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一个贵族的民族，自从清朝入关统治了整个中华大地之后，就一直受到众人瞩目，其生活更是为平民百姓所好奇。本书就从旗人社会小说《儿女英雄传》入手，对旗人的家庭、生计、衣食住行、家庭礼仪、家庭用语、宗教思想、文化性格和族群意识，进行了细致研究。

总序(陈文新)／l

《儿女英雄传》导读／1

第一章 绪论／1

 第一节 《儿女英雄传》是部旗人社会小说／2

 第二节 有关《儿女英雄传》的研究／1l

 第三节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儿女英雄传》／25

第二章 汉军旗人家庭／35

 第一节 满族女性地位／35

 第二节 旗人家奴／47

第三章 旗人家庭生计／61

 第一节 安家生计来源／61

 第二节 安家生计的困境及对策／67

 第三节 安家庄园经济的特点／75

第四章 旗人的衣食住行／88

 第一节 满服／88

 第二节 满食／103

 第三节 满炕／108

 第四节 骑马／111

第五章 旗人家庭礼仪／118

 第一节 见面礼／l18

 第二节 尊老礼／125

 第三节 婚礼／128

 第四节 丧礼／139

第六章 旗人家庭用语／146

 第一节 满语名称／146

 第二节 满语借词／157

 第三节 满式语音及语法／166

 第四节 《儿女英雄传》所反映的满语文化蕴涵／172

第七章 旗人宗教思想／180

 第一节 崇信天命观／180

 第二节 相信“灵魂不灭”／189

第八章 旗人文化性格／206

 第一节 骁勇尚武／207

 第二节 质朴淳厚／216

 第三节 淡泊豁达／222

第九章 旗人族群意识／228

 第一节 汉军旗的族属／228

 第二节 族群意识的内涵／236

 第三节 族群意识的表现／242

结语／255

参考文献／264

后记／272

倒红毡、射三箭、迈鞍子、过火盆这一系列动作，是从新娘下轿到入洞房之间的仪节。《啸亭杂录》有如下记载：“五鼓，鼓乐娶妇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绝，谓之响房。新妇既至，新婿用弓矢对舆射之。新妇怀抱宝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时，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词焉。无内亲兄弟陪送，喜轿过房前，过火盆，倒红毡；跨马鞍；新妇抱瓶出轿。”

倒红毡，即把红毡铺于喜轿通向新房的地面上，因红毡从屋外往里铺，一块接一块铺，故有此称。喜轿到院门后，有一系列满俗，如新娘“进门迈鞍子、过火盆、迎喜神，避太岁”。娶亲轿子进门，P133

新娘何玉凤由娶亲、送亲女眷分别从两侧搀扶，顺铺好的红毡人院。大门口放一只炭火盆，新娘跨盆入院。又是一阵响房，新人叩拜之前，先要射三箭。对此书中有极生动的描写：“只听得一声弓弦响，哧的就是一箭，从轿子左边儿射过去；接着便是第二箭，又从轿子右边儿射击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又是第三箭，却正正的射在轿框上，噔的一声，把枝箭碰回去了。”(第二十七回)接着新人行一跪三叩礼，上祠堂拜祖先，行两跪六叩礼。

女家准备苹果两枚，一枚由新妇抱持，一枚放置轿底，取其平安之意。何玉凤左手攥着一个小金如意，右手攥着一个小银锭儿，嘴里咬了一口苹果，如意是满人的吉物，取吉利之意；苹果取汉字谐音“平安”。新娘人洞房前，门槛上放马鞍一只，从上跨过称“平安入门”。进洞房后揭盖头，书中描写玉凤“姑娘在盖头里低着头看着地下，只见眼前来了一双靴子脚，又见张姑娘一手拈起个盖头角儿，一手把着新郎的手，用一根红纸裹的新秤杆儿，把那块盖头用新秤杆儿往上只一挑，挑下来，姑娘好眼亮啊!”(第二十八回)然后新人双双叩见父母翁姑，抱瓶照镜入洞房。P134

一套丛书，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其起点往往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也是如此。与一般情况稍有不同的是：希望看到这样一套丛书的民俗学 斗钟敬文先生，驾鹤西去，未能亲自指导编撰工作和目睹这套丛书问世。

1985年10月，《文史知识》刊发了钟敬文先生的“答《文史知只》编辑部同志访问的谈话记录”，题为《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他火“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和“研究古典文学如何借鉴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三个方面阐释了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其结论是：“民俗学和古典文学研究都属于人文科学，两者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的。人类社会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两种学科之间是可以乃至应该相互沟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丰富古典文学的研究手段、研究角度无疑会有裨益。”其高屋建瓴的概括确立了编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的指导思想。

民俗学的关注领域，主要在三个方面：“(1)风俗方面(如衣服、食物、建筑、婚嫁、丧葬、时令的礼节……)；(2)宗教方面(如神道、庙宇、巫祝、星相、香会、赛会……)；(3)文艺方面(如戏剧、歌曲、歌谣、谜语、故事、谚语、谐语……)。”(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l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2)两方面与古典文学的联系，可从“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这一角度来加以把握，如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吴均《续齐谐记》的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周去非《岭外代答》的斗鸡，离开了对这些民俗现象的了解，我们对古典名著的解读就会留下空白或死角。第(3)方面与古典文学的联系，可从“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这一角度来加以把握。在中国文学史上，民间文学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诸如《诗经》中的《国风》、汉魏时期的乐府民歌、由后人补述的上古神话与传说、宋元明清的讲唱文学、明清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众所周知的例证；中国文学的若干体裁，也多是从民间文学衍生发展而来的，例如楚辞，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追溯其谱系时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朱熹也认为《九歌》的前身是民间祭歌。这样一些事实表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我们的责任是：不仅承认这种关系，而且深入地考察这种关系，以开创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崭新局面。

“五四”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关注文艺民俗学的学者。鲁迅是其中较早而卓有建树的一位。1927年9月，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系统梳理“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在现代学术史上开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先河。闻一多在用民俗学观点阐释中国古代神话方面用力尤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先后作《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解决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至于数以十计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白话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其中涉及《国风》、楚辞、汉魏乐府、宋元明清讲唱文学、明清章回小说的部分亦占相当比重。若干专题性的研究著作更蔚为大观。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文艺民俗学研究已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其缺憾仍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我们对“一般古典文学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考察甚少。文艺民俗学研究，如日本民俗学家井之口章次在《民证学的位置》一文中所说，主要包括三个方向：“第一方向，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为此要借助于民俗学。第二个方向，要了解文学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因为在现实上，文学素材往往就是民间传承。第三个方向，再进一步，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也可称之为文献民俗学的方向。”(转引自陈勤建：《民俗学研究评述》，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163页)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等属于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即文学源流研究，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名著从民间传承到文人写定的种种细致考察属于这一方向；比较而言，第三个方向较为薄弱，在文献民俗学即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方面，我们还不够自觉，远远谈不上系统研究。第二，古典文学的研究很少自觉借鉴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并因此出现了若干阐释偏差。比如，我们对唐代元稹《莺莺传》的误读即因忽视习惯法(不成文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造成。在许多读者看来，张生是一个“文过饰非”的负心郎。其实，张生与崔莺莺分手，乃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宋赵令畴《侯鲭录》卷五说：“(张与)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己哉!如崔己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者耶?”在他看来，崔、张始终是一对有情人，惟其如此，他们“终至相失”的缮局才是悲剧性的。那么，是什么社会压力迫使崔、张分离的呢?简单地说，即习惯法。按照习惯法，一个私奔的女子是没有资格成为妻子的。我们注意到，莺莺在私下与张生结合后，她清醒地意识到，她不能指望张生把她当做正式的妻子来对待；她一再对张生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也。愚不敢恨。”“既见君子，而不能(以礼)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中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这说明，习惯法是严厉禁止私奔的。白居易新乐府《井底引银瓶》即以“止淫奔”为宗旨。诗用了一位具有莺莺类似遭遇的女子的口吻述说往事、吐露悲怨：“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这位女子终于未能成为正式的妻子，而莺莺更主动断绝了与张生的联系。她们不可能越过习惯法的障碍。我们过去一味地指责张生，熟视无睹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张生虽然不得已抛弃了莺莺，但他依然深深地爱她。对《莺莺传》的误读提示我们：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的编撰，即旨在从上述两个较为薄弱的方面推进文艺民俗学研究。其一，丛书致力于揭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如《三国演义》的关羽崇拜、《水浒传》的江湖习尚、《西游记》的民间信仰世界、《金瓶梅》的市井民俗、《聊斋志异》的狐鬼故事、《红楼梦》的人生礼仪，等等。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作为民俗资料，力求准确、系统地钩稽出相关内容，并适当引用其他文献和田野调查材料作为参证。其二，丛书致力于借鉴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有必要了解民间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有必要了解民俗现象的基本特征，也有必要借助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甚多，难以一一列举。就其荦荦大端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注重田野调查，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二是注重类型的、比较的研究，注重把握民俗现象的类型化特征，以免因强调个性化和典型化而误解了俗文学的内涵。三是注重地域性的研究，由考察某一地区的文化传统与民情风俗入手，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力求臻于“同情之了解”的境地。一般读者在面对《国风》、乐府、宋元讲唱文学和明清章回小说时，常常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三国演义》何以只在描写诸葛亮时热心于运用悬念手法?《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何以大都怪模怪样?喜欢闹恶作剧的悟空和常冒傻气的八戒何以成为《西游记》的中心人物?武松在《金瓶梅》中何以显得并不威风?诸如此类的问题，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常有一种迎刃而解的效果。借鉴民俗学对古典文学研究大有好处。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的编撰，具体到每一部书，不求面面俱到地阐释各名著所反映的全部民俗现象，而以突出重点为基本原则。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相互重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足够的篇幅来阐释各名著的核心内容。以《水浒传》为例，从题材看，这部小说至少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其一，《水浒传》的题材不是单一的，而是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著录水浒故事，在“小说”总名目下，《青面兽》归于朴刀类，《石头孙立》归于公案类，《花和尚》、《武行者》归于杆棒类。用较为通行的术语来表示，《石头孙立》属于公案故事，《花和尚》、《武行者》属于豪侠故事，《青面兽》属于绿林好汉故事，由此已可见出水浒故事的丰富性；而现存的《水浒传》百回本中的征辽、征方腊故事等，则属于“说铁骑儿”，以战阵描写为主。其题材多元的情形确非一般小说可比。其二，《水浒传》的题材一方面是丰富的，另一方面又有其占主导地位的题材，即豪侠故事。从豪侠特殊的人文立场和《水浒传》对某种情调的偏爱出发，豪侠们被写成一群具有特殊性格的人：与关心事业和家庭的常人不同，他们对这二者看得很淡，甚至可以说不在眼下。以鲁智深为例，当他出于正义感拳打镇关西时，假如换了一个同样有正义感但不是豪侠的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毫无疑问，利用身为提辖的权力，要解救金氏父女，只需按照正常的法制程序办事便可达到目的，何至于亲自动手以至弄丢了职务、成为亡命之徒呢?但鲁智深身为豪侠，只有亲自动手才能显出豪侠的风采，至于会不会弄丢官职，那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之内，豪侠本来就不看重主流社会的事业，官职对于他是无关紧要的。与此相辅相成，家庭也不是豪侠关心的对象。《水浒传》中的好汉，一部分是从来没有结过婚，如武松、鲁智深、李逵、石秀、杨志，一部分是结了婚而并不当回事，如卢俊义、宋江(阎婆惜实际上只能算宋江的外宅)。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家庭生活与豪侠是格格不入的，而女性的介入更可能造成对豪侠精力和气质的损害，所以，《水浒传》一再强调它的最出色的好汉“一意打熬气力，不亲女色”。考虑到《水浒传》在题材上的这两个特点，我们讨论《水浒传》，以江湖豪侠的生活为主，以绿林好汉的生活为辅，集中探讨与之相关的民俗现象，而对其他方面则一概从略。对其他名著，如丛书第一辑中的《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红楼梦》，也采取同样的处理原则。

民俗文化涉及到民俗事象的所有承担者，涉及到民族文化生活中的所有人，它是所有民众的文化。与民俗文化的这一特征相适应，我们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也一方面注重学术性，注重历史感，注重内涵的深刻与丰富，一方面注重可读性，注重现实感，注重活泼平易的民族气派，目的是贴近民众，进入民众的生活，并在中华文化的建设中发挥实际作用。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钟敬文先生在天之灵的认可。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读者诸君的认可。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从事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各位专家的认可。

在丛书编撰过程中，我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各位先生以不同方式表示关心和支持，令人感佩。这些先生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萧▇父教授、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中心副主任郭齐勇教授、陈锋教授、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华副教授和副主任曾繁宏女士，谨在此一并致谢!

陈文新

2003年2月8目于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从选题、立论到资料的选择，都得到导师赵展教授的悉心指导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弥松颐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滕绍箴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白振声教授、邢莉教授慷慨惠赐的宝贵意见。此外，还得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李春兰编审对此稿成书的支持和帮助。值此出版之际，一并深表谢忱。

在本书被列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出版选题后，我对原稿文字作了适当修改，为适应丛书体例，并将原稿题目改成《八旗风情——(儿女英雄传)与民俗文化》。

《儿女英雄传》问世百余年来，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有关的研究文著寥寥无几，范围也仅涉及作品著者、版本考订、思想性、语言艺术等等，极少有人关注到其中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面对《儿女英雄传》这样一部反映了清后期满汉文化的交融的小说，我研究的视野定位在由“文学”返回“历史现象”上，旨在以《儿女英雄传》为文本，尝试以书中的汉军旗人安家为例，结合其他史料，从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研究清代后期旗人的生活、思想和心理状态，并对其中所蕴含的满族民俗进行阐释。

本书分九章，从汉军旗人家庭、八旗生计、衣食住行、日常礼俗、家庭用语、宗教信仰、文化性格及族群意识等方面解析清代嘉庆、道光时期京旗官宦家庭中所蕴含的满文化。在第一章中提出《儿女英雄传》具有其他中国古典小说所不具有的民族特质；第二章从制度文化层面上，阐述满文化在旗人家庭中的表现；第三至四章从物质文化层面上，揭示《儿女英雄传》所表现出的满文化形态；第五至九章从精神文化层面上，研究《儿女英雄传》中的满文化遗存；最后，在结语中全面地概述清代嘉道时期的满文化特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京旗家庭中汉文化对满文化的影响方面较少涉及，这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实际上，在满文化的发展中，满族的“汉化”是历史的主流。满文化的变迁，一方面，是满文化吸收汉文化成分而得；另一方面，是满文化因子与汉文化因子重叠对满民族文化的强化。只不过现存的满文化研究在对满族的“汉化”这方面探讨相对多一些，而对汉族的“满化”或者说汉文化吸收满文化的方面所涉及的内容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所以我更为关注后一个问题。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遗漏与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李 婷

甲中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