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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李贺诗/唐诗名家诵读
分类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作者 (唐)李贺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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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李贺,字长吉,以“诗鬼”著称,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而又颇多争议的诗人。贺诗以其奇峭、冷峻、深秀、含隐,异军突起,辉映诗坛。本书选录了一百零八首贺诗,约占全诗百分之四十五,所选诗主要以作品的传诵度为主要依据,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注释力求通畅、简洁,解读参取各家,运以己意,让你从字里行间了解他的个性和艺术风格。

内容推荐

李贺诗多精品,本书选录了一百零八首,约占全诗百分之四十五,比例较大。本书选诗主要以作品的传诵度为主要依据,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注释力求通畅、简洁,凡诗中用典,尽皆点出。各首“解读”,不拘一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举凡诗艺精彩之处,不论遣词、造语,布局、谋篇,则多拈出以说明。

目录

前言

帝子歌

汉唐姬饮酒歌

雁门太守行

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选三)

出城

咏怀二首

南园十三首(选五)

浩歌

开愁歌花下作

昌谷读书示巴童

巴童答

铜驼悲

高轩过

洛妹真珠

塘上行

古悠悠行

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

拂舞歌辞

老夫采玉歌

过华清官

昆仑使者

仙人

李凭箜篌引

送沈亚之歌并序

宫娃歌

上云乐

杨生青花紫石砚歌

听颖师弹琴歌

难忘曲

屏风曲

贾公闾贵婿曲

冯小怜

谣俗

酬答二首

崇义里滞雨

官街鼓

京城

绿水词

蝴蝶舞

房中思

夜坐吟

染丝上春机

休洗红

美人梳头歌

有所思

致酒行至日长安里中作

苦篁调啸引

赠陈商

题归梦

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出城寄权璩、杨敬之

示弟

昌谷北园新笋四首

题赵生壁

后园凿井歌

野歌

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

追和何谢铜雀妓

三月过行宫

王浚墓下作

感春

大堤曲

走马引

巫山高

钓鱼诗

罗浮山人与葛篇

江南弄

苏小小墓

莫种树

将发

高平县东私路

将进酒

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平城下

摩多楼子

龙夜吟

黄家洞

客游

梦天

秋来

马诗二十三首(选七)

感讽五首(选四)

感讽六首(选四)

试读章节

雁门太守行1

黑云压城城欲摧2,甲光向日金鳞开3。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4。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5,提携玉龙为君死6。

【注释】

1《雁门太守行》:乐府相和歌辞。雁门,雁门县,今山西代县,县西北有雁门关。行,乐曲;古诗之一种体式。宋赵德操《北窗炙鞣》:“凡歌始发声谓之引”,“既引矣,其声稍放焉,故谓之行。行者,其声行也。”

2“黑云”句:言城头黑云密布,似欲将城墙摧毁。摧,坠毁。

3“甲光”句:言将士之铠甲在云日之下闪亮。金鳞,指铠甲,亦称铁衣。古时铠甲于胸背、肩股等易为刀矛所伤处,多用金属片缀成,状似鱼鳞,故云“金鳞”。开,明亮,闪耀。

4塞上:边地,泛指长城内外。燕脂,一种紫红色颜料。雀豹《古今注》:“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此处似言长城紫土与将士之洒血相凝。

5黄金台:相传为战国燕昭王所筑,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贤士,亦称金台、招贤台,后以为君主礼贤之恿。见任肪《述异记》卷下。

6玉龙:喻宝剑。王琦《汇解》:“玉龙,剑也。”

【解读】

此拟梁简文帝同题乐府,祖其意,言边城征战之苦。诗作于元和二年(807)秋,时贺年一十有八。张固《幽闲鼓吹》载:“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按,韩愈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在元和二年秋,贺故里福昌,与东都近,谒韩。方崧卿《韩集举正·讳辨》注云:“公分司东都日,始识贺。”可以参证。

上半言黑云压城,既是即景,亦以喻强敌压境,兵临城下,而将士身着铠甲,自晨兴迎战,直至夜晚;角声满天,血洒塞土。荆公云:“方黑云压城时,岂有向日之甲光也。”(杨慎《升庵诗话》)按,荆公误。“甲光向日”,正晨兴云边日出之象。《汉书·天文志》:“日出时有黑云,状如焱风乱鬈。”下半言夜深霜重,鼓声沉寂,暗示将士已大半战死;末云为感朝廷千金之意,愿手执利剑,为国捐躯。此亦唐之《国殇》也。

“黑云压城城欲摧”,唐诗名句。其境象为后人引作黑恶势力及时局危殆之比喻甚夥。清李柏有《卓烈妇》诗,写清兵乙酉(1645)扬州屠城之惨剧,曾全句袭用。诗云:“黑云压城城欲摧,北风吹折琼花飞。扬州乙酉遭屠戮,卓氏贞魂至今哭。”至近代则尤多。韩支公送客后倦极,“解带”休憩,读此句急又“援带,命邀之”,不愧善识才隽,奖掖后讲也。

P10-11

序言

李贺(790-816),字长吉,原籍陇西,生于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县三乡)。长吉宗室后裔,唐郑王李亮之后。父李晋肃,大历问曾任“边上从事”,后迁陕县县令,约贞元末逝世。李贺为唐代杰出诗人,时当元白乐府平易浅俗之诗风行诗坛,贺诗以其奇峭、冷峻、深秀、含隐,异军突起,辉映诗坛。韩愈高度评价之,并劝其举进士,然长吉诗名却为自身带来不幸。元和三年(808)秋,长吉就河南府试获隽,“争名者”即以进士之“进”,与其父晋肃之“晋”音同犯讳,诋毁之。元和四年(809)春,张弘靖知贡举,“不察”,且“和而唱之”,竟剥夺李贺参加礼部考试的资格。从此诗人蜗居昌谷,抑郁忧愤,虽曾奉礼太常(804-807),并一度至潞州依友人张彻(814-816),但总计不足五年。长吉壮怀不伸,兼之家境贫寒,体弱多病,妻子早逝,未有子嗣,遂赍志而殁,身后惟留诗二百馀首,时年二十有七,岁在宪宗元和十一年冬。

《旧唐书·李贺传》:“(贺)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祟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新唐书》本传亦云:“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其诗“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太平广记》卷四十九)。是可见李贺诗在当世影响之巨大。然入宋以后似多言贺诗“无理”、“少理”,“多昧于理”,“无补于用”;或言其诗随意“凑合”,“虽有佳句,而气多不贯”,“有句无篇”。

长吉处贞元、元和间,当时藩镇跋扈,外族侵扰;宦官专权,朝廷昏暗;吏治腐败,百姓疾苦而民生凋弊,“贺于此不胜当代之悲,长吁远悼”,而“泄其不忍言不堪言之意”,故其诗多比兴而含隐重旨。世之学人或有深解之偏,傅会之处,而诗人之解则多浮泛,见其“奇诡”则断其理不胜辞,无补世用;摘二三佳句,不昧篇中内蕴,乃责其随意“凑合”,“有句无篇”,实未深知李贺也。

按“无理”、“少理”之说,盖源自对杜牧《李长吉歌诗叙》之误解。小杜《叙》有云:“(贺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又云:“世皆日: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原牧之之意,实言贺诗比于屈赋,理虽未及,而言辞或有过楚骚之处。且“少(稍)加以理”,并非“无理”、“少理”之谓。《叙》中又云:“《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是小杜实以贺诗与《骚》之“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激发人意”相提并论矣。乃北宋孙光宪首倡贺诗“无理”之说。其《北梦琐言》卷七云:“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或于奇章公集中,见杜紫薇牧有言长吉‘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按原引如此),是知通论合符,不相远也。”孙氏不惟错解杜牧《叙》意,且杜撰“无理”之说。至张戒,则直谓“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至陆游则言贺诗“无补于用”。以今日时行之言说,则孙、张、陆之言长吉诗,虽辞采或有过人之处,而内容空泛怪诞,言不及理,未能“讽上化下”、反映当时之社会现实云。

长吉诗“辞理兼胜”,清人陈本礼已见及此。其《协律钩玄序》云贺诗“冥心千古,夙慧天生,凿险追幽。语多独造,往往未经人道,以自写其磊落郁积不平之气”。此言贺诗之“辞”。又日贺诗“感切当时,目击心伤,不敢暴扬国政,总托于寻常咏物写景,不使人易窥其意旨之所在。不善读者,遂谓贺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更有谓贺当稍加以理者。嗟乎!以此意读贺,使长爪生有知,宁不哑然地下乎”?此言贺诗之“理”也。长吉诗之“辞”,千百年来,殆无间然。所谓“辞”,当指贺诗总体之艺术形式,非只诗之语辞。此暂按下。关于“理”,即所谓反映现实之深度与广度,窃以为较之白傅亦未必逊色。有反映官吏催科,农民破产之诗,如《感讽五首》其一,言吴蚕蠕蠕,桑芽尚小,官吏春催“夏税”,怒喝狞色之后,“县官踏飧去,簿吏复登堂”。有反映节使克扣军饷,戍边战士苦于饥寒之诗,如《平城下》之为戍卒鸣悲抒怨。有嘲宦竖将兵,驱赶老弱,谎报请功之种种丑态,批判朝廷军制废弛,任用宦者为将,似同儿戏,锋芒直指宪宗及宦官头子,如《感讽六首》其三。有刺最高统治者之求仙佞道,妄求长生不死,如《仙人》、《昆仑使者》、《拂舞歌辞》、《古悠悠行》等,《官街鼓》且言“几回天上葬神仙”,“柏陵飞燕埋香骨”。此外,抒宫人怨旷之悲,则有《宫娃歌》、《谣俗》、《三月过行宫》等;刺宫禁及贵家之淫乐,则有《上云乐》、《难忘曲》、《贾公间贵婿曲》、电惑讽六首》其四、《夜饮朝眠曲》、《秦宫诗》、《嘲少年》、《酬答二首》等。李贺一生极其短促,晚年至潞州依友人张彻,仍不忘关注现实,关注国家大事。有两首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史载元和九年(814)六月三日,盗刺宰相武元衡,明年案破,知刺客为藩镇所使。李贺作《走马引》,借乐府古题刺剑客之为人所用,实刺藩镇,能持剑杀人而不能为身家计。元和十一年(816)八月,“黄洞蛮”起事抗击官军,时李贺在潞州当已卧病。闻黄家洞被容、管两道裴行立、阳曼率兵屠杀,死者十之七、八,即作《黄家洞》诗,详叙西原蛮族举兵抗击唐军并取胜情况,诗末指摘唐兵败亡却屠杀容州平民以邀功。是诗人至疾病缠身仍不忘家国大事。至于宪宗贬逐“二王八司马”事,贺诗亦多有反映,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对此多所发明,可以参阅,此不赘述。如此关注、反映当世时事,何可言其诗“无理”、“少理”、“无补世用”!白居易以其通俗浅切之新乐府,被目为“广大教化主”;前此称其为“伟大之现实主义诗人”,今仍视其为“杜甫写时事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李贺诗同白傅一样反映当世时事,只因诗风凄艳诡激,含蓄隐秀,尽反通俗平易,浅切直露,“不善读者”(上引清人陈本礼语)如陆时雍,乃诬贺为“妖怪”,“不入于大道”。其《诗镜总论》云:“妖怪惑人,藏其本相,异声异色,极伎俩以为之,照入法眼,自立破耳。然则李贺其妖乎?非妖何以惑人!故鬼之有才者能妖,物之有灵者能妖。贺有异才,而不入于大道,惜乎其所之之迷也。”前此或称其“唯美主义”,“诗歌内容空虚而无聊”,今仍言其诗“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甚至以为长吉有“三个不满:一对职事的辛劳劳累不满;二对职位卑微不满;三对受人驱使不满。从不满个人境遇,逐渐发展到不满社会现实”。又云:长吉“无不围绕着追求功名利禄,贪图富贵享乐这样的思想核心。这是他喜怒哀乐种种起落不定感情的生发点,也是支配他进退取舍的神经中枢”。”如此违背历史主义,令人不能信服!是以贺诗“无理”说实乃不得不辨也。

然究其实,文学作品之是否有“理”,是否反映现实,或反映现实之深度、广度如何,不应作为评价作品之标志,更非唯一之标志,抒情文学如诗词,更是如此。严羽《沧浪黼·诗辨》云:“夫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明李维桢《李贺诗解序》亦云:“诗有别才,不必尽出于理。请就《骚》论,朱子以屈原行过中庸,辞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不可为训。”则朱文公亦以为屈赋“无理”、“少理”。此之所谓“理”,实是儒家传统诗论所倡之“恋阙爱君”,“一饭不忘’;“讽上化下”,“忧国忧民”。以此衡鉴贺诗,若前者,其“理”或有未足;若指“讽上”、“忧民”,则贺诗之“理”已如上所述。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成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等诗有何“理”在?有多少“讽上化下”、“忧国忧民”?其反映现实又有多少深度广度?然不失为千古佳构。研究文学,评价文学作品自当“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当然,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读者的美感而实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如果以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此就不难理解了”。因此,评价李贺诗,亦应以其诗之是否有艺术感染力,其反映现实是如何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读者的美感,引起读者情感共鸣之内涵、特点及其审美价值来作为衡量的标志。

然则李贺是如何“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读者的美感”的呢?按诗之言“理”,有显露诗中,有理在诗外。长吉诗比兴含隐,理寄诗外,言在此而意在彼。即以本册所选言神仙之诗,便可悟及于此。其《仙人》、《官街鼓》、《昆仑使者》、《古悠悠行》、《拂舞歌辞》等借神仙事,而讽佞道求仙、希企长生之妄,此非“理”乎!古之学者已见及贺诗之“理在言外”。刘辰翁《须溪集·评李长吉歌诗》云:“千古长吉,余甫知之耳,诗之难读如此,而作者尝呕心,何也?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若眼前语,众人意,则不待长吉能之,此长吉所以自成一家欤!”按长吉诗之是否及《骚》,此当别论。然刘氏以为贺诗“理”在言外,则独具只眼。纪昀亦曾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所谓诗有别趣,非关于理者,以品贺诗,最得其似。”清人张佩纶则说得更加透彻,于长吉诗之如何言“理”评日:“董伯音亦云:‘长吉诗深在情,不在辞;奇在空,不在色。’至谓其理不及。则又非矣。诗者缘情之所,非谈理之书。显而言理则有《礼》,幽而言理则有《易》,不必依于理而不能自已,于情之所之则为诗。如以理为诗,直名为《易》与《礼》,不得名为诗……若《宫体谣》、《黄家洞》、《猛虎行》、《吕将军》、《瑶华乐》、《假龙吟》、《龙夜吟》数十篇,皆隐约讽谕,指切当世,恨读者之不深,殊不能知之矣。”张氏所云直指“情”字,正是强调诗歌之审美特征及艺术感染力,而不必似《礼》、似《易》之言“理”。绝妙比照!

明马炳然《锦囊集跋》云:“韩文公评李长吉诗,委曲纤悉,将谓当时人无出其右。比读《雁门太守行》数篇,亦未全觉其所。近得抄本全集,尽读之,始知韩之意盖取篇中之句,非为全篇云尔。”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十六则云:“贺未尝先立题而为诗,每旦出,骑款段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有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盖出于凑合,而非出于自得也。故其诗虽有佳句,而气多不贯。其七言难者,读之十不得四五,易者十不得七八。”按马氏云昌黎仅赏长吉句奇而非全篇,所言无据。而许氏则不解义山《长吉小传》之所言,误以“研墨叠纸足成之”为“凑合”,亦“想当然”耳。贺之骑驴觅诗,与多数诗人同为艺术构思过程的一种方式;佳句未得,宿构未成,心有所系,故骑驴觅句。此体味自然,移情于景,心物交契,灵心顿悟之举,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唐诗人李、杜、贾岛等皆有骑驴之事,不独李贺。《古今诗话》载:有人问郑綮近为新诗否?答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可见骑驴觅旬,亦唐人惯常,而许氏解为“凑合”,莫奈于古人为欺也!

作诗填词,或先立题,或先得句;或成篇而后润饰之,或得一句一联,而后延展补苴而后足成之,盖随作者之灵心属笔,惯常习用之法。然不管何种家数,“足成”之前,自有心中之意,胸中之情,眼中之景,境中之象,而后境完、神足、句佳、篇就。长吉诗二百三十馀篇,尽可证,未见不以意连而“凑合”之诗。至于“未尝先立题”,亦古人作诗之习见。子日《诗三百》,岂各有专题?即便《古诗十九》,亦未与分眉。遑论建安乐府,摘取篇中首句,何尝先有立题!长吉作诗,自有长吉之法,或先立题,或先得句,毋以“凑合”责之焉。沈德潜《说诗啐语》云:“汉魏诗只是一气转旋,晋以下始有佳句可摘。”长吉诗佳句连篇,当亦有先得句而后足成,然后命题之诗。其实唐以后律绝(词曲同),诗人每先得其中一联,甚或一句,然后延展连贯,补苴成篇。贾岛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然后成《题李款幽居》,温岐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后有《商山早行》,此为人所共知。奈何以“凑合”而责长吉?

许氏自言贺诗“其七言难者,读之十不得四五,易者十不得七八”,此未得读贺诗之法而责以“虽有佳句,而气多不贯”,亦无待辨矣。乃今学者仍秉持旧说而发挥之,言贺诗:“往往有句无章,从局部看不乏佳词丽句,形象往往也很生动,但从整体看,瑕瑜互见,妍蚩杂陈,重复颠倒、互不连缀的现象处处可见……这种有句无章的作品,自然不能算是好的。李贺集子里这类作品并不少见。”诚然,长吉诗非全是精品,个别或少数结构未臻完善,容或有之,然以为多数如此,则非事实,此又不能不辨也。

长吉处元和间,新题、旧题乐府平易浅俗,风靡诗坛,贺“绝去翰墨畦径”,“呕心不经人道语”,“不屑一作常语”。其诗“骨劲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浑,有气格,奇不入诞,丽不入纤”。然何为初读贺诗“固喜其才,亦厌其涩”?窃以为长吉诗异于他家者有四端:其一,用字用词多以生语替代习熟之辞;其二,多以冷僻奇诡之意象入诗,此二端常令读者思虑之所不及。其三,诗句之间或离合跌宕,或翻转跳跃,脉络婉曲而不平直;其四,立意谋篇多比兴暗示,故诗义常重旨复意。因此,若以读他人诗之惯常读法,则初读自有“涩”、“隔”之感。这里限于体例、篇幅的要求,仅就生语替代熟词,略一说之,庶几为初读贺诗者借鉴焉。

清人叶矫然引《笔精》日:“李长吉诗本奇峭,而用字多替换字面。”所谓“替换字面”,窃意以为即以生语而掉换习熟之辞;读者习惯熟辞,而一变为生语,初读常不知所云,或不知所出,如此则“生涩”生矣。选者通检长吉歌诗,撮其要者,约略得二百馀例。兹略举数例以见其概,如天子称“紫皇”,王孙言“宗孙”,道士号“青霓”,书生名“书客”;妃嫔日“青琴”,宫女言“长媚”,姬人作“黄娥”,湘妃称“江娥”;白发日“惊霜”,黑眉日“新绿”,草芽日“短丝”,绿草日“绿尘”;桂树日“古香”,桂花日“秋香”,松子日“新香”,落花日“枯香”;等等。其熟语使新,俯拾即是;以生代熟,诗家少有。此陈言之务去,如陈本礼所云“语多独造,往往未经人道”。且如白日、月亮、宝剑、良马等诗中多次出现,贺之生语新词则又不止一种称代。言“日”,则“白景”、“飞光”,“红镜”、“笼晃”。言“月”,则“月轮”、“金镜”、“白晓”、“碧华”、“寒蟾”、“老兔”;而“玉钩”则称缺月,“寒玉”则谓江月,至水中之月则言“淡娥”,等等。其他如“白屋”、“白盖”代茅屋;“土花”、“紫钱”称苔藓,皆匠心独运,绝不重复。

李贺诗以生语代熟词,以新辞换陈言,使旧面化新,力求有变,《旧唐书》本传所谓“辞尚奇诡”,“绝去翰墨畦径”也。然于习惯熟词、陈言之读者,思维定势已成惰性,初读之未能适然,亦自情理中事。然未可始一捧读,仅解十之四五如许学夷,即言长吉诗“气多不贯”,随意“凑合”,“有句无篇”。

然长吉用语亦非一味“弃熟就生”、“弃旧就新”,其浑厚不生奇之句亦尽多,不可一概而论。长吉诗之风格有此两面,前人亦已见及于此。清人方以智《通雅》卷三云:“长吉好以险字作势,然如‘汉武秦皇听不得’,‘直是荆轲一片心,,原自浑老。老杜之‘冯夷击鼓群龙趋,黑人太阴雷雨垂,,何尝不作奇语吓人!”方氏所云的是,惟贺之奇峭语于他人为多。以下略摘贺七言之“浑成”语数例,以见其多有平易隽秀,非皆奇诡也。如:“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桃花满陌千里红”,“花城柳暗愁杀人”,“寒鬓斜钗玉燕光”,“嫁与春风不用媒”,“吟诗一夜东风白”,“老去溪头作钓翁”,“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无情有恨何人见”,“人间酒暖春茫茫”,“花枝入帘白日长”,等等。是长吉诗在凄艳沉郁,生奇诡激之主体风格外,亦存浑成平易如行云流水之作。

沈子明《书》称长吉诗手自删订,“离为四编,二百三十三首”。清王琦《汇解李长吉歌涛》卷一至卷四计二百一十九首,少一十四首;而“外集”二十二首,合计则又多出八首。其中当有伪托赝杂其间,然绝大部分当为长吉诗无可疑者;本册所选即据王琦本。李贺诗多精品,本书选录了一百零八首,约占全诗百分之四十五,比例较大。本书选诗主要以作品的传诵度为主要依据,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

注释力求通畅、简洁,凡诗中用典,尽皆点出。各首“解读”,不拘一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举凡诗艺精彩之处,不论遣词、造语,布局、谋篇,则多拈出以说明。

本书以征典为“注释”,达意为“解读”,此亦古人“征典为注,达意为笺”之通义也。

钱仲联先生《李贺年谱会笺》、刘衍先生《李贺诗校笺证券》,多发前人之所未道。本书编年酌参二著而折衷之:部分注释亦得二位先生论著之启发,特向二位先生深表谢忱。最后,要感谢责任编辑宋红女史,对本书行文及误注之处多所是正纠谬。

黄世中

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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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31 17:27:22