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直到1933年年初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中共中央除了曾短暂迁往北京、广州和武汉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设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次在上海召开。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袖也都曾在上海活动过。

书里还专门辟出一章阐述曾经神秘无比的“中共中央特科”，一些篇目至今读起来依然惊心动魄。譬如，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李克农、钱壮飞等中央特科领导紧急转移人员、销毁文件，周恩来事后发出肺腑之言：“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书中描述宛如惊险小说，令读者欲罢不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曾长期设在上海，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本书以较为翔实的史料反映了这段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历史过程。中央在上海时期的革命活动是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既有高潮时的风起云涌，也有低谷时的艰难险阻，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沉痛的教训，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曲折的发展过程。

前言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

(二)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后的活动

(二)党对中国国情的进一步探索和认识

(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纲领

三、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工运高潮

(一)突出党的工作重心，为迎接工运高潮做准备

(二)党领导的第一次工运高潮

(三)第一次工运高潮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四、中共中央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四)上海大学

五、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一)严峻的局势

(二)上海执行部内的斗争

(三)面临分裂的危机

六、中共中央与国民会议运动

(一)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二)国民会议运动席卷全国

(三)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与意义

七、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中共四大召开

(二)四大通过的宣言、议决案的主要内容

八、中共中央与五卅运动

(一)上海工运的复兴与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

(二)发动反帝斗争

(三)风暴席卷全国

(四)组成反帝联合战线

(五)有组织地退却

(六)共产国际对五卅运动的支持与指导

(七)对五卅运动的总结

九、北伐战争期间中央对工农运动的领导

(一)党对工运政策的调整

(二)工人运动的复苏

(三)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四)指导各地工农运动

(五)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十、中共中央复兴革命的努力

(一)领导各地武装暴动

(二)整顿秘密党组织

(三)争取群众，恢复发展白区工作

十一、中共中央在探索中的挫折

(一)“左”倾征兆显现

(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三)党内风波频起

(四)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十二、中共中央与红军、苏区工作

(一)指导红军和各根据地的创建

(二)要求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的错误及纠正

(三)对反“围剿”斗争的指导

(四)对肃反工作的指示及其严重后果

(五)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

(六)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十三、中共中央特科

(一)特科的成立与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紧急处置顾顺章事件

(三)改组后的特科

十四、中共中央与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一八事变后党的抗日方针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三)“左”倾错误导致有利时机的丧失

十五、中共中央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一)高度重视文化宣传工作

(二)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三)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特点

大事记

后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共产党，这是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诞生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不例外。上海既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工人运动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首先在上海建立提供了基本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

酝酿、筹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末就开始传人中国，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人克卡扑所著《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泰西民法志》，系统介绍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该书第七章中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的同心朋友昂格思(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为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书中还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作了介绍和评说。1899年2月到4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此文为英国哲学家基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的前三章(此书共十章，同年5月全部译出并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书名仍为《大同学》)，将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

1903年起，上海的一些爱国报刊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的文章称颂社会主义为“光明奇伟之主义”，“方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必将“千红万紫团簇全球”。

美国在沪创办的《大陆报》、《俄事警闻》、《翻译世界》等报刊，也都介绍了社会主义。虽然当时的介绍是零星的、片断的，而且相当杂芜；参与介绍的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理解和解释有种种的片面性，甚至还存在曲解和攻击。然而，这种介绍毕竟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由于俄国的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相似(经济文化落后)，十月革命就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它给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使中国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不仅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了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同时，也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去进一步认真地了解、研究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新社会思潮中的一种传人中国的。之后，则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武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传入的。这就是毛泽东讲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的反复比较和缜密思考之后，终于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称之为“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还号召中国人民“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创建一个“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新世界。

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如果说，在五四之前，中国还只有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数量也很有限；那么，在五四以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则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时代潮流。经过五四运动，更多的知识分子丢掉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抛弃了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开始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成了中国先进分子共同做出的历史选择。P1-3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它在创建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的重要作用，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除了有几次为时很短暂的迁离上海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都设在上海。

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自然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创始人选择的，而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则是与上海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分不开的；是与工人阶级的集中，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力量的汇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重要的因素分不开的。同样，将早年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也不是偶然的。

从1921年到192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6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有3次，即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中共四大是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三大与五大分别在广州和武汉召开，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便又迂回上海。中共六大是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的，会议期间，上海仍有留守中央，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这个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也是艰辛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时期。党在上海领导了一系列重大的斗争，自身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中共一大不仅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而且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与分析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社会的各类矛盾和处理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1922年1月，党的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所指出的，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解决中国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

1922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同时又强调“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中共二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完成。

二大召开后不久，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的建议。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据此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同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做出了正式的决定，虽然规定“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党员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实现后，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很快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也日趋复杂化，中国革命面对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以回答。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同时，还强调党的“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中共四大召开后不久，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上海发起的五卅运动揭开了全国范围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参加了运动。运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促进了党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在国共两党的通力合作下，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北伐准备了后方基地。

在沿途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迅速高涨。五卅运动后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在中共领导下，也重新高涨起来。1926年秋到1927年春，上海工人在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阶级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并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也称市民政府)。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也相继以“清党”的名义大肆捕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在紧要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于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未能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党指明方向，未能制止局势的继续恶化。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

为了纠正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曰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10月从武汉迁回上海。直至1933年初迁往江西中央苏区，中央领导机关一直设在上海。在敌情严重、社情复杂的上海，党中央领导全党为复兴革命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以不屈不挠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中共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恢复党的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尽管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革命形势仍然处于低潮。但是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惨痛失败的教训使得这次错误至1928年4月，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确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左”倾盲动错误后，新一届党中央贯彻六大争取群众的总路线，强调深入群众，领导日常斗争，加强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开始重视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革命局势出现了新的生机。

党中央加强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布尔塞维克》、《红旗》、《斗争》、《党的建设》等党报党刊，团结左翼文化人士，成立左联、社联等革命文化团体，传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推动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

隐蔽战线上，中央特科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支持与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又一次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9月下旬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领导，3个月后的四中全会又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1931年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被捕叛变。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博古负总责。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高举抗日旗帜，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但由于继续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严重地影响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同时，也使党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已难以在上海继续立足，于1933年1月迁往江西。

本书反映的就是上述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主要活动和所领导的主要斗争。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之际，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终于出版问世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曾长期设在上海，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本书以较为翔实的史料反映了这段时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历史过程。中央在上海时期的革命活动是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既有高潮时的风起云涌，也有低谷时的艰难险阻，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沉痛的教训，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曲折的发展过程。为了更好地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认真考证核实，精心研究编撰，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本书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本书从筹划到编写出版，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各有关方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冯小敏对本书的编撰从框架到专题的设置给予了多方的关心和指导，市委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俞克明同志到任后，对本书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课题负责人俞惠煜副主任审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顾明和徐建刚副主任也为本书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前课题负责人吴振兴(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参与了早期的策划和组织工作。为本书审稿的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建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贺世友，上海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张云，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金立人，副研究员李华明等有关专家，他们对书稿的内容、观点、结构、史实、文字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此外，本书在编撰过程中还吸取了史学界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所有为本书的编撰和出版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各专题执笔者分别为：李三星(前言、一)、侯桂芳(二、三)、沈建中(四一九)、李小苏(十一十四)、曹力奋(十五)；大事记由李三星、沈建中、李小苏分工撰写；全书由俞惠煜终审。

由于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和研究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