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在道教史上的地位，类似于禅宗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宋明道学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道学、全真学、禅学代表着中国哲学的三个理论高峰。以对社会民众的实际贡献而言，山东栖霞的丘处机是道教史上的第一人，所以评价全真学与丘处机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本书就全真教和齐鲁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有利于思想史的争鸣和推进。

序/1

概论——全真道与齐鲁文化/1

一、王重阳祖师革新了道教思想/2

二、胶东三州——全真道真正的发祥地/7

三、胶东——全真道走向全国的后方基地/9

四、丘处机——全真道兴旺发达的扛鼎人物/24

五、元代全真之盛，实赖胶东成长的教门骨干力量/32

第一章 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道教文化传统/40

一、齐鲁文化的历史发展和辉煌成就/40

二、齐鲁的道教文化传统/55

第二章 金与金元之际山东社会政治、文化态势/73

一、金宋、金元之际山东地区的战乱/73

二、新教派的崛起与山东的关系/79

第三章 王重阳在胶东传教的成功和全真道的兴起/84

一、入道前的思想历程/84

二、在陕西的修道和传教活动/93

三、在山东的传教和创教活动/105

四、早期全真道的宗教组织/131

第四章 全真七子在山东的修道与传教活动/142

一、马钰初识王重阳/143

二、王重阳苦心度化马钰/149

三、丘处机全真庵拜师王重阳/155

四、王重阳背坐感发郝大通/159

五、谭处端宁海全真庵出家/16l

六、王处一投师王重阳/166

七、昆嵛山烟霞洞师徒修真/170

八、玄风初阐与七宝、金莲、三光、玉华会建立/175

九、刘处玄拜师与平等会建立/180

十、王处一铁槎山苦修与刘处玄东归莱州/182

十一、马钰东归大阐教化/187

十二、刘处玄嗣教与王处一被宣/194

十三、丘处机东归栖霞与创观滨都/199

十四、王处一、刘处玄振教金廷/202

十五、丘处机独阐玄风/209

第五章 全真七子的思想特色/215

一、修炼的目的：成仙/216

二、修心/218

三、清净/233

四、内丹/237

五、三教合一/251

第六章 全真道由山东走向全国/255

一、王重阳仙逝开封/256

二、丘、刘、谭、马葬师刘蒋/260

三、马钰在陕西的修道与阐教活动/264

四、谭、刘、孙宣教伊洛与郝大通行化河北/27l

五、丘处机在磻溪与龙门的十三年苦修277

六、丘处机被金世宗宣召/286

七、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291

第七章 明清山东全真道概况/302

一、明清全真道的衰落/302

二、明清山东全真道概况/305

附录：

一、王重阳与全真七子修道传教活动大事记/318

二、全真道在山东的文化遗存/343

三、莱州神仙洞王氏道教家族调研报告/357

四、全真道研究论著要目/367

后记/386

大定九年(1169)九月，王重阳带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三名弟子，西至莱州，把刘处玄收归门下。刘处玄，东莱武官人(今莱州武官庄)。莱州位居齐地，自古即是仙真聚居之地，至今莱州南15里的云峰山上，仍有九仙之名题字，这都是莱州仙风浓郁的证据。北魏郑道昭在任光州刺史时，不仅在莱州云峰山、大基山留下诸多碑刻，而且还曾修道大基山中。《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刘处玄》言：“十有三月师乃生，是夜紫气二道，从太基山横贯其家。师自幼而孤，事母以孝闻。母亦有栖隐之志。太基在武官南二里许，山之阳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郑道昭成道之所，师尝盘桓其间。”大基山距离武官庄仅二里许，周围浓郁的道教气氛与齐鲁文化的，无形熏陶，造就了刘处玄独特的人格形态。刘处玄世居武官，其先祖九世孝友相继，宋太平兴国年间，因孝义朝廷旌其门问，免本郡诸役，乡人受惠颇多。其祖其父，皆有先祖之风，恤孤赈贫，孝义当先。刘处玄生于金熙宗皇统七年(1147)七月十二日，幼年丧父，与母相依为命。他上承祖风，事母至孝，憎恶荣华，清静自守，誓不婚娶，素有出尘之志，几次欲出家修道，都因老母阻隔而未能如愿。

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春，刘处玄在邻居家的墙壁上，发现两首颂，未留姓名，但墨迹尚新，末句有云：“武官养性真仙地，须作长生不死人。”刘处玄看后，大为称奇，知必是高人所为，自此出家修道之意更加坚决。同年九月，丘处机、谭处端、马钰随王重阳至莱州，刘处玄与其母一起去拜见王重阳，王重阳问他：“汝解壁间语否？”刘处玄方知邻家壁上两颂为王重阳所作，大为叹服，遂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感叹其为“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于黄尘。”于是，授刘处玄诗一首，诗云：“钓罢归来又见鳌，已知有分列仙曹。鸣榔相唤知子意，跃出洪波万丈高。”并赐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

对于刘处玄拜师王重阳时的年龄，史料记载有异。《甘水仙源录·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与《金莲正宗记·长生刘真人》认为，刘处玄出家时，“方弱冠之明年也”。也就是说，他2l岁拜王重阳为师。然而，《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长生子》却认为，他拜师王重阳时，乃“弱冠之年也”，即20岁。《七真年谱》言：“祖师领丹阳、长真、长春西至莱州，化长生真人出家，训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时年二十三。”考察这三种说法，第一种与第二种说法靠不住，若刘处玄弱冠或弱冠明年出家，他应该比丘处机小，但丘处机为全真七子中年龄最小的，这已经成了定论。所以，这两种说法有误，今取《七真年谱》之说。

至此，丘处机、谭处端、马钰、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刘处玄，已先后拜在王重阳门下，号称“全真七子”，又称“北七真”。在全真七子中，孙不二年龄最大，比马钰大四岁，谭处端次之，而丘处机拜师最早，但年龄最小。因此，全真七子若依年龄大小来排列，则为孙不二(生于lll9年1月5日)、谭处端(生于1123年3月1日)、马钰(生于1123年5月20日)、郝大通(生于1140年1月3日)、王处一(生于1142年3月18日)、刘处玄(生于1147年7月12日)、丘处机(生于1148年1月19日)。丘、刘、谭、马、郝、孙、王虽然共称为全真七子，但七人在全真道中的地位与身份，尚有很大差异，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丘、刘、谭、马四大弟子与郝、孙、王的不同。比如《甘水仙源录·终南山神仙重阳王真人全真教祖碑》就明确把丘、刘、谭、马与郝、孙、王分成两个层次，把郝、孙、王称之为“四哲之亚”。从王重阳的诗词以及行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不仅丘、刘、谭、马跟随王重阳的时间较长，而且，大定九年(1169)十月，当王重阳离开山东沿海返陕西之时，只带丘、刘、谭、马四大弟子，而不带其他三人。这就充分说明了在其心目中，对四大弟子与郝、孙、王还是有亲疏之别的。即使是丘、刘、谭、马四大弟子，在王重阳心目中，地位也不完全相同。他曾有诗云：“一侄二子一山侗，连予五个一心雄。六明齐伴天边月，七爽俱邀海上风。真妙里头拈密妙，晴空上面蹑虚空。东西南北皆圆转，到此方知处处通。”又曰：“一弟一侄两个儿，连予五逸做修持。结为物外真亲眷，摆脱人间假合尸。周匝种成清净境，递相传授紫灵枝。山头进出灵华会，我趁蓬莱先礼师。”显然，在王重阳看来，马钰就像是他的弟弟，而谭处端则像他的侄子，刘处玄与丘处机为儿子。王重阳的这种分法，当然不是以年龄来分的，若按年龄，谭处端比马钰尚大两个月，应把谭处端排在前才对；也不是按入门先后来分的，而是以得道的浅深而言，在四大弟子中，马钰得道最早，在王重阳死前已得其真传，其把马钰视为弟，有让马钰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把其他三子培养成道的意思。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重阳子》言：“十月，达掖县，立平等会。”大定九年(1169)十月，丘、刘、谭、马四大弟子与王重阳在掖县建立平等会。至此为止，全真道在山东沿海的下层民众组织已经全部建立起来。这些下层民众组织常被称之为“三州五会”，“三州”指的是莱州、登州与宁海州，而五会分别为文登的“三教七宝会”、宁海的“三教金莲会”、福山的“三教三光会”、登州的“三教玉华会”、莱州的“三教平等会”。《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王矗》言：“在莱州立平等会，自是远近风动，与会者千余人。”莱州“三教平等会”建立之时，人会者就有千余人之多，以此类推，最保守的估计，三州五会的入会人员最少也要近万人。而王重阳自大定七年(1167)七月至宁海到大定九年(1169)十月离开山东沿海，他在登、莱、宁海三州活动的时间不到两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不但收取全真七子作为全真道的核心与精英，而且还建立了五会，收徒众达万人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若把他在山东沿海弘教的效果与其在陕西弘教的效果相比，岂止天壤之别!同样还是全真道，同样还是王重阳，但效果如此悬殊，这不能不与两地的文化环境有关。素有神仙信仰传统的山东沿海，在几千年的文化融合中，形成了以齐鲁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氛围，而这对于主张“三教合一”的全真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助援。

三州五会建立之后，经过全真七子与王重阳的努力，全真道在山东沿海一带已经打下根基。为了实现“使四海教风为一家”的理想，王重阳开始把全真道推向全国。大定九年(1169)九月，王重阳带领丘、刘、谭、马四大弟子奔赴陕西传道。十月，王重阳师徒一行五人，离开山东，到达汴梁，寓于王氏旅邸中。第二年正月初四日，即大定十年(1170)正月初四，王重阳仙逝于王氏旅邸。其后，丘、刘、谭、马四大弟子扶王重阳灵柩归葬终南刘蒋村，为王重阳守丧三年。守丧期满，各言其志，分化各地。

             P180-P182

这部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的最终成果，它正式列入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科研规划，并得到中心在工作上的大力支持和在经费上的配套资助。

山东是孔子、孟子的故乡，是儒学的发源地。对此，不仅人所共知，而且相关研究活动也颇具规模。山东同时也是道教七真(以丘处机为代表)的故乡，是全真道的发祥地。对此，知道的人则要少得多，而且至今研究活动也颇为寂寥。齐鲁文化研究中的这种儒热道冷、儒强道弱的不平衡状态是需要尽快改变的，因为山东所蕴藏的全真道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这一文化资源在历史上的影响又十分巨大。齐鲁文化开始是地区性文化，后来走向全国并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文化扩展最为重要：一次是儒学的创立与传布，另一次便是全真道的创立与传布，都曾给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全真道在道教史上的地位，类似于禅宗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宋明道学(包括理学、心学和气学)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道学、全真学、禅学代表着中国哲学的三个理论高峰。以对社会民众的实际贡献而言，山东栖霞的丘处机是道教史上的第一人。其西游雪山、规劝成言思汗爱民止杀之伟绩，不亚于佛教玄奘法师的西行印度取经。所以，丘处机称得上是伟大的宗教思想家和实践家，不愧是鲁迅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丘祖的事迹，我们后人不应忘记；丘祖的精神，有待我们继承发扬。

我是在北京生活的山东人，是七真的同乡，一向关注并参与道教的学术研究，又兼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总想为山东全真道文化资源的开发做点事情，所以承担了《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这一课题的主持工作。我有幸得到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的协助，他是道家和稷下学研究的名家，对齐鲁文化情有独钟，在课题的设计、论证、实施、汇总与统理上颇多运思劳神，并撰写了第一章“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道教文化传统”，厘清了齐鲁文化产生道教的历史背景。在此，我感谢他的诚心合作。经由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推荐，课题组聘请了在该中心工作的常大群博士(后调转厦门大学)和毕业于山东大学的白如祥博士、赵卫东博士，组成课题组的主力。三位博士在文史哲理论上训练有素，致力于全真道研究多年，对于历史文献相当熟悉。他们认真努力，撰写了本课题最重要的章节和附录，使课题得以圆满完成。

常夫群博士又负责课题组的日常事务及与中心的联络，工作尤为辛菩，并撰写了第二章“金与金元之际山东社会政治、文化态势”，第五章“全真七子的思想特色”，及附录二“全真道在山东的文化遗存”。这几部分很有难度，而他写得颇有深度。他还在实地考察时拍摄了许多全真道遗存的珍贵图片作为本书插图，为全书增色不少。白如祥博士撰写了第三章“王重阳在胶东传教的成功与全真道的兴起”、第七章“明清山东全真道概况”及附录四“全真道研究论著要目”。’他写得明晰流畅，平实而有创新。赵卫东博士撰写了第四章“全真七子在山东的修道与传教活动”、第六章“全真道由山东走向全国”和附录一“王重阳与全真七子修道与传教活动大事记”。他写作的数量最大，内容最多，在史实和文献的考辨上相当用心。我非常感谢这几位年轻学者对课题的关心与投入。他们在研究和写作中显示了扎实的学问功底和出色的专业才能，他们是全真道学术研究的后起之秀。我相信他们会继续开拓前进，作出更优异的成绩。我们还请烟台师范学院叶桂桐教授为本书提供了附录三“莱州神仙洞王氏道教家族调研报告”，这份调查显示了元明清全真道世俗化和家族化的趋势。我们课题组老中青相结合，一起设计调研提纲，一起到胶东七真故里作实地考察，一起讨论文稿的修改，直至最后定稿，在烟台、青岛、北京、济南召开过五次课题组工作会议，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论题上大家有明确的分工，但在内容上不可避免会有某种交叉重叠。不过，每一章的重心和评析并不相同，各自保持了特有的思路和风格，又能互相联结为整体，形成多样性的统一，这正是我们预期的自标。

本书的侧重点在全真道与齐鲁文化的关系，所以对于全真道在山东创立的早期历史论述较为详密，以弥补以往道教史研究之不足；而对于全真道发展成为全国规模以后的历史，论述则较为简略，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目前山东的全真道研究已经起步，山东大学成立了全真道研究中心，并在丘祖家乡栖霞设立了分部，越来越多的山东学者和各界人士对全真道的研究发生兴趣。本书的写作是为这项研究的充分开展做一些初步的探索性工作。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全真道历史文献和散落在民间的碑刻、遗文的全面收集、考辨和整理，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全真道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评价，还有许多问题要加以澄清；全真道自身的思想和它与佛、儒两家的交融，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研究；全真道教义教理的现代诠释与全真道的现代转型研究，尚有待于教内外有识之士认真着手进行。我希望省内外、教内外、海内外的志同道合者都来关心全真道的研究。大家携手合作，共同推动这项重大事业，以利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繁荣，提供思想营养，增添人文智慧。

大定九年(1169)九月，王重阳带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三名弟子，西至莱州，把刘处玄收归门下。刘处玄，东莱武官人(今莱州武官庄)。莱州位居齐地，自古即是仙真聚居之地，至今莱州南15里的云峰山上，仍有九仙之名题字，这都是莱州仙风浓郁的证据。北魏郑道昭在任光州刺史时，不仅在莱州云峰山、大基山留下诸多碑刻，而且还曾修道大基山中。《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刘处玄》言：“十有三月师乃生，是夜紫气二道，从太基山横贯其家。师自幼而孤，事母以孝闻。母亦有栖隐之志。太基在武官南二里许，山之阳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郑道昭成道之所，师尝盘桓其间。”大基山距离武官庄仅二里许，周围浓郁的道教气氛与齐鲁文化的，无形熏陶，造就了刘处玄独特的人格形态。刘处玄世居武官，其先祖九世孝友相继，宋太平兴国年间，因孝义朝廷旌其门问，免本郡诸役，乡人受惠颇多。其祖其父，皆有先祖之风，恤孤赈贫，孝义当先。刘处玄生于金熙宗皇统七年(1147)七月十二日，幼年丧父，与母相依为命。他上承祖风，事母至孝，憎恶荣华，清静自守，誓不婚娶，素有出尘之志，几次欲出家修道，都因老母阻隔而未能如愿。

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春，刘处玄在邻居家的墙壁上，发现两首颂，未留姓名，但墨迹尚新，末句有云：“武官养性真仙地，须作长生不死人。”刘处玄看后，大为称奇，知必是高人所为，自此出家修道之意更加坚决。同年九月，丘处机、谭处端、马钰随王重阳至莱州，刘处玄与其母一起去拜见王重阳，王重阳问他：“汝解壁间语否？”刘处玄方知邻家壁上两颂为王重阳所作，大为叹服，遂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感叹其为“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于黄尘。”于是，授刘处玄诗一首，诗云：“钓罢归来又见鳌，已知有分列仙曹。鸣榔相唤知子意，跃出洪波万丈高。”并赐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

对于刘处玄拜师王重阳时的年龄，史料记载有异。《甘水仙源录·长生真人刘宗师道行碑》与《金莲正宗记·长生刘真人》认为，刘处玄出家时，“方弱冠之明年也”。也就是说，他2l岁拜王重阳为师。然而，《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长生子》却认为，他拜师王重阳时，乃“弱冠之年也”，即20岁。《七真年谱》言：“祖师领丹阳、长真、长春西至莱州，化长生真人出家，训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时年二十三。”考察这三种说法，第一种与第二种说法靠不住，若刘处玄弱冠或弱冠明年出家，他应该比丘处机小，但丘处机为全真七子中年龄最小的，这已经成了定论。所以，这两种说法有误，今取《七真年谱》之说。

至此，丘处机、谭处端、马钰、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刘处玄，已先后拜在王重阳门下，号称“全真七子”，又称“北七真”。在全真七子中，孙不二年龄最大，比马钰大四岁，谭处端次之，而丘处机拜师最早，但年龄最小。因此，全真七子若依年龄大小来排列，则为孙不二(生于lll9年1月5日)、谭处端(生于1123年3月1日)、马钰(生于1123年5月20日)、郝大通(生于1140年1月3日)、王处一(生于1142年3月18日)、刘处玄(生于1147年7月12日)、丘处机(生于1148年1月19日)。丘、刘、谭、马、郝、孙、王虽然共称为全真七子，但七人在全真道中的地位与身份，尚有很大差异，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丘、刘、谭、马四大弟子与郝、孙、王的不同。比如《甘水仙源录·终南山神仙重阳王真人全真教祖碑》就明确把丘、刘、谭、马与郝、孙、王分成两个层次，把郝、孙、王称之为“四哲之亚”。从王重阳的诗词以及行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不仅丘、刘、谭、马跟随王重阳的时间较长，而且，大定九年(1169)十月，当王重阳离开山东沿海返陕西之时，只带丘、刘、谭、马四大弟子，而不带其他三人。这就充分说明了在其心目中，对四大弟子与郝、孙、王还是有亲疏之别的。即使是丘、刘、谭、马四大弟子，在王重阳心目中，地位也不完全相同。他曾有诗云：“一侄二子一山侗，连予五个一心雄。六明齐伴天边月，七爽俱邀海上风。真妙里头拈密妙，晴空上面蹑虚空。东西南北皆圆转，到此方知处处通。”又曰：“一弟一侄两个儿，连予五逸做修持。结为物外真亲眷，摆脱人间假合尸。周匝种成清净境，递相传授紫灵枝。山头进出灵华会，我趁蓬莱先礼师。”显然，在王重阳看来，马钰就像是他的弟弟，而谭处端则像他的侄子，刘处玄与丘处机为儿子。王重阳的这种分法，当然不是以年龄来分的，若按年龄，谭处端比马钰尚大两个月，应把谭处端排在前才对；也不是按入门先后来分的，而是以得道的浅深而言，在四大弟子中，马钰得道最早，在王重阳死前已得其真传，其把马钰视为弟，有让马钰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把其他三子培养成道的意思。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重阳子》言：“十月，达掖县，立平等会。”大定九年(1169)十月，丘、刘、谭、马四大弟子与王重阳在掖县建立平等会。至此为止，全真道在山东沿海的下层民众组织已经全部建立起来。这些下层民众组织常被称之为“三州五会”，“三州”指的是莱州、登州与宁海州，而五会分别为文登的“三教七宝会”、宁海的“三教金莲会”、福山的“三教三光会”、登州的“三教玉华会”、莱州的“三教平等会”。《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王矗》言：“在莱州立平等会，自是远近风动，与会者千余人。”莱州“三教平等会”建立之时，人会者就有千余人之多，以此类推，最保守的估计，三州五会的入会人员最少也要近万人。而王重阳自大定七年(1167)七月至宁海到大定九年(1169)十月离开山东沿海，他在登、莱、宁海三州活动的时间不到两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他不但收取全真七子作为全真道的核心与精英，而且还建立了五会，收徒众达万人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若把他在山东沿海弘教的效果与其在陕西弘教的效果相比，岂止天壤之别!同样还是全真道，同样还是王重阳，但效果如此悬殊，这不能不与两地的文化环境有关。素有神仙信仰传统的山东沿海，在几千年的文化融合中，形成了以齐鲁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氛围，而这对于主张“三教合一”的全真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助援。

三州五会建立之后，经过全真七子与王重阳的努力，全真道在山东沿海一带已经打下根基。为了实现“使四海教风为一家”的理想，王重阳开始把全真道推向全国。大定九年(1169)九月，王重阳带领丘、刘、谭、马四大弟子奔赴陕西传道。十月，王重阳师徒一行五人，离开山东，到达汴梁，寓于王氏旅邸中。第二年正月初四日，即大定十年(1170)正月初四，王重阳仙逝于王氏旅邸。其后，丘、刘、谭、马四大弟子扶王重阳灵柩归葬终南刘蒋村，为王重阳守丧三年。守丧期满，各言其志，分化各地。

             P180-P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