茫茫一片的信息，我也不惜舍弃我修葺了的家园，舍弃老母亲的悬望，背上我的行囊开始遥远的跋涉。

不大的行囊，我却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那里苦苦收拾，背上它踏上真正的人生之旅，才感到原来它就是那么地轻便。翻山越岭之际从不需要放下它来，因为它的装点，我才真正像一个天涯的旅人。每当有些累了的时候，我就地落坐在山坡的草径，斜倚在行囊之上，一手笨拙地掏出一包还未拆封的香烟，抖抖索索地抽出一支，很不熟练地打着火，很不准当地燃起，吸着，然后对着流汗的丛林，对着澄明的南天喷吐一团，雾不像雾，烟不像烟，那神情倒是特别的爽气。

行囊中有若干叠寄不出去的信函，因为收信人是跋涉中的我；也有尚未印成书的稿件，因为印书的刻工也是跋涉中的我。艰难而带着快意的跋涉让我难以抽出时间来理索这些东西，于是只好带着它们，邀约着它们陪我远走天涯。行走的时候稍一撮弄，干燥的纸壁摩擦着的哗哗声就是它们对我的抱怨。我不能过多地理会它们的抱怨。悠远的草径正因我的脚步的到来在积极地向荒芜和荆棘中无限地延伸，原是满面笑靥的向导这时候正用神秘莫测的眼光盯着我，看我先迈出左脚还是右脚。来自我最亲近的人的呼唤这时候我只能置之不理，包括我一直忘怀不了的我的学生：毕业了的与尚未毕业的，答辩过了的与尚未答辩的，硕士和博士，男生和女生，笑容满面的和愁眉苦脸的。我将他们的状况和表情一一装进了我的行囊，背着，但是似乎再也来不及打开，于是我能听到纸壁摩擦似的抱怨之声。真的，好几个学生给我发的信我可能已经有两个月没加处理，即使有所处理的，那也是在他们分别来过三次或更多次的信函催促过以后的事情。

全之的来信得到了我这样的回应，也是他多次催促的结果。我想他能够理解一个中年跋涉者的心情，实际上他也并不拒绝跋涉，尤其是出于学术的理由。跋涉毕竟不是漂泊，跋涉之于学术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更没有任何伤感的成分。不拒绝跋涉的人应能很便当地理解这些，于是我给他和他们写上了上面这些类似于呓语的自白。不过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要对全之，对我的学生们说明白：请你们理解和谅解。我毕竞是在跋涉，而不是在飘泊。飘泊者虽然感伤，但他是多么的自由。跋涉者却是自己将自己绑缚在通向某个目标的路线上，有时候就是让你动弹不得。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军事题材、战争题材的研究，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包括陈辽、方全林先生的《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史略》等。但我仍觉得全之的这部书有他自己的新意。论著始终围绕着人与战争的关系展开，在“浴火”的酷烈和残忍中凸显出人性关怀、人道关怀和人文关怀，理性地还原了“人的文学”的现代文学道统命题。这样的研究相比于“现代军事文学”的视角，不仅更具有理论的穿透力和人文批判内涵，而且有效地拓宽了论题的领域。否则，沈从文的创作就不可能得到如此强烈的凸显，胡适更不可能在类似的话题中得到如此重视。

这本富有新意的论著，就其论题的集中性而言，篇幅已经足够。但如果能够扩充，我盼望着出现更加充分的总论性的内容。现代文学一开始大抵是反战、厌战、仇兵、咒兵，发展到后来则是喜战、恋战、爱兵、敬兵，这其中固然那“战”与“兵”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作家的创作心理、读者心理和民族心理的变化不容忽视，如能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较为深刻的揭示，则，这一话题的任务完成得将更为精彩。其实，这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至少在我们这一辈，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喜欢看打仗的电影，看机枪扫射的镜头便有一种淋漓的快感，养成这种近乎于残忍的欣赏心理，其实与全之这本论著中展开的话题完全有关。

全之的这部书稿我是粗粗看过了，由于缺少相应的专攻，说不出什么更多的话来。但我感觉他写得十分认真。这也就成了我对这本书自信的基础。全之做事为人都讲认真，以他的能力和才华，则只要认真必能有较圆满的学术收获。我知道他的博士论文做得相当认真，结果成绩也相当出色，包括温儒敏教授在内以严格著称的专家，都对他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研究给予相当肯定的评价，这就是明证。我盼望着他早日完成博士论文的修改并尽快印行，我盼望着给他的那本书写上我的评介和祝贺，当然也无妨被叫做序言一类。

朱寿桐

2005年5月16日于暨南大学

当这本小书定稿的时候，回头看一看它的写作过程，连自己都有些吃惊：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定稿，时断时续，竞历时7年之久。我固然没有下笔千言的才具，也无笔走龙蛇的气魄，但这样一本小书要在手中揉搓7年方才成形，也实在让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更何况在这7年中，还多次想让它“胎死腹中”!

现在想来，之所以写得如此缓慢，一是由于自己对学术怀有的那份虔敬，要求自己不能率尔操觚，一定要等思考成熟之后，才落笔成文；二是这几年为了求学和应付一些俗务，一直没有能够集中拿出时间来了结这件事，于是就一拖再拖。

本课题的写作起因于一项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军事文学史论”，课题的主要申请者是我的两位老师张稔穰教授和徐振贵教授。按照课题的设计要求，课题负责人计划按照文学史的时段依次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于是他们就把“现代部分”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我，我对这一课题也不乏兴趣，认为该课题值得一做，就欣然接受了。但真正进入写作阶段，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很苦的差事，其中的难度比最初预想的要大得多。

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一课题，1998年我申请到北京大学师从钱理群先生做访问学者，并将该课题填入申请表中。见到钱先生后，自然就谈到了该课题的写作问题，钱先生建议不要写成一本一般性的军事文学史，最好能抓住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展开讨论，也不一定面面俱到。在他的指导下，我调整了一下思路，决定将“战争·文学·文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进入论题。当我把这个想法向钱先生作了汇报之后，他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于是就开始了本书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但在北大的一年，主要精力用在了听课和读书上，写得很少。当时觉得，到北大学习机会难得，应该多听、多读、多学，写文章以后还有的是时间。所以课题的基本写法确定之后，只写了其中的少部分章节，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

访学结束后，我回到了工作单位，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边断断续续地对这一课题进行思考。当时想把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当作论文来写，写成一部分之后，就先拿出去发表，征求同行的意见。就这样陆陆续续地完成了书稿的大部分。也陆续发表了部分章节。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发现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为了慎重，我觉得还应该到条件好一点的大学搜寻资料，否则会寸步难行。为了能有一个外出读书和查阅资料的机会，在2000年我决定考博。当然，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也不全是因为这本书稿，其实到名牌大学追随名师深造，一直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到北京大学师从钱理群先生读书，固然让人十分欣慰和骄傲，但“访问学者”毕竟不能算是真正的学生，且仅有一年的时间，不能使我满足。我决定将正在写的书稿和其他一些文章放一放，集中力量复习外语。2001年，我顺利地通过了南京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成为我仰慕已久的朱寿桐先生的博士生。

读博士期间，日复一日地忙于学业和学位论文的写作，三年匆匆而逝，意犹未尽。在这三年中，偶尔会将这本未完的书稿拿出来，修改一番。有时也顺手积累一些资料，写了其中的部分章节，但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它彻底做完，心里好像欠下了一笔债一样，时常让我不能安宁。博士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我原先供职的大学，这时心里觉得，这本小书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我将正在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工作暂时放下，集中精力，将这本小书写完，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本书在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上编“战争中的文人与文学”目的是考察在战争背景下中国文学受到的影响和中国文人在战争中的人生选择与文学选择。在第一个层面上，选择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五四文学传统在现代中国政治与军事斗争中的命运，也就是本书第一章的内容。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由于过去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囿于文学内部的分歧和斗争，忽视了文学外部因素对文学传统的影响。所以在本书中，重点讨论了五四精神传统与两大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政治团体对五四精神所作的解释与评价。在第二个层面上，我选择了胡适、老舍和沈从文作为个案，重点分析他们在抗战时期的人生选择和文学立场。选择这三位作家作为考察对象，对我来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认为这三位作家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很有典型性，很值得认真剖析。胡适自五四时期“暴得大名”之后，就一直处在文化舞台的中心，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他总是能积极表态。抗战爆发之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发表言论，表明立场。但让人震惊的是，他不是按照多数人的期待，呼吁人们积极抗战，而是主张“和平解决”。一时舆论哗然，甚至被指为“汉奸”，鲁迅也痛斥他“出买灵魂”。何以会有这样的“宏论”?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除了当时“低调俱乐部”的部分媚日者外，很少有人在此类大是大非面前犯糊涂了。但他真是犯糊涂吗?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那就是我们糊涂了。一向谨慎持重的胡适，自有他的理由和依据。老舍在抗战之前一直处于文坛边缘，他本人也不喜欢追逐时尚、逢迎主流。但抗日战争“一声炮响”，老舍像换了个人一样，一下子从边缘跃居文坛中心，成为“文协”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且还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长篇小说创作，写了大量的抗战宣传品，其中的动因和酸辛，也很值得追究。与这两位不同，沈从文在抗战时期虽然没有将自己关进象牙之塔，但在文学立场上，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捍卫着艺术的尊严，这其中甘苦，也很值得人们回味。因此我将这三位作家抗战时期的言行和心态进行剖析，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在危机时刻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以及文学态度的变化。我想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不止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人文知识者应如何应对现实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这无疑也是一个在今天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本书的下编主要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反映现代战争的。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我就发现面对着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在战争背景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新文学，却难得见到出色的战争小说。如果我们要为这一现象辩护，并不难。但我要追究的问题是，即使不从艺术质量着眼，仅就数量而言，现代战争小说仍显得稀少。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知道，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为了撰写该书，除阅读原始资料外，我也翻阅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著，总体感觉是：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的关系研究，还相当薄弱。即使有一些成果，也多是将战争的某一方作为自己的同盟，极力抨击“敌人”，明显缺少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超越性、学理性和客观性。就以抗战而言，迄今为止，研究者仍没有走出民族主义的论述场域，依然操持着“功利主义”的评价尺度，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民族敏感的自尊。事实上，当我们高举着民族主义的盾牌和利剑来抵挡异族入侵时，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理论陷阱之中。

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而言，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到全民抗战，这一进程被迫中断，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其中战争固然给文学带来了某些新质，但就总体来说，这场战争是中国新文学在发展途中遭遇到的一次劫难，它强行扭转了新文学的发展走向。本来自五四开始，知识分子建立起了个性主义的精神传统，但为了抗战，带有专制色彩的传统文化和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获得了“正统”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颂扬，这直接阻碍了五四启蒙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在为抗战胜利而骄傲和自豪的时候，我们还要更多地看到这场战争给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带来的负面作用。此后历史的发展，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磨难，似乎都与这场战争唤起的文化沉渣有关。

今年又到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人们照例会举行一些活动和仪式来纪念这场伟大的战争和伟大的胜利，这自然也是情理中的事。但作为知识分子，在自豪、骄傲和狂欢之际，是否还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思考更多的问题?比如，这场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它对人类文明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来说，它是一次洗礼还是一场浩劫?它暴露了哪些人性中固有的东西?战争又是如何变得“神圣”和“伟大”的?引发战争爆发的因素今天是否仍然存在?民族主义背后潜伏着怎样的危机?战争的结果和手段之间是否存在着悲剧性的对立?等等。很显然，仅仅因胜利而高兴是远远不够的，那些无辜的牺牲者等待的不是温柔甜美的赞歌，——这对他们已毫无意义，他们需要的是真正消除引发战争的那些可怕因子。但没有理论上的检讨，这些因素又如何消除?

鲍曼在谈到“大屠杀”时指出：“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同样，抗战并不是一个中国事件，而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类文明史上的事件。它也不只是一个政治或军事事件，而且也是一个文化事件，一个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事件。它所引发的很多问题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左右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进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准确估量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在纪念战争胜利的日子里，我们会再次听到那些已经烂熟于心、已让感觉变得麻木了的煽情语汇，会再次体验一个民族在苦难中获得重生的欣喜和自豪，会再次演绎一个民族历经苦难而不会倒下的神话——战争完美的结局彻底掩盖了战争过程中的血污和残忍。我们历来如此，一场灾难的终结者被我们奉为英雄之后，灾难本身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对英雄的歌颂代替了对历史的反思，对幸福的体验代替了对灵魂的拷问，使我们周围时常洋溢着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和庸人式的幸福与满足。我有时真的怀疑，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赋予战争的那些意义和价值，就真的能掩盖战争本身的特性?战争真的会因为最终的结果而改变自身的性质，成为“神圣”和“伟大”的事件?我只想提醒那些在先辈的尸骨旁载歌载舞的人们：在为1945年的胜利而欢呼的时候，不要忘了1945年之前无数个血雨腥风的日日夜夜；在清点、计算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的时候，不要忘了这场战争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留下的废墟。

最后再说一下这本小书。其实在当今学术界，出版一本小书，已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除了关心自己的亲人和师友外，也不会有人太把这当一回事。当今学界，大大小小的学者，谁没有个三两本著作?不是已经早有人号称“著作等身”了吗?在个人著作出版泛滥的情势下，我将这本小书出版，也难逃追逐流俗之讥。但对我，这本书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与我相伴的这7年中，正是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求、成长的过程。为了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学者，我北上南下，拜师求学，得到了诸多恩师的指教和提携，也见识了名牌大学的丰富藏书，这使我增加了不少信心和勇气，它不断地催促着我在学术道路上艰难前行。因此，这本书，留下了我蹒跚学步的身影和逐渐摆脱幼稚的历程，对我来说就显得弥足珍贵。

最后，我向那些一直关心我的师长表达由衷的谢意。我的硕士导师魏绍馨先生，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领路人，没有他最初对我的指教和引领，我不会走上这条无怨无悔的人生道路。我访学时的钱理群先生，以其无与伦比的学术风范，成为我一生的楷模；我的博士生导师朱寿桐先生，以其严谨的学风和厚实的学养让我肃然起敬，而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为我冲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提供了可能。一个人在自己的青年时期就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是莫大的幸运，他们的殷切期望和悉心指导，成为我一生中取之不尽的财富。只是这本小书过于浅陋，实在配不上几位老师的教诲，但愿将来我能以高水平的著作，来报答老师的栽培!

本书中的部分章节已在《福建论坛》、《齐鲁学刊》、《书屋》、《潍坊高专学报》、《贵州师大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在此向这些刊物的编辑们表示感谢!

同时也希望学界的同仁和朋友，能给予批评和指导，倘能如此，我将视为莫大的荣幸!

作者

2005年1月27日

于曲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